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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对人类生活具有极大影响，也是世界史研究的热门课题。城市的兴起，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是人类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马克思曾经把整个社会经济史概括为城乡对立的历史。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于城市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史学家古朗士写了《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宗教信仰为主线，向人们描述了古希腊罗马城市的社会历史。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都市化问题以及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城市的历史，对于城市的性质特征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近几十年来，以芬利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城市研究及其与此相关的考古调查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85年，城市史中心在英国累斯特大学成立，把对城市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为史学家研究古代城市提供了良机。我国学者从八十年代起，对于与城市相联系的城邦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然而，我们应当承认，国内对于古代城市的农业基础和经济特点研究得还很不充分，对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更是极少论及。笔者试图以古希腊罗马为例，就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及其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一
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城市的经济特征时，曾经把城市概括为“市场周围的居住地”，①这一结论并不能代表古代城市的特征。国内外史学界不少学者在进行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时，往往过份强调商品经济在希腊罗马城市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古代城市的一般经济规律。其实，对于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马克思早就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②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古代城市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也是它区别于中世纪城市和近现代城市的显著标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考古文献资料来证明这一论点。
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希腊罗马城市也不例外。在某些希腊城邦的钱币上，有小麦穗和大麦穗的图案、农业女神墨忒耳、葡萄种植业庇护神狄奥尼索斯或者他的伴侣——萨堤罗斯的头像，以及盛酒和葡萄的尖底双耳瓶的图形③，钱币的图案无疑反映了农业在希腊城市的重要地位。对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掩埋的庞贝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农业是这座罗马城市生活的基础，维苏威火山的坡地布满了葡萄园，庞贝以生产葡萄酒而远近闻名，④史实足以说明农业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意义。
农业在古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古希腊罗马人普遍形成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思想，农业被视为自由民的本业。罗马共和早期，元老贵族皆以躬耕田亩为荣。西塞罗、李维等古代作家都提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贵族辛辛那图的故事。当元老院代表宣布他被推为狄克推多（独裁官）时，他正在其4尤格土地上辛勤耕作。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利古路斯被任命为罗马对非洲作战的指挥官。战役胜利后，他渴望立即回到自己7尤格土地的农庄上料理农事。但事与愿违、元老院没有派新的指挥官来接替他，这使他十分恼火，抱怨不已⑤。罗马对外扩张特别是建立帝国之后，元老贵族早已成为拥有广阔地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过执政官和卑斯尼亚全权总督的小普尼林地产极多，既有一望无际的拉蒂芬丁，也有几百尤格的中等规模农庄。尽管公务繁忙，他对农庄事务不敢有丝毫懈怠。在修剪葡萄季节即将来临之际，他向图拉真皇帝请假回农庄料理农事。⑥
商业在古代城市被视为贱业，希腊罗马城市颁布法令限制人们经商。在忒拜有条例规定：凡是曾经从商的人，必须经过十年不到市场作卖买行为，才能担任公职⑦。公元前218年，罗马元老院颁布克劳狄乌斯法，禁止元老经商。⑧雅典的商业掌握在没有完全公民权或政治权力的外邦人手中，希腊重要的商业中心德洛斯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是外邦人。人们往往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弃农经商。如担任过雅典海军统帅的安多西斯，是在被国家驱逐落到贫困艰难境地的情况下才被迫经商的。⑨商人们的目标之一，就是一有机会就从商业中退出来。
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作家们对当时人们重农轻商思想作了集中的概括和表达。苏格拉底认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这种谋生方法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色诺芬在《经济论》中强调，靠农业为生是最光荣、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⑩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从事农、牧、渔、猎，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是顺乎自然值得称道的；而经商靠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牟取自己的利益，则不合自然应该受到指责。(11)公元一世纪罗马农学家科路美拉在其著作《论农业》中，把从军、航海经商、放高利贷和包揽辞讼等看作“乌七八糟”的职业，而把从事农业看作适合于自由绅士高尚身分的行业。(12)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的作家们留给后世极为丰富的农事诗和农学著作。除了人们熟悉的希腊诗人希西阿德的《田功农时》和罗马作家加图、瓦罗和科路美拉论农业的著作外，萨谢尔父子写书对罗马人进行农业教育，被老普林尼称为加图之后最杰出的古代农艺学家。维吉尔写诗赞美农业，享有“农业之父”誉称的迦太基人马戈的二十八卷著作经罗马元老院命令被译成了拉丁语。(13)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作家们重农轻商的共同认识无疑是对当时农业为城市之本经济现状的反映。
古代城市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农民是城市居民。这与由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体的中世纪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里斯多德在分析僭政产生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古代各城邦都是土地狭小，人民散居效野，从事农耕；他们的首领都是善战的健者，这就尽有建立僭政的机会了。”(14)据说，公元前403～402年，雅典四分之三的公民是农民。(15)另一种说法估计，公元前403年，只有5，000名雅典公民不是土地持有者。(16)无论如何，农民在雅典市民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古代城市中，大土地所有者是城市的显贵。一个被苏格拉底称为“最好的骑手和最富的市民之一”的雅典人，平常除了访友和在城里办事之外，就是到田里监督栽秧、除草、播种或收获工作。(17)西塞罗和小普林尼都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大土地所有者这与富商、高利贷者、房地产主和少数富有的行东构成贵族集团的中世纪城市同样有很大区别。
土地是古代市民财富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在实行改革时，按财产资格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每年收入谷物、油、酒等总计达500斗者为第一等级，称为“五百斗级”；达300斗者为第二等级，称为“骑士级”，达200斗者为第三等级，称为“双牛级”；在200斗以下者为第四等级，称为“佣工级”。(18)在这里，梭伦衡量财富的标准是根据人们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公元前六世纪罗马王政时代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对罗马社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对全体公民进行财产普查，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公民财产和提供武装的能力划分了五个财产等级。据说，第一等级公民的财产资格为10万阿司，第二、三、四等级的财产资格分别为7.5、5和2.5万阿司，第五等级的财产资格为1.1（或1.25）万阿司。低于第五等级的为等外，称为无产者。然而，铸币在罗马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所以塞尔维时代不可能用阿司作为货币单位来估价公民财产等级。不少学者认为，塞尔维乌斯改革是按土地财产多少来划分公民等级的，后来古典作家改以钱币折算表示土地财产关系。当时第一等级的最低限度是20尤格土地，最低等级可能只有2尤格或2.5尤格土地。(19)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被称为罗马金融贵族的骑士阶层绝大多数是土地所有者，在他们承包公共工程和从事农业税收活动时，必须用土地米作为契约的保证。(20)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演说家德莫斯提尼第42次演说辞反映了一个名叫菲尼普斯的人的财产情况。此人的财产是在西塞卢斯的大片土地，面积超过40斯塔特。大麦、葡萄和树木构成了土地生产的核心，地产上农产品的收入是他财富的主要来源。(21)在古代希腊罗马城市中，市民靠耕种在城郊的土地或土地上的收益维持生活是一种普遍现象。
土地不仅关系到古代市民的生计，而且关系到他们的公民权力和政治地位。在古代城市中，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是一致的。公民身份是占有土地的前提，而占有土地又是公民身份的基础。占有土地是公民的特权，不管一个外邦人多富，他也不能购买属于城市的一小块土地。农民往往由于拥有一小块土地，才有资格成为城市公社的一员。丧失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公民权。因此，古代城市的市民都视土地如同生命，以占有土地为荣耀，甚至不惜亏本借债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根据奥斯伯尼计算，菲尼普斯的地产每年给他带来将近5000德拉克玛的收入。但他的收入不能抵消他的支出，因而欠下了许多债务：欠潘菲洛斯和菲多提里斯6000德拉克玛，欠艾安提底斯4000德拉克玛和阿里斯托梅尼斯1400德拉克玛。(22)即便如此，他还是十分热衷于土地经营。正像西塞罗所讲的那样：“这些人虽然深深地陷入债务，如果出卖他们的土地是足够支付他们的欠款的。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是‘土地的光荣’。来自他们地产的收入不能弥补他们债务的利息，但他们继续愚蠢地试图这样干。”(23)“土地的光荣”使古代市民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再生产公民。
正因为土地至关重要，土地问题就成为古希腊罗马城市政治斗争和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秘史。”(24)罗马共和时期长达二百多年的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围绕着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公元前376年，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担任平民保民官时，提出了占有公有地最高额不得超过500尤格的法案，限制土地过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过十年斗争终于使法案获得通过。(25)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后，随着大量土地、财富和奴隶的流入，奴隶制高度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失地破产，影响了兵源。格拉古兄弟为了维护罗马城邦的社会基础，推行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企图抑制大地产的发展，恢复小土地占有制。虽然改革夭折，但仍使将近八万公民分得了份地。(26)公元前90-88年意大利人之所以发动争取公民权的“同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和罗马士兵一样得到份地。雅典梭位改革时，也颂布了“土地最大限度法”，对于当时盛行的高利贷土地经营以及土地集中现象进行了限制。(27)
土地被古代城市的政治家用来作为笼络人心的重要手段。在罗马内战中，罗马政治家常常以分配土地给士兵的办法，换取他们的忠诚，以打败政敌。公元前59年，凯撒为有三个孩子以上的老兵每人提供了10尤格土地。(28)公元前42年腓力比战役胜利之后，屋大维和安敦尼把从意大利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28个军团共17万士兵。(29)罗马盛行保护制度，被保护人往往从保护人那里获得土地馈赠。诗人荷拉斯的萨宾农庄是他的保护人美西纳斯送给他的礼物。(30)
寻求新的土地是古代希腊罗马城市对外殖民活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古代世界生产力比较低下，城市人口与份地比例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限度就会导致贫穷和内乱，危及城市的生存。古代立法家斐登在为科林斯城创制立法时，对公民数和份地（产业）数都确订定限。(31)在城市人口增长时对土地形成压力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对外移民。古代希腊罗马城市都周期性地开展对外殖民活动。建立殖民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土地分配给移民。希腊城市科林斯在地中海各处建有许多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农业殖民地是公元前八世纪建立的西西里城市叙拉古。公元前340-264年，罗马大约有五万人参加了殖民运动，投入到新地区的农业生产。根据弗兰克计算，公元前二世纪头三十年，大约有4-5万罗马人加入了移民大军，至少有100万尤格好的农业土地被用于殖民。其中：公元前183年2000名罗马公民在巴尔马建立殖民地，每人得到8尤格土地；公元前181年，3000名罗马战士在阿奎里亚建立殖民地，每人得到50尤格土地。(32)
既然，土地财产和农业是古代城市的基础，那么它的经济必然就是一种自然经济。西方学者对工商业在希腊罗马城市中的地位以及古代城市的经济属性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马克斯·韦伯认为，古代城市是消费中心，中世纪城市则是生产中心。芬利支持韦伯的观点，并在其著作中进一步强调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属于自然经济，否认制造业在古代城市中的地位。(33)而罗斯托夫采夫则认为，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雅典是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商业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化城市和公元前二世纪以后的罗马城市十分发达，因而产生了城市资产阶级。(34)
我们应当承认，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手工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不完全是一个消费中心。在希腊一些城市里，采矿、锻造、造船和制陶业比较发达，雅典的劳里昂银矿就十分著名。大约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一些小的手工业作坊，并产生了一些专门或部分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考古学家在这个时期雅典的陶工地区遗址发现了许多制作陶器的古典炉子(35)。公元前五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有二万多名奴隶逃到斯巴达，其中很多人是工匠。(36)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公民提马库斯的皮革作坊里有9-10个奴隶在劳动。德莫斯提尼的父亲拥有两个作坊，武器作坊里有32-33个奴隶，制床作坊里有20个奴隶(37)。在对罗马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金或象牙制品、吹制玻璃酒杯、医用设备、上釉餐具、挂锁、铁钉等手工业制品，(38)证明了手工业在罗马的发展。
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商业也并非全然暗淡无光。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科林斯和雅典等希腊城市开始制造自己的钱币，(39)并出现商业集中点——市场(agroa)。罗马也在公元前四世纪开始铸币。希腊语言承认三种不同类型的商人：kapelos指当地商人，naukleros和emporos指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不同的是，前者自己有船，后者则租用别人的船从事贸易活动。(40)
然而，我们不能过份夸大工商业在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经济中的作用。在希腊城市内，几乎没有手工业集中的地区。考古学家们企图在希腊城市建立后的古风时代遗址中发现手工业生产地区，但没有获得成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以前，希腊存在着工业活动集中的地区。著名的公元前七世纪科林斯的“陶工住处”不过是正常的家庭居住区。即使对于前面所提到过的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的陶工地区，专家们也断定其规模很小，也许只是部分时间的家庭操作。(41)
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商业发展处于简单原始的状态。商人缺乏资本，经商风险极大，路途艰险。商业结构简单，所谓商人公会不过是宗教崇拜协会，而不是中世纪那样的商业联盟。钱币制度纷繁，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货币，而且经常贬值。银行信贷业信用得不到保证，因而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绝大多数人宁愿把钱放在家里。(42)
应当指出的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罗马的城市工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罗马城的居民达到100万人。根据霍普金斯计算，到意大利扩张结束时，它的非农业人口从百分之十上升到百分之三十，(43)出现了一些与古代城市不同的特征。这并不是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完全是战争这个超经济强制所致。罗马对外扩张的征服战争一停止，城市就逐渐回复到原来状态。
因此，我们说，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古代城市中，虽然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占支配地位的无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使是希腊罗马城市也不例外。就像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带着不少猿的特征的人一样，刚刚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城市也带着不少农村的特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半乡村城市”。
二
对于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国内学术界很少涉及。实际，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笔者认为，古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依赖的。由于古代城市的自身特点，这种依赖性显得格外突出。
首先，古代城市与农村是相互对立的。人类生存的空间分裂为城市和农村之后，居住在这两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就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利益关系。城市人口相对密集，为了维持城内秩序和保卫城市领土，就需要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权力机构。古代希腊罗马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地区，建立了城市国家或者说城邦。城市是城邦统治机构所在地和政治中心，斯巴达的长老议事会和罗马的元老院在城里讨论法案和行使职权，雅典的公民大会定期在城内召开。设在城中的统治机构对周围农村地区发号司令，形成了城市对农村的统治。有些城市还利用统治权力对农村征收租税。罗马城消费了大量农村缴纳的实物税和货币税，迫使农民不得不生产和出卖更多的粮食以便付税。这种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必然引起城乡经济利益上的对立。
居住在城市的人在生活方式上必然与居住在农村的人有所区别。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居民看不起农村人，认为他们是乡下佬。而农村人则因为他们城市邻居的柔弱和颓废而瞧不起他们。(44)一位学者以罗马水道来形容罗马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他说，罗马城以水道的形式把它的触角伸到内地，把土地的资源吸取到城市中心。进入以城市的水供应着作为交际中心的公共浴池，也是抛弃乡下人恶臭的洁净文明生活方式的象征。(45)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古代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和对立。
其次，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又是相互依赖的。由于古代城市与乡村都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古代城市对于乡村的依赖性就特别突出。
在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农村聚居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城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农村聚居地的增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流的扩大是城市产生的基础。宾特里夫和斯诺德格拉斯在希腊彼奥提亚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在21平方公里的空间里，几何陶时期农村聚居地的总数最多为7个，古风时代上升到23个，而古典时期和早期希腊化时代则达到76个。(46)里霍尔和威尔逊用地理学理论在计算机上精心制作了一个农村聚居之间交流的模型，试验预示一些农村聚居地会作为终点，也就是统治中心——城市出现。(47)这说明，相互联系的农村聚居地密集网络为城市的集中提供了条件。
古代城市与属于它的周围农村在政治经济属于一个整体。在政治上，古代城市与周围农村同属于城邦的组成部分。斯巴达是五个村落的结合，雅典的成功在于它把农村德莫结合到其政治机构之中。在经济上，古代城市与周围农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整体。除了雅典罗马这样的较大城市的粮食仅靠周围农村不足以供应市民的需要之外，一般的古代城市都靠附近的农村提供农产品。只有古代城市与周围农村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整体，才能保证它的独立和安全，古代世界的地理航海条件也客观促成了这一模式。
总之，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由于古代城市的农业经济基础，使它比中世纪和近现代城市对农村具有更大的依赖性，古代城市不能脱离它的周围农村地区而单独存在。
三
研究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及其与农村的关系对历史学发展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它与研究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密切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48)世界上很多地区进入文明时代与城市出现同步，要想科学地解释国家特别是城市国家的起源，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古代城市和乡村的情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其次，研究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及其与农村的关系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在以往的城市和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我们往往把精力集中在雅典、斯巴达等几个著名的城市上，很少注意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没有根据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来考察古代城市，以至于留下了较大的空白。国外部分城市史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把视线转向默默无闻的农村聚居地。以密集的田间调查为特点的“新考古学”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内容几乎涉及到城市和国家研究中的每一个问题，从而成为刺激历史学家开展新的更深入研究的动力。笔者盼望国内考古学和历史学界携手努力，在城市研究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城市》(Max Weber，The City，New York，1958)第6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0页。
③(39)克鲁格利科瓦等：《古希腊的经济》载《世界古代史译文集》第73；105页。
④加林顿：《庞贝》(R.C.Carrington，Pompcii，Oxford，1936)第80页。
⑤(23)(30)黑特兰德：《农夫》(Hcitland，Agricola，Cambridge，1921)第134-139；155；314页。
⑥小普林尼：《书信集》(Pliny，Lcttcrs，Ⅱ，10，8。)见《罗叶布古典丛书》(The Locb Classical Library)第287-289页。
⑦(11)(14)(31)亚里斯多德《政治学》1278a；1258b；1305a；1265b。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⑧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451页，三联书店，1957年。
⑨(15)(37)(40)(42)哈塞布洛克：《古代希腊的贸易和政治》英译本(Johanncs Hascbrock，Trade and Politics in Ancicnt Greece，Chicago)，第28；9；75；1-3；84-88页。
⑩(17)色诺芬：《经济论》第18-20；38-3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12)(13)科路美拉：《论农业》，见李雅书：《世界史资料丛刊·罗马帝国时期》（上），第47-48；57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16)(21)(22)(33)(35)(41)(44)(45)(46)(47)约翰和安德鲁主编：《古代世界的城市和乡村》(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cnt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1991)第35；123；125页；XVII；第39；38-39；37页；X；第13页；XIII。
(18)普鲁塔克：《梭伦传》，见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上册）第309页。
(19)斯卡拉德：《从公元前753-146年罗马世界史》(H.H.Scullard，A History of Roman World from 753-146B.C，London，1951)第47页；施治生、廖学盛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第390页。
(20)(28)芬利主编：《古代经济》(M.I.Finlcy，The Ancicnt Economy，London，1973)第50；80-8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
(25)李维：《罗马史》Ⅵ，34-41，见林志纯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第347-355页。
(26)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第32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27)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18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
(29)阿庇安：《内战史》V.5，商务印书馆，1985年。
(32)弗兰克：《古代罗马经济研究》(T·Frank，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cnt Rome，John Hopkins Press，1933)第一卷，第41-42；124页。
(34)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85年。
(36)修者底德斯(Thucydidcs)，Ⅶ，27，5。见《罗叶布古典丛书》第49页。
(38)加恩西等主编：《古代经济中的贸易》(P.Garnscy，K.Hopkins，C.R.Whittaker，Trade in the Ancicnt Economy，London，1983)序言。
(43)霍普金斯：《征服者和奴隶》(K.Hopkins，Conquctors and Slaves，Cambridge，1978)第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