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人骑驴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诗人论文,骑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读到骑马骑牛的记载，骑马多为军旅生活之英姿：“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杨炯《从军行》)，“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上马左右射，捷下如猕猴”(张琰《出塞曲二首》其二)；或为侠客形象之写照：“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曹植《白马篇》)；或为狩猎之掠影：“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王维《观猎》)，“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韩愈《雉带箭》)；或为新登科进士之荣耀——骑马遍访京城各地、采摘名花，正如孟郊《登科后》所描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还有漫游遣兴：“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王禹偁《村行》)。骑牛则为田园牧歌：“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王绩《野望》)，“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并序》)；或为禅门修行之象喻：“狰狞头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转遥。一片黑云横谷口，谁知步步犯佳苗。”(普明禅师《牧牛颂诗·未牧第一》)近读张伯伟教授的《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文①，颇受启迪，发现中国古代诗人骑驴，不只是个别现象，如阮籍、孟浩然、郑綮、李白、杜甫、贾岛、李贺、潘阆、孙定、王安石、苏轼、陈师道、陆游、张孝祥、牟巘等，都有过骑驴的故事或经历，却具有不同的意义指向，表明它已构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现象。中国古代诗人骑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文化义涵。 一 “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苦吟 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八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说陈师道作诗闭门谢客，搜肠刮肚，字斟句酌；秦观赋词即兴而发，才思敏捷，倚马可待。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尽管不少诗人有“口占”或“口号”——随口吟成诗的本领，但是像秦观这样才思敏捷者毕竟是少数，要创作一首真正的好诗，多数诗人更接近陈师道，是靠苦吟获得。苦吟的方式很多，其中一种便是骑驴苦吟。这是因为“驴既低小而不甚骏，故称蹇焉”②；行速又比较慢，适宜一边观赏风景一边捕捉诗思灵感。金人王庭筠《韩陵道中》云：“石头荦确两坡间，不记秋来几往还。日暮蹇驴鞭不动，天教仔细数前山。”陈鉴之《东斋小集·题陈景说诗稿后》：“今人宗晚唐，琢句亦清好。碧海掣长鲸，君慕杜陵老。月明孤屿云，一鹤唳清夜。和之以君诗，竹牖寒灯下。倚马挥万言，跨驴哦一字。迟速不须论，纫云看奇思。”③从“倚马挥万言，跨驴哦一字。迟速不须论，纫云看奇思”不难看出，它正是通过骑马与跨驴对比，道出了骑驴最适合“哦一字”的苦吟。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载：“唐相国郑綮……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④冒着风雪骑驴在灞桥上酝酿诗思、捕捉灵感，这是何等“苦心”啊！正如元代陈深《题画扇骑驴踏雪》所云：“雪没驴腰白，行行诗兴催。不因太清绝，那肯犯寒来。”⑤郑綮骑驴踏雪觅诗，在中国古代已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佳话，范成大《枕上闻雪复作》云：“谁子骑驴吟灞上，何人跋马客蓝关。”刘克庄《菩萨蛮·戏林推》云：“笑杀灞桥翁，骑驴风雪中。” 李复《潏水集》卷六《书郢州孟亭壁》载：“孟亭，昔浩然亭也。世传唐开元间，襄阳孟浩然有能诗声，雪途策蹇，与王摩诘相遇于宜春之南。摩诘戏写其寒峭苦吟之状于兹亭，亭由是得名。”⑥吕祖谦《诗律武库》卷一二“诗咏门”载：“孟浩然《骑驴长安道中雪》诗云：‘迢迢秦京道，苍然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饥乌噪野田。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而东坡《青州道上雪》诗云：‘君不见，襄阳孟浩然，长安道上骑驴吟雪诗。’”⑦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认为：“孟襄阳学力下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⑧禅门之悟是经过长期苦修而获得，严羽“以禅喻诗”同样含有这个意思，他认为诗人达到“悟”的根本途径就是“活参”，“活参”借以喻诗指对诗歌作品进行研读、揣摩、细心体会：“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⑨可见，孟浩然诗歌成就的取得是靠“妙悟”，而“妙悟”的前提和基础正是“雪途策蹇”、“长安道上骑驴吟雪”——“寒峭苦吟”。元代马臻《画意》云：“缘溪路滑蹇驴迟，水色山光总入诗。还胜襄阳孟夫子，满身风雪灞桥时。” 关于骑驴苦吟最为著名的当是“推敲”和“呕心沥血”的故事。《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载：“(贾)岛字浪仙，范阳人，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一日，见京兆尹，跨驴不避，呼诘之，久乃得释。累举，不中第。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主簿。”⑩《刘公嘉话》云：“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岛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11)由于贾岛“推敲”的故事流传甚广，有关他“苦吟”的记载也众说纷纭。《摭言》载：“贾岛太和中，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吟曰：‘落叶满长安。’求一联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因冲京兆尹刘栖楚节，被系。一夕释之。……”(12)尽管说法不一，但贾岛骑驴推敲诗句的佳话已成为“苦吟”的代名词，作为积淀了特定的文化内涵的典故，被后世广为引用。张耒《读吴怡诗二首》其二：“疏梅半落雪中香，想子孤吟对酒缸。野水荒山伴猿鸟，跨驴谁问贾长江。”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13)这一记载披露了李贺诗歌创作惨淡经营、苦心孤诣的秘密。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用“云烟绵联”等九个形容性意象描述了李贺诗歌审美风格的瑰丽奇诡，其中“虚荒诞幻”构成其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14)李贺诗歌在艺术上有独特的创造，构思新颖，意象奇诡，意境诞幻，语言瑰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骑驴苦吟。 陈师道可谓中国古代苦吟诗人的典型，宋元文献中记载着他“吟榻”的故事：“陈正字无己……竟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瞿然而兴，取笔疾书，则一诗成矣。因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故平生所为至多，而见于集中者才数百篇。”(15)“世言陈无己每登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寄邻家。徐待其起，就笔砚，即诗已成，乃敢复常。”(16)陈师道的“苦吟”除了“吟榻”方式之外，还有“骑驴”，这一点恐怕少有人知，其《骑驴二首》云：“复作骑驴不跨驴，此生断酒未须扶。独无锦里惊人句，也得梁园画作图。”“冲篱突市不逡巡，掠面惊风扑眼尘。出手推敲宁避尹，题门吟咏不逢人。”(17)为了寻得“锦里惊人句”，他骑驴“出手”作“推敲”状，但他感叹没有贾岛幸运，没有遇上韩愈那样的京兆尹，故无闻于世，寂寞终生。 二 “少陵骑驴京华春，一生旅食长悲辛”——落拓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首诗为天宝七载(748)杜甫困居长安时所写。韦左丞即韦济，是年他调任尚书省左丞，杜甫有《赠韦左丞丈济》诗，请求他汲引和推荐。由于没有结果，又写了这首诗。韦济很赏识杜甫的诗，又曾表示过关怀，杜甫把他当作知己的官僚。诗中陈述了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以及仕途失意、困居长安的苦况。这几句诗说十多年来未能进入仕途，现在仍然流寓长安，生活贫困。为了寻求出路在长安到处奔波，向达官贵人请谒干求，受人冷遇，极其狼狈，只有将悲哀痛苦埋在心底。诗中“骑驴”与乘马的达官贵人对比，表示生活贫困、遭遇落拓，正如杜甫《示从孙济》所云“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这种生活贫困、落拓失意的处境，在杜甫困居长安的天宝十三载(754)仍然未能改变，是年所作《醉时歌》可见一斑：“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天宝九年(750)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实际上是个清冷的闲官。这首诗为郑虔和自己共同的遭遇——生活贫困、处境落拓鸣不平，故借酒浇愁，发泄内心的不满和苦闷。同年秋所作《秋雨叹三首》其三，也对自己的贫困生活、落拓处境作了倾诉：“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四《三川言十数年前，当有一短帽骑驴之士半醉，徘徊原上之久，曰：山川非昔时比矣，恍惚失其人所在；有收杜老醉游图者物色之，知为杜之再来也。予独鄙之，作诗二首》：“君不见少陵有客字子美……乾坤宿醉参横醒，且策东家旧蹇驴。”宋代牟巘《陈云岫爱骑驴》：“君不见少陵骑驴京华春，一生旅食长悲辛。”晁说之认为杜甫骑着租来的蹇驴，醉至翌日早晨方醒，其怀才不遇、落拓失意可想而知；而牟巘则以“骑驴京华春”来概括杜甫“一生旅食长悲辛”——生活贫困、落拓失意。 任渊《后山诗注》卷十二载：“后山《和饶节咏周昉画李白真》诗曰：‘君不见浣花老翁醉骑驴，熊儿捉辔骥子扶。金华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复千金摸。’……鲁直有老杜浣花溪醉图诗云：‘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后山谓鲁直诗语已自写生，不必指金摸画也。”(18)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一生极为推崇杜甫，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创作了《老杜浣花溪图引》，生动刻画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艺术形象，歌颂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陈师道谓“鲁直诗语已自写生”，诚然非指黄庭坚也有骑驴的经历，而当指终其一生，黄庭坚贫困的生活、落拓的处境与杜甫是相似的。 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陆游由南郑(今陕西汉中)调任成都安抚司参议官，从此离开前线，结束了他一生中引以自豪的八个月的军旅生涯。这首诗是他赴任途经剑门山有感而作。南郑是当时抗金前线的军事重镇，而成都虽然是南宋首都临安之外最繁华的城市，但毕竟是后方。对于一生渴望抗金报国、恢复中原的志士来说，被调任到此无疑是极不情愿的。首句不仅指这次由南郑至成都途中的风尘仆仆，当包含作者一生军旅生涯在内，正如他在《书愤》一诗中所回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杂酒痕”表明壮志难酬，同样，“远游”也不仅指这次由陕入蜀，还包括过去所历各地，“无处不消魂”即处处消魂，否定之否定即肯定，较直接肯定感情要强烈得多。使作者处处消魂的内容很丰富，不止指这次由前线调到后方而心情惆怅，还指征途上所见所闻所感而引起作者的伤心。当经过剑门山的时候，下起了微雨，作者突然意识到自己是骑着驴子在赶路，而不是骑着战马奔驰在战场上，于是想起了历代诗人骑驴的故事，不禁无限感慨：我这样骑着蹇驴独自行走，多么像古代的诗人啊！但它不是李贺、贾岛式的“苦吟”，也不是王安石式的“参禅”，更不是潘阆式的“任诞”，而是对自己落拓失意的自嘲。显然，陆游宁愿做一个驰骋战场的英雄，而不甘做一个行吟的诗人。如果说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是初盛唐的豪言壮语，那么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则是南宋一个无用武之地英雄的悲凉之音。 再看下面三则材料。《蔡宽夫诗史》载：“孙定……景祐(一作福)二年下第，游京师，出开远门，醉中作诗曰：‘行行沅血(一作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私(一作秋)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方沉。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比(一作北)巷心。明月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19)《渑水燕谈录》载：“祥符中，有刘偁者久困铨，调为陕州司法参军。廉慎至贫，及罢官，先听为归计，卖所乘马，办装跨驴以归。魏野以诗赠行，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乘马去骑驴。’”(20)“晋阳秋胡威，少有志尚，厉操清白。父质为荆州守，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车，单行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辞归。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爨食。”(21)无论是下第，还是罢官，抑或省父，上述记载都说明同样一个事实：骑驴与生活贫困、落拓失意有着密切的关系。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云：“蹇驴布鞯与金鞍马，同一游也。松床筦席与绣帷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贫富贵贱，可以一视矣。”(22)在此，罗大经将“驴”与“马”对举，分别代表贫贱与富贵，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一种普遍的看法，而贫贱又往往与仕途失意紧密相联。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贫困，落拓失意，是中国古代诗人骑驴的文化涵义之一。 三 “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道上不许骑驴”——任诞 《青州府志》载：“诸城花骨坂店南石道有驴缧蹄迹，前后相错，深入二三寸，俗传张果老所遗。又云安期生往来东海所遗者。”(23)《陈眉公笔记》载：“洪崖跨白驴，曰雪精。今树上至今有雪精遗迹。其诗云：‘下调无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时俗意，教我若为人。’”(24)唐人曹唐《小游仙诗》：“沙野先生闭玉虚，焚香夜写紫薇书。供承童子闲无事，教剉琼花喂白驴。”元代王逢《梦骑驴》：“蹇驴双耳卓东风，前导青衣一小童。石涧倒涵岚气白，海霞高贯日轮红。桃花芝草经行异，鹤发鸡皮语笑同。却待朝天惊梦失，春醒无奈雨帘栊。” 上述几则材料充分说明“骑驴”与道教的关系，关于张果老倒骑驴的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恐怕妇孺皆知。因此中国古代诗人骑驴或多或少都与道教有着某种渊源，或任诞，或超尘脱俗，它成为中国古代诗人骑驴的又一种文化涵义指向。 《晋书·阮籍传》载：“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25)阮籍好读书，有济世抱负，“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不拘礼教”，“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因处于司马氏残暴杀戮异己、“名士少有全者”的险恶环境中，不得不“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26)史书所载大概是阮籍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政，其放诞之处有三：一是做一个郡守，本当骑马，他却骑驴；二是至东平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办公公开，利于观察民风，直接掌握民情，也方便子民诣府来访；三是“旬日而还”，只做十天郡守就辞职不干。 《摭遗》载：“李白失意，游华山，县宰方开门决事，白乘醉跨驴过门，宰不知太白也，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辄敢无礼！’曰：‘乞供状，无姓名。’曰：‘曾用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道上不许骑驴？”(27)李白一生受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至深，不拘礼法，任性放诞，蔑视权贵，张扬个性，保持人格尊严和独立。关于唐玄宗为李白调羹之事，见诸李阳冰《草堂集序》：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28)。关于李白令高力士脱靴之事，见诸李肇《唐国史补》：“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李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29)《酉阳杂俎》、《松窗录》也有类似记载。它充分显示了李白蔑视封建等级制度的任诞性格和兀傲精神。《摭遗》所载李白“乘醉跨驴”“无礼”于县宰，并以自己“光荣的经历”反诘之，正是其蔑视权贵、不拘礼法、任诞个性的写真。 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载：“魏野之门人潘阆欲往京师，其师止之，不听。既至，而后悔之。作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无好梦，白日有闲愁。’真宗闻之不悦。他日自华山东来，倒骑驴以行之，曰：‘我爱看华山，其实不喜去京也。’故当时有‘潘阆倒骑驴’之语。”(30)潘阆，字梦空，自号逍遥子。早年居洛阳卖药。宋太宗时，以宦官王继恩荐赐进士及第，授四门国子博士。寻以狂妄，追还诏书。王继恩因事下狱，他遁入中条山。宋真宗释其罪，贬至信州，又授滁州参军。其后云游于大江南北，放浪湖山，吟咏任诞。以上记载说明潘阆不愿受仕途拘羁，率性任诞，“倒骑驴”，追求放浪于湖山、随意吟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王直方诗话》载：“双井黄叔达，字知命，初自江南来，与(彭城)陈履常俱谒法云禅师于城南。夜归，过龙眠居士李伯时。知命衣白衫，骑驴，缘道摇头而歌，履常负杖挟囊于后。一市皆惊，以为异人。伯时因画为图，而邢敦夫为作(长)字歌曰：‘长安城头乌夜(一作欲)栖，长安道上行人稀。浮云卷尽暮天碧，但见明月流清辉。君独骑驴向何处？头上倒着白接篱。长吟搔首望明月，不学山翁醉似泥。到得城中灯火闹，小儿拍手拦街笑。……”(31)黄叔达穿着白衫，骑着毛驴，缘道摇头而歌，陈师道以手杖挟着行囊步随于后，俩人还裹着白头巾，这是何等任诞！无怪乎“一市皆惊，以为异人”，“小儿拍手拦街笑”！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载：“韩退处士，绛州人，放诞不拘，浪迹秦晋间，以诗自名，常跨一白驴，自有诗曰：‘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论程。嗅地打不动，笑天休始行。’为人所称。好著宽袖鹤氅，醉则鹤舞，石曼卿赠诗曰：‘醉狂玄鹤舞，闲卧白驴号。’”(32)韩退一介布衣，生平事迹正史无载。但从这则材料可以想见他的放诞不拘的风采：道士打扮，好杯中物，“醉则鹤舞”，骑着毛驴，“上便不论程”——没有目的地漫游，浪迹秦晋间，且能吟诗。 宋人牟巘《陈云岫爱骑驴》云：“君不见少陵骑驴京华春，一生旅食长悲辛。又不学浪仙骑驴长安市，凄凉落叶秋风里。却学雪中骑驴孟浩然，冷湿银灯敲吟鞭，梅花溪上日来往，身迹懒散人中仙。有时清霜松下路，松风萧萧驴耳竖。据鞍傲兀四无人，牧子骑牛相尔汝。劝君但骑驴行路，稳姑徐徐(有阙文)，九折畏途鞭快马，年来曾覆几人车。”(33)在牟巘看来，陈云岫之所以“傲兀”洒脱，就在于他远离政治中心的京城，既没有“悲辛”也没有“凄凉”，效仿孟浩然骑着毛驴，“梅花溪上日来往，身迹懒散人中仙”，又与“牧子骑牛相尔汝”，因而能够远离祸害，明哲保身。所以，他奉劝世人不要快马加鞭，因为容易覆辙；宁愿骑驴徐行，方能安然无事。 《尔雅翼·驴》云：“驴似马而长耳，其庞(恐作色)褐，不甚骇异，九怀云骥，垂两耳。中坂蹉跎，蹇驴服驾，无用日多。驴既低小而不甚骏，故称蹇焉，则为无用甚矣。”(34)桓宽《盐铁论·力耕》云：“羸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35)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驴”与牛马相比，“低小而不甚骏”，“不甚骇异”，功用亦不及，看似“无用甚矣”，其实不然，它“九怀云骥”，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这里蕴含道家“无用即大用”的思想。所以中国古代不少诗人都有骑驴的经历，恐怕寄寓了“被褐怀玉”、怀才不遇的深意吧！ 四 “骑驴不见驴，骑却驴不肯下”——参禅 任渊《后山诗注》卷第六载：“丛林谓参禅人有二病，一是骑驴不见驴，二是骑却驴不肯下。识得驴了骑却不肯下，此一病更是难医。若解放下，方唤作无事道人。后山诗《骑驴二首》有句‘复作骑驴不跨驴’，岂谓是耶？”(36)禅门参禅常以骑驴为喻，“骑驴觅驴”比喻不见自性而求之于外，徒劳无果。中国古代诗人骑驴与参禅也有着某种联系。 《潘子真诗话》载：“东坡得请宜兴，道过钟山，见荆公。时公病方愈，令坡诵近作，因手写一通，以为赠。复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己，仍约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37)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又载：“荆公熙宁、元丰间既闲居，多骑驴游肆山水间，宾朋至者亦给一驴，苏子瞻诗所谓‘骑驴渺渺入荒陂’是也。”(38)陆佃《陶山集》卷一一《书王荆公游钟山图后》也载：“荆公退居金陵，多骑驴游钟山。每令一人提经，一仆抱字说前导，一人负木虎子随之。”(39)王安石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熙宁变法”。但由于旧党的不断反对，王安石被罢相，又屡次被起用，后退居江宁。不久又辞去江宁府职务，住在钟山，过着隐居生活。退休后，王安石的心理很复杂，一方面他欣赏李商隐《安定城楼》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的诗句，对朝廷小人表示愤慨；一方面乞灵于佛老，寻僧访道，日与僧侣道士往来。他用佛理写《字说》、《楞严经》，模仿唐代高僧寒山、拾得写了十九首偈诗，还创作了不少含有机锋的禅诗：“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即事二首》其二)“东冈岁晚一登临，共望长河映远林。万窍呼号风丧我，千波竞踊水无心。”(《东冈》)以上三则材料所载王安石骑驴之事，就是他晚年隐居钟山、寄情山水、吟哦参禅生活的写真。明人梁小玉的小诗《驴》可作为王安石这种参禅生活的注脚：“买得青驴捷似梭，松云萝月任婆娑。还嫌踏碎娇花影，款款扶缰倩墨娥。”(40) 苏轼曾有着经世之志向，后因介入党争，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备受折磨，历尽坎坷，于是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因此他大半生以禅宗、道家思想为主导。遭贬期间，他与僧人来往频繁，交往密切。他曾自称前身是僧人，说“吴越名僧，与予善者十九”。据说他在庐山东林寺奇遇照觉开悟后曾有偈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东坡志林》卷二载他曾写有《读坛经》，对《六祖坛经》“法、极、化三身”之说进行阐发和补充，并与许多禅师大掉机锋。试看他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君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辙以《怀渑池寄子瞻兄》诗寄给其兄，苏轼照原韵和了这首诗。六年前，苏轼与弟随同父亲由川赴京经过渑池。所乘马死于河南崤山，他们改赁骑驴至此，宿于奉闲僧舍，题诗于壁。苏辙之所以怀念这段往事，因为“曾为此县簿，未赴而中第”，由此引发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人生的经历就像“飞鸿踏雪泥”，“偶尔留指爪”，很快就会消失，就拿我们当年所遇老和尚和僧寺题壁诗来说，如今都不复存在了；倒是我们骑驴那段艰难的经历还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意思是告诉弟弟，人生的顺境不要一直惦记在心，倒是逆境值得记取珍惜，因为它勉励人们奋发上进。这首诗写于苏轼早年，骑驴也是纪实，但由于禅宗的广泛影响，诗中不乏世事如梦、人生虚空的思想；而“骑驴”之所以值得记取，因为它与参禅之执著坚毅相似。 黄庭坚的家乡江西分宁县南的黄蘗山，是著名的黄蘗希运禅师曾经修禅的地方。黄庭坚从小就直接受到禅宗的耳濡目染。据《水月斋指月录》卷二十五载，黄庭坚因写“艳词”被禅师法秀“棒喝”，斥为“当堕泥犁地狱”，于是发誓不再为之。又据《居士传》卷二十六载，他投入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祖心禅师门下，因参“吾无隐乎尔”，闻到木犀花香而悟道。又与祖心两个弟子灵源惟清禅师、云岩悟新禅师友善，还与花光仲仁、惠洪觉范等禅人交往，所以被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七列入黄龙派法嗣。何薳《春渚纪闻》卷七载：“余家收山谷所书禅句几三十余首，有云：‘牵驴引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41)但是黄庭坚并未成为一个皈依禅门的虔诚信徒，只是接受了禅宗的某些思想，正如他自画像：“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写真自赞》)，成为一个亦僧亦俗的诗人。在仕宦生涯的几次遭贬外放中，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先后将自己的居所叫作“槁木寮”、“死灰庵”、“任运堂”和“喧寂斋”，足见禅宗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黄庭坚不少诗歌打上了禅宗参悟的烙印，如《寄黄龙清老三首》其三：“骑驴觅驴但可笑，非马喻马亦成痴。一天月色为谁好，二老风流只自知。”不见“自性”向外求佛，禅宗叫“骑驴觅驴”，《景德传灯录·志公和尚大乘赞》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诗的前二句表明黄庭坚的参悟：禅不能向外求，也不能从概念求，只能以超然物外之心求。后二句演绎禅宗公案，《五灯会元》卷三载：“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随侍(马祖)玩月次。师问：‘正恁么时如何？’堂曰：‘正好供养。’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师曰：‘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然物外。’”(42)马祖认为西堂对月而寻思“供养”的观点，泥于经教；百丈对月而属意“修行”的说法，则拘于禅修；称赞南泉的拂袖便行才是“超然物外”。“一天月色为谁好，二老风流只自知”，写出了马祖与南泉对禅的心领神会，以及难言的寂寞。黄庭坚骑驴参禅未见记载，但从这首诗可以印证骑驴与参禅之关系，可见黄庭坚禅学修养之深。 张孝祥一生意气豪迈，不忘恢复大计。孝宗朝时，因极力赞助张浚北伐计划，被主和派弹劾落职。他的作品气势凌云，以雄放著称，积极反映现实，弹奏着南宋爱国主义文学的主旋律。但因“被谗言落职”，一腔孤愤形诸笔端，也写出了“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娇·过洞庭》)这样超然物外的作品。有关张孝祥与禅宗关系的记载很少，但他的《题定山寺二首》透露了他夜入寺院静虑参禅的情景，其一云：“蹇驴夜入定山寺，古屋贮月松风清。止闻挂塔一铃语，不见撞钟千指迎。”再联系作者另一诗句“蹇驴冲雪度松林，啮石溪流有令音”，不难看出张孝祥之骑驴与参禅有一定关系。“夜入”说明虔诚、执著；第二句描写定山寺环境清幽——明月，清风，松林。后二句说只听到定山寺的普照塔上檐铃在风中作响，却不见寺院敲钟召集僧人迎客。分别化用苏轼“大钟横撞千指迎”(《宿海会寺》)、“塔上一铃独自语”(《大风留金山两日》)诗句，“千指”谓每人十指，计有百人，形容僧人众多。不见众僧迎客，并非埋怨僧人冷漠无礼，它恰恰是礼赞定山寺为佛门一方净土，其空寂澄明正是禅宗的最高境界。 前引任渊谓丛林参禅有二病，并举陈师道“复作骑驴不跨驴”(《骑驴二首》其一)为证。从陈师道《以拄杖供仁山主》诗可以证明他与僧人有过交往。如上所述，《骑驴二首》是诗人自述骑驴苦吟的体验，但从“冲篱突市不逡巡，掠面惊风扑眼尘”的坚毅执著来看，苦吟的境界与参禅的境界确有某些类似之处，正如本论前面所揭示孟浩然的“雪途策蹇”——“活参”——“妙悟”那样。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诗人骑驴的四种文化内涵——苦吟、落拓、任诞与参禅，四者之间又有着某种内在关联：骑驴苦吟，既为酝酿诗思、捕捉灵感，又是生活贫困、落拓失意之写照；骑驴任诞与参禅则分别与道教、道家思想、佛教有关；如果说任诞的外衣下寄寓的是被褐怀玉、怀才不遇，那么苦吟的执著坚毅与参禅的境界确乎类似。 ①张伯伟：《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第五二三册，第39页。 ③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④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8～9页。 ⑤《古今图书集成》，第五二三册，第41页。 ⑥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412页。 ⑦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6418页。 ⑧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2页。 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第1页。 ⑩[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五册，第4077～4078页。 (11)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985～986页。 (12)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7473页。 (13)[清]王琦等：《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4)[清]王琦等：《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第12页。 (15)[宋]徐度：《却扫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下册，第1885页。 (17)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十九册，第12713页。 (18)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2319页。 (19)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650～651页。 (20)[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韩谷校点《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二册，第1283页。 (21)《古今图书集成》，第五二三册，第41页。 (22)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7634页。 (23)《古今图书集成》，第五二三册，第42页。 (24)《古今图书集成》，第五二三册，第43页。 (25)[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二册，第900页。 (26)[唐]房玄龄等：《晋书》，第二册，第899～900页。 (27)《古今图书集成》，第五二三册，第42页。 (28)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下册，第789页。 (29)[唐]李肇：《唐国史补》，周光培主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唐代笔记小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4页。 (30)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1086页。 (31)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1175页。 (32)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370页。 (33)《古今图书集成》，第五二三册，第40～41页。 (34)《古今图书集成》，第五二三册，第39页。 (35)[西汉]桓宽：《盐铁论·力耕》，《诸子集成》，上海书店，1986年，第8册，第3页。 (36)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2316页。 (37)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670页。 (38)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1085页。 (39)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920页。 (40)《古今图书集成》，第五二三册，第41页。 (41)[宋]何薳：《春渚纪闻》，张明华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页。 (42)[宋]普济：《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册，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