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认知与朝核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核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学术界就朝核问题展开了三轮讨论。第一轮集中于冷战结束后朝鲜政治体制的生存问题，即朝鲜当前的政治体制还能维持多久？大量的学术讨论集中于朝鲜政治体制是否以及怎样解体的问题。在第一轮讨论中，基本有三种意见：（1）“硬”着陆（“hard”landing），即突然的崩溃；（2）“软”着陆（“soft”landing），即朝鲜逐渐地衰弱，最终被韩国吞并。（3）爆炸（explosion），即强烈的暴力形式（注：See Byung-joon Ahn,“The Man who would Be Kim”,Foreign Affairs,Nov./Dec.1994,pp.94—108;Choong-Nam Kim,“The Uncertain Future of North Korea:Soft Landing or Crash Landing？”Korea and World Affairs,Winter 1996,pp.623—636;Marcus Noland,“Why North Korea will Muddle Through”,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7,pp.105—118;Michael Green,“North Korea Regime Crisis:US Perspective and Responses”,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Winter 1997;Nicholas Eberstadt,The End of North Korea,AEI,Washington DC,2000;Bruce Cumings,“Feeding the North Korea Mrth”,The Nation,September 29,1997,pp.22—24;Robert Scalapino,“North Korea at a Crossroads”,Hoover Essays in Public Policy,No.73,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97;Aidan Foster-Carter,Korea's Coming Reunification:Another East Asian Superpower？ EIU Special Report No.M212,EIU,London,1992.）。第二轮讨论集中于对朝政策定位。因为朝鲜并没有走向西方普遍预期的发展方向，而是表现出相当的活力。所以，如何定位对朝政策， 随后就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第二轮讨论中，对朝政策定位基本集中于：（1）遏制政策。韩国的和解姿态不会得到朝鲜的积极反应，反而会被朝鲜视为软弱，因而态度更加强硬。只有用超强硬对付强硬，在朝鲜国内状况极其糟糕的情况下，用遏制政策才能使朝鲜走向合作。（2）接触政策。在朝鲜国内状况极其不好的情况下，强硬政策只会推动朝鲜铤而走险，采取轻率而危险的行动；反之，和解政策有助于消除冷战障碍，走上和解之路（注：See Nicholas Eberstadt,The End of North Korea,AEI,Washington DC,2000;Leon Sigal,Disarming Strangers:Nuclear Diplomacy with North Kore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98;Chung-in Moon and David Steinberg,eds.,The Kim Dae-Jung Government's Sunshine Policy,Yonsei Press,Seoul,1999;David Kang,“Preventive War and North Korea”,Security Studies,Winter 1994/1995,pp.330—363;Victor Cha,“Is there still a Rational North Korea Option for War”,Security Dialogue,Dec.1998,pp.447—490.关于对朝鲜政策定位的政策性声明，见1999年11月朝鲜问题咨询团的报告。www.house.gov/international-relations/nkag/report.htm以及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对朝鲜政策的评估报告。www.state.gov/www/regions/eap/991012-Northkorearpt.html）。第三轮讨论集中于朝鲜在核问题方面的谈判行为。随着西方与朝鲜接触的增加，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的谈判，两者间的互动达到了某种高潮。因此，对朝鲜谈判行为的关注成为另一轮讨论的焦点，同时就对朝“非零和”谈判结果的可行性展开了相当热烈的争论（注：Scott Snyder,North Korea Negotiating Behavior,US Institute of Peace,Washington DC,1999.Chuck Downs,Over the Line,AEI Press,Washington DC,1999.）。
上述三轮讨论，虽然从不同侧面提供了透视朝核问题的棱镜，但都有其相对欠缺之处。第一轮讨论，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是欠成熟的，因为朝鲜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走向西方的预期方向；从概念上来说，是不完整的， 它忽略了对朝鲜的“体制”以及“体制”的组成部分和各部分互动效果的理解。第二轮及第三轮讨论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表明西方学术界对所谓的“朝鲜威胁”性质，缺乏基本的一致意见，而这个问题也是中国学术界不曾讨论过的。所以，本文尝试运用认知分析范式（perception approach），特别是国际危机中的威胁认知理论，分析朝鲜在核武器方面的国家心理因素，理解朝鲜的安全话语，解读朝核问题。
威胁认知的理论探讨
威胁（threat）是国际危机的核心概念，也是国际危机的一个基本特征（注：国际危机研究把“威胁”概念视为各种危机现象的核心。迈克尔·布莱特（Michael Brecher）、格伦·辛迪（Glenn Synder）以及保罗·迪辛（Paul Diesing）学者等把对“决策单元高度优先目标”的威胁视为国际危机的基本特征之一。See M.Brecher,“ 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March 1977,pp.43—44;G.H.Snyder and P.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J,1977,p.6.），它是国际危机事件与危机反应之间的决定性介入变量。在威胁不被有关方面所感知时，即使面对明显客观的证据，也几乎不会动员其防御性的资源。反之，在威胁被感知时，即使被假设的对手并无恶意时，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威胁措施（注：Klaus Knorr,“Threat Perception”,in Klaus Knorr,ed.,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Lawrence Press,Kansas,1976,p.78.）。就威胁感知与危机反应的关系而言，可以用一个公式表达：S－r/s－R（注：Ole R.Holsti,Crisis,Escalation,War,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Montreal,1972,pp.51—70.Ole R.Holsti,Robert North and Richard A.Brody,“Perception and Action in the 1914 Crisis”,in J.David Singer,ed.,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s,Free Press,New York,1968,pp.123—158.）。S代表威胁刺激或者输入行为，可以是行动，也可以是语言。r代表对威胁刺激的感知，s代表意图或者态度的表达，R代表反应行动。S和R都是非评估性的。如果r相对于S而言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则R（政策反应）相对于S而言，是较低水平的行为；如果r相对于S而言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则R相对于S而言，是较严重的行为（注：Ole R.Holsti,et al.,“Perception and Action in the 1914 Crisis”,p.152.）。由此，可以发现威胁感知对国际危机反应的决定性作用。基于这个原因，有必要对“威胁”概念的基本内涵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威胁”概念
威胁的基本含义有两种，即目的性威胁与原因性威胁（注：根据Richard Snyder的观点引申而来。Snyder及其同事将动机分为目的性动机和原因性动机两种。See Richard Snyder et al.,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Free Press,New York,1963,p.144.）。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主动的积极行动，是指为实现本国目标，发表声明或者采取行动，对他国发出威胁，要对其施加制裁（sanction），使其“遭受惩罚、伤害、死亡，或者至少要遭受损失”（注：转引自T.W.Milburn,“The Nature of Threa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33,1977,p.126.）；后者是一种消极的被动感受，指的是缘于以往的经历、内在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利益需求所感受到的威胁，是对本国即将遭受损害（harm）的预料（注：David Baldwin,“Thinking about Threa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5,1971,pp.71—78.）。这种威胁感知可能是“事实性”的，基于对与对方意图有关的明确的危机信号的推论；也可能是“潜在的”，根据对某种环境的判断或者仅仅是基于对对手能力的考虑（注：Klaus Knorr,“Threat Perception”,pp.78—79.）。本文的“威胁”概念指的是后一种威胁，即威胁感知或认知（perception）。
（二）威胁的概念分析
在国际政治中，对威胁概念的经典界定当属戴维·辛格（David Singer）。他认为，“威胁＝被估计的能力×被估计的意图”（注：David Singer,“Threat Perception and the Armament Tension Dilemma”,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1,1958,pp.93—94.），威胁“源于某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中决策者认为其对手怀有侵略意图；并且在评估了可能的损失大于收益的情况下，会实现这种侵略意图”（注：Ibid..）。在此，威胁是对对方的能力及意图的判断而产生的认知结果。
戴维·辛格研究的主要欠缺之处在于他没有区分威胁概念的规范纬度与描述纬度，在冷静的科学的结论（即某一对手拥有某种能力，也可能具有某种意图）与主观上的确信（其处于危险之中）之间是有差距的。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仅仅“能力”和“意图”这两个因素就构成了威胁认知的全部。威胁认知还需要其他要素来激发认知者的警觉反应（注：See T.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s.,1960.）。
迪安·普如特（Dean Pruitt）的研究在戴维·辛格所提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有所发展。普如特认为威胁认知涉及到某种推论，决策者把关于对手的“损害能力”与“损害意图”的信号联系起来，才形成了威胁认知的图像。威胁认知过程是一种心理推论，它部分地基于会影响对信号进行解读的多种心理倾向（predisposition）。一般地说，信号越薄弱，或者越模糊，心理倾向的影响就越大；心理倾向越强，其对解释信号的影响就越大，并具体解释了诸种具有威胁性的信号（注：如：（1）能力因素：军备本身就可能会引起怀疑。（2）行动：当意图是从行动中推导出来时，行动本身就是信号。最重要的信号会超出某一概念的界限，决策者会根据过去的经历对此做出威胁性的解读。（3）声明：在心理倾向很强烈的时候， 即使很微不足道的声明也可能被看作威胁的证据。（4）他国所面临的局势：“一国能从损害我们的利益中得到的益处越多，我们可能会感知的威胁性就越多。”See D.G.Pruitt,“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as a Determinant of International Action”,in H.G.Kelman,ed.,International Behavior,New York,1965,pp.399—407.）。
迪安·普如特虽然对戴维·辛格的理论做出了有内在连贯性的解释，但并没有对为什么威胁会被感知做出合适的解释。“能力×意图”公式是术语，既然所有的证据都可以被划分为能力或者意图的范畴，就很难对感知威胁的实际心理过程做出实证的描述（注：在模拟核武器扩散的研究中，理查德·布鲁迪（Richard Brody）努力证实“能力×意图＝威胁”的认知公式，却发现这个公式的可操作性很弱，人们难以在现实的世界中得出有关威胁感知的结论。See Richard Brody,et al.,“ Hostil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Arms Production,and Perception of Threat:A Simulation Study”,Peace Research Society （International）,1967,pp.15—40.）。因此，理论分析需要实证研究加以检验。在这方面首先进行大胆尝试的人是克劳斯·克诺尔（Klaus Knorr）。
克劳斯·克诺尔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实际的威胁认知过程，他从对二战以前诸多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不管外部的客观环境如何，威胁可能被感知，也可能不被感知，其主要原因在于威胁在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第一，威胁的感知有赖于对历史事实和当前局势的评估，这种评估通常是依据零碎的、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零星信息；第二，威胁感知是对不可知未来情况的预测，又没有关于未来的可靠信息。基于上述认识，克诺尔认为威胁感知是一种“认知建构”（cognitive construct），它“产生了关于现实的某种意像（image），是一种工具（device ）， 也是一种假设（hypothesis）”（注：Klaus Knorr,“Threat Perception”.）。
在克劳斯·克诺尔的研究基础之上，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进一步发展，从行为反应的角度来分析和界定威胁，研究决策者对外部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在语言、感情和政治等方面所做出的反应特征，指出威胁感知是一种包含认知（cognitive or perception）和判断（judgment）要素的评价过程（appraisal process）；在逻辑方面，威胁评价包含观察（observation）和认知评价或者判断（cognitive appraisal or judgment）两个部分，是对信号的选择感知和判断。观察是选择感知的信号，判断是对信号做出解释，它们拥有共同的特征：皆属于选择材料（material）的心理过程，过滤出不相关的信息（注：Raymond Cohen,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University of Wisconism Press,Madison,1979,pp.79—86.）。
综上所述，威胁认知是对客观局势的一种主观心理推论，是一种认知建构，是对威胁信号的选择感知和判断。其核心，也即认知评价过程的性质，是主观认知与逻辑推理及判断的结合。因为即使决策者理性地考虑某个问题，他对威胁信号的最终解释仍然是主观认知或见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判断的色彩；其中，决策者的信念体系以及过去的经验和经历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样，威胁认知也需要经过逻辑演绎的阶段，即超越证据中所蕴涵的有限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和判断，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威胁认知很少是纯粹的客观辨认（objective recognition）。
威胁认知的影响因素与朝核危机的发展（1994年至今）
威胁认知是对客观局势的认知建构。1994年朝鲜和美国签署了核协议框架，冻结了其核计划，第一次朝核危机平息。但是，朝鲜仍然不断感知其国家安全遭受威胁，并逐步走向重新选择发展已被冻结的核计划之路，最终导致当前的第二次朝核危机的产生。影响朝鲜的这种威胁认知建构的因素主要有政治文化因素、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规则等。
（一）政治文化与朝鲜的威胁感知。冷战结束后，特别是1994年核协议框架签署后，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接触”政策，以及韩国的对朝和解政策的继续实行，似乎营造了一个趋于缓和的半岛地缘战略安全环境；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美韩的对朝和解政策行为给朝鲜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安全威胁，影响这种威胁认知的因素之一就是朝鲜独特的政治文化。
1.“自主”（chuch'e）政治文化。其主要内容是声称朝鲜要“自力更生”（self-reliant），做自己的主人，建立“我们式”的社会主义（our own style of socialism），也被称为“自主”社会主义（注：Dae-Sook Suh,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Korea,Yonsei University Press,2000,pp.37—38.），它表现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军事上的自我防御。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要求朝鲜防止对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色，在同韩国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斗争中获胜。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要求朝鲜在经济方面避免对他国的结构性依赖，以免损害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所以，朝鲜经济长期相对封闭。军事上的自我防御则要求朝鲜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独立对付外来的入侵者（注：Samuel S.Kim,ed.,The North Korea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algrave,New York,2001,p.100.）。
2.政治文化与朝鲜的威胁感知。朝鲜用“自力更生”的政治文化解读美韩的对朝政策行为，就不难感受其所含有的威胁色彩。
韩国的“阳光政策”是韩国在认真考察德国统一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对朝和解合作政策。这种政策对朝鲜所具有的威胁含义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1）这种政策行为的背后蕴涵着“朝鲜失败”的判断，韩国公开谈论这种情况不符合其利益，不愿意承担统一所带来的“负担”（注：William J.Taylor,“The Korean Peninsula at the Crossroads:Which Way？”in Wonmmo Dong,ed.,The Two Koreas and the United States:Issues of Peace,Security,and Economic Cooperation,M.E.Sharpe,Inc.New York,2000,pp.226—227.）。为避免这种情况，减轻“负担”，韩国实行对朝和解政策，旨在诱导朝鲜政权进行改革，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在朝鲜看来，所谓的“软着陆”，就是迫使朝鲜中止其社会主义建设历程。（2）“阳光政策”的威胁性还在于它对朝鲜政体特性的改变危及朝鲜的生存。因为一旦这种特性受到损害，变得与韩国相似，就意味着朝鲜已不复存在。从朝鲜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生存不仅仅意味着保持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或者防御朝鲜政治实体免受外来的侵蚀，还意味着保持朝鲜政权体系的特性，即坚持与韩国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注：Kongdan Oh and Ralph C.Hassig,North Korea: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182.）。所以，政体的改变就意味着政权的终结，即朝鲜在同韩国就政权合法性问题的斗争中失败。（3）“阳光政策”希望通过开放朝鲜的经济，以及朝韩两国的人员交流，向朝鲜展示韩国“优越的生活方式”；然而，朝鲜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维护朝鲜相对于韩国的政权合法性和保护民众免受“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破坏性影响”（注：Samuel S.Kim,ed.,The North Korea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p.150—157.）。从这个角度来看，朝鲜对“阳光政策”可能的理解是，其真正的用意在于和平颠覆朝鲜：当韩国的阳光照得朝鲜热不可挡的时候，朝鲜就会脱下社会主义的厚重外衣。
透过政治文化的棱镜来认知美国的接触政策，朝鲜认为接触政策只是要求朝鲜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接触，而非美国采取积极措施与朝鲜接触，接触是单方面的。美国的接触政策与韩国的和解政策具有同样的逻辑判断：“如果朝鲜与外界、特别是全球市场体系接触，朝鲜将不得不进行改革”。朝鲜认为这种政策的潜台词是朝鲜是“客体”，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西方的规范和惯例，其本质是“帝国主义的”（注：Ibid.,p.105.）。
综上所述，从朝鲜“自主”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阳光政策”还是“接触”政策，都旨在迫使朝鲜放弃目前的政体，按照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原则来进行经济改革和社会重构，从而最终结束朝鲜当前的自主体系（注：William J.Taylor,“The Korean Peninsula at the Crossroads:Which Way？”,p.225.）。这严重威胁了朝鲜“自主”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威胁了朝鲜政权的生存之本；而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惨痛的前车之鉴，更加深了朝鲜的威胁感知。
（二）国内政治与威胁认知。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国内政治因素要求1994年核协议框架得到切实的实施，否则会严重限制朝鲜领导层在国内政治中的合法性，危及其执政基础。
影响朝鲜威胁认知的国内政治因素有：
1.公众舆论。就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而言，它描述了决策者必须遵守的行为标准，这种遵守不是出于政治必要，而是出于文化上的一致性。在公众舆论非常强烈之时，决策者是不能忽视的（注：Norman Luttbeg 分析了公众舆论与领导者决策之间的联系，阐释了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的五种不同模式。（1）经典的理性/行为者（rationalist/activist model）模式。它认为基于政治考量，决策者会顺应对赋予其权力的选民的意见。（2）政党模式（political party model），它关注介入性机构，即政党程序的功能。（3）压力小组模式（pressure groups model），该小组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极力影响决策。（4）共享模式（sharing model），即决策者与其选民的观点一致，为其选民代言。（5）角色扮演模式（role-playing model），它视领导者为公众的代表（delegate）和受托者（trustee）。See Norman Luttbeg,ed.,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y,Homewood,1974,p.297.）。在朝鲜，绝大多数民众憎恨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是朝韩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南方“傀儡政府”的“死党”，也是朝鲜最大的敌人。因此，美国的任何合作意向都是虚伪的，最终结局都是无果而终（注：Roald V.Savelyev,“Leadership Politics in North Korea and the Nuclear Program”,in James Clay Moltz and Alexander Y.Mansourov,eds.,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Security,Strategy,and New Perspectives from Russia,Routledge Press,New York,2000,pp.132—135.）。长期以来严格控制和引导这种公众舆论的朝鲜政府，不得不考虑民众的这种态度对自己政策行为的限制。因此，1994年核协议框架必须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领导当局会受到来自朝鲜各界的批评和谴责。
2.官僚政治因素。官僚政治因素对朝鲜威胁认知的影响在于国内政治中的不同组织和个人为实现自己多样的利益或最大目标，尽力抓住每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并对任何损害其利益的潜在和实际的威胁做出反应，积极影响决策者的决策。影响者的权力决定了其对决策的影响效果。因此，官僚机构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者对威胁的认知（注：Morton Halperin and Arnold Kanter,Reading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 Bureacratic Perspective,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1974,p.3.）。就朝核问题而言，影响决策的关键官僚机构是朝鲜的军方。该机构在国家机器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军方的高层领导不仅担任政府的要职，而且把控国家生存的关键部门：军事委员会以及新的国防委员会（注：Roald V.SavelYev,“Leadership Politics in North Korea and Nuclear Program”,p.122.）。但是，1994年核协议框架给军方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第一，根据1994年核协议框架，朝鲜决定要中止发展其核武器计划（注：学术界尤其是西方的学术界对朝鲜在核问题方面的谈判研究较多。See Michael Mazarr,North Korea and the Bomb: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95.），损失了威慑和遏制任何外来的可能攻击、特别是美国和韩国的有力的军事武器；第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发展轻水反应堆项目，虽然有外国的援助，但这毕竟导致了朝鲜国家资源的重新分配，限制了对军工综合体的投资，这也是军方所不希望的；第三，协议框架中所隐含的朝鲜改革开放的可能方向会威胁军方目前在“先军政治”中所享受的优先地位（注：《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前驻韩国大使Donald Gregg的访谈录。Washington Post,Feb.21,2003.）。
鉴于朝鲜军方在核协议框架方面的消极态度，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必须使军方相信该协议框架对朝鲜、尤其是朝鲜的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否则会影响他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这就要求金正日必须能同美国建立有意义的外交关系，缔结和平条约来取代两国间军事休战状态，也必须使军方的高层领导者相信，韩国的军力加之驻扎在韩国的美军并不对朝鲜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虽然美军近期从韩国撤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美国，对重新评价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永久性部署”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多（注：See Doung Bandow,Tripwire:Korea and the U.S.Policy in a Changed World,Cato Institute,Washington DC,1996.）。
总之，国内政治方面的因素，要求朝鲜最高领导层就军事和安全问题与美国进行的谈判必须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意味着1994年的美朝核协议框架必须得到切实的履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逐渐抛弃协议的诸多规定，协议承诺演变成一纸空文。因此，对于朝鲜国内的反对派而言，他们有理由认为美国的根本意图是在解决核问题的外衣下，冻结朝鲜的核计划，寻求改变朝鲜政权的社会基础（注：Kongdan Oh and Ralph C.Hassig,North Korea: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p.170.）。实际上，对于这一政策目标，美国的许多高官毫不掩饰（注：James Clay Moltz and Alexander Y.Mansourov,eds.,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Security,Strategy,and New Perspectives from Russia,p.123.）。这一切，严重危及朝鲜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成为朝鲜威胁认知的又一个影响因素。
（三）国际规范与威胁认知。二者间的联系，在于背离国际规范的推论是威胁感知的逻辑，也是威胁评价的核心和关键性的推论（注：Raymond Cohen,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p.128.）。就朝核危机而言，1994年核协议框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加之美国的逐渐背离，导致该协议框架没有真正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以及朝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认知。
1.美国对1994年核框架协议的执行不力。根据该协议，美国承诺与朝鲜发展外交关系，取消经济制裁，不对朝鲜进行军事威胁。但是，美国政府并没能信守协议的承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克林顿政府时期，由于共和党把持国会，不断地对民主党的对朝政策，包括1994年核协议框架发难，严重限制了处于防御地位的民主党政府对协议框架的履行（注：Selig S.Harris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Korea”，in Wonmmo Dong,ed.,The Two Koreas and the United States:Issues of Peace,Security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p.199.）。随后，共和党政府上台，重新评估和修正了美国的对朝政策，使朝美关系出现逆转。九一一事件后，在朝鲜积极表态、反对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情况下，布什仍然提出了令人错愕的“邪恶轴心”说，将朝鲜与国际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协议框架被抛弃。这使朝鲜感受到深刻的生存危机（注：时永明：《朝鲜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第53页。）。
2.1994年核协议框架只是冻结了朝鲜的核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国家安全关切，这也是该协议最根本的缺陷（注：Mitchell Reiss,Bridled Ambitions:Why Countries Constrain Their Nuclear Capabilities,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5.）。因为朝鲜虽然坚持其发展核计划不是为了核武器，而是用以发电。但朝鲜努力发展核能力的真正目的显然是提高其国家安全关切。所以，朝鲜的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也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
3.协议严重损害了朝鲜关于韩国的政权合法性斗争，表现于两个方面：（1）美朝对话需要与南北对话同时展开，而且南北对话是朝鲜能源发展组织（KEDO）项目成功实施的一个关键要件（注：除核、导弹与朝鲜战争中失踪战俘这三个问题之外。美朝对话与南北对话同时开展的理由是创造有利于KEDO项目建设的氛围，以及贯彻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宣言。See Andrew Mack,et al.,Nuclear Policies in Northeast Asia,New York,United Nations,Geneva 1995,pp.276—277.）。（2）韩国是轻水反应堆的技术和资金的主要提供国。因此， 协议框架的这种条款给朝鲜国内反对与美国和解人士以批评政府的理由，认为这不仅从政治和道义的基础上损害了朝鲜的国家利益，也为韩国提供了控制朝鲜的手段，因为韩国可以通过限制核原料及配件的供给，轻易控制朝鲜（注：Peter Hayes,“International Missile Trade and the Two Koreas”,in Samuel S.Kim,ed.,The North Korea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141.）。
4.无论核反应堆能否按期建成，都会给朝鲜带来消极影响。（1）在2003年之前，该项目不会给朝鲜带来任何实际的经济效益，而且该项目的突然中止是可能的（注：Samuel S.Kim,ed.,The North Korea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153.）；（2）需要偿付轻水反应堆建设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巨额国际债务；（3）朝鲜为建设轻水反应堆项目也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冻结了核计划，丧失了正在建设中的电力资源，及其对缓解经济困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预期贡献（注：James A.Baker,“North Korea Wins Again”,New York Times,March 19,1999.）。因此，朝鲜认为KEDO项目是一个欺骗性策略，它从未真正计划提供安全有效的现代轻水反应堆，解决朝鲜的能源问题，帮助朝鲜发展经济。
结论：安全关切与危机管理机制
由于1994年核协议框架本身的缺陷，它不仅损害了朝鲜在同韩国关于政权合法性斗争方面的利益和朝鲜的经济收益，最为关键的是它没有根本解决朝鲜的国家安全关切，相反，却构成了朝鲜威胁认知的逻辑推论；而美国对1994年核协议框架的背离，提供了证实这种逻辑推论的客观证据，加强了朝鲜的这种威胁认知。
朝鲜以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解读了具有威胁性的半岛战略安全环境，来自朝鲜国内的公众舆论和军方的压力等因素，则加深了这种威胁认知。这一切，引导朝鲜重新走上发展核计划的道路。因为朝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博弈杠杆有限，军事能力是其最大的博弈杠杆。事实上，如果朝鲜在90年代初没有被怀疑为拥有核武器计划，美国就不会同朝鲜坐到谈判桌旁，讨论朝鲜的安全关切，朝鲜也不是今日的朝鲜，而仅仅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不发达国家（注：Samuel S.Kim,ed.,The North Korea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156.）。朝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只要朝鲜感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就不会停止其军事准备，只要朝鲜的领导者感到政体受到威胁，就会不惜代价阻止政体走向灭亡。只要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朝鲜对外来威胁的担心就不会消失，也就不会停止其国家防御的心理和军事准备。总之，没有消除朝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认知，就没有根除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动机，朝核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
消除朝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认知，关键的一个方面是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因为危机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间交易（transaction）和相互协调（mutual accommodation）的过程（注：John Steinbruner,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Princeton,1974,p.95.）。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可以逐渐减轻朝鲜的威胁认知。第一，它促进美朝双方在核危机中的信息流通，提供了两国进行危机交流的平台和渠道，有助于双方对对方在危机中的根本利益和危机“底线”的了解和认识，避免因侵害这些关键的利益而加深对手的威胁认知，导致危机急剧升级、甚至失控，因为在局势急速恶化的最后关头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s.,1960,pp.228—260.）。第二，有助于建立美朝互信机制，因为它创造了互惠的机会，降低了交易成本。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界定了可以允许的行动范围，即有关各方行动的止步点（stopping place）（注：Ibid.,p.259.），因而，它也提供了对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者在某种具体环境中的行为的预期（anticipatory）（注：Michael Quinn,“Practice Defining Rules”,Ethics,October 1975,pp.76—86.），减轻了危机管理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或者成本，建立起美朝对彼此行为的关键预期，即行为的可预见性，有助于增强美朝双方的信心和互信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消除朝鲜威胁认知的重要心理根源。第三，它提供了逐步探索解决危机、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方法。鉴于朝核危机的复杂性，解决它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历从非正式的国际行为机制，如国家间的理解（understanding）和惯例（convention），到正式的国际行为机制的逐步发展过程。就目前的美朝关系而言，两国间的任何正式国际行为机制很难达成。但是危机的逐步解决和地区安全机制渐进建立，有助于增进美朝两国间的互信，也有利于消除朝鲜威胁认知的重要客观环境。
目前已经启动的“六方会谈”机制，为解决朝核危机、建立地区安全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1.为解决朝核危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化的交流平台。由于长期敌对的历史和特殊的战争状态，美朝之间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和认识都非常有限。通过六方会谈机制，特别是其中的双边会谈安排，美朝可以直接进行沟通，有助于对彼此危机立场和利益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六方会谈机制是东北亚地区目前最重要的安全对话机制（注：宗泽：《北京六方会谈与地区安全》，载《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35期，第7页。）。
2.有助于建立信任机制，推动朝核危机的解决。长期以来，美朝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它们在核问题上的怀疑和恐惧持续互动，对对方丝微的敌意迹象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彼此做最坏的解释，造成事态的恶性发展及核危机的爆发（注：关于互信对威胁认知的影响问题，See O.R.Holsti,“Cognitive Dynamics and Images of the Enemy”,in D.J.Finlay,et al.,eds.,Enemies in Politics,Chicago,1967,p.26.）。通过六方会谈机制，有关大国共同保证在核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的有效性，有助于增强美朝对彼此的信心，促进互信机制的逐步建立，增强朝鲜的国家安全感，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注：Andrew Mack,et al.,Nuclear Policies in Northeast Asia,p.131.）。
3.有助于探索建立综合安全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朝核危机。这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国家安全的性质在核时代发生重大变化，具有相互依赖的色彩，即共同安全或合作安全（注：因为各国不仅对他国的安全政策非常敏感，而且对他国的安全决策存在脆弱性，故在军事安全领域不仅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赖，而且与彼此的敌对相关联。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朝核危机决不仅仅是朝美之间的问题，还牵涉周边大国的重大安全利益， 通过六方会谈机制和周边大国的参与和努力，共同合作管理危机，这是解决朝核问题和构建“东北亚无核区”的重要部分。第二，安全的内涵发生变化，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就核论核”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朝核危机，这一危机的解决，需要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技术和战略措施，加强东北亚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解决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因此，核危机的最终解决机制，应该是由多个相互联系而功能不同的平台所组成的复合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注：徐纬地：《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化解与半岛走出冷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第64页。）。而六方会谈机制是美、朝、中、韩、日、俄等参加的朝鲜能源援助和经济重建平台，提供了综合解决朝核问题以及地区安全问题的手段和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总之，根本解决朝核问题，必须消除朝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认知心理。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为美朝之间的危机交流、增加互信提供一个机制化的平台，逐步消除朝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认知，解决朝核问题。目前的六方会谈机制为解决朝核危机、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