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重要贡献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7-0013-07
毛泽东思想不同于学术领域中某学者的思想就是他本人的思想，而是总结、概括和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刘少奇“在这个行列中又是位居前列的”。（金春明：《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5)。）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长期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是仅次于毛泽东的著名理论家。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与毛泽东一样，都非常注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在毛泽东晚年逐步偏离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道时，刘少奇在一定程度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在尽力坚持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随后又在4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的这个改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对刘少奇在工人运动、白区工作、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方面，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也揭示了刘少奇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自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论断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不少论述，并出版了《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的专著。笔者现根据近几年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的最新学术成果，对这一老课题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做一概述，以飨读者。
一、对白区工作进行思想总结，开了延安整风的先声
刘少奇早年以工人运动领袖著称，在安源近三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使刘少奇深深受到产业工人阶级的熏陶，形成实事求是、注重群众日常生活、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的品格。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没有实践经验而从苏联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青年学子，掌握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他们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刘少奇在残酷的白区工作中，痛感这一流弊。他同毛泽东一样，在实践工作中发表大量文章，同“左”倾错误倾向进行尖锐斗争，直至被批判和撤职。遵义会议使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基本占据党的主导地位后，刘少奇于1936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卓有成效地实践他过去一再提出的“利用合法，积蓄力量”的对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很快在华北乃至全国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局面。在实践中，他痛切感到过去“左”倾错误的危害，在全党率先提出要系统清算自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习惯和传统的问题。为此，他先后发表近30篇文章并给中共中央连续去信，深刻分析十年“左”倾机会主义在白区工作中的“八股化”和机械服从、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给党造成的损害。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这同随后不久，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要解决党内思想方法问题的思路完全一致。
在1937年5月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做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系统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批判十年来全党所坚决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提出在党内必须克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党的全国性会议上是第一次。当时党内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指着刘少奇的鼻子说他是“老右”。这时，毛泽东站出来支持刘少奇，肯定刘少奇的报告基本正确，称赞刘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这对把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转变到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问题在当时只是得到部分解决，根本的解决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但刘少奇这一时期的工作开了延安整风的先声，对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中走向成熟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策略方针的论述，成为毛泽东策略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刘少奇对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贡献
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先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并指导八路军成功地实现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闻名遐迩，但刘少奇在这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最近几年，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大量事实证明，刘少奇对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无论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还是对理论本身的阐述，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刘少奇比较早地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部署和组织。早在1936年8月，他主持北方局工作时，就估计到北平、天津、青岛等主要城市，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军事后方支点，提出中共在这些城市中一切工作的目标，是准备与聚积我们的力量，准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破坏日本的军事后方，动员群众到乡村去参加与组织反日游击运动；在乡村中，就是准备力量进行广泛的抗日反汉奸的游击战争。1937年7月底，平津刚刚沦陷，中共中央还没有对各地党的工作发出具体指示时，刘少奇就指示华北各级党组织，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普遍发动游击战”，“组织志愿兵、自卫军等。在战区准备建立战地委员会等抗日政权”，（《刘少奇传》（上），第26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不失时机地把中共的工作从国内战争转到以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心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轨道上来。他同毛泽东配合默契，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关于八路军要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指导北方局各级党组织，配合八路军，成功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其次，刘少奇于1937年10月16日，在党内最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小册子，精辟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优点和弱点，阐述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条件和各种政策，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问题，揭示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以及抗日民主政权的内在联系，预言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光明前途。这些被尔后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是刘少奇在抗战爆发仅仅三个月时发表的。这同毛泽东半年后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思想基本一致，有力地指导了华北党的工作，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和在太原失守后转入游击战争做了很好的准备。正如彭德怀在中共七大总结八年抗战工作时，深有感触地指出：这些道理“在今天看来，这是极平常简单的，是很容易的，但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在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白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也懂得农村的敌后战场”。（同上书，第271页。）
再次，刘少奇还较早地提出在平原发展游击战和建立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八路军的基本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其中虽包括“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基本要求是“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而没有提出在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派正规部队前往的问题。八路军各师即是按照这一原则，分别依托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和太行山，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然而，随着战线南移，建立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逐渐提上重要议事日程。1937年底，聂荣臻提出并得到毛泽东批准，从八路军第129师和聂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路以东的平原地区，从事战略“侦察情况”。1938年3月11日，刘少奇和杨尚昆从晋南前线联名致电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明确提出发展平原地区游击战的问题，指出：“太行山脉、冀晋边各得力游击队，似应更多的到平汉路以东去行动，更大发展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如有可能，目前即组织一支得力游击队到山东去。”（同上书，第312页。）几天之后，刘少奇回到延安。3月21日，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做《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报告，明确论证在平原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指出：平原虽然地形条件便利敌人不便利我们，但有其他条件也能坚持游击战，也能建立根据地。在平原坚持几年的游击战争与建立不大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还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好，有好的军事家游击战家的领导，有好的群众组织与武装，我们是可能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所以，不管山地也好，平地也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最广泛地发动华北民众走上抗日战场，拿起武装和日军拼命，并建立坚固的抗日根据地与日军长期战斗！
这是党内对平原地区是否可能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理论上的最早论述。在这一基础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张闻天于一个月后，共同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电，正式作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发展了洛川会议关于八路军战略方针的决定，使山地抗日根据地和平原游击根据地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形成对日军占据的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最终解决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对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坚持并走向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而使毛泽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臻于完善。
三、刘少奇对树立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面伟大旗帜，对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它的确立是全党经过二十多年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深深镌刻着刘少奇十几年奋斗的光辉业绩。
之所以说刘少奇为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做出重要贡献，这个论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刘少奇以创造性的实践证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这除了在抗战爆发前刘少奇在北方局所做出的辉煌成绩外，更主要的是指他在抗日战争中，在华北、华中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地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坚决抵制王明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放弃独立自主，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右倾错误，而大刀阔斧地建立和开辟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卓著战绩。其中包括在皖南事变爆发后，刘少奇从华中实际情况出发，先后向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和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新军长的远见卓识。他主持召开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建军会议，彻底批判项英的右倾错误，提出建立一个好的党和一支铁军的口号，使华中根据地在敌友我的复杂斗争中，坚强地站稳了脚跟。他以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证实毛泽东提出的路线和方针的正确，并且把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不同组织系统的力量，首先在北方局范围内，继而在华中广大地区汇合起来，实现了以毛泽东正确路线为基础的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是指刘少奇为毛泽东思想确立本身及其思想体系的阐发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如同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形成一样，它的提出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适应当时党内外斗争需要的产物。刘少奇虽然不是这一概念的第一个提出者（据迄今为止党史界专家确认，最初是由张如心，之后又由王稼祥最先提出），但据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回忆，刘少奇早在1941年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就已在华中党的领导干部中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了。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后，又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确立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其中他于1943年7月4日撰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并从总结中共历史经验的高度，集中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他的这篇文章早于王稼祥的文章，是“毛泽东思想”概念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944年5月，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负责主持起草七大党章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他的主持下，“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同上书，第507页。）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科学地、全面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基本内容，把延安整风以来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以后中国革命起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几十年后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的：“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第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胡乔木在回忆七大时，也指出：“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大会三大报告之一。他在会上讲了两天。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彩，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四、刘少奇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总结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国情而提出的伟大理论。这一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一认识已基本取得学术界公认。毫无疑问，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迅速取得胜利的。然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应该说刘少奇则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从1948年年中开始，也就是在毛泽东精心准备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之时，刘少奇即受毛泽东委托，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构成、社会矛盾、经济发展道路和市场关系等进行深入思考。他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从1948年“九月会议”开始，到1951年的“春耦斋讲话”为止，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建设提出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的报告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这些理论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发展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三种经济成分的思想。刘少奇在吸取党内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于1948年10月左右在修改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在党内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的概念，以后经中央讨论确定后，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经典用法一直沿用下来。
2.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刘少奇最初在“九月会议”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之后，刘少奇经过对天津、北京等新接管城市实际情况的调查，修正了这一观点。在1949年6月秘密访苏期间，最终确定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残余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思想经过七届三中全会确认，成为中共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思想。
3.根据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刘少奇最初在“九月会议”上，同毛泽东一道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15年时间。在天津进行调查中，他修改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需几十年时间，即在中国工业发展到生产过剩时。之后，由于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他重新将过渡时期确定为15年或20年。在此过程中，他多次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要照搬东欧经验，过早地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
4.比较早地探索了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道路，提出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济发展思想，对毛泽东在1956年前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是一个重要补充。
5.提出“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先供销合作，后生产合作”的农村发展模式。刘少奇主张农村在土改后，要让农民个体经济先发展一段时间，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大规模地组织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前，农民可以普遍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互助组，通过广泛发展城乡商业流通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6.十分重视市场关系。刘少奇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问题，因此，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要尽可能多地改变我们一切关系为市场关系，提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能领导经济”的著名论断。（《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同时，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面性，提出要毫不留情地打击投机资本，帮助各种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思想，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五、刘少奇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贡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理论建树，刘少奇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早在1947年底的军工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在根据地国家工厂内部没有对抗的矛盾，而在私人资本家的工厂与工人之间则存在对抗矛盾，对根据地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了最初的思考。1951年，刘少奇进一步论述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正式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两类矛盾”的概念，并指出国营工厂内部管理机关同工人的矛盾在今后将会长期大量的存在。1957年1月中旬，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后，刘少奇对这一契合感到极大的振奋，很快就组织有关人员组成调查组，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地，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情形。在近两个月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刘少奇极大地补充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坚持发展八大路线，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虽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但却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隐含了伏笔。刘少奇则通过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和同工人、农民、学生代表的直接交谈，比较正确地掌握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状况，明确肯定阶级矛盾在国内已经基本解决，并下降为次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2.具体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使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具有可操作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正确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主要侧重于从宏观的理论角度提出，而没有具体展开论述，广大干部群众不容易把握。刘少奇则具体分析这两个矛盾，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这是长期性的总的大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则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问题上，这就把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具体化，从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比较容易理解和正确把握。
3.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刘少奇在同群众代表的大量交谈中，直接了解中国当时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运用自己的智慧，对当时人民群众意见集中的升学问题、工厂住房问题、农村生产管理问题和工厂劳动制度等问题，实事求是、设身处地地为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提出解决办法，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落实到实处。
4.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更强调同一性。刘少奇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其矛盾完全可以统一。因此，处理的方针就不能以对抗的办法来处理，不是强调斗争性，而要强调同一性。应该使人民内部矛盾缓和，而不能故意使它紧张起来，只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这对毛泽东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是暂时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理论，是一种更符合具体实际情况的补充。
5.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基础是实行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刘少奇在调查研究中感到许多人民内部矛盾的积累，是由于领导干部不大讲群众路线造成的。他从在莫斯科参与处理波匈事件的实践中，深深认识到党离开群众路线的危险。他在几个讲话中，都反复强调指出“离开群众路线，我们一定要犯错误”。这种告诫一语中的，切中时弊。
刘少奇上述这些从调查研究实践中得来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理论，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刘少奇对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的贡献
刘少奇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论专家，他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中共党内论述党建理论最多的，他一生留下的近500万字的著作中，有50万一60万字是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补充、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首先是关于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理论，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理论乃至对国际共运的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的党建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建党的政治思想路线问题。但路线确定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和素质，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的矛盾，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乃至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新贡献。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根据他多年在严酷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党内生活经验，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论述了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锻炼和修养过程，并提出具体要求和标准，这对每个参加党组织的新党员都有很大启发。毛泽东多次称赞这本书“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本很有益的书。在延安整风中，这本书还被选定为干部整风必读文件，人手一册。大家认真学习，常用它对照检查自己，它哺育了不止一代共产党人，其生命力历时几十年而经久不衰。今天，在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亟需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时，也不失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好读物。其次，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后来再版的《论党》小册子中，全面论述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其中把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根本路线，是中共关于群众路线观点的经典论述之一；他对民主集中制所作的精辟论述，深刻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再次，刘少奇根据自己数十年党内生活的实践经验所写的《论党内斗争》一文，被毛泽东誉为“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其中，他对党内斗争原因的解释，一方面同意毛泽东关于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反映的论断，同时更强调党员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他认为党内斗争的实质和内容，主要的和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是由党员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不同而导致的。应该说，刘少奇的这种看法更符合党内斗争的实际，是对毛泽东党建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
特别是在执政党的建设上，刘少奇也有许多独到的深刻论述。他根据建国后党的建设环境的变化，适时地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提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这在建国初期中共需要大量发展党员的历史情况下，对保证党的纯洁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共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尤其是在1956年底，他到莫斯科参与处理波匈事件后，对如何加强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避免成为脱离群众的特殊阶层，做了许多论述，成为毛泽东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在协助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建设工作中，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思想。虽然刘少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左”的错误影响，在“四清”运动中犯了一些“左”的错误。但他仍然尽力坚持从具体实际出发，为探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人民的中心任务，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后指导中共工作的基本原则。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1952年8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时、1956年八大、庐山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等几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着重强调这一问题，为中共坚持发展经济，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这是刘少奇在建国初期深入思考中国建设发展道路得出的结论。这一口号集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于一体，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需要，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提出建立民主富强国家的目标相一致。
3.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刘少奇在1956年前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认为社会主义虽然是计划经济，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是纷繁复杂的，为此应引入自由市场经济，使通过自由市场调节的经济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25%，并给地方和个人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这样，国民经济就会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使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和更方便。
4.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这也是刘少奇指导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60年代初期，他针对我国用部、厅、局等行政机关管理工厂企业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改革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大型经济组织来代替行政组织管理经济。他亲自指导12个托拉斯企业的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效果。他还提出要建立灵活的商品流通体制，生产资料也可以作为商品流通，对斯大林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提出怀疑。
5.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鉴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要利用个体劳动，农业要实行生产责任制。
6.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进行劳动体制改革，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打破职工和干部职务终身制，以适应生产发展和调动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教育也要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半工半读学校，培养有文化科学知识和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刘少奇上述思想其前瞻性之强，令人赞叹，这些思想无疑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思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对刘少奇的研究还十分不够，还需要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努力，不断深入研究。“出乎史，入乎道”，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新世纪之借鉴。
[收稿日期] 200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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