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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集团概念自从被Hunt（1972）提出以来，在战略管理和产业组织经济学研究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Barney和Hoskisson（1990 ）认为对战略集团是否存在以及战略集团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已经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主流之一[1]。Cool和Schendel（1987）认为，战略集团概念对于说明各种产业中的企业战略与业绩关系和对竞争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2]。在我国， 对战略集团的研究也已经开始起步。利用清华学术期刊网进行检索可以发现，截至到2003年为止，我国已有少量对战略集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相对而言，国外对战略集团的研究具有更长的历史和更多的经验。为了借鉴国外对战略集团的研究经验，本文从战略集团研究的发展阶段、战略集团研究的分类、战略集团与业绩的关系、人们对战略集团的批评与建议这样四个方面对国外的战略集团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1 战略集团研究的三个阶段
1.1 战略集团概念的引入
战略集团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略集团概念的引入阶段（1972—1985），关注的是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异是否存在[3]。传统的产业组织经济学将整个产业作为分析单位，其基本假设是：在一个产业内部，企业之间除了规模的差别之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4]。但是，战略集团研究者认为，传统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不符合产业的实际情况。1972年，美国学者Hunt最先对传统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提出挑战。他观察到，在美国大型家电产业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既有相同的战略的企业，也有不同战略的企业。于是，Hunt创造了战略集团整个概念，以表示在一个产业内执行相似战略的企业集团。基于三个战略变量：1、垂直一体化程度；2、产品多角化程度；3、 产品差异化的差别，Hunt（1972）将美国大型家电产业分成了四个竞争性的战略集团[5]。
在Hunt对战略集团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研究者对产业内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按照Hunt提出的研究方法，Newman（1978）在化工产业基于企业的垂直一体化程度界定出了战略集团[6]。基于企业规模，Porter（1979）将每一个产业的企业划分为两个集团，分别定义为产业的领导者和跟随者[7]。Caves和Pugel（1980）按照Porter的方法，也使用企业规模作为战略集团的划分指标。他们研究了73个1969—1972年的美国制造产业。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广告、资金密集和国外直接投资随着企业规模而增加并且与战略集团的存在直接相联系[8]。
1.2 战略集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产业内部企业差异的存在是战略集团存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9]。战略集团理论认为，不仅需要在一个产业内部企业之间有差异，而且需要在一个产业内部的企业集团执行相似的战略。认识到在一个产业内研究企业差异性的局限性，在战略集团研究的第二阶段（1980—1985年）所发表的多数实证研究超出了产业内部差异性存在的研究，重点研究在各种产业中，执行相似战略的集团的存在。
在第二个阶段期间，有些战略集团研究者所使用的决定战略集团的战略维度比较窄，例如，有些作者使用财务战略变量。Ryans和Wittink（1985）在航空产业中应用财务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作为战略集团界定的基础[10]。他们认为，如果特定的企业属于同样的战略集团，那么他们的股票价格应该倾向于共同移动。他们的研究结果界定出了美国主要航空集团。同样，Baird和Sudharsan（1983）将财务变量，例如杠杆、现金率、资产回报率、股息支付率等，用于办公设备和计算机产业的企业集团[11]。他们在该产业中找出了许多不同的和相当稳定的集团，集团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的财务政策和战略的不同。
也有研究者使用市场营销战略变量，例如价格、广告、促销、展览和品牌数目，来形成战略集团。Hawes和Crittenden（1984 ）基于几个市场营销变量在超市产业界定出来了四个不同战略集团[12]；Hatten和Hatten（1985）在酿酒产业中发现了三个集团[13]。最后，Tassey（1983）在基于技术的产业中，使用企业对市场营销和研发的投资，对战略集团进行了研究[14]。
在第二阶段，也有少数研究者使用多维战略变量来划分战略集团。 例如，Frazier和Howell（1983）根据三个维度——所服务的顾客集团、所服务的顾客需求、所采用的技术（用于满足需求的方式），对医药设备供应产业中的战略集团进行了研究[15]。他们认为，任何给定的产业的企业将基于他们的顾客集团形成战略集团，顾客需要他们的服务和他们所使用的服务他们顾客的技术。另外，一个产业内的企业也可以根据其所追求的如Porter（1980）提出的通用战略（差异化、总成本领先和目标聚集）进行分类。因此，Dess和Davis（1984）将通用战略作为界定战略集团的决定因素[16]。
1.3 战略集团动态概念的提出
自从1985年以来，战略集团研究所关注的是提出一个动态观来分析产业内竞争的重要性。尤其，McGee和Thomas（1986,P.157）认为， 战略集团动态观对于研究以下内容明显是非常重要的[17]：
1、战略集团结构的演化和他们与产业演化的关系；
2、进入理论，谁是潜在的进入者和其可供选择的进入路径；
3、寡头垄断市场的竞争模式；
4、企业成长和演化模式。
战略集团动态观的实证研究者批评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以前的研究都局限于在一个给定的时间点上界定出战略集团。
为了对战略集团进行动态研究，Cool和Schendel（1987）对美国医药产业1963—198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2]。他们界定出四个战略阶段，分别是， 1963—69，1970—74，1975—79和1979—82年。Cool和Schendel（1987）界定出六个主要战略集团，并认为，从1963—1982年，六个战略集团经历了重要的变革。1960年代，战略集团结构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高度的不对称。1970年代早期，由于环境变化和企业业绩不佳的刺激，企业尝试新的战略。1970年代末期，整合发生了，这反过来导致1980年代早期的原有战略集团的分化和新战略集团的形成。
许多后来的研究采用了Cool和Schendel（1987）提出的思路。例如，Fiegenbaum，Sudharsan和Thomas（1987，1990）认为需要进一步细化战略集团概念[18][19]。 他们提出以前的战略集团的研究一般忽视了时间对竞争战略的影响和假定在所研究的时期内战略行为是相同的。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分析方法来界定稳定的时期，叫做SSTP（稳定战略时期）。
除了医药产业，战略集团动态性也被用于研究国际海上石油开采和保险产业。Mascarenhas（1989）研究了国际海上石油开采产业在经济稳定、增长和下降时期的战略集团动态性[20]。作者发现，战略集团变革与包括增长和下降而非经济稳定的环境转换相联系，这与适应观一致。研究结果也说明，集团之间的移动率在经济下降期比稳定或者增长期要高，和小集团之间的移动比不相似的集团之间的移动要更大。同样，Mascarenhas和Aaker（1989）研究了1973—1982年之间的石油开采产业的战略集团[21]。尤其，他们的研究基于的假定是，战略集团界定应该基于移动壁垒。他们的研究结果强烈支持的假定是，移动壁垒解释了产业内的企业集团。
Fiegenbaum和Thomas（1993）对美国1970—1984年的保险业的战略集团的动态性进行了研究[22]。他们研究了产业战略集团的纵向结构和辨别了这些战略集团长期所追求的战略模式。结果显示，在整个研究期间，三个主导战略集团一致存在，然而其他战略集团在长期内出现和消失。
Fiegenbaum和Thomas（1995）以1970—1984年的美国保险产业为背景，提出了一个描述驱动战略集团和结构演化的纵向和动态的观点[23]。
2 战略集团研究的分类
随着战略集团研究的增多，如何对战略集团研究进行分类成为战略集团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Thomas和Venkatraman（1988）对此进行了研究。Thomas 和Venkatraman（1988）认为战略集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 对于什么是战略集团没有清楚的描述，但是他们说明了三个一般都接受的集团标准：（1）每一个集团成员遵循相似的战略；（2）集团成员之间比非成员之间更相似；（3）成员企业对外部的机会与威胁的反应将相似[9]。因此， 战略集团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划分战略集团所需要的描述战略的维度。一般来讲，选择不同的战略维度作为划分战略集团的标准，将会得到不同的战略集团。Thomas和Venkatraman（1988）基于以前战略集团研究者选择战略维度的范围，用两个变量对战略维度进行了划分：一个是狭窄（例如，关注于一个职能领域或者一个维度），一个是宽泛（例如，多个职能领域或者多个维度）。
在战略维度变量并且获取了相关的数据后，研究者所用的划分集团的方法就决定了产生什么样的战略集团、产生多少个战略集团。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使得集团内部具有“最大的相似性”和集团之间具有“最小的相似性”。 Thomas 和Venkatraman（1988）按照集团产生方法是在集团产生之前还是在其后， 将集团产生的方法分为事前与事后这样两个方面。事前方法是研究者基于以前的理论基础，先说明集团的特征，然后再运用数据分析技术来进一步证实其理论上的集团；事后方法与此相反，研究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来产生集团结构。前一种方法是采用演绎的方法来产生战略集团，先有理论，然后根据理论来划分战略集团，属于理论驱动型方法。后一种方法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来划分战略集团，首先没有战略集团的理论，而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总结出规律，然后划分战略集团，属于数据驱动型方法。
研究者们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常用方法是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是一个通用术语，用于指几个不同的运算法则，通过这些运算法则，一定的实体被划分为不同的集团。这些实体，在战略集团研究中指的是企业，通过他们在一系列战略维度的定位而得到描述。企业在这些维度中根据他们的战略位置，如果具有相同的位置，那么他们就划分为同一个战略集团。使用聚类分析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让分析者使用超过两个的维度来将企业归类到战略集团。但是，聚类分析法相当缺乏统计的显著性。尤其，分析者不得不用经验法则来决定对于数据到底需要多少类是最合适的。
这样，按照战略维度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这样两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再划分为两个维度，Thomas和Venkatraman（1988）将战略集团的研究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型（如图1所示），每一个类型反映了对战略集团研究的不同视角。类型1事前用狭窄的战略概念来定义战略集团，这一定义可以被事后的实证研究所验证；类型2 运用狭窄的战略概念通过实证来产生战略集团；类型3 先用宽泛的战略概念来定义战略集团，然后用事实来证明；类型4用宽泛的战略概念通过实证分析来产生战略集团。
附图
图1 战略集团研究四种类型
资料来源：Thomas和Venkatraman（1988）。
3 战略集团与企业业绩的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战略集团管理研究中，战略集团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是一个主要的和有争议的主题，许多研究考察了战略集团和业绩之间的关系。战略集团成员资格与企业盈利能力的直接联系的理论基础是移动壁垒概念。移动壁垒保持盈利能力差别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阻止了集团外面的竞争者的模仿，这保证对战略集团来讲影响价格和利润所需要的不完全的竞争条件；第二，移动壁垒画出了集团的边界和增加了集团的长期稳定性[24]。
移动壁垒虽然是战略集团与企业业绩关系的理论基础，但是对于什么是移动壁垒战略集团研究者之间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有着多种不同的定义。McGee（1985）将移动壁垒定义为从一个集团到另一个集团的绝对的转换成本，或者相对于已有竞争者而言，战略集团的外部进入者的经营成本或可变成本[25]。Cool和Schendel （1988）将移动壁垒定义为阻止企业自由地改变他们的竞争位置的结构力量[26]。Mascarenhas和Aaker（1989）认为[21]，进入壁垒可以是资产，例如，品牌名称、顾客忠诚、分销渠道，或者自动化工厂。他们补充认为，进入壁垒也可以是技能，例如，设计可靠和便宜的简单产品的能力。资产和技能可以成为移动壁垒是因为他们一般难于获取。他们认为退出壁垒包括：独特资产，与供应商和劳工的长期合同，顾客或者分销商的投资和管理者的自豪感。总之，Mascarenhas和Aaker（1989）将移动壁垒更看成是“你是谁”或者资源依赖，而不是“你做什么”或者行为依赖。
与对移动壁垒没有统一的意见一样，战略集团研究者对战略集团与业绩联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是不统一的。Porter（1979）通过比较“领导者”和“跟随者”战略集团的业绩说明，领导者集团的业绩要高于跟随者集团的业绩[7]。然而， 所发现的差异在统计上不明显。Frazier和Howell（1983）在医疗供应与设备产业中的战略集团之间没有发现盈利能力差异[15]。然而，Dess和Davis（1984）的结论是，在涂料和合成产品产业，战略集团在一些业绩指标上有差异，但是在另外一些上没有差异[16]。同样，Cool和Schendel（1987）研究美国医药行业发现集团之间根据市场份额有业绩差异，但是集团之间的盈利能力差异没有发现[2]。Johnson和Thomas（1988）发现，在英国酿酒产业， 产业内的业绩差别要比产业之间的业绩差别大[9]。另一方面，Oster（1982）发现，在那些广告投入具有持久影响的产业，大量广告投入者要比少量广告投入者的业绩要高[27]。同样，Mascerenhas和Aaker（1989）发现，在石油开采行业，战略集团之间的业绩差异存在[21]。最近，Antreas（2003）对英国1987—1993年杂货店产业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这一行业确实存在战略集团，并且，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企业之间都存在业绩差异[28]。
4 对战略集团的批评与建议
战略集团研究自从提出以来，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些战略集团研究者对这些不足进行了归纳。 在其对战略集团研究的综述中，McGee和Thomas（1986）指出战略集团研究中的以下不足：（1）对用于界定战略集团的战略变量的选择随意性比较大，并且没有统一的选择标准；（2）划分战略集团所依据的数据绝大多数来自于二手资料（一般为行业统计数据）；（3）只有少数研究强调将详细的产业知识作为解释战略变量的必要条件；（4）多数研究在时间上只涉及到一个点，属于静态研究（1986年以前）；（5）对于用于界定集团的变量是否受到组织“有目的的操纵”这个问题，大多数研究假定其是或者忽略[17]。
Barney和Hoskisson（1990 ）发现了战略集团研究所采用的两个关键的理论论断仍然需要继续证明[1]。这两个理论论断分别是战略集团存在和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业绩具有影响。对于第一个论断，即战略集团的存在还没有得到证明，他们认为像Hunt（1972）、Porter（1979）和其他研究者所证明的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存在差异仅仅是战略集团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战略集团理论不仅需要在一个产业内企业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也需要在一个产业内有一系列企业执行相似的战略。
在寻找产业内部执行相似战略的企业时，Barney和Hoskisson（1990）发现许多1977年以来发表的文献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聚类或者要素分析法。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有缺陷。使用聚类运算法则（或者要素分析）来发现战略集团所依据的假设是这些战略集团确实存在，但是这个论断在统计学上目前还不能检验。因此，Barney和Hoskissson（1990）认为使用聚类方法来产生战略集团实际上是同义反复：先假定战略集团存在，然后使用一个保证能产生集团或者聚类的方法，和再后使用这些聚类来说明集团的存在。正如他们所指出的，这些技术导致在所有的产业研究中发现集团。总之，Barney和Hoskisson（1990）认为，如果用聚类分析进行研究，那么不管一个产业是否存在集团结构，这些技术都将“发现”一些集团。
在第二个论断中，战略集团研究者们关注的是企业业绩和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其理论依据是移动壁垒概念。如果集团之间没有移动壁垒，那么企业可以在不同的集团之间自由地移动，集团之间的业绩就会趋同。Barney和Hoskisson（1990）认为移动壁垒概念自从提出以来，对于如何在具体的产业中分离出移动壁垒并没有很好的方法。为了找出一个产业内的移动壁垒，战略集团研究者们接受了这样一个逻辑：首先在一个产业中界定出战略变量，其次对战略变量进行聚类以产生战略集团，再次分析集团之间的业绩差异，如果业绩差异存在，那么用于界定战略集团的战略变量也就作为移动壁垒。也就是说，战略集团研究者们将所观察到的战略集团成员和企业业绩之间的联系作为移动壁垒存在的证据。Barney和Hoskisson（1990）认为这样一种逻辑实际上是不严谨的，因为如果战略变量和聚类方法选择的不同，有可能在同一个产业产生不同的战略集团，并且战略集团之间都存在业绩差异。这时，对该产业的移动壁垒是什么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因此，Barney和Hoskisson（1990）他们认为，战略集团之间的业绩差异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产业内的集团之间的移动壁垒已经界定出来了。实际上，也许是其他变量影响企业的业绩和他们是一个产业中的更重要的移动壁垒。
为了解决战略集团研究的局限性，Barney和Hoskisson（1990）提出了如下的建议：（1）发展一个有关聚类和要素分析的概率理论，使得聚类分析可以进行假设检验，从而可以在战略集团不存在的任何给定数据中拒绝零假设；（2 ）发展一个理论来预测不同的产业中集团存在还是不存在。另外，Thomas 和Venkatraman （1988）建议从全球视角出发采用一个更全面的战略集团的定义。
5 总结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战略集团的大多数研究者都证明产业内部战略集团存在，但是用于分离战略集团的战略维度不统一、用于产生战略集团的方法还不是很成熟。另外，战略集团与企业业绩的关系也没有定论。战略集团研究的这些不足说明了它还有待于向前发展，一些学者也对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标签：市场壁垒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