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分离—个体化与其互联网娱乐偏好和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个体化论文,病理论文,青少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R395
1 问题提出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得包括网络游戏在内的互联网娱乐成为青少年的时尚活动。这种充满视觉和感官刺激的娱乐让很多的青少年网民流连忘返、乐此不疲，在丰富了他们课余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这是一种多维度的综合症，包括认知和行为的诸多症状，这些症状可能导致如社会退缩、逃学、孤独抑郁等社会性的、学业的、健康等方面的消极后果[1，2]。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05年的调查显示，与非网瘾群体相比，网瘾群体的上网目的更倾向于娱乐性。娱乐性的网上活动更容易使青少年上网成瘾[3]。
在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成因近十年的研究中，很多研究都是对哪些心理行为变量可能使用户容易沉溺于互联网进行了探究，比如抑郁、孤独感、社交焦虑、人格[4～6]等。同时其对象多为大学生或成人，对青少年这个群体一些特殊的心理变量的考虑比较局限。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其自身的心理特点。他们在身体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奇妙”变化，心理上也进入了所谓的“第二次断乳期”，自我意识空前高涨，对家庭以外的关系和事务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与父母的关系也进入了微妙的变化阶段，一方面竭力希望同父母“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惧怕与父母和家庭的完全脱离。在希望摆脱父母控制的同时努力建构新的自我，这个发展阶段和一些相关的心理特点是否与他们的互联网使用以及PIU相关，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进一步了解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倾向和PIU的一个方向。此外，很多研究倾向于将个体因素作用和互联网特点的作用分开讨论。但是作为一种工具使用性产生的问题，同时考虑个体和互联网的特点对其的影响是必要的。
青少年开始拉大与父母的距离反映了青少年期的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过程，这是一个青少年与父母分离而形成自我感的过程[7]。在与父母分离的同时，还能确认自己是家庭的一份子，同时学会不依赖他人，并寻求自我认同。分离—个体化反映了青少年期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是青少年期的重要发展任务。这样的发展阶段会使得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有其特殊性。它尤其受到临床心理学家的关注，被认为和青少年的一些情绪问题(抑郁，焦虑)[8]和行为问题(饮食障碍，酗酒)[9，10]有关。这样的一个试图摆脱父母监控，自我意识提升，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而又与他们的内化和外化问题密切相关的过程会对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产生哪些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时一些研究者认为，青少年在分离—个体化过程的早期伴随着一种独特的心理特点，即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IA)观念的形成，并成为一种缓解其分离焦虑的防御机制[11-12]。假想观众指青少年认为其他人像自己那样的关注他们，认为自己被别人所关注和评价。这样的信念使他们在与父母分离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而不至于过度焦虑。然而，过高的假想观众也可能导致对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对他人想法的过度关注和对于现实和想象情境中他人反应的预期。这种格外在意自己留给别人印象的倾向也会“让多数青少年活在被评量的不安以及盼望被赞美的等待中”，“他们的不安焦虑往往过量，以致使他们在真实的面对面互动中反而显得龌龊，甚至退缩、自卑”[13]。那么互联网这种带有匿名、隐形性质的空间是否就成为青少年寻求他们想象中观众的理想舞台，而使他们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呢？本研究从青少年发展特点的角度，考察了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与其互联网娱乐偏好以及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以期从青少年特殊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心理特点去寻找青少年更多卷入互联网的相关原因，从而有助于深化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机制的认识，为预防青少年互联网的过度卷入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被试为北京市三所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因初三、高三为毕业班学生，故未能将其列入本次研究)的学生354人，剔除从未上过网的被试，有效样本332人。其中，男生163名，占被试总数的48.90％，女生169名，占被试总数的51.10％。被试的年龄在12～1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90±1.58岁，具体分布见表1。被试的网龄从0.5～132个月。其中上网1年以下的占20.70％，1～3年的占35.40％，3年以上的占43.90％。有13.10％的被试在工作日平均的上网时间超过2h，而在周末这一比例为42.70％。
2.2 测量工具
2.2.1 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 本研究采用雷雳和柳铭心(2005)[14]编制的“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对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进行测量。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α系数为0.88。
2.2.2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 采用雷雳和杨洋(2006)[15]编制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包含6个维度：突显性、耐受性、强迫性、心境改变、社交抚慰和消极后果。问卷共38项，采用五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由被试自我报告其病理生互联网使用状况。本问卷经检验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系数为0.95，本研究中总问卷重测信度为0.96。
2.2.3 青少年分离—个体化量表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分离—个体化问卷”(减缩版本)来测量青少年的分离—个体化问题，此问卷是意大利学者Ingoglia等人2004年对Levine等人(1986)编制的“青少年期的分离—个体化测验”(Separation-Individ-uation Test of Adolescence，SITA)进行缩减后的版本[16]。共61个项目(含重复测谎题)，从“1—完全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分5个等级记分，共有6个因素：(1)“分离焦虑”，描述了个体对于重要他人的情感和肉体联系丧失的强烈恐惧；(2)“自我卷入”是一种个体对自己的过高估计和关注；(3)“吞噬焦虑”表明认为亲密感是一种封闭性的卷入，对独立感是一种威胁；(4)“过度师生亲密”；(5)“过度同伴亲密”这两个因素分别反映了对于自我和他人界限的混乱，对于老师和同伴强烈的依恋；(6)第六个因素包含了四个维度：“拒绝依赖”反映了个体对于人际联系的拒绝或逃避；“预期拒绝”是对重要他人有一种无情和敌意的预期感觉；“健康分离”是个体在亲密关系的背景下达成的依赖和自主的平衡；“老师理想化”是青少年对教师的一种理想化[16,12]。本研究中量表各成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0、0.91、0.88、0.68、0.77、0.75、0.90、0.77、0.66。对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指数为：x[2]=4538.081，df=1570，x[2]/df=2.89，NFI＝0.899，TLI=0.925，CFI=0.931，RMSEA=0.075，该量表有良好的效度。
2.2.4 假想观众量表 采用Lapsley等人1989年编制的“新假想观众量表”(New Imaginary Audience Scale)测量青少年的假想观众水平。量表含有42个条目，从“1—从不想象”到“4—经常想象”分4点记分。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其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系数为0.92。
2.3 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为心理系的研究生。数据处理使用SPSS 12.0和AMOS4.0。
3 研究结果
3.1 性别和年级差异
3.1.1 分离—个体化和假想观众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观念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分离—个体化中的自我卷入和过度同伴亲密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的F值达到了显著(F=3.01，df＝3，p＜0.05；F=2.72，df=3，P＜0.05)，MANOVA检验发现在自我卷入上，初一和高一年级的男生高于同年级女生(t=4.98，p＜0.05；t=4.30，p＜0.05)，初一年级男生显著高于高二男生(t=2.46，p＜0.05)，初二女生显著高于初一、高一、高二的女生(t=2.76，p＜0.01；t=3.57，p＜0.01；t=2.85，p＜0.01)；在过度同伴亲密上，初二和高一的女生要显著高于同年级男生(t=2.22，P＜0.05；t=3.07，p＜0.01)；初一男生显著高于高一男生(t=3.09，p＜0.01)；初二女生显著高于高二女生((t=3.08，P＜0.01)。
同时对分离—个体化的其它成分的性别和年级方差检验表明，性别方面，健康分离和过度师生亲密方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t=5.59；p＜0.05；t=6.28 p＜0.05)；拒绝依赖和预期拒绝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t=8.90；p＜0.01；t=7.10；p＜0.01)。在年级变量上，过度师生亲密方面，初一学生显著高于高一、高二学生(F=10.30，df=3，p＜0.01)；理想化老师上初一显著高于高二学生(F=4.01，df＝3，p＜0.01)；拒绝依赖方面高一学生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学生(F=6.76，df=3，p＜0.01)；预期拒绝方面高一显著高于初一学生(F=3.79，df=3，p＜0.05)。分离焦虑和吞噬焦虑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交互作用，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的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和性别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3.1.2 互联网娱乐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为了检验性别、年级在互联网娱乐偏好以及PIU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娱乐偏好和PIU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的F值都未达到显著水平。同时年级的主效应也均未达到显著水平。但是它们的性别主效应都达到了显著水平(F=4.57，p＜0.05；F=5.64，p＜0.05)，男生比女生更偏爱互联网娱乐(男生M＝3.58；女生M=3.38)，而且比女生表现出更高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男生M=2.10；女生M=1.92)。
3.2 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娱乐偏好以及PIU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对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PIU、分离—个体化的9个成分以及假想观众观念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互联网娱乐偏好与PIU存在显著的相关。分离—个体化的9个成分中有5个与互联网娱乐偏好显著相关，6个与PIU显著相关。假想观众观念也互联网娱乐偏好和PIU显著相关。说明分离—个体化和假想观众观念可能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和PIU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分离—个体化的成分较多，为了进一步了解分离—个体化对于PIU的预测作用，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4个，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分离—个体化中的分离焦虑、吞噬焦虑、预期拒绝和自我卷入对青少年PIU的联合预测力达到了24.60％。其中“分离焦虑”层面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15.70％。
3.4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娱乐偏好及PIU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索分离—个体化中对PIU预测力较高的四个成分和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偏好同PIU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与假设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根据之前的结果跟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假设分离—个体化中的自我卷入、吞噬焦虑、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四个成分和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对互联网娱乐偏好和PIU均有独立的预测作用，并假设分离—个体化中的四个成分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预测互联网娱乐偏好和PIU。模型一与数据比较吻合(拟合指数为NFI=0.999，TFI=0.994，CFI=1.000，RMSEA=0.063)。根据模型一与数据的拟和结果以及之前的变量间相关关系，进一步对模型一进行调整，删除了吞噬焦虑、预期拒绝和假想观众之间的路径，得到了与数据吻合的更好的模型二(NFI=0.999，TFI=0.999，CFI=1.000，RMSEA=0.023)。图1显示了模型二：分离—个体化中的自我卷入、吞噬焦虑、分离焦虑、预期拒绝与假想观众观念、互联网娱乐偏好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路径图。
从图1可以看出：(1)青少年的分离—个体化过程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以及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互联网娱乐偏好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而分离—个体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吞噬焦虑对于PIU的正向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在青少年的分离—个体化过程中，如果他们体验到高水平的与重要他人特别是父母的分离，那么他们更容易沉溺网络。同样如果他们倾向于预期被其他人拒绝和否定，也容易形成高水平的PIU。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具有高水平的假想观众和对互联网娱乐活动的喜爱也容易使他们有高的PIU；(2)分离—个体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PIU；从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对假想观众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那些对自己非常关注并评价很高，同时体验到高水平分离的青少年，其假想观众观念越高，也易形成高水平的PIU；(3)分离—个体化中的吞噬焦虑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而间接预测PIU，青少年的吞噬焦虑对其互联网娱乐偏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互联网娱乐偏好间接地预测PIU，即越感到被父母过度控制，独立感受到威胁的青少年越倾向于喜欢网上娱乐，从而有高水平的PIU。
图1 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和PIU的关系
4 讨论
4.1 性别和年级差异
4.1.1 分离—个体化 分离—个体化各成分的性别差异显示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特点，这就是在一些积极的、依恋性的问题上女生显示出比男生更高的水平，如健康分离和过度师生亲密。而在一些相对消极的、回避性的问题上男生比女生有更高的水平，如拒绝依赖和预期拒绝。女生是关系定向的，即她们很在意与他人，包括老师、同伴和家长的情感联系，对于他人有更强的依赖性。而男生重视自我的独立性，他们往往更愿意在关系中保持自我，不愿意更多地依赖别人。同时与社会期望也有一定关系，一般而言人们会期望女生乖巧、顺从，容许并鼓励她们依赖别人。而对于男生人们会更愿意看到他们独立、勇敢，从而使他们更不愿意依赖别人，也认为在亲密关系中自己往往是被拒绝的。
在分离—个体化的这些成分上也存在年级差异。总体而言，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更依赖他人，高年级学生则更倾向于拒绝依赖别人，对亲密的人际交往采取回避和否定的态度。两者的差异在与教师的关系上最为明显，低年级比高年级的学生更乐于与老师交流也更依赖和重视老师的意见。一方面，低年级的学生自主意识较低，他们更容易听从教师的教导，更容易依赖老师和他人。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他们不愿意再接受老师的管理，也愿意更加独立地面对问题。同时，日益增大的学业压力，也可能成为激化师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们不再像低年级的学生那样依赖老师、而与老师有更融洽的关系。
4.1.2 互联网娱乐偏好和PIU的性别差异 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及他们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都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喜欢网上娱乐活动。相对于女生，男生对于那些惊险刺激的娱乐活动更为热衷，如飙车、极限运动等，而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中，目前网上的娱乐活动，如网络游戏等题材和内容相对单一，以战争、打斗、竞技等为主，这对于喜欢冒险、愿意争斗的男生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男生比女生有更高的PIU水平，这与2005年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对30个省的青少年所做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3]。青春期期间，男生和女生在行为和思维特点上显示出差异。男生更富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而女生相对保守谨慎，因此，面对互联网这一进入他们生活的新事物时，男生会投注更多的热情，也容易被网上的新事物所吸引。同时男生在情绪和行为的调节和控制上不如女生[17]，这种低水平的控制可能导致问题行为，使他们在面对网络的诱惑时会比女生更容易沉溺和难以抵抗。青少年是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易感人群，而男性青少年则是其中的高危人群，他们的冒险和反叛精神使得他们更难以管理和更容易沉溺网络。
4.2 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偏好和PIU
分离—个体化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这期间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增强，与重要他人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他们希望脱离父母的保护和监督变得独立，另一方面又希望同父母保持情感上的联系，同时还要努力发展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本研究发现在分离—个体化过程中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可以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PIU水平。分离焦虑反映出青少年在自我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重要他人、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情感距离变大，支持减少而感受到的强烈恐惧。而预期拒绝是青少年预期他人对他们是敌意、否定、不接纳的。青少年期是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人际关系的发展又是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内容，青少年对于人际互动的敏感性增强，而人际关系的质量又与他们的身心发展关系密切，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体现了青少年对于实际或预料的亲密人际关系纽带丧失的一种恐惧，高水平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少而又充满焦虑，因此当面对互联网这样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时，他们更可能投入其中，寻求支持和缓解现实的焦虑，从而造成高水平的PIU。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分离—个体化中的吞噬焦虑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而间接预测PIU。吞噬焦虑反映出由于父母的过度控制和保护，青少年自我和个性受到威胁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有了更多地自主意识，当他们感到被父母过度控制和限制时，他们的独立感受到威胁，在过于紧密的关系中丧失了自我，这甚至使他们感觉窒息，迫切寻求解脱。在父母那里受到过分的限制，感觉压抑而又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解，使网上娱乐成为青少年放松和发泄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长此以往便容易产生对互联网的过分沉溺，导致高水平的PIU。
Lapsley等学者认为在青少年期的分离—个体化过程中，青少年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假想观众观念[11，12]，它被认为与很多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如吸烟、酗酒、饮食障碍等有关[18，19]，本研究发现假想观众观念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和病理互联网使用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分离—个体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也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PIU。假想观众观念使得青少年感觉自己像演员处于舞台中心一样，是别人的注意焦点，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别人羡慕的目光，而在互联网娱乐中尤其是网络游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扮演不同的角色，成为这个虚拟世界中更广泛群体的注意中心，从而对于网络游戏有更强的偏爱。另一方面过高的假想观众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某种负面信息，他们会因为时时感到被评价而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过分关注，因此在现实的交往中倍感压力。而目前很多网络游戏是交互性的，即与网上社交近似，玩家们可以在娱乐的同时互相交流，这种交流是匿名和隐形的，这可能使他们感觉网上的观众更加宽容。即使在网上娱乐时他们感到了来自网上假想观众的压力，也更容易应对或抽身而退，因此他们可能更加喜欢徜徉于这样无限广阔、充满刺激而又束缚较少的虚拟世界，从而逐渐产生依赖的感觉，导致有更高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
研究建立的模型发现，分离—个体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PIU。假想观众的产生被认为是分离—个体化过程中青少年的防御机制，认为自己是他人关注的焦点的这种想法可以缓解他们逐渐独立、与父母分离过程中的焦虑[7，11，12]。本研究似乎可以支持这样的观点。自我卷入体现了青少年对于自己过高的估计和过分的关注，他们更倾向于用一些假想的观众来支持自己的重要地位。分离焦虑这种由于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分离产生的恐惧感可以通过周遭假想观众对自己的关注而得到缓解。这两个方面通过假想观众观念，而间接地使青少年对互联网产生依赖。
通过对青少年分离—个体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娱乐偏好以及PIU的关系探讨，发现青少年是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易感人群，与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心理现象可能确实存在一定关系。在感觉和预期自己被别人(父母、同伴)所抛弃(分离焦虑)或敌视(预期拒绝)时，互联网所提供的巨大交往空间，可能会给他们提供现实得不到的支持。自我意识提高，他们更重视自己的自主和自由，父母过度的保护和压制，让他们倍感压力(吞噬焦虑)，使互联网这样一个色彩丰富，充满视觉刺激的娱乐世界成为他们缓解压力的地方。而随着对自己的关注度增加，他们对自己有时甚至是自我中心性的过高评价和关注(自我卷入)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其他人关注的焦点，互联网这个无限宽广的世界可以使假想观众的范围和数量迅速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假想观众这种被认为是处于分离—个体化阶段的青少年应对分离焦虑、提供行为参照的防御机制[11]，可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假想观众使青少年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的社会角色，一方面这个观念如果太强也可能成为青少年一些不当行为的驱动力。就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使用而言，假想观众之所以与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行为有关，与他们现实关系的不尽如人意有一定关系，良好的父母支持和家庭环境有助于降低这样的观念，同时青少年期发展家庭以外的关系，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任务，与同学、同伴的良好关系也可以帮助青少年克服随着年龄增长与家庭成员关系疏远而产生无助感，降低分离焦虑，使他们不至于沉溺网络世界的人际交往去寻求情感的依托。因此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可以使他们感受到更多来自于现实的支持，平衡他们的假想观众，从而降低初中学生“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危险。
总之，在分离—个体化过程中，青少年面临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的关系纽带变得松散的考验，也面临着自我意识提升，形成独立自我的考验。这期间他们一方面希望与父母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又为这种距离的产生而感觉忐忑不安。这样的矛盾造成的混乱使他们更容易沉溺网上娱乐活动，容易成为成瘾者。
青少年是使用互联网的重要群体，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互联网用户呈现低龄化，中学生网民的比例和人数都在逐年增加，沉迷网络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依据本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青少年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面临的特定发展任务分离—个体化以及假想观众这样特定的心理特点是引发初中学生不健康的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因素，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病理互联网使用的风险，然而互联网使用的潮流不可阻挡，青少年掌握互联网技术是时代的需要，一味的切断和阻止无异于因噎废食。因此，在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家长、学校和老师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外，也应关心他们对于发展人际关系的需要和重视那些特定的心理现象。特别是在分离—个体化过程中，青少年会感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减少，产生与家长分离的焦虑。同时这一阶段他们自我意识提升，自主意识增强，过分地控制又会使他们感到压抑和困扰，因此家长更有义务在一种平等的身份下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这个他们需要扩展家庭外社会关系的阶段，学校和老师也有责任帮助学生们创建一个和谐、互助、宽容的学校和班级环境。
Lanthier和Craig Windham[20]曾指出，互联网使用是成瘾的还是非成瘾的关键取决于用户的个人因素和对于使用的态度，本研究部分证实了这种观点，分离—个体化这个特殊的发展任务和这期间的假想观众观念作为青少年特有的个人特征，可以和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共同预测其病理互联网的使用水平。本研究存在的问题在于研究取样的局限，研究结果是否是用于其他地域的青少年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使用不仅有娱乐性的，还有社交、寻求信息、交易等活动，同时分离—个体化也是个多方面、多维度的概念，对分离—个体化与青少年这些互联网使用关系的探讨，有助于全面了解青少年在分离—个体化这个特殊的心理发展阶段和他们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5 结论
青少年互联网娱乐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喜欢网上娱乐且有更高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分离-个体化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对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假想观众观念对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分离—个体化中的吞噬焦虑通过互联网娱乐偏好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分离—个体化中的分离焦虑和自我卷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中学生的病理互联网水平。
标签：父母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