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政府管制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制论文,学者论文,国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学者认为，在过去20年中，从世界来看，管制出现了三个趋势：一是在健康、安全、环境等社会方面管制的程度在提高；二是不少产业实际上已解除了经济管制；三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向市场经济转轨，也开始对现有的各项管制措施进行审查及改革研究。
近些年来，对管制进行改革的动力增强，原因之一是人们对管制影响有了更多了解，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管制给经济运行带来了高成本。原因之二是一方面管制往往为政治目的服务，很少是单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全球化增加了降低生产成本的压力，这样政府就需要调整政策改革管制以适应日益增加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性。
当然，并非所有管制都在减弱。富裕起来的消费者要求生活更加舒适，许多国家的居民都希望在诸如环保、公众健康、安全等方面加强管制。同时，许多国家出于政治考虑而限制税收水平上升这一情况也刺激了政府使用管制的手段。因为这样做联邦预算几乎不受影响。
为什么要管制
进行管制的基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和社会公平。在社会管制方面，首要原因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私人公司就不会充分考虑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从而造成社会净损失。在经济管制方面，原因是通过管制可提高经济效率。如果确实存在规模经济，那么从理论上说，单个公司比多个相互竞争的公司更有效率。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经济管制。
纠正市场失灵和保证公平是人类追求的目标，通过管制来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但实践中却往往并非如此，因为政府也同样可能失灵。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都要求掌握充分的信息，而实行管制的机构却通常并不拥有充分的信息。此外，管制还常被政治家们用来攫取政治利益而不是纠正市场失灵，大量财富流向社会中有势力的集团。比如，在美国，对花生的价格支持导致平均每年有2.25亿美元从消费者转移给生产者（1987年价格），同时还有净损失3400万美元。当然，如果管制过滥又变得效率很低，人们就会要求改革，要求解除管制。
评估管制改革的影响
评估管制改变的影响先要弄清楚反事实结果：即如果管制没有变化，结果将会怎样。通过比较管制改变与不变的影响，可以估计出两种状况下成本与收益的差异，并计算出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一旦反事实结果弄清楚了，则可以利用以下五种方法来评估管制的成本：经济计量分析——直接估算产出市场或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去测度管制变化的影响；支出测算研究——依靠对企业或公司的调查来判定管制的成本；工程成本分析——直接计算安装设备的新增成本，并随设备质量的改变而调整；生产率研究——用图表方式说明一段时间内实际的生产率变化与没有其中一项或更多的政府管制时可能发生的生产率变化之间的差异；一般均衡分析——用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完全竞争的市场对一项新政策的反映。这五种方法各有利弊，可视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利用。
衡量管制改变的收益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通过询问了解人们愿意为管制标准改变所付出的数额。当市场不存在要评估的商品时，这种询问评估特别有效。当然人们向调查者所提供的选择意见和他们在实际条件下所采取的行为之间是有差异的；二是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来判断人们实际上为这种管制变化所付出的数额。研究者们可通过避防行为、影子价格、影子工资来判断人们的支付意愿。这种相对来说较新的评估技术发展很快，它改进了经验估计。
管制的收益与成本测算
关于管制的成本，国外学者将其分为转移成本和效率成本。转移成本指的是获益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它反映了管制改变时获益者和损失者的情况；效率成本是指生产者剩余（生产者提供一定量产品的实际所得超过其愿望的最少所得的那部分收益）和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对购买的商品量所愿意支付的金额超过他实际支付的金额的差额）的净损失，它表明了一项管制的总影响。
根据美国经济管制的成本和社会管制的成本与收益有关测算数据，效率成本远小于转移成本。因此考虑政策干预的影响时要注意这一情况。有学者认为管制成本除了转移成本和效率成本之外，还有过程（处理）成本。所谓过程成本是指管制过程中政府的文件处理费用。美国1991年的管制成本估计为5420亿美元，约占GDP的9.5%，其中最大部分就是管制过程成本，每年达1890亿美元。这表明减少文件处理工作可极大地提高效率。
此外，澳大利亚1986年的管制成本估计为GDP的9%－19%（经合组织，1990），加拿大的管制成本达到GDP的12%。在管制成本占GDP的比重这类数据越容易得到的国家，该比重就越是高，达到7.0% －19.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利用宏观经济模型， 测算出管制改革所带来的GDP长期增长，这一增长率英国约为3.5%，法国、德国、日本为6.0%。
管制的不利影响
1.20世纪70年代中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其超过10%的原因要归于管制的扩大，在更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岗位增长率要比那些受到严格控制的劳动力市场快得多。
2.管制为美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5%－2%。
3.对环境、健康、安全方面管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控制污染的结果使得1974－1985年美国的GDP减少了2.5%之多。 从1975 －1976年到1985－1986年，环境与职业的健康和安全管制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累积下降了10%。当然这只是管制的成本，并不代表净收益。
评估管制改革的收益
虽然超过80%的管制， 其强行管制的成本大大超过货币收益， 但1990年以来管制的净收益仍达2800亿美元（1994年价），因为许多管制制度有巨大的净收益。扣除那些不能通过收益—成本检验的管制，管制的净收益增加1150亿多美元。不过，由于各种原因，政府机构往往夸大他们管制计划的净收益总量以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要求。
衡量管制改革收益的一个有效方法是看可拯救多少生命。在美国，若将管制支出分配于那些最有效的投资上，可以多挽救60000个生命， 即双倍于现在的数目。另外，若将美国用在管制上的80亿美元开销转给发展中国家则每年可多挽救1亿多生命。
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解除管制的收益
美国从解除市场进出限制、让价格随市场自由变化所获得的总收益一年达350亿美元到460亿美元（1990年价格），其中消费者因低价和更优质的服务得到的收益是320亿美元到430亿美元，生产者因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获得了每年30亿美元的收益。若排除现仍存在的市场扭曲，每年还可获得200多亿美元的收益。 这其中还不包括解除管制对创新的积极影响：这种创新可以使各产业运营成本降低1／4到1／2。
有学者比较了1956—1974年美国、加拿大两国铁路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两国的铁路部门技术相同，但美国的铁路部门管制较严。美国的管制大大降低了其生产率增长速度：据估计，如果美国铁路（0.5 %的增长率）能达到与加拿大铁路同样的增长速度（3.3%），则1974 年铁路提供服务的成本会减少138亿美元（1985年价格）。据测算， 美国铁路管制取消后，年运营成本1985年比1980年下降了26%，而同时运输量保持不变，投资还有增长。美国存贷款业务、租赁业部分解除管制的结果是1983—1993年雇员减少了20%，生产率（以雇员人均收入计）上升超过了300%。
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解除产业管制的收益也是不小的，如英国，电力市场管制的解除使该国生产率提高了约70%，特许电力经营合同价格降低了18%—21%。在发展中国家，智利解除了对进入长话业务市场的限制使话费下降了50%，接近于美国的话费水平。布谊诺斯艾利斯的港口经营竞争使装卸费用下降了80%，乌拉圭首都蒙特维的亚港将业务向公众开放使生产率提高了300%。
阿根廷的一项研究测算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管制和其他政府干预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总额每年为40多亿美元（1990年价格），这数据还没有把所有管制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在内。国外学者使用一般均衡模型估算，阿根廷从私有化上所获得的收益占GDP的1.3%左右，约33亿美元，并且所有阶层都受益。
结论与启示
相对来说，国际上对管制的研究较少。原因之一是政治家们不希望公众了解管制的成本，原因之二是测算管制的成本和收益难度较大。尽管如此，从对管制的有限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不同国家应针对本国国情制定自己的政策包括管制政策。良好的管制依赖于这样一些因素：公务员的专业知识，可用资源的数量，政治和经济约束。另外，各级政府普遍需要提高评价管制的能力。
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措施对重大管制措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即实施管制的机构必须对有关管制的原始成本和收益数据进行处理，认真推算，应多花精力去评估。为此需建立管理信息系统，有了这种系统就能分析管制的主要经济影响。
虽然对管制政策进行经济分析是有益的，但这种分析常常不能考虑到管制有不可预料的、反常的后果。因此，宁可选择少管制而犯小错误，也不要选择多管制而可能犯大错误。
发展中国家在考虑管制改革时，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设计规则框架。为此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某些情况下，片面地解除管制可能并不会使现状有所改进；二是管制执行机构往往高估自己管制的收益而低估其成本，因此应要求这类机构经常提供有关管制成本的数据，或者一定时期以后废止其特权；三是规制应透明、简化，使之有利于百姓详尽地考察政府，并限制政治利益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可能性。
管制特别是社会管制是需要的，但管制常常引起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后果。而且，这种结果部分地来自于导致财富不公正地再分配的政治压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管制实施前应彻底地评价其后果并认真权衡，由此就可以减轻政治压力。因此，提高评估管制效果的能力，建立一套评估系统是极其重要的。
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不断解除传统管制、实施良好管制的过程。为此，了解国外学者对管制的研究动态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希望能有中国的学者来研究中国的管制及其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