试论先秦时期郑州的商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郑州论文,试论论文,时期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原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凭借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史前和有史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领先地位。郑州及其所辖的登封、新郑、中牟、荥阳、新密、巩义六个县市，正位于中原地区的腹心地带，郑州地区的古代文化在中国古文化中放射着灿烂的光辉，而这灿烂光辉中的一束——郑州先秦时期的商业文化，也同样璀璨夺目。
先秦时期郑州的商业文化大约可分为发轫、兴起、初度繁荣、再度繁荣、高峰五个时期，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发轫
商业活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得不群居，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得以生存，采集和渔猎所得仅够果腹，没有剩余的东西可以和别人交换，因此还没有商业活动。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磨制石器、陶器的发明、原始农业的发生，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除了维持自身的生存所需外，生产物还有所剩余，可以用来互通有无，商业活动也于此时萌芽了。1977年在新郑裴李岗村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裴李岗遗址，后又相继在登封、新密、新郑、巩义等地发现了数十处裴李岗文化类型的遗址，从而揭示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内涵。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铲、石斧、石镰、石锄、石磨盘、石磨棒，陶鼎、陶罐、陶壶、陶钵、陶勺、陶纺轮，以及石矛、石球、石弹丸、骨镞、骨镖、骨锥、骨针、骨珠等，说明其原始农业已处于比较进步的锄耕农业阶段，渔猎和养畜是生产活动的必要补充，原始手工业已有制石、木作、制骨、制陶和纺织[①]。所有这些都为郑州地区商业活动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郑州的商业活动大约出现于这一时期。
二、兴起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相继完成，生产产品增加、产品种类增多，商业活动也逐步发展起来。
黄帝为“五帝”之首，华夏始祖。他曾致力于发展原始手工业。据《世本》、《易·系辞》、《拾遗记》、《淮南子》等文献记载，黄帝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利器用；共工主金，以造铜器；元妃嫘祖劝蚕，以丝为帛等等。又发明改进交通工具、修筑道路，命“共鼓、货狄作舟”、“轩辕变乘桴以造舟楫”，命“邑夷作车”。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还命“隶首作算数”而“设五量”，创制了度量衡。黄帝的这些作为，极大地促进了原始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通典·食货志》云：“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五则通财货……”，而《史记·平准书·正义》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说明原始的商品交易场所“市井”，大概出现于黄帝时代。黄帝为有熊国君，《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也。”《帝王世纪辑存》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路史·后纪五》注“（黄帝）有圣德，援国于有熊，郑也。”据此可知黄帝都有熊，其地望在新郑。黄帝之后，郑之祝融对原始集市的出现和形成也起过重要作用。《世本·作篇》云：“祝融作市”，而《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郑，祝融之虚也。”根据以上文献记载，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易市场首先出现并形成于郑州地区。
七十年代在郑州市东北郊，对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揭示了父系社会繁荣时期的村落面貌，发现了一批房基、窖穴、墓葬等遗迹和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一批成套的房基遗迹以及与其共存的生产生活用品的发现，证明了个体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存在[②]，而这些正是商品交换的前提。此外，登封告城镇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又向我们展示了父系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初期的文化内涵。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遗址，发现有城墙、城门、陶排水管道、房基、陶窑、墓葬、灰坑等遗存，设施相当完备[③]。生活在城里的人必需从市里获取生活必须品，因此有城必有市。而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郑州西山仰韶城的发现，又把郑州地区城市的出现提前到仰韶文化晚期，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西山仰韶城址位于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城址，发掘面积虽仅4700平方米，但已发现房基120余座，窖穴、灰坑160余座，灰沟20多条，墓葬200余座，出土大批陶、石、骨类文化遗物和兽骨、种籽等动植物遗骸[④]。考古学家许顺湛认为西山仰韶城为黄帝城。根据考古发现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最早的市出现在郑州，其时代为黄帝时代，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
三、初度繁荣
历史进入商代，商业贸易才真正繁荣起来。早在商朝立国之前，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驯养牛马用于远距离经商，《易·系辞》对此记载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一次王亥去河北有易部落经商时，有易部落夺走了王亥的牛车财货，杀死了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微为父报仇，起兵灭了有易氏，商人的势力由此扩展到易水流域。另据《管子·轻重甲》记载，成汤时期，商人用自己生产的“文绣纂组”换取夏人的大量粮食，“一纯得粟百钟”。这样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多，国力日渐强盛，终于灭了夏朝。商朝得益于商贸可谓多矣！
五十年代在郑州市区发现了商代早中期城址——郑州商城，有人认为是成汤所居的毫都，有人认为是仲丁所迁的隞都。经过大规模的发掘，为郑州市商代的商业文化找到了生动直观的佐证。
在商城周围发现了二处铸造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一处磨制骨器的作坊遗址和一处烧制陶器的作坊遗址。从遗址出土的遗物看，手工业部门内部已有进一步分工，如南关外青铜器作坊是以铸造青铜钁等生产工具为主的，而紫荆山北青铜器作坊则是以铸造刀和箭头为主的，铭工路西侧制陶作坊以烧制盆、甑等泥质陶器为主[⑤]。手工业分工如此之细，进一步说明了这些手工业都脱离了农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具有明显的商品生产性质，是专门用于出售和交换的，由这些商品生产遗址的发现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发达的商品交换。
郑州商城已经有了货币——贝币，在郑州白家庄一座商代墓内随葬有460多枚穿孔海贝[⑥]。《管子·轻重戊》中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由“立帛牢”一语可知，商代也用“帛”这种丝织品充当货币。货币的出现，说明早在商初，郑州的商业已突破了物物交换的原始阶段，进入了兴盛时期。
在郑州商城出土的龟甲、海贝、玉石、铜锡矿石原料、黄金、绿松石、象牙等等，都是当地不出产的，其中一部分当是从远方交换来的。交通运输是商业活动的重要条件，在郑州商城发现有铸造青铜车轴头的陶范，这表明当时已有大批的车辆。《尚书·酒浩》中有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的记载。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我们不难想象商代的商人赶着牛车马车，把郑州商城手工业作坊生产的各种产品输向四面八方，再把天南海北的各种特产运进商都的繁忙的历史景象。
四、再度繁荣
西周初年，武王把弟弟叔鲜封于管地以监管殷遗民，《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殷人自成汤立国到纣亡，其活动的主要区域为今豫东商丘、豫西偃师、豫北安阳，而管地即今之郑州市，正处于这三个地区的中央地带，把它作为周人在东方监管殷遗民的最大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再合适不过的[⑦]。商遗民在管地受到周政府的监管，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政治权力，而在“殷人重贾”的社会风气濡染下，大都善于经商，因此经商几乎成了周初商遗民的主要职业。本来在商朝兴盛时期，商族人就常到周族所居地区做买卖，在周人心目中，做买卖的人就是商族人，周初管地商族人的商业活动使这种观念进一步加强，后来便习惯把买卖人叫做商人，这就是今天“商人”一词的来源。商旅、商人、商品、商业这些词，都和古代的商朝、商族人有着历史渊源，郭沫若、吴晗等著名史学家均持此说[⑧]。管地即令之郑州市，正是商人等商业名词最初形成的地方。
主要靠经商为生的殷遗民，聚居于管地，极大地促进了管地的商业贸易，使管地由政治、军事中心进而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也使得郑州地区的商业文化在周初再度繁荣。后管叔、蔡叔挟武庚叛乱，周公旦平定了管蔡之乱，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封纣的同母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令奉殷祀，以统治东方殷遗民；改封武王同母少弟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今河南淇县）以监管殷畿内殷遗民；又迁殷之顽民于洛邑。殷遗民由此被分散开来，而殷代浓重的商业文化也随之由管地播散四方，以致春秋时期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繁荣的商业景象，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商业繁荣，源于郑州。
五、高峰
春秋时期的郑国以商业著称于世。首先，郑国的创建便是依赖商人的力量。据《左传》记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宗周畿内棫林之地（今陕西华县），是为郑桓公，因时届西周末期，宣王没有什么可以分给自己的老弟，只好把一批贾人，属于商族后裔的商业奴隶分给了郑桓公，这就是所以《左传》中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的缘故。周幽王时王室多故，郑桓公率众远迁“洛之东土，河济之南”以避祸，“商人从焉”[⑨]。刚到那里是一片荒野，郑桓公率领这批商人披荆斩棘，共同开发，创立了郑国的基业，这便是新郑。为了报答商人们在创业中发挥的作用，郑桓公不仅解除了他们的奴隶身份，归还了他们自由民的身份，而且还给他们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当时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一个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⑩]。只要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商人有值钱的宝物，公家也不过问。双方“恃此誓言，故能相保。”(11)中国历史上“工商食官”的制度首先在郑国被突破，中国历史上的“自由商人”也首先在郑国出现。
郑国在春秋初年国势极盛，后来因内乱而中衰，介于晋、楚、秦、齐之间，“国小而逼”，好在郑国位于济、洛、河、颍四水之间，当中原要津之也，为往来商贾必经之途。齐国的鱼、盐、文彩布帛，晋国的矿产、畜产品，楚国的杞、梓、皮革、鸟羽、象牙，都要经过郑国的中转才能实现相互交换，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以不许封锁郑国这一条商路作为相互妥协的条件，使郑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郑国也借此在政治上得以生存。但郑国土地狭窄，处于大国之间无法发展，而人口却不断增殖，经济负担很大，巨额的商业税收成了郑国经济的保障，可以说郑国所以能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200余年，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依赖于商业，因此郑国对商业特别重视，子产执政时，就曾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人利益的措施，所以“子产没，商贾哭之市，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12)。《左传》中郑国商人弦高，矫命犒劳秦师救郑的故事；郑贾人某拟救晋大将荀萄的故事，都说明了郑国商人地位的空前提高。而《吕氏春秋》中，郑一富人溺水而死，尸体为一穷人所得，邓析对富人子和穷人分别所作的“必莫之卖矣”和“无所更买矣”的市场价格学的分析；《韩非子》中“郑人买履”的著名故事，都昭示着郑国商业的繁荣发达。
六、结语
总之，郑州地区的商业文化发轫于距今7000—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兴起于距今5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商代初期实现了初度繁荣，西周初年再度繁荣，春秋时期达到高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市出现在郑州，“商人”等商业名词最初形成于郑州，中国最早的“自由商人”也出现在郑州，郑州在先秦时期不愧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注释：
①李友谋、薛文灿：《裴李岗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廖永民：《大河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④张玉石、杨肇清：《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⑤安金槐：《郑州地区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⑥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一队：《郑州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⑦栾星：《说管——为郑州古城正名》，《中州学刊》1994年第2期。
⑧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页；吴晗：《从商品生产想到中国商人的起源》，《人民日报》1959年2月8日。
⑨《国语·郑语》。
⑩ 11《左传·昭公十六年》。
12《韩诗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