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布局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的提出：现实背景的考察
（一）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的现实背景
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是台湾当局针对入世后两岸经贸关系新形势，为提振台湾经济竞争力、确保台湾“国家安全”所构建的两岸经贸关系“新思维”。作为台湾当局处理两岸经贸关系、把握台湾经济发展方向的总体纲领，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
1.新世纪初岛内经济罕见衰退使民进党当局面临台湾经济发展定位问题
新世纪伊始，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台湾经济经历了50年来罕见景气衰退：自2000年12月景气信号转为“蓝灯”后形势急转直下，2001年除第一季度为正增长外（仅0.91%），后三季度均为负增长，全年增长率为-2.18%，其后持续下挫，第2季度为-2.35%，第3季度为-4.21%，创26年来单季最低纪录（注：李非等：《21世纪初台湾经济形势与走向》，《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第40页。），相伴而来的是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下降，股市、汇率走低，民间投资、外资投资巨减，失业率攀升，金融机构逾放比升高，财政赤字迅速膨胀等现象。总之，台湾经济出现了自金融面到实质面、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的全面恶化，岛内经济和民众生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民进党当局的财经能力因此受到在野党、业界及民众的言论指责。面对“台湾经济发展史上最艰难的时期”（注：台湾林信义：《当前台湾经济面临的挑战》，台湾《中国商银月刊》，2002年4月号。），台湾经济将何去何从，一时成为台湾“朝野”关注的焦点。“救经济”、解决台湾经济的发展定位问题成为台湾当局不容回避的课题。
2.两岸经贸对于台湾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显现，使台湾当局不能不审慎思考、制定两岸经贸关系新原则
在面对岛内经济严重衰退压力的同时，台湾当局还受到两岸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挑战”。海峡两岸自开展间接贸易、投资以来，中国大陆就以其廉价的资源优势、日益优化的投资环境以及两岸间的文缘优势，对台湾产业资本形成巨大的市场“磁吸”作用。除个别年份外，台资对大陆投资都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据台“经济部投审会”统计，1999年台对大陆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已达38.32%，2000年更高达51.35%。即使在景气下挫的2001年，因股市价格下跌、筹集资金困难而导致台湾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比2000年减少13.5%的情况下，台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额仍然增长了7%，投资件数增加40%（注：《日本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汪慕恒译，《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1期。）。投资拉动贸易，与投资增长并行的是台湾对大陆年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据台“国贸局”估算，截至2001年底，台对大陆贸易顺差已达823.4亿美元，自2001年11月起，大陆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在世纪之交国际经济颓势中，台资企业在大陆所赚取的利润和所创造的贸易顺差，更是支撑台湾经济的重要动力。
两岸经贸对于台湾经济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不辩自明、显而易见的，然而台湾当局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对两岸经贸往来一直采取限制政策，不但进行诸如“台资赴大陆投资可能导致台湾产业空洞化、经济边缘化”的政治宣导，而且多次推动“南向政策”以疏离两岸经贸关系，迟迟不开放两岸“三通”。此波经济衰退中，岛内学界、业界以及民众对尽快实施“三通”、开放两岸直接经贸以挽救台湾经济颓势的呼声更加高涨。“防堵”还是“分工”（注：台湾林美萱：《防堵不如分工》，http://www.npf.org.tw，2002年3月6日。）成为台湾当局不容回避的课题。此外，面对两岸先后加入WTO的现实，“戒急用忍”的原则无法适应两岸经贸关系新形势，也亟待制定新原则加以调整。
3.内、外部政治生态恶化促使台湾当局重构其政治、经济安全理念
台湾当局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在国际社会拓展其所谓的“国际空间”：一方面不放弃任何在国际舞台与“中共”较量的机会，如屡屡提出加入UN，WHO等国际组织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等；一方面注重通过经济途径达成政治成果，如限制两岸经贸发展以减少对大陆经济依赖，为“台独”保留经济上的可操作空间、推行“南向政策”分散对大陆投资以疏离两岸经贸关系、谋求加入东盟一体化以期把两岸关系纳入地区多边框架等。然而，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在地区事务中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注：马燕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及其影响》，《和平与发展》，2002年第1期。），使其在国际社会“一超”格局下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中，成为一个对第三世界颇具影响力、号召力的政治大国——大陆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于改善中美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对于奉行“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的台湾当局而言，不啻是一种政治威胁，使其感到“国际空间”被压缩的危机。台湾当局的“政治台独”在国际社会频频受挫，促使其重构“国家安全”理念：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谋求“政治”成果，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政治安全”。
台湾当局除在国际政治舞台难以施展报负外，在岛内也面临政治生态恶化的危机。主要原因是民进党当局以“意识形态治政”，坚持“分离主义路线”，以“少数政府”专行独断，造成与在野党之间纷争不断的动荡局面。民进党在财经政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施政方向不明、政策摇摆不定、决策连连失误，也大大折损了民众信心。特别是在两岸经贸关系上，岛内社会对当局的“积极开放不足，有效管理有余”和迟迟不开放“三通”，抱怨之声越来越高。总之，岛内的社会政治环境因台湾经济衰退、两岸关系不明，而越来越向不利于民进党当局的方向演化。陈水扁要争取连任、要实现其政治企图，就必须“救”经济以“保”政治。
通过上述社会经济、政治现实背景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的提出，一是要解决台湾经济发展定位问题，一是要解决两岸经贸关系原则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台湾经济和两岸经贸未来走向，更关系到民进党的政治前途。这样就要求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既能“救经济”又要有助于民进党当局实施“台独”政治。于是从一开始，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就被赋予了“政治期望”，注定了其具有“台独政治”的劣根性。
（二）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的主要内容
在上述政治、经济背景下，台湾当局提出“全球布局战略”并在2001年8月台湾“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议”上达成共识。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主要涉及两岸经贸关系和台湾经济发展定位两方面问题，但其主要出发点在两岸经贸关系，对此台湾当局提出了“台湾优先，全球布局，互惠互利，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即：①未来两岸经贸政策调整要以台湾利益为第一考量，要确保台湾利益；②通过推动企业全球布局，将两岸经贸关系纳入全球市场网络，从整合竞争优势和全球布局角度规划两岸产业分工的新模式，以改善岛内产业结构，提升台湾竞争力（注：台湾《新生报》，2001年10月5日。），③为应对全球化，特别是两岸入世后经贸发展新挑战，必须掌握台湾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也必须突破“戒急用忍”代之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在确保台湾经济自主性的前提下，达成两岸“互惠互利”；④把两岸经贸关系提高到影响“国家安全”的高度，为确保台湾安全与经济利益，必须加强“风险管理”。至于台湾经济发展定位，则是要“深耕台湾，布局全球”，正如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在其题为“新世纪、新思维、新经济”的演讲中所阐述的那样（注：转引自王建民：《民进党执政后的台湾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及前景评估》，《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深耕台湾”就是在全球竞争中，突显台湾本土化的“独特性、主体性与不可取代性”，掌握比较利益，确立自己的角色，配置自有技术能力，建构研发、设计、制造、行销兼备的产业发展环境，跳脱以往代工模式，向上提升。“布局全球”就是在加入WTO后，面对全球竞争，必须具备全球宏观视野，善用本身既有之优势，整合区域及全球资讯，创造台湾独有的竞争利基；规章制度与企业经营环境，必须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同步发展。
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能够顺应全球化潮流而强调台湾经济的国际化，能够体认两岸经贸关系对于台湾经济的重要性而主张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以“主动”的经济安全观取代“保守”的经济安全观，体现了经济向度上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其中把两岸经贸关系纳入“风险管理”的主张，为台湾当局在两岸经贸关系上实施“政治设限”预留了操作空间，从而也暴露了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的“政治劣根性”。
二、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评析：理论视角的分析
台湾当局的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在台湾经济发展定位问题上存在理性思考的一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两岸经贸关系原则上，由于存在“隐性台独”的政治劣根性，决定了其“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两岸经贸原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跳脱“戒急用忍”的思想窠臼，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贯彻执行。台湾当局在“全球布局战略”实施上推行“假开放真管理”（注：台湾高孔廉：《两岸经贸：假开放真管理》，http://www.npf.org.tw，2001年11月30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在台湾经济发展定位问题上体现了理性思考。
民进党当政伊始就遭遇了台湾经济50年来最严峻的衰退，使其面临经济景气回升乏力的困局。究其原因，有全球经济下滑的冲击，有岛内政局动荡、当局财经政策不力的影响，但从根本上看还是台湾经济隐患长期积聚、比较优势黯然流失的结果。在战后发展历程中，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动力相继来自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静态比较优势，以及不断增强的资金、技术等动态比较优势（注：莫世祥：《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珠江口特区群及台湾的实证》，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417页、第435～436页。）。然而，随着新旧要素禀赋在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转型中的投入与消耗，特别是受到东盟、祖国大陆等后进经济体的竞争，台湾经济的静态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由于内生性技术创新不足、投资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后来积聚的动态比较优势也渐呈疲弱之态，无法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因此，面对要素禀赋优势的全面弱化，台湾经济将何去何从？于此，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提出要“深耕台湾”，也就是要在全球竞争中突显台湾本土化的独特性、主体性与不可取代性，从而掌握比较利益，确立自己的角色，配置自有技术能力，建构研发、设计、制造、行销兼备的产业发展环境，跳脱以往代工模式，向上提升。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则要“布局全球”：“台湾经济发展已进入转型阶段，面对全球化、科技化的新时代，以及两岸加入WTO的新形势”，台湾经济“必须建构总体经济新战略，本于‘台湾优先’原则，改善岛内投资环境，强化科技实力，并鼓励企业进行全球布局，向外延伸实力，厚植台湾作为全球化经营及资源整合者的条件”。也就是说，要通过企业全球布局和吸纳外部投资整合全球市场、要素资源为台湾经济所用。实际上这也是拓展台湾经济的市场和腹地、建构多元化的经济网络、改造台湾经济的市场“偏在性”，从而降低台湾经济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提高抗全球化冲击能力的必然选择。
两岸经贸对于台湾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台湾经济发展定位不能不考虑两岸经贸关系。特别是大陆正在成长为“世界工厂”，加之入世后开放幅度加大，将吸纳更多外资进驻，成为全球资本利益角逐的市场平台。因此，缺失大陆这块具有全球意义的市场，台湾经济“全球布局”就失去了完整性。于此，台湾经济布局战略虽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能够检讨“戒急用忍”思维，提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两岸经贸新原则，并主张把大陆投资作为企业力量向全球市场延伸的中继站，把大陆市场作为企业生根台湾，布局全球的一部分，通过“策略性开放大陆投资，来扩大企业在两岸及全球运筹发展的境界”。这些原则、主张背后虽然隐含着通过全球经济互赖机制“制衡”两岸经贸关系以保障台湾安全的政治考量，但与过去一味的“政治封堵”相比，毕竟有了态度上的明显转变。
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在台湾经济发展定位问题上，能够客观、理性地评估台湾经济的历史基础、现实地位和发展优势，从全球——两岸——台湾经济互动的角度加以考量，并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出于“政治”需求，其在两岸经贸关系问题上依旧存在认识盲点：没有把两岸经贸关系提高到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关键环节的高度加以强调，不能正视两岸经贸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实际上是欲以“全球布局”淡化两岸交流。
2.对两岸经贸关系原则和台湾安全理念作了调整，认识上有所进步，但“风险管理”主张暴露了其“政治劣根性”。
(1)“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整合角度设计两岸经贸关系
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从不同理论出发点对其进行的不同逻辑阐释，衍生了“现实主义（新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等主流学派。自由主义从以市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认为国家不仅在国内经济发展问题上应当实行自由放任，而且对于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也不能干预，即对外实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不仅能够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而且能够扩大国家间的互利互惠，巩固彼此间合作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则是政治——国家中心主义，即把对国际政治权利的分析放在首位，强调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在于其不过是国家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任何对内对外经济政策都应服从于国家的政治和安全战略。以上述理论视角考察台湾当局的两岸经贸关系原则，可以发现，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是以台湾的“国家安全”利益为第一考量，限制两岸经贸正常发展，以防两岸经贸过度紧密造成台湾经济对大陆经济的过分依赖，使台湾在经济上成为大陆的“人质”进而危及台湾安全，其逻辑思维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与之相较，陈水扁提出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则体现了对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整合。“积极开放”可以理解为对两岸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贸往来的“政治松绑”；“有效管理”则是要有效发挥政府管理功能，既不“自由放任”也不“横加干预”，而是要在“大胆西进”和“根留台湾”之间寻求平衡点，以达到既能够取利于两岸经贸往来，又能够不受制于两岸经贸关系的目的。
台湾民进党当局整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思维，提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两岸经贸指导原则，较之现实主义的“戒急用忍”，在认识上有所进步，实际上也推行了一些开放措施（注：莫世祥：《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珠江口特区群及台湾的实证》，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417页、第435～436页。），对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有所促进，但由于台独政治的劣根性，台湾当局在经济上的“强本西进”，必然因其“政治安全”诉求而摇摆不定。
(2)从“互赖主权”、“全球治理”观念出发建构“新安全理念”，体现了其借助“全球互赖”制衡两岸经贸关系的思想。
台湾“经济部长”林信义在其《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思维——台湾经济地位的国际化即是国家安全的最佳保障》一文中，提出台湾经济地位国际化政策以及把中国大陆市场及资源纳入台湾产业全球布局环节的主张，同时特别强调台湾应从过去“保守的防卫安全观”调整为“积极强化体质的主动安全观”，认为“台湾经济地位的国际化，即是国家安全的最佳保障”。其后，这一思想被陈水扁概括为“深耕台湾，布局全球”，成为台湾当局的“新安全理念”。
实际上，在“国家安全”与两岸经贸关系议题上，岛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传统保守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即主张减少接触，避免造成台湾经济对大陆经济的依赖而危及“国家安全”，其典型样本莫过于“戒急用忍”；另一种则属于积极、主动的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资讯化时代，应该以“互赖主权”以及“全球治理”的观念对待两岸经贸关系、建构全新的“国家安全”观念，如主张台湾除了不断提升自身的军事配备和科技配备外，“还必须要与中国大陆积极接触、积极互动，使两者发展成一种共生共荣的依存关系，只要当中国大陆和台湾两者的依存关系到了密不可分之时，台湾的国家安全才算真正有保障”（注：台湾李英明：《全球化时代下的台湾如何走出困境》，http://www.npf.org.tw，2002年2月。）。也就是说，“台湾必须通过以中国大陆作为载体，去面向全球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台湾也必须通过以全球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发展作为载体，与中国大陆互赖共荣”。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与台湾当局的新安全理念在内容和理论逻辑方面均有相当的契合之处。
“互赖主权”与“全球治理”观念，是后冷战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催生的国际关系新思想。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深刻变革：①地缘经济取代地缘政治居于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②“经济主权”、“资讯主权”、“科技主权”等观念逐渐改变了传统国家主权的政治内涵；③国际团体、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及其活跃于国际社会的事实，改变了以往国际行为主体的单一化，形成了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内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结构；④国家间经济互赖性大大增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市场”。上述变革在经济层面意味着国家政府主导经济的能力逐渐弱化，而国家内的团体和个人在全球体系内的作用增强了；在政治层面意味着传统国家主权被削弱，以多元国际行为主体互动为架构的“互赖主权”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在社会层面则意味着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社会逐渐演化为以“互赖主权”为支撑的“全球社会”，而“全球社会”呼唤“全球治理”——从全球角度建立和维持全球秩序。
从“互赖主权”与“全球治理”思想出发解读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可以发现其欲借助全球、区域经济互赖保障台湾安全的思路：①“深耕台湾”——积极强化台湾的经济体质，使台湾有能力“将自己由传统地缘政治学上的蕞尔小国角色提升到科技大国、经贸大国，可以让自己由地理位置上的‘边陲’一跃而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中心’”（注：台湾李英明：《全球化时代下的台湾如何走出困境》，http://www.npf.org.tw，2002年2月。），以便以“中心”姿态逐渐在全球体系中建立自己的“挥洒空间”；②“全球布局”——通过鼓励企业进行全球布局，向外延伸实力，获得台湾作为“全球化经营及资源整合者”的条件，使台湾成为全球体系中的“多元化”中心，以便充分掌握台湾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关键地位，成为“全球体系”中“动静观瞻”的重要角色；③“把中国大陆市场和资源纳入台湾产业全球化布局的一环”——把两岸经贸纳入“全球互赖”的经济网络之中，使两岸经济互赖成为全球经济互赖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大陆无法用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对台湾加以“拘束”，以便在“互赖主权”的构架中消弥来自大陆的威胁，在“全球治理”的模式中提升台湾的政治地位。
上述分析表明，受“后冷战”时代“合作代替冲突，谈判代替冷战，均势代替遏制”的国际关系潮流以及地缘经济思想的影响，台湾当局对于两岸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并且由消极防卫的“两岸政经对立”转而追求“全球互赖”框架内的“两岸经济合作”，其目的在于借重全球互赖机制在经济上进而在政治上制衡中国大陆，以确保其所谓的“国家安全”。总而言之，出于振兴经济目的的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由于掺加了台湾当局过多的政治考量，其终结点又回到了“台独政治”。不难看出，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实际上演绎的是台湾当局的“两岸经济——政治学”。
(3)“风险管理”——暴露了台湾当局“经济服务于政治”的两岸关系原则
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提出对两岸经贸关系进行“风险管理”，将两岸经贸往来提高到影响“台湾安全”的高度，这就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开放”是有条件的开放，而“有效管理”是“风险”级别的管理，如此，开放的空间和管理的尺度就具备了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通过我们对这一战略提出的背景及其理论基础的剖析可以看出，作为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台湾当局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这一战略的经济实效，而是能否有助于其摆脱“政治生态”恶化的危机。事实证明，台湾当局的“积极开放”绩效不彰，但“风险管理”却成果卓著，“拚经济”的“声势”“大噪”之后，“假开放、真管理”的本相就逐渐暴露出来了（注：台湾高孔廉：《两岸经贸：假开放真管理》，http://www.npf.org.tw，2001年11月30日。）。
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同民进党当政以来制定的诸如“绿色矽岛”、“全球运筹计划”等一系列经济振兴战略一样，“包装”都很漂亮，在逻辑推理上也有其可取之处，但多半都是“雷声大、雨点稀”，没见什么实效。原因之一是台湾当局热衷于“拚政治”，不会踏踏实实“拚经济”，但最关键的是“台独政治”劣根性的存在。事实证明，台湾经济竞争力能否有效提升，关键在于能否尽快实现与祖国大陆市场整合，在于能否有效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但台湾当局总是优先考虑其政治利益，为政治利益不惜牺牲经济利益。这种经济服务于政治的原则决定了其最终难以正确对待两岸经贸关系，难以正确定位自身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角色进而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台独政治”是台湾经济的致命伤。
三、消除“台独政治”劣根性，务实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
两岸经济一体化是祖国大陆同台湾之间经济整合并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不仅意味着两岸在贸易、投资、产业分工合作诸方面相互联系的日益紧密和经济互赖程度的日益增强，而且意味着以贸易、投资协定或其他组织形式为规范的制度框架的构建和完善，不但是功能性一体化的拓展，而且是制度性一体化的推进。就经济向度而言，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的最大盲点在于没有充分重视两岸经贸关系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实际上，台湾经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布局”，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其最佳的选择。首先，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全球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两岸经贸往来在台湾“对外”经济交流总量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注：《两岸年贸易额超400亿美元 台湾为大陆第4贸易伙伴》，新华网，2003年2月10日。），两岸间接贸易额至2002年底累计达2679.3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另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数据显示，至2002年底，台湾对大陆投资累计达23274件，237.45亿美元，2002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为1490件，金额达38.59亿美元，分别增长25.6%和38.6%，占台湾整体海外投资金额的比重为55%，大陆首次成为台湾最大的海外投资地。此外，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中期以及21世纪初期先后掀起的三次台商投资热潮，大陆吸纳的台资迅速向中、上游产业范围扩展。特别是第二、第三次投资热潮，分别以石化工业、电子信息工业为主，带动了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祖国大陆的转移；投资目的也由最初的追求廉价生产要素和出口竞争优势逐渐转变为利用大陆内需市场和产业链集群优势，甚至出现整个生产供应链连同研发机构一起进驻大陆的现象。由此，两岸产业出现了“垂直”兼具“水平”的混合分工特征。上述两岸经济关系的现实一方面说明了两岸经济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功能性一体化，另一方面说明两岸经贸关系已经成为台湾“对外经贸”关系的主体，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全球布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两岸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促进台湾经济“全球布局”。鼓励企业进行全球布局，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提升台湾经济实力，这是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的主要思想。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吸纳外资最多的地区，客观上为全球资本、技术、管理模式的对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成为跨国资本集聚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市场。台湾经济要实现“全球布局”，就应该加速与大陆经济的整合，借助两岸经济一体化，一方面获得大陆腹地的有力支撑，打造台湾企业竞争力，一方面获得在大陆市场与全球资本竞争获利的机会，利用大陆市场平台有效拓展经济空间。最后，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全球布局”的便捷通道。目前，区域化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世界经济版图在WTO框架规范和全球化整合的背景下呈现出以区域为单位的板块分化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以民族国家为结构单元的板块整合，要求主权国家的谈判功能。因而，作为非主权国家的经济体，台湾将难以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这种情势下，台湾经济的最佳选择应是借重两岸经济一体化管道：互利互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岸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能够保证台湾企业在有大陆参与的区域一体化板块中享有与大陆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否则，在高筑的区域壁垒面前，台湾经济“全球布局”势必困难重重。
迄今为止，两岸的经贸往来虽然达到了可观的规模，两岸的产业分工也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这些“功能性”经济一体化的成果，是在两岸没有缔结任何正式的经济协议，没有直接畅达的经贸沟通管道，而台湾当局又加以政治封堵的情势下取得的，是市场经济绕过政治壁垒顽强成长的结果。然而，政治僵局给予两岸经济合作的自然成长空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大陆与台湾作为两个独立关税区，其经济一体化“功能性”的进一步提升，必然遇到“关税协调”等问题，需要由两岸当局谈判达成制度性框架协议加以解决。事实证明，虽然民间团体和企业组织能够在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两岸经济合作的既有成果多半是岛内企业突破台湾当局政治封堵而后获得当局默许的既成事实），但两岸经济关系的离合最终还是受两岸当局主导的政策大环境的制约。因此，两岸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必将对“制度性”一体化提出迫切要求。
两岸经济一体化由功能性向制度性的深化发展，不但是两岸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且是台湾经济实现“全球布局”的必要保证。为台湾经济的未来考虑，台湾当局就应该顺应市场规律，根除其“全球布局战略”的政治劣根性，实施“真”开放和“适度”管理，把政府职能放在矫正竞争扭曲、完善市场法规方面，以保障两岸经济能够在高效率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整合，使两岸经济一体化成为台湾企业全球布局的载体和桥梁。
政治制约经济，经济影响政治，现实社会正是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中发展演进着。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经济关系问题历来就不是纯经济问题，而具有政治属性。因此，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能否收到实效，关键在于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这是一个经济命题，但其关键不在“经济”而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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