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的一大“热点”，这是因为，制度经济学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有关制度变迁的理论对我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深入地研究和比较这一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西方制度经济学兴起于19世纪末，其早期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芒斯等，即旧制度经济学派（The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这一学派因其对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一直作为非主流经济理论而存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制度问题的研究日趋升温，形成了以加尔布雷思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The ne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兴制度经济学派（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本文拟对这些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加以比较分析。
一、制度经济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思想
之所以将这两派放在一起是因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在研究方法上一脉相承，对新古典经济学均持批评态度；而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兴制度经济学派主要还是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下，将制度引入此框架作为修补和扩展，因此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在对“制度经济学”进行解释时，并未将新兴制度经济学派纳入其中。
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凡勃伦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他指出，一切生命和生活都在不断地变更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物的发展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此，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进化论的科学，它研究制度演变的过程而非某一静止的横截面。
凡勃伦的制度演进理论是一个长时段的关于经济与社会组织方式变迁理论。他发现在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背后，是人们思想习惯的演变。制度既是思想习惯发展的结果，又随思想习惯的改变而演化。思想习惯的变化原因则是环境的变化（主要指技术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技术革新通过改变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方法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习惯，这又进一步引起整个制度系统的演进。但技术革新与制度变迁并非是单方向的决定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的循环累积关系。技术革新发生在现行的制度体系之内，起初受到现行制度原则的鼓励，但在现行制度原则之下导入的技术革新如果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使得人们的思想习惯有朝着同现行制度原则相反的方向变化时，又将导致另一套新的制度原则的兴起，并将继续引起制度系统的调整。
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继承旧制度经济学派对社会文化关注的传统的基础上，更加“侧重由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所代表和实现的价值，侧重隐蔽在人和社会的生命过程的先验概念中的实用主义和工具的价值，侧重潜伏在法律的运行准则中并由其实现的推定价值。”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加尔布雷斯也和凡勃伦一样，强调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宣扬“技术决定论”。他把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描述为向“新工业国”转化的演进过程，并认为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决定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进化观包含了生物学进化论的隐喻。这一学派认为：制度即是基因的类比物，它携带的信息可以遗传，如习俗、惯例等；同时，制度又是变异的，变异的原因可以是人们随便的好奇心，也可以是人们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的适应性修正。
由上述可知，新旧制度经济学派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容方面有着很多类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他们都反对将制度当作既定的或外生的事物来看待，认为决定经济的不只是经济因素本身，社会、政治，心理、习俗等制度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二是基于世界是动态发展的现实主义哲学观的认识，他们提出，植根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制度必须随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演进，必须充分体现经济体系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特性。
在研究方法上，新旧制度经济学派均强调进化主义和整体主义。在他们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静止的、机械的均衡分析法，而经济现象是进化的和动态的，因此应采用演进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同时，他们的进化观与其整体观相联。他们认为制度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而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对整体的理解不能忽视个体，对个体的理解也必须考虑整体。因此，他们倾向于消除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认为“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时，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
二、新兴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思想
新兴制度经济学派更多的是体现新古典的传统。新兴制度经济学派学者们力图拓展新古典理论仅关注资源配置的狭窄领域，侧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新兴制度经济学中实际上包含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制度观。第一种制度观是与理性构建主义相联系的，以交易费用学派为代表，这一派的主要观点是以交易费用来抽象地衡量制度的优劣，交易费用低的制度就应该是被选择的制度。“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使得对制度变迁的研究能够运用新古典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进行。这一派不仅利用新古典主流经济理论的方法，而且彻头彻尾地接受新古典的世界观，只是把古典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一些它以前未曾到达的领域而已。
另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制度观是与制度的演进主义相联系的，以科斯和新经济史学派的诺思为代表。虽然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基础直接来源于科斯，但科斯却和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观。在科斯看来，制度是从一群人、一个社会中生成的，是它们之间的互动，是利益互相冲突着的人们及其组织之间妥协的产物，因此是内在于人群和社会的。一个在社会中生成的制度必然包含了这一社会的环境特征、人的自然禀赋和人与人冲突及其解决的全都信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情况，所以，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应照搬另一国家和民族的制度。
诺思重新解释了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建立了以新古典方法为基础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其理论主要包括制度变迁动因的理论、制度变迁路径的理论、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方式等内容。
1.制度变迁动因的理论
诺思指出“变迁的原因是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将改变利益的源泉，从而促使某些人将通过改变制度规则，以获取这些潜在的利益。因此，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导致潜在利润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如政权基本规则的变更、市场规模的变动、生产技术的发展、社会集团对收益预期的变化等。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现存制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重新对比、审视和判断，进而发生对制度偏好的改变，也即产生对能实现潜在收益的新制度的需求。
2.制度变迁路径的理论
主要是指路径依赖理论。由于制度存在报酬递增机制，所以，一旦某制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社会采纳了，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演进，而且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由于存在报酬递增路径依赖，制度就变得重要了，因为它确立了经济的长期路线。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因为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就无法理解当今的选择。
3.制度变迁的主体
诺思认为，稀缺经济下的竞争导致企业家和组织加紧学习以求生存，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潜在利润，创新现有制度。他所说的组织包括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政治组织就是政治性企业。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的制度变迁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
4.制度变迁的方式
诺思认为制度创新以渐进式为主，并反复强调制度变迁“是完全连续的，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把制度变迁的路径描述成一条从边际部分开始，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平稳的、渐进的、连续的和谐之道。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制度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反复过程。
三、上述理论的比较研究
1.研究方法的比较
新兴制度经济学派成为主流，与其研究方法也不无联系。新兴制度经济学派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三大法则。而新、旧制度经济学派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强调的是过程与演变而不是静态与均衡，因此“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问题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的方法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分析；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逆行逻辑推理；所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将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偏好由于其主观特征常被看作是不可靠的。
值得关注的是，新兴制度经济学派对新古典理论的方法也进行了一些修正。尤其是其代表人物诺思。他在研究后期对新古典范式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包括“有限理性”假说、引入时间范畴、把效用最大化假说扩展至所有人的选择等。
2.内容的比较
经过诺思后期的修正，新兴制度经济学派与之前的新、旧制度经济学派所得出的结论不无相似之处。
制度变迁的动因：诺思在其前期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认为，制度变迁是由相对价格的变化所致，这与凡勃伦传统有着根本的分歧，因为后者认为相对价格变化是制度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而且用相对价格的变化解释制度变迁，似乎否定了从前存在的制度对变迁的方向和速率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的可能，历史因素被排除在外。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诺思发现他坚定信奉的新古典范式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至1993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讲演时，他清楚地指出，相对价格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有限的，“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在他对学习机制的研究中，他指出，制度变迁的方式取决于人的学习过程，而学习是对人的智力模式的修改或重新界定，智力模式决定了认知主体对客观环境的看法或解释，它是个体认知体系的内在描述，表现为个体的信仰结构，由于学习方式因人而异，导致个体间认知体系也存在差异，但社会的共同文化遗产能够缩减个体间智力模式的不同，形成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解释，并且能够在代际间遗传。信仰结构的外在表达即制度，通过制度转化为社会的、经济的结构——这点同凡勃伦传统的心理认知模式十分相似。
制度变迁的路径：基于对历史的重视和考察，凡勃伦指出：“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有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竖持下去。因此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这就是社会惯性、心理惯性和保守主义因素。”这其实说的正是路径依赖的问题，文化传承使现在和未来都同过去关联。诺思也强调：“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
制度变迁的方式：正是对历史前共同关注，使他们的学说都和演进主义联系起来，都关心制度的渐进演化。
四、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现在，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兴制度经济学派在西方已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在我国更是成为“显学”。这是因为，相比而言，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更甚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稳定的市场经济制度，制度变迁进行得相当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不十分显著。与之相反，像中国这样新旧体制交接的转型发展中国家，旧体制已经或者即将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很有必要借鉴西方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加以解释并予以指导。
回顾中国前十年的改革，制度的渐进式演化是其明显特征，也被视为其成功的原因。而俄罗斯初期的改革则被视为激进式改革，受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前面在论及新兴制度经济学派时笔者曾提到，新兴制度经济学中包含了两种制度现。其中，第一种制度观与理性构建主义相联系，以交易费用学派为代表，即应选择交易费用低的制度，而不考虑制度与遵循制度的人之间在生成中的内在联系。俄罗斯式的改革道路应该就是被他们一致认为一种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选择。但这种方式忽略了本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也因此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1996年底，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改革前的1990年已经缩小了一半。
中国的改革以渐进的方式进行，避免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8—1984年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40.7亿吨，实际人均收入增加超过了两倍。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可以看到，在进入城市，进入国有企业后，渐进的方式并没有如以前一样发挥出其巨大的效果。国企低效率和浪费这些基本难题至今仍不断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再来考察中国前十年的改革，可以发现，其成功之处主要是在农村显示了很大的效用。而农村成力我国制度变迁的突破点，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改革前的中国农村是基本上游离于整个经济体系之外的，表现在：农村仍处于自给自足或某一区域内自给自足的现象；货币经济不发达；国营部门规模相对狭小；城市和农村联系不紧密：农村中的计划性相对降低等等。农民在旧体制下所得到的利益远远小于城市居民，他们享受不到医疗、住房、就业、养老等保障或待遇，而且他们的利益还由于工农业剪刀差之类的制度安排受到严重的盘剥。因此，变革旧有的、僵化的制度符合他们本性的要求。一旦实行了新的制度安排，他们将获得巨大的利益。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安徽省风阳县几个农民提出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重大的制度创新。由农民发起的这一制度变迁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且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政府因此也认可了这一制度变迁。这在实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依赖于经验推动的改革方式。在这里，改革的目标模式从来是不确定的，“摸着石头过河”很形象地描绘了这一事实。政府从来不敢完全抛弃传统的体制，它重视已积累起来的经验，而改革的过程成为政府向改革中的既成事实的不断让步。
在进入城市之后，改革却举步维艰。这是因为，与农村改革会给农民带来巨大收益不同，此处的改革会使旧体制下的受益者受到巨大的冲击，机关、国有企业的干部可能会因改革而失去种种隐性收入和优惠的福利，有些人甚至要失去一向稳固的“铁饭碗”。有了利益集团的阻碍，城市制度的变迁不可能像农村一样一帆风顺，更难有自下而上的推动。正如前述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主体理论中所提及的，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均可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而制度变迁的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在农村的改革中，农民为追求经济利益进行了自发的制度创新，而在城市的改革中，则需要政府为了国家和整体的利益进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因为政府能够合法使用强制手段，全面、有力地推动改革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同个人一样，也只具有“有限理性”，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同样会带来负面效应，这种两难效应即所谓的“诺思悖论”。因此，政府的正确定位就变得非常重要。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政府明确了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后，需有优秀的企业家来构建决定企业活力、效率与发展潜力的内部治理结构。优秀企业家是依靠市场的试错机制筛选出来的，这种市场机制在造就了大批优秀企业家的同时，还使社会的有限资源得到了最优或是次优的配置，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公众福利的提高；而强调加强政府对企业家培养与选拔的制度其本质就是要让政府来试错，结果往往是在造就一支庞大的不生产阶级队伍的同时，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此外，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一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是制度变迁的根本性制约因素。诺思曾在演讲中指出，就经济制度转轨国家而言，学习和效仿西方的市场经济正式制度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也许是这种制度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相一致，或者按照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改造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而这将是一个困难和漫长的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不利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方面，如“重农抑商”的封建政策、集权主义的政治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小农意识、“知足常乐”“不敢为天下先”的生活准则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与要求改革的创新精神相悖，阻碍着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改革不可忽视对精神层面的有效引导，而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