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笔谈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民族主义，说法甚多。要给“民族”或“民族主义”下一界说，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是很难的。但我以为不能因此而否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和历史合理性。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不得不首先提出我个人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看法。我认为，近代民族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是不可少的。即(1)长期共同活动的地域；(2)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3)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据此，则凡是维护这些东西，使之不受其他民族之侵害；同时，也不去侵害其他民族这些东西的思想原则，就是近代的民族主义。这样的界说虽然不像数学和物理学定律那样明晰、确定而不可移易，但也绝不是随意可以抹杀的。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不可能也不需要详细讨论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民族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尚未摆脱古代的民族观念，即强调“华夷之辨”，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族群。华夏以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当鸦片战争发生时，面对外来的侵略者，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未脱出此种民族观念。
二，过了一段时期，一部分中国人对来侵的西方列强渐渐有所了解。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不但看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而且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亦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激化。为谋求生存，必须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
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梁氏于1901年10月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的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 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前面已指出，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推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些革命党人，也是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者。他们与那些怀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排满思想的人们不同，他们是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号）由此可见，不能把凡有排满思想的人都笼统地说成是狭隘民族主义者。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五族共和思想为基础缔造中华民国，这是中国人争取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我个人认为，近代民族国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项基本的内容，即：独立、统一、民主、富强。辛亥革命远未完成这些目标。所以，严格地说，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至今仍未从我们民族奋斗的日程中完全抹去。
三，但到了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以各国家、各民族完全平等为原则。所以，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在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接近的民族主义思想。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在清末，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例如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上面已指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主要是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五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提倡“理性的民族主义”。大约八九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
收稿日期 2006-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