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孙中山和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李大钊论文,严复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女解放是指把妇女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从男女不平等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革命观念而产生的。随着上述资产阶级革命观念传入中国，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最早举起了妇女解放的旗帜；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接过了这面旗帜，不断推动着妇女解放运动向前发展；五四时期，中国历史上兴起了全民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李大钊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妇女解放问题提出了新的主张和见解。本文试图对严复、孙中山和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比较，以探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脉胳。
一、严复的妇女解放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救亡，严复提出了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中心的变法纲领，围绕着这个纲领，也形成了严复的妇女解放思想。
第一，从“鼓民力”的角度，严复主张废除妇女缠足，使妇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严复在思考被帝国主义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力民力时，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却只能“恃男子以为养”，她们被迫敷粉缠足，禁锢在高楼深院，成为男子的玩物。如此，国力焉能有强？妇女焉能得以见天日？他认为缠足之害，不亚于鸦片毒品之害，二者同为中国致弱之源。“而熟知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胥于此焉阶之厉耶！”（注：严复《原强》，见《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页。）。因此他呼吁统治者立即制定政策，废除裹足，“天子下明诏为民言缠足之害”（注：严复《原强》，见《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页。），并建议政府规定，在诏令下达之后出身的女子若再缠足，皇帝不给封赏。
第二，从“开民智”的角度，严复提出让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并鼓励她们参加社会活动。他认为中国妇女并非天资不如男子，而是封建社会把她们禁锢在深闺之中，剥夺了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影响了她们成才。因此，他主张抛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价值观念，让女子与男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名即为人，即当学问，不以男女而异也”（注：严复《论沪上创新女学堂事》，见《严复诗文选注》， 第176—184页。）。针对守旧派攻击办女学堂之事，严复进行了驳斥， 并表示坚决支持创办女学堂。他认为开办女学堂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样东方妇女对社会的作用和贡献就可以与西洋妇女相媲美，既可以使民间“挽回颓俗”，又可使国家“转弱为强”。在提倡女子受教育的同时，严复还提出应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使学有所用，学有所为。“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注：严复《论沪上创新女学堂事》，见《严复诗文选注》，第176—184页。）。
第三，从“新民德”出发，严复主张废除买妾纳妾制度，实行婚姻自主，变“媒妁之道”为妇女自行择配。严复认为，妇女走向社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身的解放，然而这种婚姻制度不革命，自身的解放也是徒有其名。“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无自立之日也”（注：严复《论沪上创新女学堂事》，见《严复诗文选注》，第176—184页。）。严复还对“女子不事二夫”的教条发起了攻击，坚决主张寡妇再嫁，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许女子再嫁是“杂以男子之私。己则不义，而责事己者以贞。己之妾媵，列屋闲居，而女子其夫即亡，虽恩不足恋，贫不足存，甚或子女亲戚皆不存。而其身犹不可以再嫁。夫曰事夫不可以贰，固也，而幽居不答，终风且暴者，又岂理之平者哉！”（注：严复《孟德斯鸠法意》，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卷26章按语，第602 页。）。严复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坚信一场婚姻革命必将到来。“五四”之后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婚姻革命，充分证明了严复预见的正确性。
无可否认，严复的妇女解放思想在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具有启蒙作用。但他只是对种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没有认识到这种不平等的根源。他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是使妇女获得在家庭中的平等的地位，但他不是动员妇女本身通过斗争去争取平等的权利，而是寄希望于“天子下明诏”。这就暴露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局限性。
二、孙中山的妇女解放思想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结晶，民权主义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在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始终把妇女的解放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把男女平权作为民权平等的重要内容。
第一，坚决主张摒弃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出：“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注：《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2页。）。1912年，社会上缠足之风依然盛行，孙中山又怒斥缠足之习“害家凶国，莫此为甚”，他认为欲使国家昌盛，其国民必要有健康雄壮的体魄。而占中国半数人口的女子却自幼裹足步履蹒跚，几成废人，这是中国的大隐患。“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他命令各省要“一体劝禁”（注：《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卷，第232页。），故意违令者，则给予处罚。在对旧习的批判上，可见孙中山与严复的思想是一致的，把压迫妇女看作是风俗颓坏和国家衰弱之源，把妇女的健康发展看作是国民健壮体魄之本。所不同的是，孙中山对铲除旧习表现了更为坚决的态度。
第二，重视女子教育。早在1890年，他就指出：“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这样“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他主张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妇儒（孺）亦皆晓诗书”，并具体设想“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注：《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2页。），以普及教育，孙中山尤其关心女子学校的发展，辛亥革命期间，南京的复心女学校，女子蚕桑学校都是由孙中山批准开办的，对当时经费困难的上海务本女塾和金陵法政女学校，孙中山皆“慨助经费”（注：谈吐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文山印刷社1936年版，第64页。），他认为妇女只有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才能实现男女平等。
第三，大力支持女子参政。他把妇女看作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女国民，他十分注意发动妇女参加革命和介入国家政治。他创立的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注意吸收女会员，后来的中华革命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不分性别地吸收党员。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些妇女掀起了要求女子参政的热潮，孙中山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他说：“中华女子有完全参政权”（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8页。）。1912年2月成立的女子同盟会，以“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也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当时革命派中赞同妇女参政的寥寥无几，如宋教仁把妇女参政斥之为“无理取闹”，胡汉民、居正等人也“以诙谐语调出之”（注：李文宁、张玉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湾版），第1466页。）。孙中山顶住了社会上和党内的重重压力，始终支持妇女参政。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些知识妇女“慨祖国之沉沦”、以“一国兴亡，匹妇亦肩责任”，勇敢地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组织女子军事团、女子民国军、女子北伐队等女子团体，多方面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妇女参政，在他的主持下，1923年1 月公布的国民党章程规定在国民党总部设立妇女委员会，以专门研究妇女问题，还规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妇女部，海外的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会则下设妇女科。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政纲中正式宣布：“于法律上、 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注：《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卷，第124页。）。广大妇女奋斗多年的目标明文载入了国民党的政纲，这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大胜利。同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说， 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我们革命之后，便实行男女平权”（注：《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卷，第31页。）。上述这些精辟的论述是孙中山的妇女解放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最高水平。
孙中山的女子参政观点是他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他顶住了各种压力支持妇女参政，实在难能可贵。但孙中山也没有揭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这也就是资产阶级不能最终实现妇女解放的原因。
三、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
第一，李大钊认为妇女要求解放和社会要求解放妇女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我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作了深层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他揭示产生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大家族制度和维护大家族制度的孔门礼教是我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而变动”（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伦理观念的变化归根结蒂是由社会物质生产状况决定的，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必要发生一种新道德，适应社会的要求，使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道德的要求”（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这种新道德必将承认男女在社会上的平等地位， 在恋爱、婚姻和家庭等问题上也必将变对妇女单方面的强制和约束为自由的或男女双方的。由此，李大钊指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我国农业经济基础必定会发生动摇，大家族制度和孔子主义也必然会跟着崩溃。其结果“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他断定：“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 亦是妇女彻底解放的时代”（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页。）。 任何人和任何旧思想都阻挡不了这一时代潮流。这里，李大钊与严复、孙中山的妇女解放思想不同，他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了本质。
第二，李大钊提出了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任务、策略和途径。他把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了比较，一针见血地指出：“两种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同，两个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注：《李大钊文集》（上），第639页。）。 女权运动是资产阶级的女子们要求在本阶级内获得与男女同等的权力，这不能说是全体妇女的解放运动，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才是整个妇女运动的主流和领导力量，“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提高”（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5页。）。 由此，他指出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注：《李大钊文集》（上），第640页。）。显然， 李大钊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策略是全体妇女的联合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相结合。至于妇女应从什么途径获得解放，李大钊与孙中山的见解是一致的。他认为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是妇女获得最终解放的可靠途径。1922年1月18日， 李大钊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劝告女界：“除非你得了知识，一切为正义公道的热情都归乌有。你可以成为强有力与骚乱，你可以获得一时的胜利，你可以实行革命，但若把知识仍遗留于特权阶级的手中，你将仍旧被践踏于知识的脚下，因为知识永远战胜愚昧”。
第三，李大钊把妇女解放的程度视为衡量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提出：“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 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y，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全体人民的政治，“人民”这个词决不是男子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也一定包含在内。如果妇女在政治上不能获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也就没有民主政治的存在。同样，如果妇女在经济、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不能与男子平等，这个国家就不能称为民主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半数的妇女排除在外，这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民主的精神（注：《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通过对严复、孙中山和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日益走向成熟的历程。由于他们三人所处的时期和所属的阶级不同，对妇女解放理解的程度也不相同。严复猛烈抨击了种种男女不平等现象，看到了因女子“恃男子为养”而使国贫民弱这种畸形现象，但他把男女平等局限在家庭中，废除买妾纳妾制度，实行婚姻自主是他的妇女解放思想中最大胆、最重要、最有深度的一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但他没有认识到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他也没有动员妇女为自身解放而斗争，而是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表现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幼稚性。孙中山的妇女解放思想内容比严复的丰富，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他把妇女看作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鼓励妇女参加革命，支持妇女参政，他希望实现男女共管国家大事的真正共和民国。这是他的妇女解放思想中的精华，也是超越严复之处，他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最高水平。但孙中山也没有认识到男女不平等的真正根源，使他的妇女解放思想理论也带有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使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理论水平得到了升华，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中国社会经济组织分析入手，不仅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而且指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任务和策略。他把妇女解放的程度看作是衡量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贡献，也是对民主理论的一个贡献。他认为妇女解放不仅是女子的任务，也是男子的任务，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是独立的，必须与世界妇女运动联合。李大钊的妇女观显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