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传播学关于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研究现状——兼论“Twitter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现状论文,媒体论文,社会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3)04-0165-08
社会运动一直贯穿于历史进程之中，它可以是体制内的民主表达方式，也可以民众在体制外表达某种诉求的途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尤其在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极为明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公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现阶段矛盾频发，社会矛盾复杂多样，形势不容乐观。据粗略统计，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十余万起，其中因环境污染、拆迁征地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比例在近几年逐渐凸显。其中，厦门PX、广东乌坎、云南铬渣、PM2.5、四川什邡等等社会事件获得了各界民众的紧密关注，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许多学者将厦门PX事件、抵制家乐福事件、石首群体性事件等等直接列为“新媒介事件”。①而在西方世界，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埃及革命、伊朗选举危机、华尔街占领运动不断上演。与以往不同，在信息时代，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互相卷入、互相促进。英国《卫报》甚至直接将伊朗德黑兰选举危机称为“Twitter危机”和“Twitter革命”。那么，新媒体与社会运动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这个疑问成为新媒体研究学者们的重点对象。
一、关键概念分析
在进入主题前，有必要对社会运动、集体行为、集体行动和群体性事件等几个关键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作简要分析。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蒂利(Tilly)在《社会运动》一书中提出，社会运动是指普通人通过一系列诉求表演、展示和竞争等方式表达某种集体诉求。社会运动包含了三个核心要素，一是运动，即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二是常备剧目，即一连串的诉求表演；三是WUNC展示，即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公开表达。②从这个角度来看，蒂利将社会运动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和政治策略。而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又称集合行为、聚合行为，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经常发生，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自发的反抗性的游行、集会、暴动等等，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提出和使用这个词时的解释是：“集体行为是一种共同的集体冲动影响下的个人行为。”其后，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也对此做出界定：“集体行为是指那些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③不难看出，在集体行为研究初期，集体行为普遍被认定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是一群毫无理性的不法分子的情绪发泄和病态行为，这一点在勒庞的著作《乌合之众》中被推向极致。到了20世纪60年代，诸如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社会运动开始逐步改变社会与政治中的不平等与违背人民意志的权力行为，研究者开始逐渐改变对集体行为的偏见，开始使用“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来凸显参与者的理性和诉求，将社会运动中的行为框定为一种理性抉择，一种充分权衡利益得失和价值规范的策略性行为，这种权衡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和个人生活等方面。④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赵鼎新曾提出政治行为三维度理论，他说道，对于政治行为，一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界定，即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赵鼎新，2012)。如果我们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社会运动、集体行为、集体行动三者间并没有本质性区别，只是在组织化、制度化，追求社会的变革程度和范围上有所不同而已。而本研究涉及第四个概念“群体性事件”则是“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或“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的“中国特色”版本称谓，是一个在政府管理者视角下的话语产物。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把“群体性治安事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这是官方公开文件中较为正式的表达。很显然，这一定义将“群体性事件”视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毒瘤，片面强调了社会运动的负面性，成为了国家权力机器应予以整肃的扰乱因素，忽略了社会运动产生的内在紧张性结构。因此，“群体性事件”其实质仍是社会运动的一种类型。
在厘清以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后，笔者在梳理西方文献时，使用了新媒体(new media,internet,online,social media,blog,networking)和社会运动(collective action，collective behavior,social event,social movement,riot,revolution)等关键词组合在综合学科类资源全文数据库(Academic Source Complete)和大众传媒学全文数据库(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关于此议题的研究集中分布在《国际传播杂志》、《传播杂志》、《新媒体与社会》、《传播评论》、《全球媒体与传播》、《国际传播联合会议》、《西南大众传播杂志》、《传播研究期刊》、《阿拉伯与穆斯林传媒研究期刊》、《社会学理论》、《民主杂志》、《阿拉伯媒介与社会》、《国际公共舆论研究》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二、公民新闻与社会运动；三、传播与权力的博弈。
二、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
关于传播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媒介环境学派所研究的焦点。伊尼斯认为任何技术都带有一定的“时空偏向”，这种偏向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冷”“热”媒体之分等等，强调的是传播技术与人类自身的互动；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侧重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再建构；德克霍夫的“电视民主”则关注电视与政治参与的互动；而梅罗维茨关心的则是传播技术是如何重构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境，从而引起情景互动的变化。显然，传播技术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世界”，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传递信息的方式，而带来的是社会层面的变化。具体到社会运动而言，斯毕尔(Spier Shaked)认为，新媒体所能给予的是某种可能性、工具和协议。对于运动参与者个体而言，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可以为其提供参与的道德合理性基础、限定程序、共享意识和理性抉择等理由，使集体行动成为一种可能；所谓的工具则是指协调和实施社会运动的助推工具，协调的目的是通过群体内的沟通形成运动的规则与规范。⑤根据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新媒体创造的是一种真实虚拟空间，或者说由信息系统为边界的虚拟社区，在其中，人们可以“共享信息、分享情感并相互支持”，⑥形成某种群体的在场感，⑦由此，个体得到动员，并获得更多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可能性。⑧当然，这些功能并不是由某一特定的社交媒体在同一时间所能提供的，而是不同的社交媒体在不同的情况下提供多种可用性(affordances)。⑨美国学者林茨在研究埃及革命中新媒体的作用时，提出社交媒体通过四种途径对集体行动产生作用：一是促使情绪不满的市民更易协调地公开行动；二是通过信息瀑布流(information cascades)提高运动参与者对成功可能性的预知；三是提高统治集团对运动的镇压成本；四是通过信息传播，戏剧性地增加了其他区域乃至全球公众的注意力。⑩
近几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埃及革命、伊朗选举危机、华尔街占领运动等一系列具有全球影响的社会运动渐次上演，而这段时间也正是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之时，新媒体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成为研究者必然关注的核心问题。2007年，保加利亚最高行政法院决定将位于东南方的斯川迪加山脉划出国家法定的自然保护区，年轻人和环境组织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上街游行试图挑战这一决议，他们的行动经由博客和短信的新媒体传播形式报道出来。加拿大学者玛瑞亚·巴卡德杰瓦(Maria Bakardjieva)对此社会运动进行研究后，认为在线媒体是信息传递者、解释者和动员者，而主流媒体则承担了可见的信息扩音器功能；博客也第一次展现出它对特定议题的作为意见领袖、议程设置者和公共话语塑造者的能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传播结合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媒介城邦”(mediapolis)，在此，不同属性的可见性空间与诉求得以联接，同时，这个多维空间的交汇点给不同时空的公民社会行动者提供了新角色和机遇。(11)亚历山大·塞格贝里(Alexandra Segerberg)认为，2009年的“推特革命”将社交媒体与争议性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重新激活，转型中的传播技术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要求我们意识到传播技术是如何嵌入社会运动中的示威生态(protest ecologies)，这即是要求研究者超越那种将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当作收发信息功能和组织机制的简单看法。在“推特革命”中，关于新媒体与社会运动二者关系的三个明显特征得以凸显：一是推特信息流代表了示威生态中的交互网络机制；二是推特信息流嵌入或被嵌入到不同类型的把关进程中；三是推特信息流反映了社会运动生态的动态变化。(12)
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不仅是指线下的群体运动，也可以是纯粹发生在虚拟空间的集体行动，或者称为“在线集体行动”，比如网上签名、网上公祭等等。哈罗·萨姆(Harlow，S.)通过访谈研究指出，社交媒体有很强的动员能力，不仅促进或增加了拉丁美洲的政治活动，而且能通过互联网直接创造政治活动。(13)
当然，新媒体传播对于社会运动而言也有其负面影响。格拉德威尔(Gladwell)等人将社交媒体活动界定为弱关系和水平的、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并提出通过互联网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很难产生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14)其次，通过社交媒体所形成的社会实践对民主协商后的政治信息建构和传播来说是一种挑战，因此，由社交媒体所催生的政治文化、社会参与的意识形态话语等问题便显得非常重要。(15)第三，受技术和社会资本的限制，少数群体的声音很容易受到冷落，(16)由此，普通受众的话语权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
三、公民新闻与社会运动
“公民新闻”的概念区别于专业媒体新闻，也不同于“公共新闻”，它指的是民间个体或组织收集、报道、分析和散播新闻或信息的行为，强调通过手机、互联网等传播技术的互相“补偿”，使原来较为固化的新闻权力得以转移和分散，目的在于提供民主社会需要的独立的、可信的、准确的、广泛的、切合社会需求的新闻资讯。(17)格里尔·克里斯(Greer Chris)等学者以2009年G20峰会期间发生的抗议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抗议期间新媒体技术的使用与影响，并评估了传播技术的再现是如何形塑“抗议新闻”。它的意义在于：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传统新闻的权威受到公民记者的挑战；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积极寻求和使用此类信息；信息—传播市场的存在维持了大众对于对抗性、反机制化新闻的消费。(18)尤曼斯(William Lafi Youmans)等人对埃及塔里尔广场抗议事件的参与者访谈调查表明，公民新闻通过社交媒体，尤其脸书网站在关键时刻提供了关键信息，对于市民决定是否参与抗议以及市民对于成功可能性的预估等等的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19)
我们一般认为，公民新闻的产生与发展是公民意识自我觉醒与传播科技发展二者结合的产物。一方面，随着公民对信息需求以及参与信息传播的欲望不断增长，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合法性和稳定性日渐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公民的这种欲望实践化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基于论坛、博客、微博等传播途径的普及，公民新闻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崛起。于是，社会运动研究中新闻生产与话语权力的问题开始寻找到研究的路径。(20)英国学者诺瑞汀纳·米拉蒂(NoureddiNe Miladi)以“阿拉伯之春”中的民间影像生产与传播为研究对象，发现，只要拥有一台摄像机并有能力使用互联网的个体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运动之中，并改变运动的进程，从此历史开始转向民间书写。(21)公民记者的新闻报道创造了一种新的“时空协作”，使受众对传统媒体未公开的事件产生一种新的感知、叙述方式，社会运动因此而产生新的社会意义。(22)吉拉得·罗谭(Gilad Lotan)分析了突尼斯与埃及暴动期间推特网一周内的信息流，结果显示“活跃用户”与记者是微博信息的主要生产者，推特网站以一种对话的形式重塑新闻，而不是专家式地讲述一个故事。(23)
不可否认，公民新闻对新闻生态的重构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这来自于部分公民自身的素质和媒介素养的欠缺，二是传播技术发展提升的审查与过滤的成本与难度。因此，新媒体上公民新闻的可信性、价值性、典型性值得商榷，同时，公民新闻所带来的信息过载也是其负面效应之一。(24)
四、传播与权力的博弈
如上所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具有一定利益诉求的群体或组织，而新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平台，往往是冲突双方进行话语、利益和权力争夺的独特场域。传播与权力关系结构包括三个主体的博弈。一是国家与政府，它们与生俱来的统治功能必然要求新媒体机构与大众在其权力范围内进行传播行为以维持其文化领导权；二是新媒体机构，其传播活动一方面要遵循统治集团的权力意志，以维持和巩固其合法性地位，同时，又要追求市场逻辑，满足受众的需求，以获取商业利益；三是主体意识日渐觉醒的大众，在极为依赖国家与政府的权威以及新媒体机构的传播技术平台之时，希冀利用这个平台打破权力集团和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为民主讨论获得合理性公共空间。在特定时空下，三方不可避免会陷入矛盾和冲突。而这也正是西方学者在研究新媒体与社会运动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政府与受众信息传播的互动方面，巴巴克·拉西米(Babak Rahimi)通过伊朗选举危机中的社会运动研究，发现国家权力可以通过监视、宣传甚至利用黑客来窒息虚拟空间上的政治讨论；同样，艾瑞卡·所罗门(Erika Solomon)等学者针对“阿拉伯之春”社会动乱中政府与传播机构的权力互动，发现政府通过完全关闭或阻止互联网传播，或者通过指控信息传播者、审查以抵制相关议题的讨论。(25)权力集团策略性地选择特定内容与传播管道以创造出信息透明的幻象，而事实上则是在监视，并窒息异见。(26)对此，图菲茨(Tufekci，Z.，& Wilson，C.)等人建议，社会运动参与者可以通过六种途径维持或增强社交媒体对于社会运动的工具性使用：一、发挥作为消费者的力量，即在遇到社交媒体向权力和资本妥协之时，尝试选择不同的传播平台以发挥市场的杠杆作用；二、诉诸现存的法律法规以遏制权力寻租给消费者带来的额外风险；三、直接转向那些承诺互联网公开的民主国家；四、推进互联网产业的自我规制；五、通过长期递增式的、重复的倡议给社交媒体公司造成压力；六、拥护不受政府约束和非营利性“公共技术”。(27)这里的“公共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与“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指涉同一种类型媒体，它诞生于西方国家的商业媒体在舆论场上占据绝对权力，以及自由主义思潮下媒体间兼并与垄断而造成“富媒体，穷民主”的社会背景。正是在这种批判声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一股力求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媒介行动者开始介入原有极为不平衡的传播格局之中，意在挑战政府权力与商业主义的信息传播权力与私有制所有权权力。“不要恨媒介，成为媒介”是此类媒介行动者最形象的口号。在极权主义体制下，行动者要想通过另类媒体实现政治赋权并争夺文化领导权，必须通过民主抗争。
而在政府与信息传播组织或机构方面，图菲茨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埃及塔里尔广场抗议事件发展过程中，运动所在国家的社交媒体公司会定期收到政府的行政命令，要求其上交用户数据，或者删除特定的信息。如果公司拒绝此类要求，将面临被禁言或封锁。公司经过利益权衡，一般会选择妥协。(28)尽管如此，信息传播机构所建构的虚拟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原先的话语限制边界，使可言说范围逐步扩展。(29)
五、个案分析：一场由伊朗政治危机引发的社会运动
2009年6月伊朗如期举行总统大选，来自保守派的现任总统内贾德以绝对的优势连任总统的位置，但选举结果很快受到了反对派参选者穆萨维的质疑，他公开指责选举过程存在舞弊行为，并要求重启投票程序。在此过程中，反对派的支持者不顾政府的警告，纷纷上街进行游行示威，以表达对选举结果的不满，并不时引发骚乱，造成人员伤亡。
面对喷涌而出的民意，内贾德政府不仅没有进行合理的答复，反而采用了较为极端的信息管控措施。6月16日，伊朗文化部宣布外媒不得报道与选举相关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取消了所有在伊外国记者的记者证件，禁止他们正常的采访与报道行为；同时，政府授权革命卫队对互联网进行实时监控，责令部分网站删除“制造紧张”的信息。
在维持长达两个月的大选危机期间，以Fackbook、Twitter、Youtube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信息传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Twitter网站更是成为了国内外民众信息勾连的核心战场。不言而喻，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管控与突破的博弈进程中，以Twitter为主战场的社交媒体给社会运动参与者提供了“共享信息、分享情感并相互支持”的平台，有效地建构了信息接收者对运动的认同，“街头政治逐渐与先进的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网络——街头政治，网络成了召集和动员街头游行示威和抗议的有力工具”。(30)同时，借助Twitter病毒式快速传播模式，网民化身为“公民新闻”的生产主体，国内外的民众可以实时互通信息，而西方媒体(以CNN、BBC为主)也通过这个平台获取国内民意和社会运动现状的一手资料，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里应外合形成了上文所说的“媒介城邦”。在西方媒体刻板印象和政治偏向的作用下，这些无法证实的只言片语被不断拼凑和放大，成为国际向伊朗实施政治和舆论压力的借口，迅速推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和蔓延。正是这个原因，反对派所发起的政治运动被冠以“Twitter革命”的称谓。
但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是否因此就能将这场社会运动称为“Twitter革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运动发生的现实语境。在伊朗，民主选举制度的落地生根可谓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过程，它的产生源于西方民主制度与伊朗原有的伊斯兰政权体系的嫁接，这种结合为原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因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选举是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民众意愿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关键途径。但是，由于现任政权团体固守着宗教领袖的统治，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又鼓励民众的政治参与，二者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克里斯玛式’人物霍梅尼去世后，宗教领袖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呈减弱趋势，加上握有实权的宗教精英阶层逐渐腐化导致其‘清誉’剥落，从而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对现政权的效忠程度。”(31)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伊朗面临着“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攀升、抗议政府经济政策之声不绝于耳”。(32)正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本届的选举成为了民众试图改变现实的希望，尤其对于反对派的民众而言，更是希望通过手中的一票权力换来一个不一样的伊朗。但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即使是在这种对现任政府的反对声“不绝于耳”的情况之下，现任总统内贾德还是成功获得多数选票，人们不得不对本次选举投票的公正性表示怀疑。
伊朗社会运动的产生正是源于伊朗本土这种复杂的历史根源与社会背景。所以，将其称为“Twitter革命”阻碍了我们对这种复杂性的深入挖掘和理解，同时，这个称谓也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它将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归因为科学技术，弱化了运动本身的政治色彩。英国学者琼尼·琼斯通过对“阿拉伯之春”革命、突尼斯与埃及暴乱以及英国学生示威运动中的社交媒体研究后发现，社交媒体在这些运动中的作用常常被夸大，其作用往往只是“作为左派传统活动方式的有用补充。但如果把它视为后者的替代品，就会遭遇失败。”他通过访谈运动的组织者发现，“声称会参加活动的人数与最后实际参加的人数往往没有一点关系”。(33)
《纽约客》撰稿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从“强纽带”与“弱纽带”的概念视角出发，为我们理解新媒体与这次伊朗社会运动之间的影响关系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视角。他认为，社交媒体给网民提供了一个建构“弱纽带”的平台，这种关系确实可以降低网民投身某项活动所需的动机水平，“帮助我们大大提高开发远程连接力量的效率，在创新技术的传播、跨学科协作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效力”。但是，游行示威等社会运动是一项高风险的组织行动，它要求建立一个活动目标与等级制度明确、纪律严明的组织来协调整个运动的过程，而这恰恰与强调“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是相互悖离的。
六、结论
通过以上的文献梳理和个案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传媒研究学者往往倾向于将媒介视为社会运动的中心，由此导致了“媒介中心主义”的偏向性错误。实际上，传播媒介只是一种景观和表象，同时，也是社会内在结构张力的“症候”。对于本文的议题，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存在这种错误倾向，即将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研究抽出复杂的历史根源与政治背景，过多强调社交媒介的作用，将其作用神秘化。(34)所谓的“Twitter革命”、“Facebook革命”等称谓都过于急切地简化社会运动产生的真正原因，将其根源归于某个单一的社会因素，因而也就无法认识社会运动的本质。“技术不会凌驾于历史之上，不管它有多大威力。它们都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语境下发展出来的，而这有力地限定了通讯革命的发展历程和形态。”(35)新媒体平台所建构出的“虚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衍生于且寄生于现实社会，它所呈现出的自由与平等的幻象很容易遮蔽了表象之下传播与权力之间的激烈博弈。
不过，传播媒介所呈现出的表象在社会运动中的确产生了某种作用，它将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传播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呈现在互联网平台上，为普通民众认识这种博弈格局提供了可能，而这种认识对于寻求权力突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话语权”、“公民新闻”、“政治参与”等概念会成为新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研究中的关键词。其次，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动推动了原有社会资本的流动，并衍生出新的权力中心，这种改变“在现存的主导型威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这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社会运动的现实影响。
对于西方关于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文献梳理以及个案研究，为我们认识与理解中国当下形式多样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借鉴的视角和理论资源。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如何寻找二者之间的共性，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这才是本议题的研究意义所在。
注释：
①参见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Tilly,C.(2004).Social Movements,1768-2004.London,England:Paradigm.
③波普诺：《社会学(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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