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_科技论文

科技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_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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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

王春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科技全球化,主要是指人类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化,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技研究开发资源的全球配置,即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研究开发资源,以求得研究开发产出的最大化;二是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即不仅研究开发的组织形式是向全球开放的,而且各国均须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和标准下,按照共同的国际规则进行科技成果的交易并为科技成果的持有者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三是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即在一定的规则和条件下,科技研究成果的应用是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溢出和扩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科技全球化浪潮的主旋律。其中,研究开发资源的全球配置又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和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的规模和程度。

科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技术发展既受到全球化的驱动,又是全球化的关键推动器。一方面,科技全球化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随着人类社会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各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方向及其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经济增长过程的内生变量了,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要素。为了避免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落后于竞争对手,不仅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而且企业在研究开发活动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知识的任何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这一重大转变表明,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一种决定一国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战略资源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科学技术知识供应状况,而且取决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知识供应状况,这在客观上就要求人们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和把握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科学技术知识的供应并保护自身的科学技术收益不被侵犯。不论是跨国公司的海外研究开发活动,还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条约”等知识产权相关机构或规则的确定,都代表了人类社会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另一方面,科技全球化又对经济全球化起着推动和深化的作用。这是因为,不论一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具有怎样雄厚的实力,它都必须参与到科技全球化浪潮之中,以便准确地把握其发展的方向与基本趋势,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技术联系与经济联系,从而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技术不仅使这些事件得以发生,而且它自身也是一种竞争工具,因为创新和成功地采用新技术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一项研究表明,自80年代初以来,包括技术许可、专利和商标出售、技术专家和智力服务在内的技术交易增长了大约3倍以上,而且通过设备进口而获得技术知识的重要性也呈不断增强趋势。不仅如此,科技全球化还促进了国际竞争的扩大和深化。由于企业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在知识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而知识的无国界性和无限供应性以及非独占性这3个特点又决定了未来的知识经济必然是一种全球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竞争的焦点不再是各种生产活动的最终产品,而是各种知识活动的成果,竞争的战线已经前移到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乃至基础研究阶段,国家或者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其研究开发能力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在许多情况下,市场竞争的结果甚至在研究开发阶段就已经决定了。这说明,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竞争的核心阵地已经不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领域了,而是已经前移到了科学技术研究阶段、在研究开发的主攻方向的选择阶段以及在对用以进行技术创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筛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成败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有形的产品和服务,而更多地取决于国家和企业选择研究开发的主攻方向、研究开发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的能力。这样一种竞争势必是全球范围的全方位竞争,其激烈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从性质上说,由于科技全球化的直接动因是以跨国公司生产和经营国际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它直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因此,科技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操纵的,由科技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科技结构变化也主要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少在短时期内,科技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挑战而不是机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要拒绝或者反对科技全球化浪潮,因为不仅研究开发的溢出效应也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分享一部分科技全球化收益,而且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积极参与科技全球化进程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适当的科技全球化战略,简单地否定或者是肯定科技全球化都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技术全球化及其对国家技术竞争力的影响

郭新有 (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技术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是全球发明和创新。企业为了生产发明而通过开发全球研究网络的方式来实现跨国技术战略,并借助新的信息网络实现其技术柔性。

相对跨国公司,政府公共研究与发展(R&D)机构、大学,可以在R&D项目中进行国际合作,但他们一般不进行全球性的发明生产,单国企业一般都将其包括R&D实验设施在内的生产设备置于国内。因此,跨国公司是全球发明和创新的唯一主体。跨国公司在技术角逐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根据OECD的统计,在其成员国的产业R&D中,跨国公司就占75%。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其在国内的增长幅度。

度量研究与发展全球化指标体系有R&D机构全球化指标、R&D经费支出全球跨国化指标和R&D科技人员全球跨国化指标。该指标体系还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按经济活动细目分类,按研究与发展活动的类型分类。

从不同的利益者的关系来看,R&D全球化的成本和效益的关系也极其复杂,不同的利益者有不同的成本和效益,也就有不同的成本和效益指标。因此,R&D全球化的成本和效益指标体系可分为: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成本和效益指标体系,东道国的成本和效益指标体系,母国的成本和效益指标体系。

技术全球化第二层含义是全球技术合作。技术合作按其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性机构之间的合作。非营利性机构之间的合作有政府之间的合作、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另一类是商业机构之间的合作。企业更愿意同其竞争对手分享技术决窍。

目前全球技术合作仅限于少数几个关键性的领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领域最为普及。从1980~1994年14年间,在信息技术领域共建立了2800多个战略性技术联盟,涉及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通信、工业自动化、微电子学等专业。1994年,信息技术领域的战略性技术联盟,占整个战略性技术联盟总数的51.72%;其次是生物技术领域,占40.89%;再次是新材料领域,占7.39%。合作协议在快速增长的技术中为什么会如此盛行的原因有二:一是这些新技术范例的知识密集度较以前更高,成功的创新行为也依赖于对该领域最新动态信息的获取能力;二是信息的获取和分享对那些处于萌芽期的产业更是必不可少。这些国际合作决定因素可分为市场机会和技术机会两类:上述三个领域中,技术机会较市场机会的影响更为直接。

营利性机构之间的全球技术合作更多地表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性技术联盟。全球技术联盟缓解了公司对R&D投入承受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复合的时代,一项科研项目的费用支出额巨大,使企业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必须不断从事R&D活动;另一方面,巨额的R&D费用使企业无力支付,研究与发展的战略联盟成为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全球技术战略联盟可降低R&D投资风险性。由于联盟中的合作伙伴优势互补,研究周期可能会缩短,成功率也将提高;即使失败,风险也是联盟成员共担,从而降低R&D投资的风险性。全球技术战略联盟可拓展全球市场。由于联盟伙伴中的企业已有的市场而得以扩展,企业与经销商联盟,使新产品的市场规模得以扩展。全球技术战略联盟可增强企业竞争力,通过联盟,企业在供应方面也可获得效益,产品的兼容性、扩展性增大,能更有效地设置进入壁障,使竞争者处于不利地位。

技术全球化第三层含义是技术全球转移。由于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和利益关系,技术就会在它们之间转移。从技术体系上看,技术转移可分为完全技术转移和部分技术转移;从技术的所有权益上看,技术转移可分为企业内部技术转移和企业间技术转移。企业间技术转移的方式之一为技术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技术贸易额一直处于增长态势。

企业通过转移无形发明或出口技术产品的方式以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回报的话,就得花费大量的成本和精力在国外拓展专利。另外,为了阻止竞争对手或其他企业入侵自己的(或第三方)市场领域,企业也常把其专利拓展至其并不经营的市场。反映这一现象的指标为各国的国内专利和国外专利的比率。

上述技术全球化的特征表明,国家创新政策的重要性并不会因为技术全球化而有所削弱。技术创新要求政府根据国内新技术开发而设立相应的制度,国际合作又有赖于与未来合作伙伴紧密相关的国家技术能力。大量事实证明,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因此,在那些影响企业对外合作或对外投资的诸多因素中,该企业或其所在国必须提供的技术专业知识便是其中之一;并且,这些企业在其国际创新战略中会尽力利用东道国优势。例如,美国在德国化学行业的投资就是利用了德国在该领域的传统优势。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大量欧洲企业在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也正是看中了美国企业在该领域的高技术竞争力。其次,部门之间的优劣差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扩大。技术全球化并不能促进合作者之间技术优劣势的趋同进程,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正在大企业的跨国活动中日益加大。

R&D全球化下的世界技术流动格局

欧阳斌 (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

当今世界国际技术流动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手段,但是最主要的方式还是跨国公司。据统计,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技术贸易的90%以上。在美国,技术贸易总额中大约有85%是来自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而在英国,技术贸易总额中有85%左右是在母公司和海外子公司之间进行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流通和销售上推行的是全球化战略,作为对母公司全球战略的技术支持,R&D活动也走向了全球化的道路。跨国公司在全球建立R&D网络体系需要解决的是技术的集中与分散、从属与独立的问题。前者意味着R&D活动是以母公司为核心,各海外R&D分支机构的R&D活动是母公司R&D活动的适度分散;而后者是指海外R&D分支机构的R&D活动是独立于母公司的R&D活动之外进行还是与母公司的R&D活动保持一致,即海外R&D分支机构的科研自主权有多大,“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究竟是母公司决定还是自主决定。

在跨国公司R&D全球体系建立之前,公司内部的技术流动主要是母公司流向海外子公司,换句话说,从母公司流出来的要比流向母公司的要多得多。而母公司广泛在海外建立海外R&D分支机构实际上是相当于在海外建立了若干个技术高地,这种情况下公司内部技术流动格局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跨国公司R&D全球体系的背景下,公司内部的技术流动形成了以母公司R&D机构为核心、由各海外R&D机构为节点的技术互换网络。公司内部的技术流动再也不是过去那种最先进最核心的技术主要只由母公司流出的局面,有可能出现高端技术产生于海外的R&D分支机构,再由那里流向全公司体系,当然也包括母公司在内。如果在跨国公司R&D全球体系内还实行了劳动地域分工的话,那么各地的R&D机构,也包括母公司的R&D机构各司其责各展所长,技术互动网络就有可能出现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多足鼎立的局面。那些在某些领域处于公司领先情况下的R&D机构就会成为该领域的全公司技术核心,技术流动也是从这里向外扩散。由于这些新的R&D区位变化,跨国公司传统的R&D金字塔层次体系趋于软化和扁平化,软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强调技术生命周期的同时有条件地放松了对技术流向母国之外的严格限制,并且在东道国注重技术的本地化和创新;扁平化是指由于海外R&D体系的扩展,公司过去等级森严的技术创新制度被打破,从母公司到海外子公司的技术流动层级缩短了,有的甚至已经不需要从母公司转移过来而是只要从海外R&D中心获取就行。

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R&D投资客观上对世界技术贸易流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对东道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益上,一类是产业间溢出,另一类是产业内溢出。产业内溢出主要表现在对东道国同行业当地竞争者的影响。首先,由于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意味着带来了外国先进的技术,这给东道国市场增加了竞争压力,迫使当地企业加强R&D以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将那些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排挤出市场,盘活资源使市场要素得到优化配置,提高当地企业整体R&D水平;其次,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所带来巨大示范效应能够诱使当地企业尽快掌握新技术或者关注过去那些被忽略的技术成果。据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在1/3左右的案例中跨国公司的介入使得有竞争力的技术成果至少提前两年半在东道国面世;第三,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必须雇佣一批职员,无论是当地的R&D人员还是普通的雇员,他们都会在外国公司内得到提高,当他们从外国公司转到当地企业时无形中就促进了技术的流动。产业间溢出主要表现在对相对于外国公司的上下游产业的影响。对下游产业来说,为了能够向外国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他们必须大力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样,通过产业的前向拉动,外国公司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发展。在另一方面,外国公司依靠先进技术开发出来的产品被当地企业购买去了之后会对当地企业产生后向推动作用,进而促进他们的技术进步。

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应走特色之路

武夷山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总工、研究员)

尽管科学技术具有国际性,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要想走出困境,也应该走自己的特色之路,而不应盲目追随发达国家。

首先,各国国情不同,邯郸学步很难有好结果。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对于新农药的审批程序要比作物新品种的审批程序冗长复杂得多,这就意味着新农药的研制者在报批过程中得花更多的钱。据估计,新农药上市的审批过程需要40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而新作物品种的审批过程所需经费不到100万美元。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FDA要仔细评估新农药对环境的潜在影响。面对这一现实,美国的生化药品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宁愿去多多研制能够耐受、适应现有农药的新作物品种,而很不情感研制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绿色农药。这样做的后果是,环境继续遭受现有农药的污染,农民则不得不在不断更新的作物品种上付出越来越多的资金,就像软件不断升级逼迫电脑用户不断掏腰包一样。假如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头脑简单地学美国人的路数,重视作物新品种的开发而忽视绿色农药的研制推广,则不仅我国已经很差的生态环境会每况愈下,而且我国的农民更加承受不起作物种子成本不断上扬带来的资金压力。

其次,不走自己的路,则将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谈不上跨越发展。仅以移动通信技术为例。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来看,美国的手机和寻呼机的普及程度并不算高。目前,美国拥有无线通信服务的人口比例仅为31.8%(相形之下,芬兰的对应比例70.4%)。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发达,电话亭遍地都有。在有些高速公路的路段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在路边设有一个公路交通事故专用报警电话。因此,百姓对手机和寻呼机的需求自然不强。另一方面,美国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私营机构,总有秘书接电话,基本上不会出现找不到人的情况。我国的电信基础设施不如美国发达,而且,别说普通百姓和中低层干部,就连很多政府部门的司局级领导和很多研究所的所长都没有配备秘书。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手机和寻呼机就简直无法联络。于是,移动通信技术的应用,在我国是跨越式地发展起来了。同样的道理,若当年瑞典、芬兰等国家以美国的电信结构作为所谓“国际潮流”的代表并追随潮流,则决不会去大力开发移动通信技术。好在这些国家坚持走自己的路,创出了爱立信、诺基亚等世界名牌,取得了移动通信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更必须走自己的路。否则,即使我们只想跟进而根本不打算跨越,某些发达国家也决不会把关键技术转让给中国,微电子技术便是一例。这样,我们实际上跟也跟不上,只好受制于人。

第三,不强调走自己的特色之路,还会丢掉自己最可宝贵的东西。这里可以中医药为例。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可惜,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并未在中医药研究开发上投入足够的力量和资源,将它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国的优势学科领域和重要经济增长点。由于重视不够,一些优秀老中医的宝贵诊治经验尚未来得及总结留存下来就辞世了,造成了难以挽回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直到20世纪90年代,科技部和其他有关部、局支持的“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和政策研究”和“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这两项软科学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之后,随着这两项课题报告的政策建议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决策者所接受,中医药研究开发的受重视程度才出现了较为令人可喜的势头。

必须强调指出,走自己的特色之路,与对外开放、努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不矛盾。例如,将优秀中医师的诊治技术总结保存下来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制高水平的中医诊断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就完全是从国外学习来的东西。

总之,每一个国家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独特的群体单位,不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思维特点和资源状况来扬长避短,在科技发展上走自己的特色之路,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科技全球化是指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地区)科技共同体协调与融合的发展过程,表现为科技问题的全球化、科技活动的全球化、科技体制的全球化以及科技影响的全球化。

科技问题的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对全球性科技问题的认同在不断提高,某些与人类发展和自然奥秘有关的科学与技术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也逐渐趋同。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可以从个人、组织和政府等层次全球性科技活动的规模和水平来体现。在科技活动的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而其他各个层面上的主体也积极参与其中。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国际交流是科技全球化的重要构成。个人层面上的这种交流活动以及海外交流专家等已经被一些国家作为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重要手段。其次,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迅速增长、海外研发机构的设立规模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技术联盟的发展这三个主要方面。

科技体制的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全球竞争与合作的规则,随着全球性科技问题日益增多,随着科技活动全球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全球性的制度安排的发展是协调全球性科技活动的必然要求。这种全球性的科技体制主要包括:①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准则。为了进行跨国界的学术交流,必须规定标准的学术语言;为了保证对研究者学术工作的承认,必须确立适当的引注规范。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学术语言和学术规范逐渐趋同的现象;②市场规律在科技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由于科技活动产出的潜在经济收益,还有一系列符合市场规律的基本准则,如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及公约,要求参与全球化科技活动的个人、机构以及国家能够共同遵守。

科技影响的全球化是与全球信息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分不开的。一个国家的科技活动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应对科技全球化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坚持开放,在开放中求得发展;积极参与,在参与中争取主动。而兴利除弊的基础是有效的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系统。

1)坚持开放,增强吸收能力,扩大溢出效应。在科技全球化进程中,研发资源越来越能够突破组织的、地域的、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充分实现这些战略性资源的内在价值。坚持开放政策将有利于中国在研发资源的全球流动中吸引更多的资源,无论是鼓励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还是促进产业研发领域的外资进入,都将为中国科技发展赢得更多的知识资源、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

我们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基本现实出发,合理处理进口技术和自主开发以及在国内进行研发与到海外进行产业研发投资等方面的关系,将特别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研发能力。在鼓励外部研发资源自由流入的基础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何提高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包括对外部知识资源的识别能力、与外部知识资源之间的合作能力以及对外部知识的整合能力。增强知识吸收能力将有利于学习和利用世界各国专门知识方面的种种优势,取长补短,从而不断缩短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知识吸收能力中,知识的整合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对外部知识资源的有效整合,有利于促进新知识的创造,促进自有知识产权知识的形成,建构本国知识基础和核心能力。中国开放多年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引进技术容易,消化吸收最难。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鼓励国内企业和研究机构以各种形式与国外同行加强合作与联盟,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学习能力。

2)积极参与,引导全球规则,在参与中争取主动。伴随科技全球化,各种形式、各个层次上的全球性科技活动不断发展,这越来越需要有全球科技体制来规制。而全球科技体制的形成实际上也是各种利益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当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论坛,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和沟通,主动参与全球性科技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争取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事实上,由于科技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客观进程,因此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科技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利弊往往与全球性的制度和规则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在生物研究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过分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优势的利用。过去,发展中国家往往被排除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之外。随着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提高,中国有更多机会参与及影响这些规则的制定。但是,应当看到,要想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影响这些规则的制定,中国应当加强对现行国际规则的研究,在有关的政策选择中,更多强调主动参与和有目的、有意识的参与,以增强中国在科技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充分利用科技全球化中的多极化趋势,在全球规则的制定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争取有利地位。同时,通过主动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合作形式和合作时机,主动把握科技全球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科技合作关系,主动地,有选择地在中国有一定优势的领域中引导国际科技活动的发展。

3)加强科研基础,完善创新系统,提高国际科技地位。无论是通过开放来获取外部资源,还是通过主动参与除弊兴利,提高对科技全球化的应对能力,都建立在中国创新能力基础之上。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对国内外研发资源的吸引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依赖于本国研发基础,特别是科学与产业研究的基础。目前全球范围内知识和人才主要向世界性及地区性的知识高地聚合,知识基础薄弱的国家则面临研发资源空心化的严峻挑战,战略性研发资源流失日趋严重。因此,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强大的科学与产业研究基础是吸引科技资源,扩大科技全球化溢出效应,提高中国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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