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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1)03-0007-06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重要理论成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面临着大量新情况、新课题，时代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总结建党90年来理论创新经验，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理论创新的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248)这段话说明了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体现其根本思想观点的基本原理；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情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和理论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作过专门的概括，但从马克思主义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理论发展中可以看出，其中贯穿着始终不变的根本思想观点，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对坚持、发展这些基本原理作出了重要的探索。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为不同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即代表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2](P312)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指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3](P39-40)“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3](P39)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3](P40)。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指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理论体系，拿这种观点做指导，去研究解决世界上的问题，就成为方法论。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唯物辩证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3](P43)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点。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领导人。早在1929年12月，他就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4](P92)。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5](P533)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多次强调，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要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始终坚持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体现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江泽民在谈到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也突出强调：“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6](P335)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使之成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并与其并列的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民族化的形式，但从根本上说，坚持共同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脉相承。
第二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提出、经过实践证明其正确性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和结论。对于这些重要理论、观点和结论，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是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最深刻的本质，特别是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这一原理已经和正在被当今社会发展所证实。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等各个组成部分包含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等，这些基本原理已经被实践证实了其科学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创新的基本点，如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过渡时期”的基本原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理论为基本依据；社会主义时期主要任务的确定，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理论的实践；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行，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理论的实践；我们党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我们党结合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具体国情，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作出的一些判断和预测，作出了科学的修正和创造性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民族化，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人的认识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现实是不断变化的，人的思想也必须随着客观事物和人的实践的变化发展，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使主观同客观相符合，否则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即使是正确的理论和思想观念，如果脱离具体时代和具体国情，也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长期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思想路线都给革命斗争带来了危害，其中教条主义危害更为突出，曾经在1931-1934年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损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勇于打破陈规、突破前人。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4](P111-112)。为了从理论上对错误思想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理和纠正，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并正式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正确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建国后，毛泽东针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作过多次精辟论述，他说：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7](P109)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堪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典范，他根据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情，大胆解放思想，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根据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缺乏经验和急于求成等因素，中国共产党曾几次违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原则，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不顾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实际“解放思想”，人为改变生产关系形式，制定出超越实际生产力水平的高指标，结果造成严重经济困难；1978年出现的急于求成的“洋跃进”，也是违背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辩证统一原则的深刻教训。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并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进一步概括，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8](P278)针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导致人们思想僵化的现象，邓小平多次强调解放思想对于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8](P179)他强调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新问题，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8](P179)。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带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深入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说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在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特别是他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勇敢地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开创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极大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提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原则，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关于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关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重大理论思想，为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
进入新世纪，随着“如何发展”问题在全球的日益凸显，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破坏、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规定了我国今后发展的第一要义、发展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科学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容和实践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也是指导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
三、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它的实践性，早在1845年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阐述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4](P284)“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4](P284)因此，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理论创新的最坚实的基础，也是检验党的理论创新是否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标准。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在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正确思想，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结晶。
改革开放后，经过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9](P291)江泽民也多次强调实践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作用，他说，“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6](P132)。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多次强调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源泉，指出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10](P364)，“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10](P365)。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改革开放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实践在理论创新中的基础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如我国农村改革初期最重要的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定，就是邓小平在对农民实践经验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也是在总结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特区实践经验后，才逐步在全国加以推广的。20世纪80年代末，江泽民坚持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建立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之上，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对党的历史方位的论断，中国共产党要做到“三个代表”理论，坚持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思想等，都是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深化改革中出现的城乡差别、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作出的理论回应。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史证明，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和最坚实的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时实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经过一个半世纪，虽然时代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当今世界是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既要走进历史，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原意，又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历史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当代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时，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大陆，隶属于西方文化，要使马克思主义走入中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须进行文化之间的转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这既需要语言的转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汉译，还需要用中国民众习惯的语言对文本进行解读，这种文化转换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过程。然而，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并不意味着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需要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从学术语言转换为大众语言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大众真正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这就需要通过文学、艺术以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多种语言和形式，把抽象的理论变成易于被广大群众接受和认同的表达。除此以外，实现大众化的更重要的途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理论真正能够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贯彻于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政策中，体现在党员干部的言行中。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才能达成，这个实践过程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是使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升的过程。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能否做到这“三化”，是决定党的事业成败与否的关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几次“左”的和“右”的错误，都与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直接关系。如大革命后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由于没有认清时代的变化（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已经“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5](P667)，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要完成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自动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是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导致革命失败的典型教训，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首先提出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1941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毛泽东不仅提出并且卓越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由理论变成为现实。
1978年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当今时代特点的新变化，进一步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在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根据我国改革实践的要求和时代的新特点，不断作出新的科学回答，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的每一个重大理论发展，都是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和结晶。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实践证明，只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不断与时代和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保持蓬勃生机。
收稿日期：201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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