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四千年文明的源头——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文论文,源头论文,千年论文,周年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是中国文明的最显著的象征，而甲骨文，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源头。
当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他可能还不曾意识到，他的发现已经使中国汉字文明的历史又上推了一千多年。
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荣，字廉生，1845年生，山东烟台福山人。当他五十五岁时正值庚子（1900）年，作为当时清政府南书房翰林、国子监祭酒，并兼任京师团练大臣二品衔的王懿荣，为不能阻止八国联军入侵京城而满怀壮烈，投井自尽，同时赴死的还有他的夫人谢氏和长媳张氏。
死前，王懿荣毅然留下了绝命词：
主忧臣辱，
主辱臣死。
于止知其所止，
此为近之。
对于王懿荣之死，八十年代曾有中国官方评论员文章写道：
“……陈天华、王懿荣为了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蹈海或坠井自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1983年第四期）
虽然陈天华是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的近代民主革命者，而王懿荣却是满清朝廷的命官，但二人在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却是殊途同归，一蹈海，一坠井，同样都是可以永远彪炳史册的民族的烈士。
然而，我们今天特别要谈到的，却是王懿荣生前的另外一件壮举，即是他对甲骨文的伟大发现。
王懿荣虽是朝廷命官，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十九世纪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他曾历时十九年撰成《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等书。正是由于他在金石文字方面如此深邃的造诣，这才奠定了他的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对甲骨文的划时代的伟大发现。
传说在1899年的一个夏天，王懿荣患了疟疾，家人为他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西鹤年堂药店买回的中药中，含有一味称作“龙骨”的中药，此药须捣碎后连同其它中药一起煎水服之。在捣碎之前，王懿荣发现“龙骨”上刻有类似文字的痕迹，凭着对金石文字的知识，他极为亢奋和激动，病也似乎轻了许多。王懿荣决定不惜高价向药商和古董商大量收购“龙骨”。原先不过几文钱一斤的龟甲兽骨，身价顿时暴涨，尤其是上面刻有文字的甲骨。仅仅不到一年，王懿荣即购得甲骨约1500 片。 从1899年到1928年三十年中，其他一样有同好的学者也大量收购搜集甲骨，连外国人也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大量甲骨也流散国外。
经过仔细研究，王懿荣不仅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而且第一个将甲骨文出现的时代断定为商代。另一位古文字学者、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王懿荣死后，大部分所收甲骨均转让于他，后来他著有第一部甲骨文录《铁云藏龟》。1903年，他也认定，甲骨文属于商代遗物，是“殷人刀笔文字”。
甲骨文的发现，使考证和释读甲骨文成为一批文人学者的毕生事业，人们称之为“甲骨学”。在研究甲骨文的领域，已经作出了巨大成就的学者有“四堂一宣”之说，甚至“甲骨学”也被人们称为“四堂”之学。这“四堂”即：
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一“宣”即胡厚宣。其他卓有成就的甲骨学者尚有：
陈梦家、唐兰、于省吾等。
“四堂一宣”均为著作等身的大家。其中，罗振玉、王国维都曾为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老师。罗振玉经过多年考证访查，终于在1908年得知甲骨源出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光绪戊申予即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小屯乃“武乙之墟”。
王国维考证卜辞中先公先王之名，证实“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并据此发现了《史记·殷本纪》中的错误，由此纠正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个别世次的错误。更重要的是，王国维证实了，甲骨文中所记载殷帝王的名字、世系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几乎完全符合，这首先即证明了《史记》中有关殷商的历史是信史，从而将中国的信史顿然提前了一千多年；其次，既然《史记·殷本纪》得到殷墟甲骨文的证实，那么，司马迂的《史记·夏本纪》中所记载的夏代诸帝王的历史也决非虚构，从而可以认定，夏代的历史也很可能是信史。利用司马迁从未见过的甲骨文来证实司马迁据传说所记载的历史为实录，这不能说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件惊人的壮举。
董作宾在卜辞中发现了贞人名，由此开始了对甲骨文中卜辞的分期断代的研究，并提出了分期断代的标准，为推进历史断代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郭沫若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甲骨文透视商代社会的阶级状况，为把握商代社会的定性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厚宣是一位甲骨学的集大成者，煌煌巨著《甲骨文合集》使他成了现代“中国甲骨文研究的第一人者”。
1995年元月胡厚宣在为王懿荣纪念馆所书写的前言和题辞中写道：“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为本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三大发现。正是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后者使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前者则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殷墟出土的丰富的铜器、玉器、骨器、陶器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才能，而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使得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在世界上这种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文字体系只有在中国的汉字中才能找到。”
“王懿荣作为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断代者，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发掘，实际上，这也是我国近现代考古学的滥觞，为我国考古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光辉的基础。这首先即是王懿荣的功绩，其次，也是罗振玉的主要成就之一。
从1928年到1937年，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在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发掘，为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又继续对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重大成果。
司母戊大鼎，1939年出土于安阳武官村，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时期。日军得到了有这一件宝物的消息，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为保护国宝，人们深夜把它抬到村里，埋在牲口圈的地下。当地老百姓没有一个向侵略者提供实情。
据考证，此鼎系第二十九代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又有人认为是第二十三代商王武丁时所作。总之，大约成于公元前十三世纪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之间。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先民青铜铸造技术的先进，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故我国商周时代又称青铜时代。
在当时，鼎既是煮食物的器具，也是权力的象征，尝言天子九鼎，诸侯依此递减：七鼎、五鼎、三鼎。九鼎即是象征王权。
1976年，在安阳殷墟发掘了据考证属第二十三代商王武丁妻子妇好之墓。随葬品有1929件，是历年来发掘中收获最大的一次，尤其其中的偶方彝、三联甗等器形属于首次发现，堪称青铜器中的绝世瑰宝。
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远古的信史一下子上推了一千年。这的确是一件惊人的成就。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历史学界刮起了一股股非古疑古之风。说起来也情有可原。太史公司马迁览尽石室金匮，广搜民间传说，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忍辱负重而作千秋《史记》，可惜其中最早确切的纪年也只到西周共和元年，也即公元前841年， 而所有此前三代——夏、商、周的历史，均只是年代不能确定的记录，更不要说再往前的《五帝本纪》时代了，自称炎黄子孙的中国人，竟然无法说清炎黄二帝真实在世的年代。因此，在西方谈论古埃及或苏美尔－巴比仑纪年表时，无怪中国的史家总会自觉有一种惶惑甚至愧疚之感。
1996年5月16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 启动了重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不能说不是有感而发，也的确是不能不发。在此巨大的工程中，从地下发掘的古代遗物，尤其是发掘的著有古代文字的遗物，就无疑会显得特别重要了。而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文字，也就是甲骨文了。
应该承认，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今天看来，基本上都出现于商代，而且更多地是出现在商代晚期，也即第二十代商王盘庚迁殷至最末一代商王辛，也即纣王之中的273年间， 具体说不会超过公元前两千年前。比较而言，苏美尔－巴比仑文明系统地出现楔形文字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虽然略晚，也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而且它们所用以保存文字的载体，是大量容易保存的泥版、墓穴中的石碑，或尼罗河下游生长的特有的纸草。就文字的发明和文字的载体两方面来说，我们的中国文明的确都略逊一筹。尽管如此，但也不要忘了，苏美尔－巴比仑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他们相应的语言，早在公元初期便先后都消失了。两河流域和埃及的现代主人是阿拉伯人，跟古代原住民的宗教和文化完全不同。随着文字乃至语言的死亡，古代人类文明的精神也变成了木乃伊，而渐渐被人类长久地遗忘了。
只有中国文明，从古至今，绵远流长，悠悠五千年，从不曾中断，而且今天还雄心勃勃地准备跨进新的公元第三个千年世纪。在这点上，即使古印度文明也比不上中国文明。古代印度的文献明显缺乏确切的纪年，即使在印度河流域曾发现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辉煌的城市文明的遗址，但其中留下的印章中的文字却明显不同于后来的可识读的古印度文字，这就是说，它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一样都死去了，而且其文字还不如前二者，至今也无法识读，或许今后也难以识读，从而成了人类文明中永远解不开的奥秘。
事实上，甲骨文字的发现已经使中国古代的信史上推了一千年，而达到了约公元前两千年前。《史记·殷本纪》中诸王的顺序已经获得了甲骨文的证实，我们固然还希望可能会有夏代文字在遗址中的发现，进而再证实《史记·夏本纪》的记录。其实，如果没有文字的记录，即使用科学的手段能够测得更早的年代，也已经不很重要了，因为相比之下，与人类精神的文明相应距离得更遥远了。
我们不知道，商代以前的先民除了用甲骨，是否还曾运用过其他文字载体，例如后来中国人曾用过的石、竹、木、陶等等，或像古印度人用椰子树叶、古缅甸人用棕树叶、古巴比仑人用泥版、古罗马人用蜡版、小亚细亚人用羊皮等等来记录文字。如果是这样，我们或许还会有希望继续上推我们远古的信史。从山东诸城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刻划有比较端正规整而且极具形象的符号，很像后来的青铜铭文。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含有文字的实物，而且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大致与轩辕黄帝的时代相当。
或许，我们应该庆幸商代人的迷信，如孔子所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而不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正是因此，商代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打仗，即是祭祀鬼神。商代统治者动辄占卜：事事占卜，天天占卜。
所谓甲骨文，其实是商王盘庚迁殷之后直到殷亡273 年间殷王室为占卜记事而在龟甲和兽骨上刻下的文字。例如下面一片龟甲，其中即叙述了如下的故事：
大约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商王武丁年间癸巳日，占卜人
询问：
“最近十天会发生灾难吗？”
甲骨的裂纹答曰：
“会有灾难，可能有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
第五天丁酉，果然从西部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
止戈告曰：“土方围困我们东部边境，已经攻击了两个村庄，土方还掠夺了我们西部的田野。”（见《汉字王国》第8页）
还有一片甲骨，其中记载的故事如下：
还是在武丁时期。
午戊时贞人古问甲骨：
“我们要去丘附近打猎，有猎物吗？”
这一天狩猎得到：
一虎，四十鹿，一百六十四狐狸，一百五十九无角鹿。（见《汉字王国》第100页））
正是如此大量占卜的记录，这才为我们留下迄今已发现的大约十五万片以上的甲骨。虽然都属于断烂朝报，琐碎不整，毕竟还遗留下了约五千个以上不同形态的甲骨文字，和大量片段的古代信息，其中的文字今天大约可以识读一千五百个。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才能破解出，武丁在位的大致年代是在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之间。这项成果还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结论，即：自殷商至今，中国的纪日干支是连续的，从未中断过。
除了历史断代问题，通过对甲骨文的历史研究，我们还已经得知，商代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对春种作物的选择、有了对六畜的蕃养、有了养蚕业、甚至还有了对蚕神的祀拜；有了“相马术”、甚至有了“增势术”、有了“马医”；商代已经有了真金和铅制品，甚至有了较少的陨铁制品；已经有了涉及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诸科医疗，尤其关于龋齿的发现，比《史记》记载的（《扁鹊仓公列传》）还提前了一千年。在外国史上，埃及只在公元前三四百年，印度只在公元前六百年，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与印度相近，而我国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就已经有了记载。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悠悠绵长始终在维系着的核心，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文字的嬗变史。从最古老的出土陶器上的图画符号到商代的甲骨文，到先秦的大篆，至秦统一之后的小篆，到汉时的隶书，到魏晋时的章草、行书、真书，到唐代的楷书，到宋代的用于雕版印刷的宋字体，一直到今天的简化汉字。这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即是一部用以记录人类社会过程的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特有的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五千多年来中国文字及其书法艺术的演变环环相扣，从不曾有任何断裂失落的现象发生，而这种断裂失落的现象，已经使苏美尔－巴比仑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被人类遗忘了近两千多年，即使在西方运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中，这种语言文字的断裂和失落的现象仍旧在发生。事实上，现在的英国人，如果不是专家，也已经不能够读懂六百年前英国著名诗人乔叟的诗篇了，然而，今天中国的小学生却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二千五百年前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的《论语》，还能够背诵更古老的诗歌，例如：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中国文字的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和美感的魅力来自何处呢？即来自它在五千年中从不曾中断过的环环相扣的历史演变。特别是其中绳绳相继、源远流长的某种关于人性美的永恒的艺术追求。这种文字的发展及其书法艺术，连同与它们相应的中国文明，万变不离其根，万变不离其源，它也因此而造就了我们今天的中国。虽然其中，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的巨大功绩。正是因此，才有了世界上汉字汉语的半边天下。但真要究其根，溯其源，则还不能不又回到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谈论的甲骨文，今年正好是它被发现的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