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的过滤——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富有启示性的社会心理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社会心理论文,学派论文,视角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意识和心理支配人们的社会行为，又由这些动态的社会行为的总和构成社会历史的活动和进程。因此，历史角度的审视是社会心理分析和研究的不可忽视的侧面。法兰克福学派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致力于从社会历史结构和历史活动的视角，展开对社会心理意蕴的研究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化和提升理解社会心理活动的境界，具有启发性意义。
一、社会心理是人类历史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中，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的解放，是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到本世纪初，人们发现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最后的一个环节，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条件成熟而突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即使是其危机的发生，也没有形成相应的革命意识，似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发生了脱节。历史演变出乎人们的预期，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心理理论的产生。这一理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意识能动性作用，强调把心理分析运用于历史，并且强调由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组成的对社会心理意识的过滤机制，是历史发展不可忽视的中介。这一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卢卡奇20年代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之间，存在着日常心理状态；阶段意识由于被限定、压抑和阻止，而停留在日常心理状态时，革命决不会胜利。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发挥了卢卡奇的思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并未充分地阐释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具体联系，没有具体说明经济基础如何转化成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的，在他的理论中缺乏一个沟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转机制和历史中介环节。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缺陷，但“运用精神分析这门工具就能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一不足之处，就能阐明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种纽带”。（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这种历史中介，是由一种被称为社会过滤器的社会理解系统对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模式形成的关键性机制。
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中，社会性格是指一定社会独有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风尚。它是这个社会成员经过长时期的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特定心理意识和行为模式，是相对稳定的和定型的倾向。每个社会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结构，这正如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一样。这种性格结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人类欲望影响的产物，是一种媒介。社会性格的历史学意义在于，它作为纽带之一，在经济基础变为思想，或将思想变为经济基础过程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社会性格是外部各种因素内在化，由生产关系方式、劳动方式等塑造的，宗教、哲学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则依存于这种心理力量的升华；反过来，这种创造出来的思想和理想亦影响社会性格，它的指导作用通过社会性格在人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由此对经济和历史过程发挥影响。在对社会性格的理解中，人的行为是受心理和意识支配的，行为模式也就取决于心理意识的模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把重点放在对社会意识、尤其是对无意识的分析上，把人的和社会的心理意识，区分为社会意识和无意识。弗洛姆给社会无意识下了如下的定义：“我们所说的‘社会无意识’是指那些对于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那是相同的被压抑的领域，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成功地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意识到的内容。”（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社会无意识乃指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受社会压抑而未达到意识层次的那部分心理领域，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又为社会所不提倡、所阻止、所限制的不允许人们意识到的体验。在弗洛姆看来，这些体验大都真实地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和完整的人性，潜藏着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基本解答。
由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产生着的体验和经验，经过滤器的作用，形成一定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的模式，即社会性格。弗洛姆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才能得以通过。”（注：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社会过滤器由三个因素组成：
社会过滤器的第一种因素是语言，“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固定在其上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中。”（注：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由于语言是生动的经验生活的僵化和复制， 由于语言无法描述许多丰富的、细致的体验，于是这些体验便不能上升到意识领域中，因此，就形成了对意识的过滤。语言的这种过滤作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语言的不同种类对表达不同经验的限定。特定的语言只能表达特定的经验，它使不能够用语言表达的经验，滞留在无意识的领域内。第二个层次是语言的句法、语法以及词根意义的不同，对表达不同经验的限定。语言的过滤，使一些内在的体验和感情无法进入意识层面和意识领域，因而也无法表现出来，而被压抑于社会无意识层次。无意识就只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就是梦——一种被遗忘的普遍的象征性语言。社会过滤器的第二种因素是理性逻辑，“逻辑是第二个层面，来决定人如何思想，来决定何种经验得以被我们察觉到。”（注：弗洛姆：《禅与心理分析》，中国民间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 ）逻辑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中直接指导人的思维规律，它在相矛盾的经验中识别谬误，可因其“违背逻辑”或“荒谬绝伦”而阻止其通过。在一定社会中，符合逻辑的情感、体验可以进入意识层，不符合逻辑的情感和体验就不能进入意识层次而成为社会无意识的一部分。遵循不同的逻辑思考，就会使一部分社会无意识压抑起来。社会过滤器的第三种、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禁忌”。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社会禁忌，不是指早期原始图腾崇拜、社会的习俗和礼节等，而是强调其现代的高级形态，即以理性的形态存在的社会禁忌，也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人们对事实的意识的压抑必须通过对许多幻想的接受而得到补充，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那末，灌输给我们的这些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我仅说明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是个人主义者；我们的领袖是英明的；我们是善良的；我们的敌人（无论谁是我们的敌人）都是邪恶的；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我们也爱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的婚姻制度是成功的，等等。”（注：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6—467页。）这种社会禁忌以外在的强制性为特征，它通过国家、政党、阶级、教会，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强加给人们，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得超过固定的范围，也可以通过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实现这种控制。因此，人们必须与意识或意识形态保持同一，谁敢越雷池一步，便有社会惩罚在等着他，或被认为是发疯的表现。我们来看看弗洛姆借助安徒生童话的分析：众多的社会成员已经经验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皇帝是赤身裸体的。但是，或是由于恐惧，或是由于意识层长期受到的教育——皇帝（领导人）是英明的、伟大的、华贵的、聪明的——诱导，这种经验遭到了压抑，众皆称颂皇帝的衣着多少华贵、漂亮，当一个小孩喊出来时，众人才如梦初醒，沉睡的无意识被呼唤到意识层面。社会禁忌对无意识的压抑正像童话中一样，它使“每个社会都会排除某些思想和情感，使它的社会分子不去思考、感受和表达它们，有些事情不但是不可以去做，而且甚至不可以去想。”（注：弗洛姆：《禅与心理分析》，中国民间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如果某些“不适宜”的经验或体验进入了意识领域，每个社会都会想方设法把它们重新遣送回无意识的领域。
总起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心理理论的历史研究意义在于，它揭示变化着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它导致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新的需求和体验。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它对新形成的需求和体验进行筛选和过滤，或者使之被压抑、被遗忘，使之停留在无意识领域；或者使之能够被意识、被关注，从而使这些新的需求又引起新的观念，并且可以说，又使人们接受了这些新的观念；而这些新的观念反过来又倾向于稳定和加强新的社会性格，倾向于决定人的历史行动。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基础以意识过滤机制为历史中介，影响着社会历史进程。
二、现代西方社会心理过滤机制及其功能分析
现代西方社会经济促使形成社会单向度的人格和心理需求，形成由单向度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构成的意识过滤机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经过这种中介和意识过滤，形成的是一个单向度的、全面封闭了人在争取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方面的主动创造性的社会。
在现代西方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心理过滤机制要素包括：首先是语言的蜕变。马尔库塞说，现代西方社会利用合理性对语言进行清洗，使其操作主义化，使“它的语言有助于同一和统一，有助于系统地彰扬肯定性思维和行为，有助于一致攻击越轨的批判性观念。”（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在马尔库塞看来，语言原本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人的思维和概念可以通过抽象等中介环节获得发展。而且思维和概念按其本质是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和一般的把握，是超越经验事实而获得其质的真理。可是，现代西方社会的语言行为封闭了概念的发展，阻碍了思维对现实的抽象和超越，局限于事实的确认而拒绝其背后的否定性因素，从而失去了对政治现实的历史性的认识。正是这种语言构成了对人的政治意识进行过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形式逻辑的功能转向。在当前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形式逻辑发生了一种性质和功能的转向，即由支配自然的思维工具转变为对人统治的工具。形式逻辑形成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活动和人类的交换、商业活动，有它现实的基础。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形成了逻辑的同一性原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启蒙精神首先只有通过统一的现象才能认识存在和所发生的东西；统一现象的理想典范是一切言行遵循的制度。形式逻辑是统一化的大学校。它为启蒙者提供了预计世界的公式。”（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然而， 现代西方社会中逻辑的同一化形式，则体现着统治合理性的内在因素，转变成为统治逻辑。其同一化形式，表现的是掩饰矛盾和否定超越现实的特点。它就像用锁链紧紧地把思维束缚住，不允许思维超出既存的东西去探询和寻求解决办法。它们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现实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后是现代形态的社会禁忌之网的形成。法兰克福学派所论述的现代禁忌之网的形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理性，就是对人类造成压迫和强制的工具理性的兴起，主要有实证主义对辩证理性的清洗、科技蜕变为社会领域对人统治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的人文理性，就是一种把人从奴役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原则和精神的衰落，主要是高雅文化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向度的消解、大众文化传播肯定意识。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解，科技理性的兴起，表现在思想领域，实证主义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重要的思潮，它清除着辩证理性，封闭人们争取自由解放的批判意识；表现在社会领域，工具理性作为技术上的合理要求，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组织的操纵和控制的原则，它以最合理的和自然而然的形式，清除着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反抗意识。人文理性的衰落，表现在高层文化中，高雅艺术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人文精神的标志，然而却已被清除掉作为这种标志的、超越现实、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向度；表现在低层文化中，大众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娱乐形式，操纵人们的思想和心理，剥夺人的情感、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现代西方社会心理过滤机制作为历史中介的功能，在现实的表现就是它把西方科技和经济的基础关系，转换为意识形态的过滤系统，实现对既存社会制度的维护。第一，借助于欺骗，美化现实，虚构掩饰现实矛盾的假象，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社会禁忌之网一部分的西方“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这种欺骗，一方面是美化现实，掩饰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是“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1页。）总之，意识形态和宣传交织在一起，大众文化成了“大众的欺骗”、“公开的谎言”以及“集体性迷惑的工具”。第二，封闭思想对既定状况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思考，使思想的争取人的自由解放的历史向度沉寂。因为现代技术条件下西方社会对语词的同化，消除了语言的否定性。而要求不具有否定性质的语言去表达对现存社会体制的批判性思维，那是不可能的。于是语言以其与技术合理性社会绝对同一的方式，对否定现存制度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行过滤，直接地阻碍了对现成社会的否定性的、超越性的思维；形式逻辑作为一种社会统治逻辑，净化着呈现在人们思维中的否定性——这种否定性是关于现存社会否定的、骗人的、虚假力量的经验，净化掉否定现存社会的经验和力量；实证主义则抽象掉人们对现实的反思能力，在思想领域消除与现存社会相对抗的因素，封闭思想对政治社会现实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思考，封闭对现存制度的超越的言行；科技作为意识形态，也构成了西方社会意识过滤之网的一个部分，它在日常生活消费领域，使个人在现实社会制度下的生活中感到更加安逸舒适，淡化了革命的激情和意识。结果是在现实生活的追求中，人们习惯于从各种各样的商品中来认识自身、寻找自己的灵魂，似乎这就是人的真正存在，就是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从而使人们顺从现存的统治制度，遮蔽人们的政治意识，丧失对现实的批判功能。第三，为政治生活经验和意识的形成确定先验的单向度逻辑格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总是用先验的“范畴”去“组织经验”并加以“先验的解释”。概念体系和逻辑格式是一种先验的框架，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内去组织自身的经验，并依此而形成预断。在双向度的辩证思维逻辑格式中，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总是包括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即：根据“是”和“应该”之间，本质和现象、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紧张状态来讨论这些因素。而现代西方社会形成了对真实生活体验进行感知的、单向度的先验逻辑格式和政治思维方式。它作为组织经验的先验体系和框架，使人的思维回避社会内在矛盾和冲突，无法感知对现实的否定性体验；同时，大众文化对社会大众实施精神操纵和支配，使这种先验的逻辑体系和思维框架渗入人的心理结构，把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强加给人们，使人丧失内在的自由、独立的决断能力。第四，麻痹和安慰大众意识，使之在不幸的世界中感到满足和幸福。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过滤中，操作主义语言训练人们忘记否定的东西，或把否定的东西变成肯定的东西，这样虽被贬低，却心安理得。个人同其社会的协调也就深及心灵的各个层次，从而缓和了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劳动被逐渐地理性化和机械化，人在这个过程中丧失的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加重，科技发展的过程已成为人性丧失的过程；大众文化使人逃避现实，顺从一切，不再从阶级关系和经济根源上来理解幸福与不幸，流行文化使人们把自己的命运视如抽奖，甚至使人可以在根本没有幸福的时候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三、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心理过滤理论的评价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心理过滤理论的提出，不仅揭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统治的新形式，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而且，该理论深化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性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演变依赖于经济基础。他们把社会意识理解为是社会物质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由于缺乏一门满意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没能解释经济基础如何反映在人的大脑和心中，形成人的社会意识的问题，当人们对经济结构和意识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具体的理解时，他们的理论就显得不够了。
我们知道，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 日致梅林的信中谈到关于被他和马克思忽略了的一点：思想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同时强调“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作用。”关于这一思想，恩格斯于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舍乌斯的信、 1895年3月12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都一再强调过；而在更早的1890年10 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作了更全面的论述。其实，纵览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及其书信，就会发现恩格斯对此的觉察并非始于这封给梅林的信。早在1886年发表的、全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已经有论述。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就批评了当时那种只拿“唯物主义”作为套语，而实际上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去构造体系的方法，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种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75页。）在1895年3月12日致康·施米特的信论及概念的产生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指出概念来源于现实，但又只是“渐进线似地接近”现象，永远不会与之相交会。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对经济现实的反映是一种在各种历史中介性因素作用下的折射，并在这些因素的参与下产生和发挥作用。在对这种折射产生影响作用的因素中就有社会心理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论述过人的情感、性格等人的心理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鉴于时代和文化的限制，理论斗争重点的需要，他们主要论述了历史进程中的决定力量，即客观的经济因素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00页。）
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强调社会心理研究的历史学意义，明确要对作为历史中介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2页。）普列汉诺夫强调“一切意识形态都有一个总的根源：一定时代的心理”，它是经济关系借以影响和决定观念上层建筑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因素。同时，他又注重这种研究的基本点：“唯物主义在解释一定社会或阶级的心理时，是以经济发展所建立的社会结构为依据的。”社会心理作为历史中介，它和观念上层建筑有着共同的来源和基础，这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条件。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后来的社会历史的理论性研究并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方面的思想，逐渐忽略了中间层次和中介条件的研究，忽视了社会心理研究在历史领域中的价值，把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对作为社会意识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理解为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的过程；很少论及其间转化的条件、机制、形式等。这样，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只注重宏观把握而忽略了微观探讨。他们提出社会心理作为历史中介的理论，试图克服这一局限，揭示社会的经济、思想同社会心理相互作用的机制。他们认为社会心理客观存在，它表现在社会群体的性格、感情、情绪、习俗、风气中，这种未升华成概念体系的社会心理，属于社会历史的中介是不容忽视的；他们还认为在经济基础和意识上层建筑之间，是以社会意识过滤机制运作为中介，发生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的，即无意识可以上升为意识，并且反过来强化人们的无意识，进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要求社会的经济基础作相应的改变。应该说，这一探索的方向是对的。他们的探索展现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层次来理解社会心理的意蕴。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同意法兰克福学派自己认为的，他们的社会心理理论填补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这一理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他们的社会心理理论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之上的，并保留着后者不少缺陷。无意识的概念，压抑的形成与摆脱等等理论都是直接来自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认为人的病态和异化都是心理现象等，都明显地带有弗洛伊德思想的痕迹。第二，社会心理过滤理论仅仅从全社会中普遍具有的人性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阶级出发来规定无意识的内容，体现的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但是，不管怎样，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社会心理理论，对于社会心理现象的认识和分析，加深理解其社会历史意义，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论文英文题目：
政治意识过滤：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富有启示性的社会心理研究视角
Filter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the Frankfurt School'snew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标签：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弗洛姆论文; 政治论文;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政治意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无意识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