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英译史对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氏物语论文,红楼梦论文,英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2)04-116-08
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研究热起于近年，体现出民族意识的觉醒。我国对《红楼梦》的英译研究的关注兴起于2006年，英译之途即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之途，值得深入探讨。二战以后的日本较早于中国崛起，日本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特别留意本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源氏物语》是日本民族文化的瑰宝，在探讨中国《红楼梦》英译史时，不妨将其与《源氏物语》英译史对照。通过《红》、《源》两者英译史的对比研究，可窥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输出、回流的途径、方式与势头，及西方学者眼帘中中国与日本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通过对两者译文风格的分析，直视中日两国文学翻译手段及表达方式的异同，有助于对翻译艺术的深入思考。本文对两部著作的英译本追根溯流，厘清其翻译发展脉络，建立系谱比较两者间风格的差异、异同的成因、究其译本形成时的社会规约、历史语境及译者存在的具体语境。本论文选择《红楼梦》十一个英译本与《源氏物语》四个英译本，分三个时间阶段进行对比。
一、1830年至19世纪末
《红楼梦》首译为摘译，由英国人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翻译，发表在1830年《皇族亚细亚学会会刊》第二卷的长文《中国诗歌》(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The Poetry of Chinese.1830.No.2.)中，德庇时把《红楼梦》第三回宝黛两人初次相见时描写宝玉的两首词——《西江月》译成英文，并称：对红楼梦了解的程度有限，但尽量保存了作品的原貌[1](P69)。爱情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初识的场景常被认做名段篇章，后世评论家们加以若干分析与论考，现在虽然对戴维斯首选该部分进行翻译的原始动机无从考量，但决非任意妄为，翻译对象的取舍表明了译者的文化立场。1846年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Rorbt Tom)将《红楼梦》第六回的一些零碎片段译成英文刊登于《中国话者》(The Chinese Speaker)，为在华外国人学习中文所用。1868年开始，英国人包腊(Edward Charles Bowra)将《红楼梦》前八回译成英文，刊登于《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1868-1869)。1892年至1893年，英国人裘里(H.Bencraft Joly)翻译出版较为完整的英译本，第一册二十四回，第二册三十二回，一共五十六回，中间没有删节。《源氏物语》的首译本由日本驻英外交官末松谦澄完成，《源氏物语》首个英译本在英国问世没有产生什么反响且评价颇低，该译本给随后的译者和汉学家韦利的《源氏物语》英译本一定影响。以下分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英译进行比较。
1.翻译的时间 1830年德庇时与1846年罗伯聃的英译对《红楼梦》浅尝辄止，都只能称为译文而非译本①。德庇时的译文登载在他一百零七页的《中国诗歌》的长文中，与《红楼梦》相关的文字不到两页，在译者德庇时生平其他著作中均未有只言片语提及《红楼梦》，可窥译者的旨趣与所长均不在此。罗伯聃相关《红楼梦》的译文登载于其编撰的杂志《中国话者》，仅二十七页，内容零碎，有研究者称其为“《红楼梦》的第一个真正的英译本”[2](P503)，有些牵强。《红楼梦》的首个正式译本花落谁家，尚无正式定论，但若是蜻蜓点水般掠过，而无系统的体系转换，只能称之为文学作品的介绍行为，或是仅将原作中文字断章取义挪作他用，这样的成果均不能冠之为译本，因这一翻译行径着实改变了原文作者创作的初衷。罗伯聃的《中国话者》是为了方便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学习中文，全书分为二十章，每章有一个主题单词表，如“日常起居”、“外貌”、“服饰”、“饮食”，等等，《红楼梦》译文属于该书的附录，“编者在挑选材料时一定认为《红楼梦》是前面所有词汇的集大全者，所以将其片段作为附录选入，”[3](P32)如此这番，即可明了译者为何只是有选择性地翻译零碎片段，显然是在中国语教学活动中服从其词汇丰富、宜于分类的旨趣，而非原语言文字通过异(他者)符号重新排列组合的技巧传递文艺审美内涵。前三者翻译目的都是对学习汉语的学生进行帮助，均发表于期刊杂志，未能独立成卷，甚至连《红楼梦》的题名都未能进行翻译，因而都不能称之为《红楼梦》正式译本，只能理解为西方文化圈对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的初次接触。真正能称之为《红楼梦》最初英译本的应为1868年包腊译本与1892年裘里译本，包腊首次将《红楼梦》的题名直译为The Dreames of the Red Chamber。与之前译段不同，这两部译本都刊有译者序，包腊在引言中称：“太阳底下无新事，小说也是如此。我们国家(英国)的小说最近才发展起来，在中国小说早就娱乐了千百万读者，这些也许会使有些读者感到吃惊。”[4](P6)从字里行间可知悉译者的两点认识，一是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向英国人译介，二是认为中国的小说技法要早于英国。相对于包腊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红楼梦》前八回英译文，裘里译本更臻完美，翻译了曹雪芹撰写的五十六回，几乎没有删减，并在其序言中交代了翻译的动因和目的。裘里译文有较高的整体逻辑连贯性与文学审美艺术性。与末松谦澄《源氏物语》十七回英译本相比，包腊《红楼梦》的八回英译在量上不能匹敌(8：17)；与裘里译本相比，末松译本又居其下(17：56)，折中后可以得出《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质量相当的对外输出(英译)时间大抵相同，皆处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源氏物语》的出世比《红楼梦》早八百余年，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译成英语对外输出，文学作品传输除凭其自身的魅力名声远扬外，地理空间的阻隔不可忽略。跨洋的文化输出需要打破空间阻隔的科技实力，蒸汽机的发明使得船只可远游四海，远洋船只的出现使得中日两部古典文学巨著在同一时间跨越空间阻隔，迅速进入到另一文化圈层。
2.译者的身份 《红楼梦》的四位译者均为英国驻中国外交官，《源氏物语》的首译者为日本驻英国外交官。虽然他们官职级别有异，但作为外交官首要的职责是维护本国利益，政治立场非常鲜明。这一立场显现在两经典名著的翻译上，呈现出他国文化输入与本国文化输出的翻译目的差异。末松谦澄作为日本驻英外交官，将日本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这一翻译行为表明日本文化在主动对外输出。末松谦澄翻译的优势是对日文原文理解深刻、透彻，其缺陷是英文语言表达相对稚嫩，翻译过程中异化行为明显。《红楼梦》的四位译者母语为英文，他们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行为表明英语圈知识阶层对汉文化的主动输入，翻译过程中归化行为明显。通过早期译者身份的比较，可明晰日本人对外文化输出的意识要早于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相对日本人对日本民族文化的主动弘扬，中国人在对外开放与交流过程中尤显消极与被动。
3.翻译的目的 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翻译目的是通过各种翻译技巧，在尽量做到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使目的语国家受众通过阅读译文，能最大限度地赏析到原作的美。翻译目的与译者身份密切关联，鉴于五位译者都是外交官，译文中都存在实用主义的翻译技巧。德庇时的专长在中国古典诗词，在其英文撰写的《中国诗歌》一百零七页的长文中，仅用两页介绍了《红楼梦》的两首词，其目的并不在于译介《红楼梦》，“他也是几位译者之中对《红楼梦》本身最不感兴趣的一位”[3](P28)。第二位译者罗伯聃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英语话者“看故事学中文”，罗伯聃“是一个相当务实而功利的人物，他并无文学研究的兴趣，所有译著都是语言学习材料”[3](P29)。语言学习材料的翻译与文学作品的翻译技法各异，语学材料的翻译可更为机械、零散、不需文饰，文学作品的翻译则需要前后连贯、自圆其说，并注意文字的意境营造与意象描绘之美。第三位译者包腊在其序言中交代了其翻译目的是让英国读者明白：《红楼梦》并非晦涩难懂，是可以理解的一般文学读物。第四位译者裘里虽在序言中称其译作是作为语学材料翻译，但从其翻译文本的量、翻译的细致程度来看，都相当注重文艺的审美功能与译作的文学可读性。《源氏物语》译者末松谦澄翻译目的很明确，在其译文序文中宣称《源氏物语》是“日本民族文化的瑰宝”，翻译《源氏物语》的目的是作为外交官对外宣传本国的古典文化。末松谦澄将日本千年前的古典文明摆放在欧洲读者面前，旨在挑战欧洲文明[5](Pix，xvi)。尤里(Marian Ury)认为末松谦澄并非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渴望自我吹捧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智慧的机警的外交官，他是用自己民族的文化逢迎整个英格兰[6](P267)。
二、20世纪上半叶
王际真的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最为流行的《红楼梦》英译本，不知缘何，直至2010年我国学术界才出现两篇硕士论文和两篇期刊论文对王际真译本进行专题探讨。王际真1929年《红楼梦》的英译本为节译，全书分三卷，包括楔子和三十九章，三百七十一页。译文前刊登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五千字的序言和译者本人七千字的说明。韦利在序言的结尾称“可以向读者保证王先生译本的可靠性，译文非常精确，该改编作品体现了王先生娴熟的翻译技能”[7](PⅥ)，请注意该处韦利使用的“改编”两字。1929年6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书评，高度评价王际真译本，书评第一句：“(该译本)由《源氏物语》天才翻译家阿瑟·威利担保……”，此时韦利已翻译《源氏物语》四卷，一千二百四十九页。1958年，王际真经过三十年的思量，不断地增补与修订，出版了第二个英译本②，共六十章，五百七十四页，由多伦(Mark Van Doren)做序。1958年美国的麦克休姐妹《红楼梦》英译本出版，译本题名为The Dreames of the Red Chamber，译文五百八十二页，与王际真第二个译本齐名，有意思的是该版本英文题名的翻译比王际真版英文题名的翻译多了个定冠词“The”。韦利《源氏物语》英文译本于1925年至1928年分为四卷出版，之后(1932，1933)又出两卷续本。韦利《源氏物语》的翻译与王际真《红楼梦》首个英译本翻译活动进行的时间大致相同，两位译者都是汉学西渐的先锋领路人。两译本译者间有若干相似处，其差异也是明显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红》译本多伦序、韦利序与《源》译本韦利序的比较 序文是译本有机的组成部分，从序文中可窥知译者翻译的原则、态度与取舍缘由，有助于他国读者理解文本的本真面貌及生成时的历史语境。1929年王际真三十九章的节译本由汉学家韦利做序，1958年六十章复译本由当时美国哥伦比亚知名教授，普利策奖得主多伦(Mark Van Doren)做序。同一个主题的两本译作跨越了三十年时光，两个版本的序文是有差异的，实际上透过这一层差异看到更多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接触、理解与认同的渐变过程。1929年韦利序文首先提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地位，“中国人并不把小说和戏剧当作文学，……居最下层的是小说”，继而高度肯定早于《红楼梦》千余年的中国小说《游仙窟》，“从中看出后来贯穿在成熟了的中国小说中的许多杰出惯例的雏形”；将中国说书人的叙事技巧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将新故事放在老题目的框子里讲”，二是“将十分现实的琐事包上一层神怪的外衣，这样使读者一开始就沉浸在炼金术、腾云驾雾和激动狂喜的世界里，这个虚幻世界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远比他们漂泊不定的艰苦生活更真实，更易理解”。之后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体系做了一个梳理，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都有论及，称《红楼梦》“继承了这三部广为流传的传奇小说的传统”。对于《红楼梦》的写实性韦利从未怀疑，“所有现实主义小说自然都是自传体小说。作者的认知及创作的素材主要来自亲身经历。《红楼梦》完全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序言的最后韦利更是秀了一把自己的翻译才能，将王际真删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贾宝玉看见甄宝玉的梦”——梦境部分翻译出来。“梦境”描绘是中国和日本古典小说中非常独特的不可或缺的叙事技巧，不知何故王际真翻译时将该部分删除。韦利序言的价值在于不仅对《红楼梦》向西方读者导读，且在美国文坛首开先河对中国小说的价值所在向西方读者进行介绍，序言的缺陷是对这部伟大巨著首译者王际真的翻译才能和使用的翻译技巧没有深入涉及，特别是回避了王际真处理异文化间不可调和矛盾的理解时的翻译手法的探讨。韦利做为一个精深的汉学家和汉典西译集大成者，回避这些他最有发言权，最能感同身受的在东学西渐道路上由于语言符号障碍所导致的困窘；特别是未能将王际真翻译的异化特色与韦利自身的归化特色所造成的译本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实属遗憾。王际真1958年的复译本由多伦做的序，序只有寥寥七百余字[8](PⅤ-Ⅵ)，四个小段落。第一段中多伦肯定了王际真的译文风格，“……译文风格极佳，以英文口语的形式还原了原文的口语风格，在确保原文文风的基础上对于现代英语词条的使用丝毫没有犹豫”。第二段多伦谈到更多的是中国封建时期家族制社会的文化，“……整个家族复杂且迷人，成员由伺奉者和被伺奉者组成，女仆不亚于女主人，伺者不亚于女族长，几百人同居一处，各显神通地彰显其个性的同时又与其生存的社会圈子保持密切的牵连。毫无疑问，整个社会最终看来像是充满乐趣。大家族这一人类社会组织必须遵循它自身的生存法则，每个个体按自己的方式生存，有时很无情。我想说《红楼梦》远远超出了一般小说的叙事模式，之所以胜出，源于其悲剧性的叙事特色。”第三段着重渲染主人公宝玉(Pao-Yu)与黛玉(Black Jade)的爱情故事，称《红楼梦》为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两位主人公为悲情男女角色。将其比做西典莎士比亚剧中的情侣罗米欧(Romeo)与朱丽叶(Juliet)、贝特丽斯(Benedick)与培泥狄克(Beatrice)、米拉贝尔(Mirabell)和米勒曼特(Millamant)。第四段重申了1929年韦利序言中的辞令“可以向读者保证王先生译本的可靠性，译文非常精确，该改编作品体现了王先生娴熟的翻译技能”。多伦进而言之：“王际真经过三十年的思量，将译文长度扩张了一倍，完善了译文的风格，自由且圆满地重现了原文独特的韵味。译文既忠实于原作又跨越了文化的障碍。”
1929年版《红楼梦》英译本中韦利所做的序言重点放在对中国小说渊源的梳理和地位的评判，对《红楼梦》写实性的肯定。韦利的序言不但是对译本的导读，也是对中国小说的导读，对西方读者产生深远影响，并在很长一段时间给西方的东方学者们一种研究上心理范式的暗示。同一时期，韦利《源氏物语》的英译本由译者自己作序③，序文正文五千二百余字，注释三百余字。韦利认为《紫式部日记》是考据《源氏物语》真实性的最有力的佐证文本，因为序文中引经据典处大都出自《紫式部日记》。韦利为王际真《红楼梦》首译本作序时，主要对中国文学传统特色和《红楼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做了介绍与点评，韦利在为自己《源氏物语》译作作序时，同样只关注文化与传统层面的介绍，忽略其使用翻译技巧的剖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译者，在序文中均详细介绍自己各类翻译策略采用的缘由。韦利对紫式部的家学和日本古典宫廷社会做了详细的说明，韦利所做的INTRODUCTION更为确切的定位是对小说的导读。序文的开头首先按时间顺序交代紫式部的身世。其中用典——紫式部少年时期父亲感叹：“要是你是男孩我有多么的自豪与高兴[9](PⅦ)”，出典于《紫式部日记》，该典被后世源学学者多所采用。该典在海外著作中的首引应属韦利序文，像这样在海外首次出典的例子在韦利序文中多处出现。序文中交代了紫式部短暂的婚姻生活，随父亲藤原为时赴任于越前国时的生活情形，主要介绍了紫式部1005年至1013年在后宫担任皇后藤原彰子(藤原道长女儿)女官时的日本宫廷贵族社会情形，为日后文本与历史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史实材料。遗憾的是序文中多处出现时间倒错与史实偏差的瑕疵，鉴于现今科技传媒业的发达、网络数据传输的迅速，学者们能较快获得研究第一手材质，上世纪初的学者费尽苦心却难以达到史实研究的正确。十九世纪上半叶，英语圈的学者研究十九世纪日本文化给欧洲带来的重大影响时，他们都引用韦利的译著为其研究做佐证(using Waley as a case study[10](P2))，“没有韦利的书，很难想象远东的古典语言、文学及历史能够成为我们伟大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1](P67)”实际上，通过细读《源氏物语》的韦利序言，发觉其做研究佐证蓝本的可信度不高，但是可以提供日本以外，特别是欧美的东方研究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方向。《源氏物语》英译本的序言与《红楼梦》英译本的序言相比，韦利将《源氏物语》文本放置于日本平安时期贵族社会与紫式部家族的固定文化结构框架(framework)中进行导读，视角具体而狭窄。《红楼梦》英译本序讲叙立场宏大，将《红楼梦》文本放置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进行导读。两序的迥然不同正无形中迎合了中日古典巨著叙事风格的差歧——细腻与宏大的对决。《源氏物语》英译本序略胜一筹处在其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数据与“案例分析”，但也正是缘其追求数据的精确而多处出现谬差。
2.王际真译本与韦利译本翻译目的对比 王际真的《红楼梦》英译本有一种说法广被接受——“译本是译者意图和书商意愿折中的产物”[12](P50)，一是译者作为华人学者，尽量弘扬中国文化，二是书商为了追求利润，希望译文更为迎合读者口味。美方出版商深知西域读者将不会钟情于《红楼梦》原文中风流蕴藉、钟鸣鼎食之家的华贵富丽，也难以理解东方情爱世界中的含蓄婉转、细腻深厚的抒情特色。西域读者喜爱的是充满异域风情且具备离奇特色的故事，这一心理特征就如同中国读者对《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阿拉丁神灯》、《着魔王子的故事》、《白侯图的故事》、《辛巴达》等等《天方夜谭》故事的痴迷与喜爱。为了迎合读者这一心理特征，出版商要求王际真做一些调整，突出其恋爱小说的特征。王际真遵循出版商的要求，“在我的第一版译文中，尽量使《红楼梦》在本质上是一个爱情故事，省略了许多故事插曲，这些插曲在我看来过于琐碎”。1958年，王际真第二个英译本的翻译迥异于首译本，经过近三十年的思量与推敲，王际真看到首译本的种种缺陷与不足：“我已认识到曹雪芹力图描写一个大家族的生活，在我以前看来过于‘琐碎的细节’其实和书中的宝玉和黛玉一样的重要，关于女仆们为琐事争风吃醋和争吵的许多章节在首译本中删除。本译本(第二个译本)为这些以前被忽略的部分增加十五章(16-18，21，36，39-43，50-53)，有些章是首译本中没有涉及的崭新的部分，有些章则是由首译本的简要介绍扩展而来。”第二个译本受到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研究的基础教育项目(the Columbia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 in Oriental Studies)的资助，复译本相对首译本其商业气息要淡薄，学术味道要重，细节的补充使译本在信、达、雅上更臻完善。1921年韦利首次接触《源氏物语》，并在当时撰写论文的“一种内省的传奇式情调(An Introspective Romance)”中称：“光源氏非常优雅迷人，我计划翻译《源氏物语》整部书。”并称赞末松谦澄的节译本“复活(resurrection)”了日本古典文学，使他从中受益良多[13](P287)。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韦利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Bloomsbury Group)关系密切，通过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的交往他认识到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崇尚高雅的同时性行为混乱，正如《源氏物语》中描绘的社会画面。韦利认为在他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朋友眼中，主人光源氏是个英雄人物，“与众多女性做爱，与几人同时进行；实际上对此事他是有心理障碍的，就如我们所知道的已被文明化的男人和女人的对此事的真实感受——心愫敏感且顾忌良多”[14](P65)。显然，韦利在为即将出版的译本寻找卖点——性(sex)。韦利的翻译策略获得了成功，很符合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风格品味，学者们聚焦他的这部“奇特”的译作。“故事的情节很离奇，但又让人觉得熟悉”[15](P305)，“如此古老，又如此现代。我们发现它体现出我们时代没有的古典清雅。除此文本外，我们再不将体验到如此神奇而现代的灵魂”[16](P324)。综言之，此阶段的《红楼梦》、《源氏物语》两译本都是向出版商妥协的产物，其翻译行为都受到外界的制约。为了保证销售量，都遵循了出版商提出的两个翻译原则：一是突出爱情小说特色，二是保留小说异域风情和传奇特色。
3.王际真译本与韦利译本翻译风格的对比 王际真二十三岁(1922)时赴美，三十岁时翻译出版了《红楼梦》的首个英译本。王际真赴美短短七年时间就开始翻译典籍，其英文语言能力还不足以像英文母语话者一样能较好地归化译文，然而出版商要求其将归化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因而《红楼梦》的首译本是介于归化和异化之间的一个产物。《红楼梦》有一百二十回，王际真将其节译为一个楔子和三十九章，将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引以为傲的诗、词、曲、赋、楹联、诗谜、偈语、酒令、谣谚等大量删译，只翻译了一百五十首诗中的二十一首，特别是省译了《红楼梦》第五回中具有预言式总纲叙事功能的“金陵十二钗”曲词，省译了第四回中的“护管府”和第七十二回中的“来旺夫妇仗势求亲”，这些情节与宝黛爱情无关，且暗讽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从形式上看，《红楼梦》首译本是进行大量删译后的归化产物。另一方面，译文也遵循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宝黛之间一次又一次的斗嘴不厌其烦地一一译出，且还保留其直接引语的形式；将小说中最能体现中国风俗的章节一一保留，例如“秦可卿的葬礼”。人名翻译同样遵循了异化原则，黛玉——Black Jade，宝钗——Precious Virtue，湘云——River Mist，英文中很少有两个单词构成的名字。王良志(1927)与王际真(1929)译本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好奇，均将《红楼梦》的主题简化为“浪漫的情欲之爱”，几乎删除了所有封建社会生活特色的部分，《红楼梦》实质上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王良志与王际真虽然扩大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但是他们翻译的《红楼梦》是“西化”的红楼梦，不是“中式”的原汁原味的《红楼梦》。韦利《源氏物语》英译本用词贴切，行文优美，宛若散文抒情诗。韦利译作时首先读懂日文每段大意，之后进行想象，再将想象部分用英文还原，最后将译文与原文对照，如果意思相差甚远，自己再遵循英语语言的审美原则，将内容任意增减。韦利译作风格明确，“与其将其称之为译文不如将其看做英文原作”[17](P41)，韦利的《源氏物语》英译活动主要以归化为主。韦利译本最大的缺陷是没能将情节真正融入日本式的环境中。在韦利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一座真正的日式房子，韦利一辈子翻译了大量中国与日本文学作品，却从未到过东方国度。在《源氏物语》英文翻译的早期阶段，韦利采用了一系列的词语和词组，使得《源氏物语》里的六条院最终看来竟然是一座半西式、半地中海式的古怪屋子：六条院里不仅有“圆柱门廊”、“露台”、还有面向花园的“凉廊”，庭院里则有“花坛”和小型“护城河”；六条院的男男女女坐在“椅子”上，通过“窗子”看向外边，退回他们的“卧室”，躺在“睡床”上，“源氏冲进了他的会客厅”、“他从长长的梯子上走了下来”，而不管是谁，只要想要写字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个有抽屉的桌子：“他坐在台灯旁，看着很多书和信。突然他把旁边桌子抽屉里的所有信都拿了出来”。韦利大量改写、删除，归化译文，将第三十七章“铃虫”整章删除，将主人公光源氏人物形象重新塑造得更加符合西方浪漫传奇人物色彩。很明显韦利在翻译中并非做逐字逐句、字词相对的精确(accurate)文学翻译，韦利译本被指责改变了原文的风格。对此，他申辩为：《源氏物语》是一部较长的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投入了不少自己的诠释，改写的原因是让重塑的人物形象看上去像英文话者[13](P152)。韦利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试图为英语话者提供自然流畅的阅读文本，“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之中，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19](P15)。整体看来，韦利译本是诗人感性与译者天赋充分发挥的名译作。翻译过程中韦利陶醉于自我理解的译文世界中，自由自在地用地道的英语重新创写了一个首尾呼应的故事。译文不拘泥于原文，没有翻译腔，地道自然。韦利在翻译时没有太多考虑自己的译本在翻译上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在自我沉醉的翻译过程中，他最为关心的是他的译文作为英语艺术作品是否能受到英国文坛的欢迎。
三、20世纪60年代至今
1973年至1980年，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中文教授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译《红楼梦》前八十回，由英国企鹅出版社(Penguin Group)分三次出版，书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1982年至1986年，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了后四十回，在同一书名下分两卷出版。闵福德是霍克思女婿，秉承了霍克思的翻译思想与翻译风格，后文中不赘述。霍克思是阿瑟·韦利的学生，1948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做研究工作，能用中文写旧体诗，1955年以论文《楚辞的年代及作者考》获得博士学位。1978年至1980年另一部英文全译本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合译完成，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译文包括《红楼梦》一百二十章的全部内容。对西方普通读者而言，读懂厚厚的几卷全译本过于浩繁吃力，1982年至1983年黄新渠应外研社之约，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红楼梦》以及开明书店1935年出版、由著名作家茅盾改写的节本设计出三十万字的简写本方案，简写成通俗易懂的英文，整个工程延续十年，1991年9月这部《红楼梦》英文缩写本由北京外研社出版。1994年11月旧金山紫竹出版公司出版黄新渠美国版《红楼梦》英文简写本，一些美国大专院校已将该书作为学习中国文学的入门读物。由于是简写本，该书不可避免的漏译、多译、误译。1976年爱德华·塞登迪克(Edward G.Seidersticke)的《源氏物语》英译本初版问世，第一卷从“桐壶”至“梅枝”，第二卷从“藤花末叶”至“梦浮桥”，共一千零九十页。底本为“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另外参照了《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玉上琢弥著《源氏物语评译》(角川书店)以及圆地文子、谷崎润一郎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译本。至2002年，塞登迪克的《源氏物语》译本已是第十六次出版。2001年罗亚尔·泰勒(Royall Tyler)的《源氏物语》的英译本问世，分为两册，第一册从“桐壶”至“藤花末叶”，第二册从“新菜”至“梦浮桥”。底本参照《新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新潮日本古典集成》(新潮社)、《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书店)。泰勒对卷名进行直译，对各卷的冒头部分进行解说，卷首附有登场人物表，卷末有每卷梗概。第一卷的序文介绍了《源氏物语》整体的价值，以前的翻译状况、作者、写本，登载了全书的简介，为了帮助读者对物语的理解，对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的状况做了解说。另外，对和歌、文本的语言风格，敬语、专有名词、原文的文章结构、现代的接受状况进行解说。第二册的末尾部分附有日本平安时代的建筑与风俗画，平安京周边的地图，官位等级的解说表、编年表、词汇表、引歌的解说。译文尽量地使用现代英语，尽量地忠实于原文，尽量保持原文的调子(tone)。泰勒在翻译中费力气进行类似关系的整合，和歌译文仅量靠近三十一音的语数。该译本没有参照韦利和塞登迪克译本，前两者的源氏观难适用于该译本。
1.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霍克思译本由三卷构成，每卷有序，第一卷的序言长达三十二页。霍克思在第一卷序言中表示“如果能将这部中国小说带给我的愉悦传递给英文读者，那就不枉此生。”[20]第二卷序言中霍克思提到翻译应有的三种忠实：对作者的忠实、对读者的忠实、对原文的忠实，但这三种忠实又难以同时兼顾。霍克思还指出高鹗校定时出现的矛盾，及自己所做的调整。第三卷序言介绍了将前八十回划分成三卷的理由，以及该卷的特点。“忠实原文，翻译一切”及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性是霍克思在《红楼梦》翻译中孜孜不倦追求的最终目标。然而翻译“不是被动地接受模仿原作，而是主动的阐释再创原作”的活动过程，译者可以无限地追求目的语对源语的忠实，却永远难以达到最终的忠实。在英译研究中断定译者的译文真实于原文与否亦不容易，2012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思和杨宪益译本》一书中第六十四页写到：
如在《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用了较长的一个段落(约300字)交代自己写作这本小说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小说进行铺垫。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对这一段文字的翻译，直接从“列位看宫：你道此书从何而来”(为原著第三个自然段首句)译起。这样处理，无疑是对原著在较低程度上的“背信弃意”。杨宪益译本对这段文字的翻译，就证明了其对原著的忠诚。霍克思的省译，显然不是漏译，或者不能译，因为位于小说首页首段的这段文字中并不存在“不可译”的语言现象。这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21](P64)以上引文涉及到霍克思译文所依据版本，“为原著第三个自然段首句”中“原著”为何物，及红学中纷纭一时的“甲戌本‘凡例’之争”④。从古至今发现的《红楼梦》的抄本和刊印本主要分为两大体系：附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脂评”本体系和后四十回为后人续写的一百二十回程高刊印本体系。附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脂评”本通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又分为甲戌本、庚辰本、乙卯本、列藏本、王府本、戚序本、梦觉本、舒序本等版本，甲戌本与庚辰本最受世人关注。《红楼梦》早期抄本中，唯独甲戌本卷首有一篇“凡例”，共五条，计七百一十字，以上引文中所言“较长的一个段落(约300字)”即是凡例中的段落。
红学研究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凡例”是脂砚斋所写，而不是曹雪芹所写。……通常的看法为：既然“凡例”出现在脂砚斋甲戌再评原本的后代抄本上，第一回回前总评出现在脂砚斋己卯庚辰四评原本的后代抄本上，则前者为原文，后者为改文，即第一回回前总评第一段是根据“凡例”第五条前大半部分文字改写而成的。⑤2010年10月出版的郑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修订第八版》中，第一回开篇就是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22](P83)开始，因而不能以这所谓“省译的‘约300字’”为代表，来断言霍克思译文的“忠实”与否，这里关系到版本索源。也不能简单地断言“杨宪益译本对段文字的翻译，就证明了其对原著的忠诚”，杨宪益和戴乃迭两人所用的中文底本是由“红学”专家吴世昌参照《红楼梦》多种手抄本和印刷本，择善而从，汇编成了杨戴两人翻译的中文本。杨、戴夫妇在翻译中主要采用直译的方式，因而顺理成章地将吴世昌编入正文部分的“凡例”直接翻译，之前并无“忠诚”与否的斟酌。霍克思将《红楼梦》的题名直接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正是缘其“采用了脂评本的《石头记》”[23](P18)，文本的冒头部分参照脂评本省去非曹雪芹撰写的“凡例”部分的翻译，正说明译者霍克思对原文与原作者的“忠实”。霍克思还“斗胆对个别地方进行了译者校正”[23](P45)，这些校正加上霍克斯在翻译中文典故、俗语，及其他独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句篇、语段时进行的增补，使得霍克思的译本看上去像他重新修订汇编翻译而成的册子，而非任何现成中文版本的直译。
2.塞登迪克《源氏物语》英译本译本第一卷由五部分组成：序文、主要人物表、系谱图、本文、附录，附录中有紫式部简略的年谱，相关伊势斎宫和贺茂斎院的说明。第二卷正式译文之前包括五个部分组成：序文、主要人物表、系谱图、第一卷的要旨、解说，在序文中对《源氏物语》之前的日本物语(Fiction in Japan Previous to the Tale of Genji)、紫式部的艺术(the art of Murasaki)、本文部分的注记(note of the text)做了解释。第三卷的正式译文之前包括四个部分，序文、主要人物表、第一、二卷要旨、解说，解说又包括四个部分，关于作者紫氏部(Murasaki)、光源氏人物形象的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Genji)、光源氏的家世(on Genji's household)、光源氏的年谱(on the time-scheme in Genji)。第四卷由三部分构成，主要人物表、第四卷出版时的情形、译文正文。塞登迪克在每卷之前煞费苦心加入大量话外音，其目的是想尽可能地还原小说的历史语境，与原文中各个人物的人物形象，担心由自己曲解造成译文的偏差，同时解释由于文化不对等造成不可能翻译的部分而出现的蹩脚译文形成的缘由，四卷译文前的附文有助最大限度地还原原文的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塞登迪克的序文对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及今后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阐明，他认为登场人物的姓名等让他感到难以翻译。序文的最后对韦利的译本缺陷进行了批评，如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加笔过多，改变各种场景的气氛，对原作的优点没有正确认识，相当自由的翻译风格，文中分段过多。塞登迪克与韦利译本在各个方面均有可比性。与韦利译本相比，塞登迪克译本受到的恭维要多于批评，他的译作被称赞为更为“饱满”、“精确”、“可信”，“剥去了韦利虚构的沉赘华丽部分，恢复了韦利删减部分，体现了紫氏部的真实意图”，“令人印象深刻且吸引人”。这些掌声背后也存在着少数新批评，鲁钦斯基(J.D Rucinski)讽刺“塞登迪克女人样的声音象空中服务小姐——故作有礼而毫无个性”；林月文在介绍她的翻译时指出在一些诸如建筑、服装专有名词的翻译上，塞登迪克别无选择只有像韦利一样西化，诚然韦利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加入了许多插图，几乎每两三页就有一幅图画。1976年，塞登迪克译本版权被企鹅出版社(Penguins Pukkusu)收购，在全球范围内广为发行，成为世界语境中《源氏物语》的先驱。
3.杨宪益和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 杨、戴两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开始翻译工作，1938年至1943年是两人从事翻译活动的早期阶段，所选择的翻译作品均是两人较为喜爱的；1943年至1949年，在国立编译馆从事翻译工作，开始了职业翻译生涯；1949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杨戴两人应邀加入外文出版社翻译工作，致力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两人将诸多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翻译为英语，填补了中国文学作品向世界传播的空白，两人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采用直译的手段。六十年代初，杨戴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于1978年至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杨宪益夫妇在《红楼梦》翻译过程中都对保持原著的原汁原味持积极态度，与霍克思“以形彰意”相比，杨宪益夫妇则是“紧跟原作，一丝不苟”，不回避中国文化中独有的文化词汇，紧扣全文，对不易理解的内容加注，力将《红楼梦》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原貌的方式展示给英文世界的读者。杨宪益夫妇《红楼梦》英译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鄙人之陋见难以全部介绍与概括，就此打住。
四、结语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是《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对外传播的第一阶段，译文几乎全为简单的节译。《红楼梦》原文问世至英文首译仅隔三十余年，《红楼梦》是华人圈当时流行读物，当时经典名著的地位还没有确立，译文都刊载于在华发行的英文刊物，译者都为母语英语的英国驻中国外交官，设定读者群是在华英国人和其他英语国家侨民，翻译目的以教英人学汉文为主，也作为一种当时的流行读物向英语话者介绍。《源氏物语》首译距原文问世相隔六百余年，末松谦澄翻译时《源氏物语》已是公认的日本古典名作，《源氏物语》由日本驻英外交官在英国翻译并出版，体现日本文化向外积极主动输出，《红楼梦》译介行为则体现外国文化对汉文化的主动引入。这一阶段，《红楼梦》的翻译是西方人站在西方文化中心的立场进行的翻译活动，《源氏物语》的翻译则是日本人站在日本文化的立场挑战西方文明的产物。二十世纪上半叶是《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对外传播的第二阶段，两者的英译本几乎都为全译，其显著特征是两类译本都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为了迎合欧美受众的猎奇心理，将中日两民族两部有若古典社会百科全书似的名作，译成两部爱情小说，不同之处是王良志与王际真的英译本突出爱情小说的情爱特征，将《红楼梦》中的爱情译写得传奇而又超凡脱俗。韦利译文则突出《源氏物语》的情欲特征，将主人公光源氏重塑得仁慈厚爱，光炫夺目，又四处猎艳，滥情泛爱，充满肉欲。这个阶段的译文几乎都是基于原文的改写本，对所采用底本没有进行仔细斟酌，译者们在序文中均回避了其所使用翻译技巧的介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对外传播的第三阶段，该阶段两部小说都讲究翻译中的直译策略。译者们均在序文中详细介绍了自己所采用的底本和使用的翻译策略，并都直面翻译行为中的“忠实”，通过添加画外音、加注等方式，在不破坏直译翻译策略的同时，尽最大可能还原小说文本的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注重保留小说的原语言风格与民族文化特色。《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两部小说的对外传播之旅，至今跨越一百八十余年，整个过程犹若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有一束光聚焦于两者，由模糊逐渐变得清晰，最后明确起来。
《红楼梦》的英译本远远多于《源氏物语》，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我国以政府行为极力推广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对汉典英译及汉典英译研究注入大量的资金。日本国的情形是国家策略地、多渠道地、利用各种民间力量提高日本文化文学的魅力，吸引西方的东方文学爱好者，东西方共同注入资金成立研究机构，共同提供机会促成东学西传。例如：绿川真知子著《源氏物语的英译研究》(『「源氏物語」英訳についての研究』[24])2010年9月由武藏野书院出版，该书于2011年获得日本民间学术机构紫式部显彰会第十二回紫式部学术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日本平凡社(ライブラリ一)分四次出版了韦利版《源氏物语》(『ウエイリ一版源氏物語』)一、二、三、四卷，每卷有七百余页，前部分登载的是韦利的《源氏物语》英译文，后部分登载的是日本学者佐复秀树根据韦利英译文回译的日语现代语版《源氏物语》译文，我国还未曾出现《红楼梦》及其他古典中文名著英文译本的中文回译。《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一同走过了百余年的英译历程，尽管两部巨作在传播路途上有着各式各样的归化与异化，主动与被动，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作为东方古典文学两者都在以同样的步调与频率对外传播。两者果真能像《红与黑》、《浮士德》、《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等等不胜枚举的欧美经典名著得到我国人民的膜拜与喜爱，被欧美文化圈的芸芸众生接纳与喜爱？的确值得思考。那种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朗朗独白似的自语，是不能真正叩动人的心弦的。在对外文化传播与翻译的过程中，应立足于广域的视野，在此所言的“广域”即古已有之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更要立足于“良心”与“人性”。因本研究需要细读了杨宪益先生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25]该书使人心绪沉重。文章需要贯注“活气”，这般苦难深重的译者又能有几许的快乐倾注文中。这样看来《源氏物语》传播之途上的“挑夫”们要自由轻松许多。
注释：
①两位译者的译文为零碎的片段节译，不能称之为译本。所谓译本应为目标语对源语言文本叙事体系进行系统与结构的整体语言文本转换。
②王际真的第二个译本更为全面，但其时效性不及第一个译本。为能更好地与同时代的名赫一时的韦利《源氏物语》英译本做比较，本论主要关注王际真首译本的翻译风格。
③该处采用的版本为1935年出版的前四卷合集。Waley,Arthur.(Trans.)The tale of Genji :a novel in four parts.New York:The Literary Guild,1935.
④“凡例”内容：介绍《红楼梦》各种不同书名的来历，指出书中帝王使用的特殊称谓，说明《红楼梦》描写的重点是“着意于闺中”，声明《红楼梦》不干涉朝廷，以及解释第一回回目的含义，引用作者的话阐明作书缘起等；另外还有一首七律：“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⑤张杰.浅谈《红楼梦》甲戌本的“凡例”[OL].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百年红楼梦》：http://hlm.literatmre.org.cn/Article.aspx?id=41698，2012-08-03/2012-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