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黄质夫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实践论析
王尤清
(贵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黄质夫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一生致力于乡村教育，先后创办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主持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工作。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黄质夫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请，前往贵州主持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乡村教育。针对当时贵州乡村教育面临的具体困难，黄质夫从日常规训入手，重视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价值理念，建构符合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发展取向的教育方式，不但在短时间内为抗战御侮和边疆建设培养了大量师资人才，而且还将乡村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推广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奠定了贵州乡村教育的发展基础。
关键词： 黄质夫；乡村教育；贵州；少数民族
抗战全面爆发后，教育作为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主要途径，对抗战全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同时，“边疆安定与否，足以影响到全面的战局”[注] 王文俊：《抗战与边疆教育》，《大公报》1937年10月16日，第3版。 ，因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受到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为了提高抗战大后方边疆民众的文化素质，毕生致力于乡村教育的黄质夫，1939年应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请，前往贵州主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黄质夫到贵州后，就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下文简称“国师”)校长，全力推广和实践乡村教育，不但在短时间内为抗战御侮和边疆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而且还将乡村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推广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奠定了贵州乡村教育的发展基础，在贵州教育发展史和中国乡村教育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关于黄质夫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学术界已从办学特点、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取得相应成果。[注] 龙光沛：《抗战时期国立贵州师范办学特点》，《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2期；梅宗乔：《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开拓者——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先生》，《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傅安辉：《论“榕江国师”对贵州民族人才培养的贡献》，《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杨蕴希、孙晓黎：《黄质夫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活动及其现实意义》，《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杨蕴希：《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在贵州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活动》，《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2期。 但关于黄质夫如何使乡村教育的知识体系迅速为少数民族同胞认同和接纳，如何从日常细微之处入手贯彻“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以及如何实现教育与抗战相结合等问题，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目前对黄质夫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另一方面是由于黄质夫生前的多数文章散见于各种史料中，资料分散导致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未能全面呈显。系统探讨黄质夫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教育实践，不仅可以全面洞悉黄质夫的乡村教育理念及其教育思想的精髓要义，而且有助于了解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演进历程。本文根据当时贵州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审视黄质夫通过契合少数民族生活价值取向的教育方式，践行大小传统并行建构的教育理念，以及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细致入微的日常规训，从而进一步探讨黄质夫在贵州的乡村教育实践，深化中国乡村教育史的研究，为当前乡村教育面临的问题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性启示。
学校为展示自身风采，越来越重视宣传，需要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宣传自己。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学校，就是虚拟校园，能够全方位地展示学校的各种软硬件环境[1]。校内教学楼、宿舍楼、食堂及实验楼等公共设施众多，有了三维虚拟校园，新生在入学前就可以全面的了解校园的布局，交互式的查询，可以了解校园的所有信息，为尽快地适应学习生活提供方便；三维虚拟校园不只是对现实校园建筑形状、地理形态的仿真，而是对整个校园及其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在网络上的真实再现[2]。
一、 黄质夫主持国师前贵州的乡村教育状况
贵州乡村教育发轫于清末民初的乡土教育。中华民国成立后，乡土教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经过近四十年发展，乡村教育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成效却不容乐观。据1940年统计，贵州全省识字者亦不到10%，大学生仅为4‰，[注] 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许多县份连高中毕业生都很少”[注] 吴鼎昌：《花溪闲笔》，贵州印刷所1941年版，第14页。 。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迄今犹保存结绳记事，木刻为契之遗风”，“能识字者少，用之者更少”[注] 曹经元：《贵州苗民概况》，贵州省政府民政厅1937年编印，第1页。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教职员不注意社会活动，导致教育与社会仍然不发生密切的关系”[注] 《黎平县政府第四次扩大县政会议记录》(1940年1月1日)，贵州民国档案M1-1-3478，贵州省档案馆藏。 。内政部给贵州省政府的咨文强调：“西南各省边区，汉夷杂处，自古多事。明清以来苗变层见叠出，考厥原因实由于当时政府忽略宣导，边官措施失当，坐令民族间之情感隔膜。”[注] 《国民政府内政部致贵州省政府咨文》(1938年5月17日)，贵州民国档案M8-1-6038，贵州省档案馆藏。 鉴于不少“苗民不通汉语”，“文化程度颇低”，国民政府要求“应多培养优秀苗民青年”。[注] 《贵州边远农村工作团第一大队榕江工作报告书》(1940年5月25日)，贵州民国档案M5-1-534，贵州省档案馆藏。 然而，尽管国家和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但发展乡村教育在贵州却面临不少困难。
首先是经费紧缺。贵州长期军阀割据混战，“干戈云扰，戎马仓皇，……一切教育均不过维持现状而已”。加之“黔夙号贫瘠，……省县教育费多者不过二三千元，少者或三五百元”。时至20世纪30年代初，贵州全省中等教育经费345947元，在全国各省区中占24位；每生平均所占经费58.74元，在全国各省区中占24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每生占94.66元)；平均每人负担中等教育经费，全国总平均为0.1048元，贵州仅为0.023元；平均每人负担教育经费全国为0.19元，贵州平均为0.05元，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第29位。[注]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516页。 在教育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学费往往成为补充教育经费的主要途径。然而，广大农民的生计尚难维持，又何谈供孩子上学？仅仅数元的学费，却往往成为贫困子弟入学的羁绊。
其次是师资匮乏。尽管早在清末地方官员就已意识到“振兴庶务，全赖人才”[注] 林绍年：《奏请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折》，载《贵州通志·前事志》(4)，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并提出“欲兴黔学，以求合格师范为最要”[注] 岑春蓂：《奏请学务情形折》，载《贵州通志·前事志》(4)，第915页。 。进入民国后，为了解决师资问题，政府层面也作出过相应努力，如兴建师范学校，培养教育人才，然而，师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当时，全国都面临“师范生不愿下乡到农村工作，因此在乡村从事教育的人多半是小学毕业生，虽然有县立师范讲习所，但是受此种训练的人数并不多”[注] 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以至于乡村师资严重缺乏。
校舍空间是黄质夫进行日常规训的重要场所，规范、制约和影响着学生的言行举止。进入学校的第一道大门，取名“进徳门”，上方悬挂“有教无类”四个大字，彰显孔子的大众教育思想。校门右边是营业室，出售学生用品，有笔墨纸砚、毛巾牙粉，也有农产品。墙上标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劳动成果，汗水铸成。”校内挂一面大镜子，作为整容处，标语是：“出入衣冠姿态要端正，歪帽敞胸拖鞋礼不容。”进入修业门，楹联为：“兴高采烈来国师学习；智深德望回村寨服务。”“出入学校守时守礼；遵守纪律自觉自治。”[注] 文中标语、对联部分从《国立贵州师范文集》中析出，部分来自当年国师学生的回忆，下文不再注明出处。 这些标语和楹联让学生形成深刻的记忆，时刻提醒自己的使命与职责。
第四是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脱节。乡村教育以城市生活为榜样，“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市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注]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另外，当时的“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在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欲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捍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注] 舒新城：《小学教育问题杂谈》，第4页。 。与乡村社会脱节的教育长期无法得到乡村社会的普遍认同，导致乡村教育发展乏力。
上述困难和问题，不单在贵州出现，其实整个抗战大后方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能否解决这些困难，不仅关系到乡村教育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影响到抗战的全面布局。
二、 契合少数民族价值理念的乡村教育取向
黄质夫还要求教师学习和使用民族语言，实行“双语”教学。在文化落后的榕江，很多少数民族子女不懂汉语。为此，黄质夫在侗族聚居的车寨、月寨，以及苗族聚居的高文创办“村寨教育实验区”和“山寨小学”，聘请精通民族语言的教师进行“双语”教学，解决少数民族子女入学语言不通的困难。[注] 李仁山：《国立贵州师范文集〈序〉》，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3-4页。 此外，因不同地区的民情风俗各异，黄质夫指出：“教材应以乡村生活为起点，整个的社会化为归宿。教材应以学生经验为基础，完全的理论化为鹄的。”[注] 黄质夫：《我们的主张与实施》，第135页。 为了使教育能够契合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需要，黄质夫亲自带领师生深入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考察其历史文物、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在此基础上编撰符合当地社会发展需要的乡土教材，认为在“厉行推进边教之际，教科书之编辑，实为必要”[注] 国师校长室编：《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概况》，第12页。 ，强调“今后师范学校之课程，必须重新调整，淘汰不必要之教材，增加需要之教材，如民众教育、民众组织训练等，能合并之科目应尽量合并，以免互相重复，使获得‘管教养卫’实际经验”[注] 黄质夫：《实践的师范教育》，第172-173页。 。此外，根据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黄质夫在国师增设了《地方行政》《民众教育》《民众组训》等课程，自编了《建设边疆》等10多种教材和补充教材。[注]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第468页。 据1941年5月统计，“体育、军训、工艺、家事、救护、劳作、美术、音乐等学科，全部采用自编教材”。在各科教学中，还注意充分挖掘、利用与少数民族学生息息相通，教育性强的内容，如“国文科讲边地固有的文艺故事；地理科讲边疆地理及边疆问题；历史科讲民族英雄史传和边地伟人史传；博物科讲本地特有之动植物；理化讲本地工业；教育科讲边疆教育的现状及改进等”[注] 安永新：《一所颇具特色的民族师范学校：民国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贵州教育志通讯》1986年第4期，第61页。 。利用民众教育和民众组训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凭借地理教育启发国家领土的概念和意识，而卫生教育和生产教育又切实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取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加深了他们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责任感。
黄质夫意识到：“中国几千年来教育的失败，就在于士大夫阶层读书人只会吃，不会做。”乡村教育与乡土社会脱节，“有的农村孩子入学前，还可以穿草鞋帮助父母打柴、种田，一旦进了学堂，就要穿皮鞋，梳亮头发，游手好闲”[注] 李仰华：《黄质夫传略》，载《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13页。 。此外，当时中国内地还是小农制度与手工业的社会组织，而教育制度则完全为工业社会的产物。这一现象，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黄质夫指出：“我们改造乡村唯一的工具，就是教育。”[注] 黄质夫：《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载《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第94页。 并且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学校应负建设边疆之责。黄质夫强调：“今日之师范生，将来不仅成为培养现代儿童健全之师资，更须进而担当地方自治之职务，训导全民之导师，故师范生在校之训练，必须适合此种之要求。”[注] 黄质夫：《实践的师范教育》，载《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第172页。
在电子商务运营课程教学方式方面，要一改常态，采用案例教学、分组教学相结合，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让学生从活生生的例子中汲取重要的知识点，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点。还要定期进行实战演练，如：企业模拟平台。要让每位学生都可以经历实战操作，通过实战来检验学习的成果，这样可以很好让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
（3）桁架平台正式提升前，要在一个层高的范围内上下进行提升实验，提升实验完成后，必须检查桁架主梁与电动平台三角梁连接处有无变形情况，检查主梁次梁有无变形情况，检查电动平台三角梁与立柱导向是否正常，检查电机是否过热（判断是否超负荷运转）。如果以上检查均正常视为提升实验合格。
学校教授的知识必须要与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然而，当时多数学校“与社会脱离，与家庭绝缘。学生一旦出了学校，便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不能再做家庭中事情”。此外，各级各种学校，工艺与生产训练名不副实，形成“生产教育八股”，对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毫无实效”。[注] 黄质夫、王治范：《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正中书局1941年版，第45、58页。 针对这些具体问题，黄质夫认为，“乡村教育是救国的良策，乡村师范是民智的中心”[注] 洪业：《黄质夫注重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人才》，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政协榕江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编印，第79页。 ，主张“办乡村师范，应有乡村特点，培养出的学生应能适应农村，为乡村教育服务”，受过乡村教育的学生要成为“能农、能工、能商、能教学、能生产，在后方能保安，上前线能作战的多面手”，摒弃“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注] 龙安清：《试析国师劳动教育与办学思想》，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97页。 本着“教育即生活”“教学做合一”“从做中学”以及“生产教育”的理论，黄质夫在国师实行“半工半读”“工读合一”的教育方式，目的是使全校师生做到“在工场内为工人，在农场里为农夫，在图书馆为学者”，以此“养成学生双手万能，与生产智能，以适应边疆社会，改良边民生活”。[注] 国师校长室编：《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概况》，第11、4-5页。
操场、宿舍和食堂作为学生日常生活的基本场域，也被黄质夫纳入践行乡村教育规训的场所。国师操场迎面墙上画有一幅中国大地图，东北及沿海沦陷区涂以黑色，现出仿岳飞手书的“还我河山”，图上横书“山河未复士堪羞”的大字，时时唤起师生不甘沉沦的思想。[注] 龙见霖：《国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第92页。 面对操场的墙壁上，用大字书写：“优劳兴国，逸娱亡身。”“卧薪尝胆，雪耻图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操场是每天举行升降旗典礼和集会的地方，“每次集会，务必分班整队入场，口号是‘集合一分钟，工读莫放松’。大小集会，分别由校长、主任和有关老师训话，或作专题演讲。如总结每周或当天的学习生活情况，表彰好人好事，或作国内外时事报告，或指定老师作学术报告”[注] 杨凤喈：《师范教育的典范》，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115页。 。这种规训并没有随着学生进入休息时段而结束，在食堂与宿舍学生们仍然受到细致的规训。
黄质夫到贵州后，被委任为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该校驻地省会贵阳市郊区青岩，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民族教师，属边疆师范性质。黄质夫甫任校长，便进行多方考察，认为青岩不宜办乡村教育：一是人烟稠密，“基地狭小，物价日涨，生活维艰”，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二是校址在省会近郊，容易助长学生的享乐主义思想，学校教育渐趋商品化，不易培养服务乡村的人才。黄质夫指出：“乡村师范，宜在乡村。边疆师范，宜在边疆。且尤宜在土著同胞聚居之边远县，以培养人才，开发和建设山区之经济、文化，是为办学之宗旨。”[注] 黄质夫：《致贵阳师范学校师生书》，载《黄质夫乡村教育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页。 学校的初衷是要为边疆乡村培养师资人才，而青岩难以担此重任。因而黄质夫不辞辛劳，率教职工数名，以榕江学生杨成章为向导，跋山涉水到达少数民族聚居的都匀、三都、榕江、黎平等县考察，最后将校址定于榕江。经教育部批准，于1940年迁校至榕江，更校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直属于教育部边疆教育司。黄质夫正式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乡村教育实践。
在完成注浆加固后，采用套管进行取芯，对结实体强度进行测量，同时开展压水试验，用于对注浆加固的实际效果进行检查。因条件有限，完成注浆加固以后采用单管单洞的方式实施抽芯检查，从检查结果可知，实际取芯率可以达到70%以上，芯样强度超过20MPa，吸水率在0.5L/min·m以内。可见，通过注浆加固，能使围岩保持完整，提高岩石强度，使地层整体密实性得以显著提高[3]。
受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的限制，贵州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生活方式，“除拾取自然物外，不会制造，也不会贩卖，一切具有经济价值之物竟全部废弃于地”[注] 江应梁：《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版，第30页。 。一些民族同胞“壮夫坐而不耕，少女标梅而不字(到出嫁的年龄未出嫁——引者注)，土地荒僻，田园不治”[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同时，国师“地在边疆，时值抗战，人力物力，均极缺乏，若必购而后得，备面且用，事事假手他人，匪独无购备之资，抑且无可用之人”[注] 黄质夫：《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劳动生产实施经过》，《中等教育季刊》1940年第1卷第2期，第131页。 。黄质夫意识到，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单靠政府的宣传和提倡不可能达到目的，需要从底层社会做起，即从乡村教育做起，通过乡村教育“救穷化愚”。为此，他在国师设置农场、工场和林场，号召全校师生自力更生，轮流到农场、林场、工场和厨房参加劳动，“尽人力以济财力之穷，解决抗战期间本校物质建设之贫乏”[注] 国师校长室编：《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概况》，第15页。 。在黄质夫的带领之下，全校师生“行之数月，困难问题次第解决，今也不仅弦歌有堂，食宿有所，锻炼有场，交通有道，更进而仓有谷，庖有肉，章身有衣，御蚊有帐矣！”[注] 黄质夫：《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劳动生产实施经过》，第131页。 国师迁往榕江的第一年就实现了“全校师生所吃蔬菜，完全取之于农场”。当年，该校农场还收获稻谷1000余石、黄豆20余石、苞谷40余石、棉花500余斤，并饲养了大批猪、牛、羊和家禽，收入“约在14000元以上”。工场纺织蚊帐布70匹，缝制蚊帐300顶、制服250件，染衣500件，造纸50000张，并生产了大批的作业本、备课本和其它劳动工具，收入“约在5000元以上”。[注] 黄质夫：《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实施劳动生产训练概况》，载《黄质夫乡村教育文集》，第111页。 师生吃的蔬菜，学生用的作业本、信封信纸、教具、农具等大部分都能自给。学生的生产不仅满足全校师生的需求和改善师生的生活，有时还供应市场。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下，黄质夫通过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尽可能地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减轻国家的负担，而且还争取以此为契机带动乡村民众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在黄质夫的引导之下，国师学生学习不忘生产劳动训练，生活自给不忘国处危难，治国从齐家开始。“齐家为治国之本”，“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从“洒扫、应对、进退”[注] 黄质夫、王治范：《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第45页。 做起，从生产劳动做起。接受过系统乡村教育的学生上能治国，下能齐家。学生既在学校接受知识教育，又分别在工场、农场和林场参加生产劳动，获得必要的生产技能。“通过生产劳动，不但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改善了师生的生活，解决了办学经费的困难，创造了较好的教学环境，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刻苦耐劳、不畏困难、勤奋进取的精神。”[注] 吴军：《侗族教育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以至于国师学生毕业后，不仅能适应乡村教育工作，还能从事艰苦的生产劳动，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身在乡村而身系家国。
三、 大小传统并行建构的教育理念
黄质夫所践行的乡村教育理念既有重构乡村社会层面小传统的理想，同时也有观照国家层面大传统的审视。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不少人国家民族观念比较淡薄，抗战发生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而后方许多民族同胞竟然“不知道是同哪一个战争，为甚要抗战，甚至于代表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什么形式，哪样颜色，他们都是莫名其妙”[注] 镜崑：《二郎滩剪影》，《喋血》1939年第2卷第4期，第13页。 。对此，黄质夫抱着誓雪国耻和卧薪尝胆的精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生既要“锻炼健全体魄、充实抗战力量；训练科学头脑、培养建国能力”，同时还要“注重文武合一、厉行童训军训”。国师所有学生一律进行军事化管理，“一切生活务求严格军事化，以符合战时要求”。[注] 国师校长室编：《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概况》，第10、13页。 为了配合抗日战争的需要，黄质夫还对国师学生进行军事训练，“高师设军训课，初师设童子军课，军训与纪律教育相结合”[注] 张新豪：《国师办学新路线浅议》，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40页。 。在每日晨会、“总理纪念周”和国民月会上，黄质夫亲自作时事报告，讲述侵华日军的野蛮行为和残暴罪行，阐明抗战必胜、国土重光的道理，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理解和把握中国、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使命感，为报效祖国做好准备。在黄质夫的领导下，每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学校还举行抗战纪念和示威游行。此外，还组织学生宣传队，到街头场坝向群众作抗日演讲，教群众唱抗战歌曲，动员民众加入抵抗日本侵略的队伍中。通过这些活动的宣传，使抗战建国理念深入人心，“激起广大群众的爱国、救国热忱，也使学生自己深受教育，树立和增强爱国主义思想，为忠心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献身边疆小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注] 龙见霖：《国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93页。 。
老人的遗嘱写着：“我知道我的学生可能贪图我的收藏，但是在我苍凉的晚年，真正陪我的是他。就算我的孩子们爱我，说在嘴里、挂在心上，却不伸出手来，那真爱也成了假爱。相反，就算我这个学生对我的情都是假的，假的帮我十几年，连句怨言都没有，也就算是真的！”
黄质夫以契合少数民族同胞价值取向的乡村教育，在“半工半读”和大小传统并行建构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乡村教育人才。“这些同学推车挑草的时候，很像是健壮的苗人；在汽车驾驶间里，就像司机；战术作业和测图的时候，像是很精细的参谋人员；而在工厂里，却俨然一个个都是机匠。”[注] 姚祖达：《国立贵州师范在榕江》，《学生之友》1942年第4卷第5-6期，第41页。 国师的教育活动和生产劳动训练能够顺利地进行，还与黄质夫实行细致入微的日常规训密切相关。
四、 乡村教育的日常规训
日常规训对于黄质夫在国师的教育实践极其重要，如何通过具体入微的训练，将一整套乡村教育理念传授给每一位学生，并将其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乡村教育人才，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黄质夫指出：“乡村师范生训练，不仅对于性行方面加以注意，即日常生活亦宜详加指导，俾得养成刻苦耐劳勤俭自重之习惯，以适应乡村之环境，而为农民之表率。……以其整个之行动，作为乡村之榜样，则潜移默化，风俗自厚。”[注] 黄质夫：《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载《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第124页。 为了实现这一理念，黄质夫在国师通过校舍空间的楹联标语，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宣传口号，以及精细化的时间管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日常规训。
1. 校舍空间规训
第三是教材不适应贵州乡村教育的需要。诚如黄质夫指出：“边地环境特殊，内地都市所编之教科书，未尽实用。”[注] 国师校长室编：《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概况》，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长室1941年编印，第12页。 “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民的需要。”[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此外，“我国小学教科书均由书店代编，以一隅的教材通行全国，自不能适合各地方的需要”。执笔者对于小学教育虽然有精深的研究和长期的经验，但对于内地的人情风俗尚不了解，编成的教科书，最多亦只能适用于江浙两省。[注] 舒新城：《小学教育问题杂谈》，《中华教育界》1924年第14卷第4期，第13页。
人在空间中的区域位置极其重要，它可以确定人的角色位置及其身体所受规范的限制。在学校的内部空间结构中，教室、操场、宿舍、食堂构成规训学生的主要空间。教室是知识训练的场所，教学楼名为四维教学楼，取礼、义、廉、耻四维之意。二楼栏杆上木刻标语有：“教育救国，学以致用，知难行易。”教室内外随处可见“树人树木，建校建国。且耕且读，自给自足。须知国破家危，报仇雪恨在吾躬”等标语。在国师，知识的训练除教室之外，农场也是重要场所，亦是日常规训的重要空间。农场办公室门外两边中柱上，挂着木刻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边柱悬挂：“移风易俗，为祖国塑造能文能武能工能农新师资；改造社会，帮人民培养治山治水治家治国好儿孙。”后厅檐柱木刻楹联：“耐得千锤百炼，才能任重致远；教给知识根本，培养自学根基。”
CRRT目前常用于肾脏病领域和其他重症疾病治疗，能够改善营养状态，清除炎性介质，提高溶质清除率，稳定血流动力学。虽然效果显著，但治疗期间可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治疗量不达目标或治疗时间不足，而引起被迫停机，出现非计划性下机概率。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还需加强护理措施干预，从而缩短治疗时间，减少住院费用，改善预后。
2. 日常生活规训
(Ⅱ)如图11，将△AEO沿x轴向右平移得到△A′E′O′，连接A′B、BE′．当A′B+BE′取得最小值时，求点E′的坐标(直接写出结果即可).
黄质夫始终认为“改良农村，以学校为起点”，乡村教育要“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提倡农村娱乐，培养农民道德”。[注] 黄质夫：《我们的主张与实施》，载《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第152页。 “乡村师范所负之使命，不仅在造就乡村小学教师，尤应具有增进农民生活，改良乡村组织之实际工作。……使学生灼知社会情形，熟悉推广方法，庶使服务乡村后，可以改进农村，可以领导民众。”[注] 黄质夫：《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载《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第125页。 为此，黄质夫要求国师师生参加社会服务：一方面调查社会上家事生活情形；一方面参考合理的标准，设法指导改良社会生活，如办理民众教育、举行家庭访问、健康检查，劝导储蓄建国等。[注] 黄质夫、王治范：《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第48页。 为了达到“使学生以乡村为乐园，以服务为职志，以研究为能事”[注] 黄质夫：《我们的主张与实施》，第135页。 ，黄质夫让高年级的学生推行上门教学，并且举办民众夜校，每晚授课两小时，由高年级师范生担任。要求学生参与慰劳军属，每逢佳节，招待征属聚餐，或举行游艺会，或捐送慰劳品至征属家里。农忙时节，派出师生协助征属耕田、灌溉和收获。同时，还对民众开放学校图书馆、医疗室，既让师生走进乡村社会，也让普通民众走进学校，打破学校与乡村社会的隔膜。此外，学校还与贵州建设厅气象所合作测量气候，与贵州农业改进所合作开展植棉、改良水稻等有关社会民生的社教事业，[注] 王治范：《介绍一个新兴的边疆师范》，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280-281页。 以此带动、影响和指导少数民族同胞的生产和生活，使乡村和学校之间的壁垒荡然无存。
学生宿舍内外标语有：“衣被定时洗，宿舍天天扫。洗去污浊，洁白身心。面盆面巾放整齐，牙刷口杯要洗净。立如松，坐如钟，行挺胸，睡如弓。学懂习完，睡得安心，智要天天学，技要时时练。注意整洁强身强国，遵守纪律利人利己。”学生在宿舍，要求“内务要整齐划一，叠被成垛，与床同等，上盖印有学号白布被单；摆好盥具，不许混乱”[注] 张士昆：《忆母校：国师教育》，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269页。 。
在举业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转型和跨界的“诱惑”，抱负不凡的雅昌，依然坚守艺术服务领域，初心不改。
餐厅六根大柱上挂着木刻，上书：“流自己汗，吃自己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饭一粥当思来处不易。一日三餐不忘前线战士，保家卫国流血牺牲。细嚼慢咽，益寿延年，临餐不语，君子所为。节衣缩食，共济时艰，淡泊明志，肉食者鄙。”[注] 张一德：《我记忆中的国师》，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245页。 学生进入饭厅，须列队入室，盛好饭后，听从值日生口令才能进餐。“用膳仅听有碗筷声音，几乎没有其它噪音。”国师学生到桂林参加考试时，就餐时仍是整队而入，用餐结束后，“唯国师考生每人都把鱼骨等剩渣拢集碗内，摆好餐具，而后离席，有秩序地退出餐厅。西南联大招考人员惊问其故，答云：‘我们国师老师一贯教导学生这样做’，‘我们已经习惯’”[注] 张新豪：《国师办学新路线浅议》，第40页。 。
学生晚自习结束亦须整队进入宿舍，经军训教官点名、训话后方能就寝。这些训练，使学生养成一种遵守纪律的习惯。[注] 向零：《国师校风》，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44页。 学校风纪严明，由优秀学生轮流值日，佩戴“风纪”红袖章，巡视维持校纪。学生们分别佩戴师范部、简师、初中红、黄、蓝三种不同边沿的符号。“学生遇见老师要行注目礼，进办公室先喊‘报告’，然后等老师允许才进去，再向老师敬礼，学生久而久之，就养成有文明有礼貌的良好品行。”[注] 杨凤喈：《师范教育的典范》，第114-115页。
3. 时间管理规训
对时间进行有效管理是黄质夫在国师实施日常规训的重要途径，“学校纪律的产生确实追溯到对时间和空间的管理和控制上。……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钟表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可以精确地划分每天的时间，而在于时间开始被纳入以计算的方式运用管理权威的过程中”[注]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8页。 。黄质夫对学生的时间管理极其严格，“学生一入校，便生活在严密组织和严格管理之中”。开学时，就制定好“学期工作日程表、校历、任课表、作息时间、事业活动安排表等”。[注] 吉长瑞：《浅谈国师的教学质量》，载《国立贵州师范文集》，第27页。 学生日常作息时间安排十分紧凑：清晨5点半起床，6点举行升旗仪式，由校长或值日导师训话。7点早读，7点半开早餐。8点至11点50分上四节课，12点开中餐。中午休息。下午2点至3点50分上两节课，4点至5点40分参加劳动。6点举行降旗仪式，由值日导师训话。6点半开晚餐。8点至9点集体上晚自习，10点熄灯就寝。一天的生活、学习、劳动紧张有序。行动以“军号为准，号声就是命令。全校师生员工，闻号而动，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注] 向零：《国师校风》，第44页。 。学生有许多自由活动的时间，这些时间也被潜在地纳入到制度时间之内，学生仍然处于被规训的时间体系中。诸如自由阅读、参加各种研究会、演讲比赛、听各种讲座、练习野外生活、假日远足等。
在国师不仅学生处于严格的日常规训，黄质夫还要求教师和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以身作则，以校为家；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生产劳动、同集会活动。……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甚至跟学生一样剃光头、穿草鞋”[注] 吉长瑞：《浅谈国师的教学质量》，第23页。 。教师办公室有两条标语：“应有严父之心管学生，更应有慈母之心爱学生。以教人者教己，以育己者育人。”教务处标语是：“做不完，学不厌，教不倦。讲清知识的根本变化。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书育人，莫大事也。”训导处标语是：“爱生如子，训而不抑，扬其优，理其短。”会议室标语楹联是：“个个争论如何教好学生，条条提议讲清知识根本。耕读一堂，得天下英才而教，弦歌四野，树黔南文化之基。”作为校长的黄质夫，也在校长室内外悬挂楹联警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我在后方，要凭天良，切莫鬼混，认真救亡。”
标语、口号、楹联的内容深入人心，给学生极为丰富和深刻的教育。让师生们在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潜移默化，形成良好的品德，以至于“半个世纪过去了，迄今国师毕业生，还能记忆犹新，背诵如流”[注] 吉长瑞：《浅谈国师的教学质量》，第24页。 。可见，黄质夫在短时间内为贵州培养大批乡村教育人才，与他对于日常规训的重视及其示范密不可分。
五、 结语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的乡村教育已取得长足进步，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面临的部分问题依然困扰着当前乡村教育的发展，如教育与乡村社会脱节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走出乡村不再是梦想和期盼，进城务工、外出求学、留学海外等远离乡邦故土正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毋庸置疑，都市的繁华具有极大吸引力，以至于“现在的青少年有一种整体倾向：逃离乡土，对乡土有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上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就是失根，最终会导致一代人民族文化的缺失”[注] 钱理群：《前言：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载《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从中国教育史发展的视角审视，中国的乡村教育现代化不是传统教育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西方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产物。为了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国家利用自身的权威动员各种资源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保证乡村教育的推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乡村教育是国家意志从外部强力推进的结果，是与工商业生产和生活相适应的一种教育制度，因而在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乃至教学安排等方面，都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格格不入。“乡村教育的出路既不是对乡村传统教育的回归，也非完全对西方新式教育的模仿、移植，更不是削足适履，使西方教育适应中国乡村社会的需要，而是要建立一种立足于现代科学、民主及理性精神基础之上，同时又融入中国乡土特色的乡村新式教育。”[注] 陈胜：《尴尬的转变——清末民初乡村教育变革的困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13页。 乡村教育所传递的知识既要有普适性的现代科学知识，同时还需要观照地方民众生活经验的乡土知识，这种乡土知识以独特的经验和理性合理表达乡村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记录当地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人们情感、文化和价值的传递。在现代化浪潮下，人们如何认识乡村？如何改造乡村？进而如何建构合乎时代发展需要的本土知识和传承地方文化？这些问题始终考问着乡村教育从业者。黄质夫在国师主持的乡村教育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回应。黄质夫针对当时贵州乡村教育面临的具体情况，在国师从日常规训入手，重视乡土文化价值，建构符合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发展需要的教育方式，对当前乡村教育无疑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 2018-12-17
作者简介： 王尤清，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教育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G40-0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 2019) 03-0001-07
(责任编辑： 钟玖英校 对： 刘 倩)
标签：黄质夫论文; 乡村教育论文; 贵州论文; 少数民族论文;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