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四、参与策动“福建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并指令由海路从漳州、厦门登陆。蔡廷锴担心遭蒋介石暗算，请黄琪翔协助了解漳州、厦门一带的军情。黄琪翔电令在福建的陈祖康急速赴沪汇报。陈祖康感到事关军事要情，赴沪面请黄琪翔另派军事专员前去视察。黄琪翔派陈祖康、周士第、邓次侯3人，利用邓次侯与邬汉屏（驻漳州中央军49师副师长）的同乡友谊关系，由邬汉屏接待，名为游览名胜古迹，实为察看漳、厦一带的军事部署情况。之后，经综合分析，陈祖康、周士第、邓次侯3人电告黄琪翔“转告19路军，可以安全入闽”。
在国际贸易经济中，我国应该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对于一些不规范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及时提出意见或者建议。由于不合理的经济贸易政策，近年来经济贸易救助措施明显增多，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在对外贸易中仍然采取不透明措施，在遇到不合理的经济现象时没有及时通报，增加了国际贸易中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对落后国家进行积极引导，可以有效减少对外贸易摩擦，减少贸易壁垒。
19路军入闽前，黄琪翔在与蔡廷锴交换意见时，取得“不抗日不足以图存，不反蒋不足以抗日”的共识。农工党中央干部会干事李世璋对蔡廷锴说：“19路军抗日，名誉满天下，现在你只有联共反蒋抗日，就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有办法。”
[67][81]A Chronology of Burm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45—1948, Rangoon University, 1959, p.28, 57.
19路军入闽后，黄琪翔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与蔡廷锴等建立反蒋联盟，并将福建作为农工党进一步恢复发展的基地。1932年冬至1933年，农工党党员从四面八方来到福建，会同在福建的党员，计有100多人，党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都到了福建。经蔡廷锴、蒋光鼐同意，并由19路军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党员徐名鸿安排介绍，到达福建的农工党党员分别在福建各地担任行政工作、农村工作以及协助19路军开办军官训练班等。原在19路军担任军职的，尚有旅长云应霖、团长周士第、团副汪志道、参谋沈奎、营长何自坚等。在地方担任军职的，有钟绍奎、马鸿兴等若干人。
11月18日，黄琪翔和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陈友仁、徐谦、李章达及19路军各军军长、总参谋长等在福州鼓山喝水岩“迥龙阁”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对发动建立反蒋抗日革命政府的各项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关于发动事变的时间发生了激烈争论。黄琪翔表态：“今日之事只有备战一途，过去阎、冯反他（指蒋介石），被讨伐到底。如今我们联共反他，蒋必全力来犯。与其不战而屈，不如战而败！干革命成败利钝在所不惜，为千秋后世计，应立下决心，速即发出讨蒋电，以争取外援。”鼓山会议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对发动事变时间、方式及新政府的纲领、政策等重大问题作出最后决定。黄琪翔代表农工党坚定的反蒋立场，推动了发动“福建事变”的进程。会议至18日深夜结束。
1933年11月20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担任会议主席团主席。图中标①②③⑥⑦者分别为李济深、蔡廷锴、黄琪翔、蒋光鼐、陈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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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农工党党员黄琪翔、章伯钧、郭冠杰、丘哲、麦朝枢、刘伯垂、王亚樵等陆续到达福州。农工党中央机关设在黄巷32号黄琪翔的住所。章伯钧在福州向黄农（农工党党员）通报农工党将要参加发动建立反蒋抗日革命政府，要求凡属农工党党员均须来福州集合。于是，黄农通信召集闽籍同志来榕，并恢复农工党福建干事会，由丘锦章负责组织，余遇时负责宣传，黄农负责训练，郑少雄驻会。干事会会址设在中山社12号。
10月下旬，农工党党员黄琪翔、章伯钧、麦朝枢等，应李济深、陈铭枢的邀请，从上海赴香港，在李济深家开会讨论发动建立反蒋抗日革命政府事项。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蒋光鼐、徐谦、张文，以及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阮墨林等。会议讨论了有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具体事宜，决定在香港的人员分批赴福州进行筹备活动。
10月18日，徐名鸿以“福建省政府及19路军全权代表”身份，携带19路军将领的信件，由陈公培陪同，前往中共中央驻地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并宴请。10月26日，徐名鸿与潘健行（潘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代表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协定的签订使19路军正式走上了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并使19路军解除了在福建发动建立反蒋抗日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
根深蒂固的应试观念影响了高中生的思想教育，要改变这种现状，要认识到应试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学校要树立新时代的人才培养观，要建立科学的思想教育管理体系，尽快推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要立足于人的发展，将人的素养提升置于首位，要重视学生潜能的发掘、个性的培养。
11月20 日上午，“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6个省市的代表和华侨代表100多人，以及19路军官兵、人民群众等10万多人。大会主席团由黄琪翔、徐名鸿、何公敢、刘剑米（刘伯垂）、梅龚彬、彭岳渔（彭泽湘）、李章达、章伯钧、余心清等17人组成，黄琪翔被推选为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黄琪翔致开幕词，宣布大会的宗旨是“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实现此目的，“必然排除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和他御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大会还通过了《即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案》和《制定新国旗案》。随即举行升旗典礼。
1933年6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入闽后，19路军主力在闽西北受到猛烈打击，损失惨重。黄琪翔等遂于8月底在上海寓所宴请刘伯垂、章伯钧、彭泽湘、麦朝枢等农工党同志，共商闽局。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于公于私都要设法挽救19路军。19路军只有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商谈合作，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之可能。于是决定由黄琪翔写信向在香港的陈铭枢征求意见，然后安排农工党党员在上海找中国共产党联系，但没有结果。9月中旬，陈公培（又名吴明，农工党党员）受19路军将领委派，携带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写在绸布上的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前往闽西北前线寻找红军。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延平（南平）王台会见陈公培并进行谈判。陈公培对红军提出的停战条件没有异议。彭德怀给19路军将领写了回信，并请19路军再派人到瑞金同中共中央谈判。王台谈判之后，19路军和红军双方在闽西北前线处于休战状态。
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国旗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五星。人民革命政府设军事、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财政、外交两个部，以及最高法院和政治保卫局等。农工党人在人民革命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其中，黄琪翔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团代主任，彭泽湘任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章伯钧任文化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经济委员会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冠杰任延建省副省长（人民革命政府将控制的区域划分为4省2市：闽海省、延建省、兴泉省、龙汀省、福州特别市、厦门特别市）。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派尹时中为代表驻在瑞金，中国共产党方面也派张云逸为代表驻在福州。
“福建事变”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福建事变”遭到蒋介石的军事镇压。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福建事变”于1934年1月终告失败。
1934年3月21日，农工党负责人在香港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按邓演达的主张继续战斗。图为参会者与部分农工党联系的人士合影，前排右起：杨逸棠、郭冠杰、余心清、章伯钧、李健生（章伯钧夫人）、谭芝轩（彭泽湘夫人）；后排右起：杜冰坡、张文、黄琪翔、彭泽民、丘学训、丘哲、彭泽湘（余心清、张文是当时与农工党有密切联系的人士）。
策动“福建事变”是农工党继承邓演达遗志的一次重要实践。“福建事变”的失败，不仅使农工党再次遭受巨大损失，而且证明“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的设想难以实现。要抗日，蒋介石不让。要反蒋，力量又不够。如何继续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农工党同志陷入了迷茫。
1934年2月间，“福建事变”失败后陆续转移的农工党领导人在香港集会，决心按邓演达的政纲继续战斗。为积蓄革命力量，决定采取缩小目标、分兵各路的策略，分头在国内外进行活动。章伯钧、何世琨、 李士豪、郭冠杰等东渡日本。黄琪翔、万灿、连瑞琦等西去德国。漆琪生等回上海，王一帆、周惠生等到北平，李伯球等留广州，党的中心设在香港，由彭泽湘、彭泽民、丘哲等负责留守，与各方面保持联系。
（摘自《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
责任编辑 刘京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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