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渐变到质变——略论容闳思想的两次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一个闪光耀眼的名字——容闳。他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外交家。有关他的留学活动、教育思想，已有论著介绍，本文只阐述容闳一生思想和实践的两次飞跃。
一、从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
容闳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经走向衰落，危机四伏。容闳13岁时，爆发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其家乡广东香山县南屏乡首当其冲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冲击，对他青少年时代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容闳少年时代先后进入英国传教士在澳门、香港办的学校读书，后来在外国教会和香港英商的资助下到美国读中学、大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可见，容闳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迥然不同，基本上没有受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影响，而纯然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因而容闳早期的思想，即打上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较少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容闳虽然完全接受到的是西方教育，但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注：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27页。）。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在美国谋得一个优裕的职业，而是毅然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以效报国之志。
容闳回国后，为自谋生路奔波了七八年，曾给美国驻华公使当私人秘书，先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当通译，曾任几家洋行的职员，并访问了太平天国辖区及首都天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七条改革建议。经过考察，他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满洲政府之政治”的没落腐败，但也看到了它消极的一面，进而认为太平天国不能取代清王朝建立全国政权，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遂返回上海从事经营茶叶等活动。
1863年初，容闳经在曾国藩处当幕僚的友人的介绍，投奔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在策划镇压苏、渐、皖一带的太平军，他很看重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打算创建一座机器厂，引进外国设备，仿造洋枪洋炮等武器。当曾国藩从自己的幕僚处得知容闳的学历后，很感兴趣，拟招其面谈。容闳获悉曾的意图后，欣然前往，从此投入曾国藩的麾下。通过两次面谈后，容闳对这位洋务派的开山鼻祖，很是佩服，“一见即识之不忘”，“奉为泰山北斗”。他敬佩地说：“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注：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87页。）面谈后，曾国藩利用容闳在国外的关系，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赏给五品军功，拨付大笔资金，派他出国购买机器。从此，容闳正式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也是洋务派的一名重要成员。此后的20多年间，他积极从事洋务运动。
容闳身负着曾国藩的重托，经欧洲辗转来到美国，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他经过一年艰辛，购得机器一百数十种运回国，于上海高昌庙装机建厂，是为江南制造局。容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曾国藩赞赏并向清廷奏请授予五品候补同知官衔。1866年，曾国藩参观江南制造局，容闳陪同参观并为之讲解，曾国藩颇为赞许。容闳趁机建议在厂旁设一兵工学校，培养人才以备将来代替外国技术人员。此议也得到曾国藩的批准而施行。随后，又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十余年间翻译国外书籍百余种，其他洋务企业群起效仿。“江南制造总局遂蔚然成为洋务与西学重镇。中国之有现代建设与巨量之西学译述，盖自此始。”（注：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1-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第45页。）由此可见，容闳和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容闳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曾对容很信任并予以重用。随后，容闳与另一洋务派官员、江苏巡抚丁日昌交往甚密，一度成为丁的幕僚。
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与容闳也有密切关系。1867年容闳草拟条陈四项托人代奏朝廷，其中第一项即为“组织一纯为华股之合资汽船公司”，第三项“开采矿产”与“兴筑铁路”。“惟其后朝野所办洋务，多以容氏条陈为引端。如招商轮船公司之设立，即以容氏条陈为起因也。”李鸿章在建议设轮船招商局时，即援引“同知容闳，创华商造船章程”。这说明，“招商局之所由设立，即以容氏主张为始基也”。容闳开矿筑路的建议，也相继被洋务派所采纳，“李鸿章于光绪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尝集银二十七万两，于天津创设开平矿务局，专办煤矿；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西元一八九0年），创设汉阳铁厂，旋即开采大冶铁矿。李张二人固皆重视容闳氏，尝与商讨洋务，而受其影响者也”。另外，“中国之有新式银行”，亦即清朝后期所设大清银行，“推原其始”，“亦自容氏所倡导也”。总之，自1863年容闳投入曾国藩麾下，到“戊戌政变前，所创立与倡导洋务建设之较著者也”（注：罗香林：《容宏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1-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第46-47页。），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容闳是洋务运动在思想上的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但他并非是推行洋务运动的实权派和决策人物，因此，容闳对洋务派的主要官员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影响他们，而未起到决策性作用。
另外，容闳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也有些直接交往，并一度得到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如1873年春，容闳“为了将美国新出的格特林炮输入中国，曾特返国谒直隶总督李鸿章，经李鸿章同意，订购五十尊”（注：《中国前途的探索者——现代中国思想家》，台湾巨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容闳回国不久，李鸿章又委托他参与南美洲秘鲁专使来华招募华工交涉事宜，并秘密派他到秘鲁调查华工情况。容宏与秘鲁专使交流及其赴秘调查，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秘鲁迫害华工暴行，维护了华工的利益，坚决拒绝了秘鲁继续在华招募华工的图谋。他的主张得到李鸿章的采纳执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身在美国的容闳急祖国所急，向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写信，提出向英国借款购铁甲舰、雇洋兵抄袭日军后路的建议，得到张之洞赞同，并命容闳赴英办理，后因李鸿章和英国人赫德的作梗未成。
综上所述，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容闳投入洋务运动的时间是很长的，为洋务运动做出很大贡献，尤其对洋务派倡导的“西学为用”的方针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是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对外交往的代表。其二，容闳与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张之洞有着许多交往，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容闳的许多思想得到了他们的采纳实施；他热衷的留学生计划，也得到了洋务派的支持而成为现实。在思想上，容闳与这一时期的洋务派官员，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可以说这时期的容闳是洋务派的一名重要成员。
但是，容闳与上述几名主要洋务派官员比较，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异。他的封建保守性小，更多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容闳“改造中国”的计划和活动中，教育救国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他期望，“予以教育计画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这些又是上述洋务派官员所不具备的。容闳所以成为洋务派成员，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没有较大作为，维新改良运动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容闳所致力于挽救中国活动，与洋务运动自然合拍。容闳与其他洋务派成员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当维新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能迅速实现由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而其他人却仍抱残守缺，不能实现这种转变，这是他们质的区别。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失败。1895年夏，留居美国十余年的容闳回国后，先是拜见了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张提出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建议，而张以极为傲慢和冷漠的态度接见容闳，对其建议嗤之以鼻。容闳失望地回到上海，任了3个月的江南交涉员的空头官衔后便请辞职，决定不再担任清政府的任何官职。此后他又向清政府提出过建立国家银行、修筑铁路等改革建议，也未被采纳，使他一度变得消沉起来。
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洋务运动的破产，自己满腔的救国热忱遭到冷漠，使容闳对洋务派及清政府大失所望，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时，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容闳与维新派频繁来往，积极支持和参加维新活动。维新派对容闳的爱国主张和学识，很是器重，其思想与他们的新政主张不谋而合。如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的改革方案里，就有拨巨款建铁路，练兵购舰，兴办学堂，开办银行等。康有为甚至向光绪推荐容闳，要其前往美国商借巨款，作为推行新政经费。而容闳对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和主张，深有志同道合之感，并积极投身其中。尤其是他看到光绪皇帝“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光绪帝“聪明睿智，洞悉治理，实为中国自古迄今未有之贤主也”（注：《西学东渐记》，第144页。）。他对光绪所下的每道改革诏旨都完全赞成和支持，认为这都有利于促使中国向西方学习和改造中国。当然，容闳在赞扬光绪皇帝锐意革新的同时，对他抱以厚望，评价过高。无疑，这时容闳已完成由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
容闳不但在思想上“素表同情于维新派”，与康有为“结为密友”，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如他自己所说：“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注：《西学东渐记》，第144-145页。）他本人一度成为维新变法的“幕后策划”者。
但是，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分子。这场喧嚣一时的维新变法运动只有103天便告失败。容闳因犯“隐匿党人之嫌”，亦在顽固派密令逮捕之列。危急时刻，谭嗣同约请梁启超、容闳等紧急商议挽救方法，认为首要任务是保护光绪皇帝，遂决定分头向各国驻华使节呼吁求救。容闳去见美国公使，被拒绝。无奈，容闳只得化装潜逃到上海租界。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容闳深感痛心，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出现大的倒退，深感改革的异常艰难。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救国活动，其思想上逐渐由赞成改良转变为支持革命。
二、由改良派转向革命派
维新变法失败后，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即八国联军侵华，联合镇压了义和团运动。这时，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在长江一带发动自立军起义勤王。起义前，即1900年7月26日，唐在上海邀集社会各界名流80多人开会，打算起义成功后拥载光绪出来执政，打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这次会议被称作“中国议会”。在选举会长时，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为副会长。随即由容闳向会议宣讲宗旨。后来，“中国议会”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唐才常被举为总干事，容闳兼管对外国联络事务。他当时起草了一份英文对外宣言，表示“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但又宣称“端在复起光绪帝”；既表明要“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又声明“力为保护”外国租界、教堂及外国人生命财产（注：冯自由著：《中国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4-75页。）。实际上想要获得列强的支持，废黜慈禧太后，使光绪帝重新执政。
从容闳上述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模糊的，幻想得到列强的支持废慈禧、救光绪是不现实的，等于与虎谋皮；但也反映出容闳从过去的改良主张，转为用武装手段，达到救国的目的。当然，这和康、梁等改良派主张的挽救光绪重新执政、推翻以慈禧太后为首顽固派，是一致的。其实质仍是改良思想。
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时，曾联系张之洞幻想得到支持，企图联合长江各省，以成立“中国独立政府”。结果反遭张之洞的镇压，唐才常被捕牺牲，容闳被通缉逃往日本避难。逃亡途中，在轮船上巧遇孙中山，这是他们二人的初次见面。他们在船上彻夜促膝谈心。孙中山阐明了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中国的改革才能实现。容闳很受启发，实践使他认识到，走改革的道路，确实难以走通。这次见面，容闳对孙中山印象很深，认为“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心志”勉励孙中山。而孙中山认为容闳“声望素著，富新思想”，是热心于改革救国的老前辈。船抵横滨后，二人一同上岸，“在旅社闭户密谈甚久”，随即又一起去了一趟东京。有关容、孙密谈的内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在日居留期间谈论帮助孙遂其宿志。”（注：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显然，密谈的内容涉及到帮助孙中山实现革命大业。因此可以说，容闳与孙中山的这次会见，是他思想上第二次转变的开始，亦即由改向革命转变的起点。但他并没有真正划清改良与革命的界限，在一段时间里，他在同情革命的同时，仍没有与康、梁改良派断绝关系。
容闳在日本居留不久即回到香港。1903年初，华侨兴中会员谢缵泰（谢先是旅居美国后移居澳大利亚）等发动反清起义。谢居美国时曾与容闳相识，故筹划起义时，“求容氏臂助，容氏极为赞许，谓当为赴美谋取外援”（注：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容闳遂前往美国，“方欲进行联络”，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便留居美国。在美国，他继续从事救国活动。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转向革命一边，主张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康、梁的保皇派，共同推翻清王朝，而且和康、梁联系较多。在1902年5月27日，容闳赴美途中在日本横滨与梁启超等人会面，莅美后与保皇会要员信函往来，并为保皇会募款。1903年4月，梁启超访美时，还特意去拜望容闳，两人晤谈约两个小时。容闳以76岁高龄仍“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使梁钦敬无已（注：吴相湘著：《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331页。）。1905年康有为访美时，也去拜望他，他还两次亲自陪同康有为去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康、梁保皇派反对和破坏革命愈加激烈，使容闳逐渐觉悟，并开始同康、梁决裂。1908年7月，容闳给谢缵泰的信中，谴责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1909年1月，在容闳的通信及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均指责康有为“并非一安全可依赖之维新人物”（注：吴相湘著：《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331页。），并揭露康私吞华侨为支援维新运动捐献的大笔捐款。认为“康有为内心更加关注的是政治权力、权势和财富，而不是改造中国”（注：转引自杨国标等著：《美国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432页。）。1910年4月，容闳给谢缵泰的信中，更是激烈斥责康有为及其弟子。
与此同时，容闳更加拥护和支持革命，与孙中山关系愈加密切。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很重实际的人物，是“最可信赖的”。容闳写信给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美国军事家荷马·李及财政界人士布思，劝其与康、梁保皇党断绝关系，并把他们介绍给孙中山，使这两位美国友人由支持保皇派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派。1909年底，孙中山到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时，按约定与容闳见面会晤，这是他们生平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推翻清政府，容闳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准备募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为反清武装起义所用，翌年2月，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告知其实施“红龙中国”计划的具体安排，并约请他与荷马·李及布思会晤，商谈借款事宜。孙中山与两名美国友人多次磋商，确定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后因美国金融资本家不肯冒险借款，这个计划成为泡影。
与康有为保皇党决裂、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标志着容闳由改良向革命转变的最终完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80多岁的容闳欢欣鼓舞，他给谢缵泰写信兴奋地说：“在仅仅数月的剧变中，我们古老的中国，从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几乎所有省份都举义参与我们反对满清王朝及政府的斗争。”信中表示：“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会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也可以提点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一个星期后，他又给谢写信，请其转达向孙中山的祝贺：“在南京参加就职典礼的时候，假如你见到他，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注：《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5-6页。）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特致函容闳，请其“归国任事”，信中说：“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环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注：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容闳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表示“备极欢迎”，祝愿“中华民国创立一完整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信中建议孙中山组建“一支共和国军队”，聘用“有经验的能干的美国人以纯咨询之资格担任……助手或顾问”；在资金方面，向美国“寻求国外贷款”；最后表示：“诚挚地祝贺你！我为能活到看到你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之日而欣喜！”（注：参见杨国标等著《美国华侨史》，第336-337页；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5页。）他还打算以老迈病重之躯回国祝贺，“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但1912年4月21日，84岁高龄的容闳与世长辞，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临终前将自己在美国的两个儿子介绍给孙中山回国服务，以完成自己未竟的心愿。
容闳充满强烈情感的信函，表明他已完全成为孙中山及其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坚决拥护者，并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终老于异国他乡。
三、容闳思想转变的几点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容闳的一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及中国近代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沉沦的整个过程。为了救中国，他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先后投身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革命运动，经过了由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再由维新派向革命派的转变，即由渐变到质变，最终完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生。通过容闳的转变，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爱国是容闳一生思想的主旋律。如前所述，容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接受的完全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按理说他的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较多的崇洋成分，但难能可贵的是，容闳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历史的优秀传统。他虽然不加选择与批判地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但却没有一点媚骨。他到美国学习后，就立下誓愿：“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我素志。”以成“为中国有用之人材”（注：《西学东渐记》，第22页。）。这是他在美国孟松学校准备上大学时的志向，即要选择一个有用于祖国的学科。当容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时，不愁在美国谋得一个好的职业，但他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回国后，容闳投身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晚年转而支持革命，无不以此为职志。正如容闳的一位美国友人特韦契耳牧师，在1878年4月对美国公众的一次演讲中评论容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注：戴学稷：《近代爱国华侨学者之翘楚——容闳》，见郑民、梁初鸣编：《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第二，容闳思想和实践的最大特点，是能够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这是他的伟大和闪光之处。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狼来虎去，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而救国的浪潮滚滚向前，一浪高过一浪。洪流汹涌，大浪淘沙。前已介绍，容闳从美国结束学业回国后，首先投身于洋务运动。但从封建地主阶级演变而来的资产阶级洋务派官僚们，抱残守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只学习西方的“皮毛”，结果被西方列强打得落花流水，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失败。洋务派官员们从此萎缩不前，退出历史舞台。而容闳却能够从洋务派阵营中分化出来，参加维新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一员。但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喧嚣一时，昙花一现，即被封建顽固派所镇压，成为隔岸呼喊的空谷回音。此后，康、梁顽固地反对革命，有时甚至和封建势力勾结起来阻止革命，成为革命的绊脚石。而容闳脱离维新改良的营垒，转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最终完成了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临终之前迎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诞生。容闳由洋务派向改良派转变，再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转变，是其一生理论和实践的两次飞跃，也是一个由渐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是可贵的转变，是伟大的转变。
第三，关于容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诚然，论地位，容闳没有同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显赫；论影响，容闳没有康有为、梁启超那么大；也不能和革命领袖孙中山相比拟。但不能否认，他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方面，他是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对我国留学生教育、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推进中国的近代化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近代一位资产阶级的伟大爱国者、教育家、思想家。
第四，不能否认，容闳在救国的实践活动中，其方法有着明显的缺陷。如甲午战争中，他向张之洞建议向英国借款购舰、雇洋兵抵御日本的侵略，并以关税和铁路作抵押，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在转向革命以后，企图依靠外国人出钱并组织武装力量，来实现中国革命，如前述他向孙中山提出的“红龙中国”计划就是例证。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与国际支援和同情固然是分不开的，但主要的还是依靠本国力量，依靠本国人民进行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奋斗，才能真正取得革命的胜利。需要说明的是，容闳思想和实践中的这种局限，并非是主流，瑕不掩玉，指出它，无损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教育家、思想家的形象。既不能以现代的视角来苛求他的缺陷，但对此也不能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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