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机制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三代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机制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2]03-0038-04
如果打一个不太确当的比方，当代中国就好似跑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一辆赛车，它能否 赶上那些现代化的“先行者”，将取决于它的现代化目标选择机制(这好似赛车的制动 器)的性能如何及其匹配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的三代领导人前 赴后继，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发展机制，为加快我国现代 化的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选择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它的目标选择机制主要是由现代化目标选择的依据和基 础、现代化目标的参照体系、现代化目标的检测与调整手段等要件组成的。
在现代化目标选择的依据和基础这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当然清 楚国情的重要意义，但问题是，他们分析国情的主要着眼点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 。因此，当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以及“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以后，他们就盲 目地做出了跑步走向共产主义的错误决策。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不仅坚持从 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且坚持从生产力出发，从而作出了社会主义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 级阶段的这一科学论断，为现代化目标的正确选择奠定了基础。我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同 样是立足我国的国情，立足于我国实际的生产力水平来确定我国的现代化目标。当改革 开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国外也惊呼“中国奇迹”的情况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 三代领导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在党的十五大上不仅重申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这一论断，而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作了具体的科学分析，使我国新时 期的现代化目标与党的第二代领导确定的现代化目标保持了应有的连贯性。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相比较而言的，这既包括纵向上的历史比较，也包括横向上的国 与国之间的比较。所以，在目标参照体系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三 个不同的参照系。一是自己的发展速度；二是苏联的发展速度；三是发达国家的发展速 度。这三种参照系虽然不同，却是互相联系的。建国后的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以及“一 五”计划的超额完成，无疑是后来追求高速度的一个参照标准。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 国的经济文化水平与苏联的差距是比较大的。但建国初的那种发展势头，加之当时“一 边倒”的政策，我们自然要以苏联的发展速度为参照。而在赫鲁晓夫盲目追求高速度的 影响下，我们自然会把西方最发达的国家作为我们的参照。在1957年11月举行的各国共 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当苏联提出15年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目标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 了中国的钢产量经过15年要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1]。很显然，对于一个经济文化十 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作为参照系，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其结 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要在21世纪中叶赶上和超过中等发达国家 的目标。我党的第二代领导选择中等发展国家作为我们的参照系，充分体现了他们实事 求是与积极进取相统一的革命精神。
现代化目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们在一定时期所选择的目标是否合适，还需要 实践的检验。即使当时是合适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些目标也需要作些调整。 在新中国建国后的二、三十年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并没有明确的检验标 准，只是按照自发的“纠错法”实现了从“大跃进”到“两步走”的转变。1958年的“ 大跃进”遭受挫折以后，我党不得不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调整 取得了一定成效后，也就是在1963年9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我党在中央工作会 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步骤。一年后，也就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全 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仅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 目标，而且再次谈到了“两步走”的设想。但是不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现 代化问题实际被搁置一边。直到文革后期，也就是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 十多年前提出的现代化目标。他说：“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一九八○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 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2]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 二代领导在改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而且将实践标准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从而克服了“两步走”中 急于求成的成分，实现了现代化战略目标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伟大转变。以江 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则以邓小平的“三步走”为基础，根据现代化实践的新要求， 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一个跨世纪的新目标，即“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 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 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3]这又实现了从“大三步”到“小三步”的转 变。(在这里，江泽民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步走”，由于这个“三步走”的 时间跨度要小于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因此可以称之为“小三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动力机制的转型与完善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虽然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 基本动力，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性质的变化，这一基本动力常常要通过不不同性质 、不同形态的动力表现出来。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革命应当是中国社会 发展的直接动力。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就必须转型。可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一是由于对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必然要将政治手段 作为建设的主要手段；二是由于对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和以生产力发展的高速度的 追求，必然要最大限度地去发动群众；三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战争动员的方法自然要 延伸到建设领域。这样，政治动员当时就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佳动力和唯一动力。 政治动员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智慧和力量 ，但一方面由于它颠倒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所以它的作 用十分有限而且不能持久；另一方面由于它缺少规范性，所以极容易失控，造成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些弊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鉴于政治动员的种种弊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口号，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的工作重点，并且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个以改革为主 导的多层次动力机制。
其一，通过群众利益的合理定位，抓住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最佳着力点。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利益需求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人的利益需 求虽然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但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毫无疑问是有生命的个人 的存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必然是由其生存需要引起的。人类正是通过对物质利益的不断 追求才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一是纠正了过去重生产、轻消费的做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上，我党提出了“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改善”[4]的方针 ，党的十二大则进一步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生 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5]二是纠正了过去只重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 利益的做法。邓小平同志不仅认为“不讲物质，那就是唯心论”[6]，而且多次强调“ 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7 ]。
其二，通过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现代化获得了强大的内驱力。如果 从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来看，它总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基础和建立在其基础 上的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与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同的，它已不具有对抗的性质，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可以 而且只有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调整和改革，才能保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基本适应，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正是充分 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 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 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 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合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8]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他不仅从正面肯定改革 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而且从反面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 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不断推进经济、政治和 科技等方面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其三，通过对外开放，获得了巨大的外部动力。从整个世界现代化体系来看，任何国 家的现代化只是其中一个子系统。各个现代化系统之间通过信息、能量的交换与流通， 可以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由于信息与能量往往按照从“势能高”到“势能低”的方向 流通，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保证系统的开放性，就能获得较多的信息和能量， 从而得到更多、更新的外动力，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 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0]从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我国通过创办经济特区，然后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初步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自力更生的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动力。
邓小平同志从微观到宏观，由内而外，选择了不同层次的动力，由此构成了一个以社 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的多层同心圆。这些动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向心力齐指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但是，我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性的改 革，各种动力的释放不仅是缓慢进行的，而且表现得时强时弱，所以这种动力机制还必 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正因为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在现代化 动力机制问题上，又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一是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的指导下，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相继作出了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 作，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决定，这有利于进一步地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二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鼓励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通过10多年 的努力，终于重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赢得了新的机遇，提 供了新的外部动力。三是对群众利益的内容作了新的界定，江泽民同志在去年的“七一 ”讲话中不仅指出人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和文化利益，而且把推进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宗旨，这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控制系统的调整与升级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现代化的外源性(即它的启动不是源于内部的动力)、 不平衡性(即它总是从某个地区、某个方面进行突破)和赶超性(即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 走完现代化“先行者”几百年所走的路程)，所以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衡、失序等不稳定 现象总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不稳定现象，就必须 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现代化控制系统。
在建国初20多年内，也就是1949—1976年间，我国曾先后发生两次严重的不稳定，一 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不稳定，二是“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政治不稳定。对于经济上 的不稳定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主要采取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以 计划、行政、专政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的控制能力虽然很强，但 由于它的外部性(也就是只强调社会表层的有序性)和僵化性，所以根本无法解决长治久 安问题，更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效率问题。
由于传统控制机制的种种弊端，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其作了 适当的调整，构建了一个新的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的综合控制系统。一是在经济上坚持计 划与市场相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推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 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带来了经济发展上的不稳定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一放就乱 ，一抓就死”，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大起大落上。为了保证我国的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健 康快速的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摸着石头过河”，在经济体制上实现了 从计划体制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转变，这样既保证了经济发展的快速性，又保证了经济发展的稳 定性。二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的“两手抓”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其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各 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腐败、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都会有所增加，如果不及时加以 控制，就会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 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两手抓”。由于 打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以及惩治腐败都得依靠法律，所以这两个“两手抓”，概括 起来实质上就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第二点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 神文明”。改革开放初，由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在抓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精神文明 建设重视不够，结果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现象，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邓 小平同志在建设经济特区初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及时提出了“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 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1]的“两手抓”方针。后来，我 党进一步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于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审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一决议不仅明确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 务和具体措施，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正确运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改革开放初，为了保证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方向，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的战略思想。但由于受国际“大气 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是出现了严重的失序现象 。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同志不仅反复强调了“稳定压倒 一切”，而且再次重申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特别是反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 不能丢”[1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正是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 确运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
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后，我国的经济社 会就进入了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都逐步暴 露出来了，社会稳定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首先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1995年9月28 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 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稳定是 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代价才取 得的共识。”[13]但怎样才能保证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 导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总结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在原有的 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综合控制系统。这一系统的内容和特征主要有两个 ：
一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依法治国与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一方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法治又是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因为现代化的实现 首先离不开政治的稳定，而政治的稳定关键在于发展民主，民主的保障又在于民主的制 度化和法律化；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而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 秩序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形成。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 的伟大方略。但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并不等于承认法律的万能。事实证明，国家 的治理、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光有法律是不行的，法律还必须有其道德基础。如 果法律本身缺乏道德性，就无法建立一种健康持久的秩序；如果司法缺乏道德性，法律 就会成为一部分人手中的玩物，司法公正只是一句空话；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普遍缺乏 道德性，遵纪守法就会像“人咬狗”一样成为一种社会新闻。另一方面，道德的维持和 建设也需要法律的保障。因为道德调整的范围虽然很广，程度虽然很深，但它的调整强 度却比较小，所以有些重要的、且能够硬化的道德规范，如果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即实现部分道德的法律化，才能更好地得到遵守。总之，只有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结合起来，才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二是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源。根据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建立以法律控制为主要手段 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要综合运用经济法规、经济政策、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 政管理，不仅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且初步 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顺利地启动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这一切， 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WWXXCK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61.
[2]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79.
[3]中国跨世纪发展的行动纲领[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4.
[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
[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
[6][7][8][9]邓小平文选(第2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351、135-136、 150.
[10][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7、154、364.
[13]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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