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定量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04)04-0058-09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特别是交叉科学的重要的一般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这个认识方法是中国人的独创，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特别是交叉科学前沿领域综合交叉的产物。这一方法不仅为中国科学界、哲学界所公认，而且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哲学家所首肯。
一、什么叫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钱学森院士与一批科学家、理论工作者在研究如何认识和处置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过程中，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综合地总结了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于1989年正式提出来的。
笔者于1987年秋季，经朱照宣教授介绍参加了由钱学森院士倡导、于景元研究员主持的系统学讨论班。下面，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学习过程对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形成的过程及其内涵界定作一简要的勾画。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1988年4月20日，钱学森在给于景元的信中，在谈到如何研究复杂巨系统、建立复杂巨系统的系统学问题时，指出：“社会系统工程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几百个参量的方法”[1]。同年4月30日，在给匡调元的信中，钱学森认为：要研究复杂巨系统，“可以用我们所谓‘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这是近年来处理社会系统问题发展起来的（见复制件），这就引入直观的认识了。这是非常重要的。”[1]钱钱学森于1989年1月14日在给黄建平同志的信中，指出：“现在我们要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只有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我们说的唯象理论就是这个方法。”[1]在1988年冬季至1989年春季(1989年4月25日以前），钱学森在系统学讨论班上以《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能简单化》为题发表讲话，指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恐怕有很广泛的意义，从简单到复杂，这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飞跃。……今天在中国我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创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所谓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虽然这个方法没有成熟的理论，但是能解决问题。”[1]1989年4月25日，北京大学朱照宣教授在系统学讨论班上就跨域分析方法作学术报告后，钱学森当场即席以《关于Meta-Analysis方法问题》为题发表讲话：“朱照宣教授今天介绍的这几种心理治疗方法是很不一样的，但他把它们组织到一起了。原来我对这个工作抱很大希望，但我脑子里头一直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复杂巨系统没有什么好的理论方法，惟一可行的就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这是现在最好的方法，但它含有经验的成分。”[1]如果说，这个讲话当时还未见诸文字，那么，1989年5月8日，在给朱照宣教授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要的是综合，即系统综合。我想方法还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每一项一得之见的工作都是一位专家的意见，要集腋成裘。”[1]这种当时见诸文字的表述就已经包含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的思想。当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本书对这封信关于方法的表述，用的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2]而《创建系统学》一书对这封信中关于方法的表述，用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经与朱照宣教授电话核对，原文确如《创建系统学》书中所言。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提出过程，最重要的是同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探索过程紧密相连的。关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在给朱照宣教授的如上信中认为：“我想搞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要一百、几百个参量才能描述系统的功能状态，而一般论文只用几个、十几个参量，所以是一得之见。如何把众多的一得之见汇总成真知？Meta-analysis只开了个头，只提出△的概念，△＞1，没问题，如果△～1，就是一得之见了。”[1]在此之前，钱学森虽然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但多是针对某个特殊领域提出来的。例如，1988年10月31日，在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系统学讨论班上认为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特殊在于组成系统的人是有意识的，其行为不是简单的条件反射。我们讨论班称之为‘社会系统’。”[1]1988年11月4日，在给邹伟俊大夫的信中，钱学森认为：“人体不但是开放的巨系统，而且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1]。1988年11月28日，在给浦汉兴同志的信中，钱学森指出：“我认为地理系统是一种复杂巨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1]虽然1989年1月14日在给黄建平同志的信中，用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但处理方法仍然提的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所以，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完整地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应当是钱学森于1989年5月8日给朱照宣教授的信和1989年4月25日根据朱照宣教授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的报告所作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因此，钱学森的这封信和这两次讲话，包含着闪耀思想光辉的深刻见解，应当引起研究者的应有重视。
其实，实际的认识过程是，从1988年秋季起到1989年春季这段时间内，系统学讨论班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认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处理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当时，讨论国外的跨域分析(Meta-analysis)方法。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个方法虽然有用，但是不够，要真正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还得探索出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这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产生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一过程，所以有必要也有可能把这一过程的相关情况揭示出来。
由此可见，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确实是中国人的独创，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理论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在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创新的理论产物。
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提出的根据
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充分的实践根据和认识根据的。
（一）实践根据
钱学森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科学家，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实践过程中，始终注意总结实践的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尤其当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惟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后，他的这种工作过程就更加自觉，起点就更高，速度就更快，效果就更好。
1.总结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钱学森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及其处理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以及总体设计部方法，这一方面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获得启发而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总结了两弹一星的实践经验的认识升华。钱学森认为：“这一套也实际是千百万革命者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流血牺牲的经验总结。所以我们的大成智慧工程和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有革命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想学也学不了的！我们真正贯彻民主集中。”[1]
2.发展科学实践中的主要经验。钱学森从研究工程技术走向技术科学，从技术科学走向基础科学和交叉科学，从现代科学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样的科学实践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总结科学实践的经验，不断地使自己的思想升华，从而才能够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相应的、整套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钱学森指出：“我们已经从工程系统走到了社会系统，进而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和处理这种系统的方法论，即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并在工程上逐步实现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将来我们要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发展到大成智慧工程，要集信息和知识之大成，以此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1]而大成智慧工程是“我们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结合现代的系统工程和大家的实践经验发展起来的，这可是方法论上的一个大飞跃，大发展。”[1]
3.坚持科学的实践功能和科学家在社会实践中的历史责任。科学既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也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现代科学技术也是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精神武器。
钱学森主张，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他所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处理这种系统的一系列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都应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所以，他认为：“系统科学真是社会主义治国之本！”[1]
钱学森80寿辰前夕，在1991年10月16日举行的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和国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钱学森同志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经历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正确道路。”[3]就在这一次会上，钱学森作了即席发言，他一方面真诚地表示，应当把荣誉归于祖国和人民。他说：“刚才各位领导讲我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啊，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另一方面，他又从科学的实践功能和科学家在社会实践中的历史责任感出发，表述了自己晚年的打算和心愿。他说：“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1]事实确是如此。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一位科学家、爱国者走上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使他忠心耿耿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伟大的爱国之心，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崇高的科学家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总结实践经验，创立科学体系，理论联系实际，面向新的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社会主义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认识根据
任何一种学说、理论的产生，都既是实践与认识矛盾运动的产物，也是认识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就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产生来说，它在实践与认识矛盾运动的过程中，有其自身发展的认识根据。
1.为了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认识上的需要。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探索系统科学及其处理方法的过程中，各自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科学贡献。例如，I·普里高律(I·Prigogion)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H·哈肯(H·Haken)提出了协同学，其中谈到复杂系统的问题，J·W·福雷斯特(J·W·Frreste)提出了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提出了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简称CAS）理论。就认识方法来说，他们也分别地提出了自己相应的处理方法。
中国以钱学森为代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s)理论及其处理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这是探索过程中的认识结晶，也是博取众长、独立创造的理论产物。钱学森对国外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既注意有分析地学习和吸收，又十分注意它们的不足之处，更着力于自己的独立创造。钱学森认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系统动力学（至于对圣菲研究所所提出的认识方法的评价，我们将在后面相关部分再谈）“它们在处理简单的巨系统时是可以的，复杂巨系统不行。”[1]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参数的数目大概是十几个，整个社会系统就用十来个参数描述，是不能反映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的。”[1]当然，J·W·福雷斯特对他的系统动力学持比较客观的态度，认为究竟行不行，还得看。至于人体系统这样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协同学无能为力。”[1]因为 “人体之复杂是由于组成人体的单元，生物分子，花色繁多，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又各不相同，从而形成复杂的结构和功能，又是在不断变化的结构和功能。”[1]所以，协同学只能处理简单巨系统的问题。
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就目前情况来看，是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惟一可行的科学方法。为什么？因为处理这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要用一百、几百个参量才能描述系统的功能状态，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要把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集腋成裘，最后要用几百个参数的复杂系统上大型电子计算机算，才能得出全面的、正确的方案，做到科学决策。”[1]这一科学方法“以整体观为基础，把感性的认识（一般用形象思维方法得到）经过分析定量的研究（一般用抽象思维即逻辑方法），最后综合集成为理性的认识。我们把这一方法论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认为这是处理像人体、社会、人脑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正确方法。”[1]这就是说，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去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时，通常是依据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的判断力相结合，提出经验性假设（判断或猜想）；而这些经验性假设常常不能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以证明，因而往往是一种定性的认识。但是，人们可以应用经验性数据和资料，以及几十、几百、上千个参数的模型这种认识的确实性进行检测。当然，这些模型也必须建立在经验和对系统的实际了解的基础之上，然后经过定量的计算，通过反复对比，最后才能形成结论。这种结论就是现阶段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所能达到的最佳结论。这是从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并使之辩证结合的一种认识上的相对结晶。
2.科学方法探索过程中的认识升华。为了探索处理开放和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与科学方法论，钱学森等人的认识在探索过程是不断前进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相继提出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系统综合的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最后，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方法的基础上，才把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正式定名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这是在探索过程中对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在认识上的升华。
3.博取众长基础上的独立创造。钱学森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在吸收国内外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博取众长、独立创造的产物。一方面，国内外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特别是系统科学和人工智能（尤其是其中的专家系统和知识信息处理工程）的迅速发展，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提出，提供了客观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依据和认识手段的现实可能。另一方面，国外在现代科学综合交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跨域分析(Meta-analysis)方法，尽管对不同领域的信息进行跨域分析综合，能够取得较前此的单域的认识方法更好的结果，但是很难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就启迪人们去寻求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认识方法。
正是在以上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钱学森院士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原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总结国内外人们在探索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认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十分敏锐而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Meta-synthesis)的认识方法。
三、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主要特点
钱学森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与国外在相近领域的认识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
（一）中国人的独创
钱学森在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以后，他高兴极了，认为这又是为中国人争了光。他说：“这个方法也是中国的，是中国人的方法。一提到这一点我也感到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创新。”[1]他同时认为：“这个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法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方法也是中国的，……”[1]他还指出：“我们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引用信息技术、知识工程。所以我们走在全世界的前头了！”[1]
（二）综合集成、辩证思维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突出之处就是综合集成，而且，这个方法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方法是交互作用、内在贯通的。这些方法的综合应用可以实现大成智慧工程和促进大成智慧学的创立，是辩证思维的体现，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种丰富和深化。
1993年8月13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同志的信中指出：
“现在我们在方法论上有了突破，提出：
(1)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2)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
(3)大成智慧工程及大成智慧学；
(4)作为领导决策的咨询机构——总体设计部。
我们从前几年710所的初步试用成果可以说：以上这4点不是胡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发展。”[1]
下面，我们将根据这四点和相关的思想，作一些简要的考察。
1.综合集成。钱学森在论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时指出：“我们的看法是辩证的，从定性到定量，定量又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定性。……‘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简称叫‘综合集成’，翻译成英文倒是可以借用他们那个词Meta-synthesis，是高层次的综合。”[1]1989年9月8日，钱学森在与中国科协“中国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课题组的同志们以“高层次咨询论证要用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方法”为题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这里讲的系统工程方法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就是让专家们充分地发表不同的建议与意见，吸收过来，然后在众多专家建议和思路的基础上，综合起来，以专家的智慧建立上百个、几百个参数的模型，再进行运算。……采用这种系统工程的研究方法，对诸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问题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才能令人信服。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1]这种综合集成方法论，一方面联系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这是面向社会认识层次的，也就是理论方面的；另一方面，它又联系着社会主义建设体系结构，这是面向社会实践层面的应用研究。综合集成方法和综合集成方法论的运行过程如图1所示。
由上述内容和运行过程图可以看出，这种综合集成方法（包括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关于后者，我们在后面再谈，这里着重就前者展开探讨）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且是一种综合集成的优化过程。因为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的认识方法，就其实质而言，是将专家群体（包括各种专家）、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这三者本身又构成一个系统。这个认识方法的特点，就在于在综合集成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这种由认识主体、认识方法、认识手段等组成的认识网络系统的综合效应和整体优势，从而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客观世界和实践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功能，为实践提供辩证的、科学的认识的指导。
图1 综合集成方法运行过程[4]
2.三者一致。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和总体设计部方法这三者是互相融通、内在一致的。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既是认识方法，也是处置方法。因此，这种方法既可以用于认识世界，又可以用于改造世界。所以，这种方法同时就是一种方法论。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运行过程和组织形式，也是运用这一方法的系统工程，同时是实现大成智慧工程的系统工程技术系统。
1992年3月2日，在给王寿云同志的信中，钱学森指出：“你们几位正在写作的文章可否以此为题：《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是把下列成功经验汇总了：
(1)几十年来世界学术讨论的Semimar；
(2)
及作战模型；
(3)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
(4)情报信息技术；
(5)‘第五次产业革命’；
(6)人工智能；
(7)‘灵境’；
(8)人－机结合智能系统；
(9)系统学；
(10)……
这是又一次飞跃！”[1]
此后第四天（3月6日），在给汪成为同志的信中，钱学森说：“最近我向王寿云同志提出一个新名词，叫‘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专家们同计算机（可能要几十亿FIOP）和信息资料情报系统一起工作的‘厅’。”[1]
接着第七天（3月13日），钱学森在给戴汝为院士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是把专家们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AI系统，几十亿次／秒的巨型计算机，像作战指挥演示厅那样组织起来，成为巨型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应该把这个宝贵经验（指Semimar——引者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这就是厅。”[2]这种研讨厅体系，是按分布网络和层次结构来建设的动态机制，是一种具有纵深层次、横向分布、交互作用的矩阵式的研讨厅体系。这种系统通过人－机交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定性到定量的转化，达到定量认识，从而对于经验性的假设的正确与否作出明确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就是现阶段对客观事物和实践过程认识的科学结论。同时，这个系统和机制使参加研讨的集体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能够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使集体创见远胜于一个人的智慧。而且，这种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还可以把当今世界千百万人的聪明才智和古代人的智慧综合集成起来，得出较为完备的科学认识和理论结论。
钱学森对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运行机制和认识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个研讨厅体系的构思是把人集成于系统之中，采取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技术路线，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使研讨的集体在讨论问题时互相启发、互相激活，使集体创见远远胜于一个人的智慧。通过研讨厅体系还可把今天世界上千百万的聪明智慧和古人的智慧（通过书本的记载，以知识工程中的专家系统表现出来）统统综合集成起来，以得出完备的思想和结论。这个研讨厅体系不仅具有知识采集、存储、传递、共享、调用、分析和综合等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产生新知识的功能，是知识的生产系统，也是人－机结合精神生产力的一种形式。”[1]
总体设计都是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从总体上为决策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的专家群体。钱学森认为：“总体设计部由多部门、多学科的专家组成，在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支持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配套的解决方案，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1]总体设计部的思想和方法是钱学森在总结国防科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指出：“总体设计部设计的是系统的‘总体’，是系统的‘总体方案’，是实现整个系统的‘技术途径’。”[5]他还认为：“总体设计部的实践，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系统工程’。……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5]后来，钱学森把这种总体设计部的方法推广开来，应用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项特大的、复杂的、动态的社会系统工程中来。他指出：“要研究大战略，整体的战略……，研究整个国家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6]“现在提出的整个国家的问题，那就更需要这样一个‘总体设计部’，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参加。”[6]
钱学森对总体设计部的来源、功能、特点、性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
“ （二）我们对系统总体设计部的认识源于导弹总体设计部的实践，而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他们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的斗争经验，包括大规律集团军的战斗经验，如周总理就提出“三高”（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所以我们的总体设计部是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总体设计部。它实施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优越性所在。
（三）有了这样的中国导弹卫星总体设计部的实践经验，才使我们可能提出社会系统总体设计部体系。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学不了的！
（四）……所以总体设计部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1]
他还认为：“我们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对党和国家负责的，决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思想库，那是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1]。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三者一致（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系统科学中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实践意义。钱学森指出：“系统科学、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综合集成和研讨厅体系紧密结合，形成了从科学、技术、实践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的研究和解决社会系统复杂性问题的方法论，它为管理现代化社会和国家，提出了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和技术，其结果将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以及管理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1]
3.大成智慧。如果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看作是一种智慧的综合集成过程，那么，就可以把这种综合集成过程叫做大成智慧工程。由大成智慧工程出发，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可以称作大成智慧学。钱学森认为：“我们现在搞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名称太长，也不好译成英文，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成智慧工程。中国有‘集大成’之说，就是说，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集其大成嘛！而且，我们是要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知识、智慧以及各种情报、资料、信息统统集成起来，我看可以叫大成智慧工程。英文翻译为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缩写为MsE。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系统工程的一个发展，目的是为了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问题。用英语表达就是：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 is a development of systems engineeing for solving problems of open complex gaint systems，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译成英文，可以是‘Hall for Work 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缩写是HWSMsE。”[1]他还指出：“我们今天搞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要把今天世界上千百万人思想上的聪明智慧和已经不在世的古人的智慧都综合起来，所以叫大成智慧工程(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这个方法将使人比过去聪明得多。实际上，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起来了，这是件了不起的事。”[1]他还认为：“把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成就集其大成，把计算机科学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作战模拟技术，思维科学，学术交流经验，加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合成为‘大成智慧工程，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用这样一个词是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有中国味。“[1]正因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正在探索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处理方法，而我们中国在这一方面是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头，所以，要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问题，“那就只有用我们说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和HWSMsE了。我们是在攻最艰难的堡垒。”[1]
关于大成智慧学，钱学森指出：“前面我讲了大成智慧工程。现在要讲的是，将这一工程进一步发展，在理论上提炼成一门学问，就是‘大成智慧学’。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深化，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为它取一个朴素名字，叫大成智慧学。”[1]
这样看来，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等体现为大成智慧工程进而上升为大成智慧学。值得注意的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可以由处理信息(Informatio)到产生知识(Knowledge)直到形成智慧(Wisdom)。这是一个递次上升、辩证发展的过程。人们要能获得智慧，必须经由这样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而不应当仅仅停留于知识甚至信息的阶段。而哲学是智慧的学问，因此，应当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思考和处理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结晶。“[1]人的智慧就在真正掌握了客观世界最基本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今天，我们中国人很幸运，因为我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最高概括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要取得最高的创造力、最高的智慧，就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所以，钱学森认为：“我相信，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21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1]
4.辩证思维。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深刻地体现着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和思维过程的辩证性。钱学森认为：“我看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实质上体现了辩证思维，是应用知识工程及信息技术来完成陈云同志提出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交换、比较、反复’。”[1]他还指出：“我们一批搞系统学的同道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以前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用来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时的思维过程。定性就是点点滴滴、不全面的感性认识；定量就是全面的、深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转变是一个飞跃，所以是辩证思维。”[1]在论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思维实质时，钱学森指出：“这是21世纪的民主集中工作厅，是辩证思维的体现！”[1]上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所体现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就是在辩证的认识和思维过程中，体现了“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定性与定量的统一，整体论与还原论的统一，整体论与重点论的统一。”[7]
（三）人－机结合，以人为主
钱学森认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研讨厅体系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复合智能系统。钱学森在论述这种科学方法论思想时，对圣菲研究所(Santa Fe lnstitut)的科学方法给予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关于美国Santa Fe Institute学派，我们要一分为二，他们不懂综合集成，即辩证统一；但他们认识到还原论之不足，主张从宏观去认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即他们的Complexit)，并从宏观得到粗浅认识；主张用从混沌的观点得到的相互作用，去建立计算机模型，从计算机构筑更进一步宏观的认识”[1]。对此，“我们也只能把它作为我们综合集成专家言中的一家，但忽视这位‘SFI专家’也是不对的，我们是‘大成智慧’嘛，是Metasynthesic嘛，必须集一切有用之‘材’嘛！”[1]他还指出：“马宾老和于景元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他们不但正确认识了复杂性，而且设计了一套有效的方法。这是Santa Fe Institute他们没有做到的！ ”[1]当然，“SFI的AN法有用，可以作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中的一位‘专家’。我们还要靠真正的其他专家。AN法也要‘综合’进来。”[1]至于Santa Fe lnstitute的Genetic Algorithm方法，那也是专家们的一得之见，要能真正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还得应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为什么？因为“综合集成即靠人来综合这些‘专家系统’，也就是变成定量的、更完善的智能。这个智能还有不足，又要靠人。”[2]而且，“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中，核心的还是人，即专家们。”[2]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不仅在人－机结合、人－网结合的现阶段上以人为主，而且在以灵境(Virtual reality)技术为开端的人-机融合、人-网融合的新阶段里依然以人为主。汪成为院士指出：“这种灵境系统开始的结合是融合，以灵境技术为代表的高级阶段的人-机结合，必将为今后信息时代创立辉煌的业绩！ ”[2]他还引用了C.Bundea：“灵境技术三角形”，即灵境技术三个“I”的基本特征，其主要思想如下：Immersion——Interaction——Imagination（沉浸——交互——构想），然后上升到在灵境系统中以人为主的思想高度。“这三个‘I’强调了人在计算机系统为主的环境中的主导作用。”[2]汪成为院士还认为，21世纪的信息技术将在建立和谐的人-机环境方面有许多创新性的发展，从而使信息应用系统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然而，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人始终是这种人－机系统中的主导力量。这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基本观点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更深入地结合起来，从而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深化，又能推动现代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
综上可见，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其运行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人-机结合、以人为主获得智慧运行的过程[4]
（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钱学森不仅深刻地论述了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且集中地阐明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也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钱学森指出：“以前我们只是把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与《实践论》结合起来，阐明了这项技术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实践论》的具体化。”[1]他还认为：“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建筑在《实践论》的基础上的。现在要说：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1]为什么？因为“在建立模型及成果定量化之后，如何提出领导概念中的方针政策，似未讲清。当然，有数字，但怎么说清楚？我想这部分思维方法就是《矛盾论》，因此要完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要引用《矛盾论》。”[1]同时，更应当看到，“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曲折过程中，要发现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千万记住：矛盾是一个发展运动，会转化的。”[1]因此，“我们的中心观点是事物的矛盾及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1]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正是人们在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中一种辩证发展的认识过程和辩证发展的思维过程。所以，这种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四、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与深化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和总体设计部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们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与深化作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起了中介的作用
列宁指出：“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联系）”[8]。他还认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9]钱学森提出的上述一系列方法，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的方法之间，构筑了一般的、综合的科学方法。这些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论起着双向沟通的中介作用，架起由此达彼的方法论桥梁。这样，就填补了方法论体系的若干空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方法论体系的动态网络系统。
（二）找到了实现认识圆圈的认识方法
列宁认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8]在这种认识无止境的接近客体的过程中，有没有一种辩证发展的逼近度呢？列宁认为是有的，这就是科学上和哲学上无限发展的认识圆圈或螺旋式的曲线。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8]他还认为：“科学是圆圈的圆圈”[8]。“哲学上的‘圆圈’”[8]不一定从哲学家生活年代的先后为顺序，而很可能是由他们的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所构成的圆圈。钱学森提出的上述一系列方法，就给出了实现这种认识上的圆圈的一种辩证而又科学的认识方法。应用这种科学方法，就能够在辩证发展而又无限前进的认识过程中，通过实现认识上的一串串圆圈而形成螺旋式的曲线，从而不断地逼近和辩证地把握认识过程的本质和规律。
（三）给出了实现认识辩证法的一种运行机制和组织形式
钱学森提出的上述一系列方法，在运行机制上，采取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技术路线，把认识主体、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组成为复合的认识的动态网络系统，注意发挥网络系统的综合效益和整体优势，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人（尤其是专家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如此，钱学森的上述方法，还给出了“厅”的组织形式和总体设计部的运行方式，强调发挥专家群体特别是抓总单位、抓总专家的杰出作用。
（四）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辩证性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10]他还指出：“必须吧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8]毛泽东主张，应当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1]。钱学森的上述方法，体现了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活的灵魂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他主张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社会系统的那四个领域（政治社会系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经济系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意识社会系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地理系统——社会主义地理建设）、九个方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问题，而且是要研究整体的战略，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要研究问题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并且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把握全局、注重长远。这样，应用上述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就更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丰富、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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