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认知研究新进展——国际认知语言学名家讲坛简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语言学论文,讲坛论文,名家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6月15-19日，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外国语》编辑部和美国Mouton出版社《跨文化语用学》杂志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了“国际认知语言学名家讲坛暨第二届认知语言学暑期讲习班”。来自国内各高校，以及来自澳大利亚、匈牙利等国家的学者和语言研究者约6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邀请来自英国、美国、比利时等国著名大学的五位专家，分别对其最新研究成果做了系统介绍。
6月15日，英国剑桥大学Kasia Jaszcozolt教授做了题为“现有语篇意义理论中的语用推理和缺省解释”的报告。首先她以简明概括的方式对格莱斯、新格莱斯语用学和关联理论，特别是对其有关含意所涉及的语用推理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回顾和对比，对其各自的特点、相互关联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论证；接下来，她批判了在语义和语用分界问题上的两种极端观点，既反对语义语用明界论，也反对激进语用学，而是试图走折中的路线，结合语义最小主义和语境主义的观点，利用并改造“语义缺省”的概念，建构了包括“词义和句子结构组合、认知缺省、社会文化世界知识缺省、有意图有意识的语用推理”各部分语义信息来源的合成表征模式。她认为，“缺省”推理不是言语者的“使用”(performance)方面，而是“能力”(competence)方面，试图将无意识推理纳入语义学范畴，维护语义学研究的传统立场和价值，并尝试以新的模式为基础对语义形式化。
6月16日，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Lera Boroditsky，以“我们所说的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为话题，基于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就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展开了论证。她不主张强势“语言决定论”，而是主张弱势的语言影响论，产生影响的语言层面可以包括语音、语法和语义。影响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语言对即时在线概念处理的影响，如在给两组被试不同的语言暗示后，他们对同一幅图案的感官处理(perception)会不同；另一种是语言对习惯性思维(habitual thought)，即现实思维中倾向性的影响。她以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说明，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以及汉语等母语者因各自母语中的相关语法范畴（如性、量、时态、主语选择、语序）不同、语义偏好(semantic bias)①不同，他们有关性别、时空、物质构成、施为和致使概念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也会表现出差异。她在采用科学方法，说明语言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方面做了尝试：1)确保思维是指独立于某种语言的思维，是有关非语言任务的思维，被试所受的刺激和指示不会因翻译的作用而有所不同；2)在方法上采用隐性测量方法(implicit measure)（如反应时)考察在从事不与具体语言相关的任务时的跨语言差异，以频率作为判定思维倾向性的一种参量；3)另外，鉴于对思维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了确证语言是起作用唯一因素，有时还让被试来学习新的语言，并观察其变化，如果因学习新的具有同类语法范畴或语义偏好的语言（可以是人工语言），思维发生变化，即具有了趋同同类母语者的思维倾向，则足以作为证明。她认为，语言对思维的塑造作用，与人类注意力的局限性有关。当人们关注世界中的某个事物时，可能会对周围其它的事物视而不见。语言会引导我们只注意某些事物，注意一个范畴的某些侧面，从而形成了一种由语言塑造的注意模式，这种注意模式就是我们在具体场景中的倾向性思维的认知心理基础。语言是塑造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的强有力的工具，尤其是在感官信息缺乏或不足之时。
6月17日，纽约州立大学教授Istvan Kecskes对“双语者的认知特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1)双语者的第一语言知识和单语者的差异。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其发展和使用第一语言的技巧受到了以后学得语言的影响。双语系统的新生特征是双语者大脑中出现的概念变化。存在两个层面的系统，言内层次上的抽象语义表征和言外层次的概念表征。单语系统和双语系统的基本区别是概念上的而不是语言上的。
2)双语系统下两种语言的相互作用。语言是一种认知构成，但是它赖以存在的概念系统与认知系统中的所有其他认知构成所依赖的概念系统相同。双语者和多语者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基础(CUCB——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Base)——即此概念基础负责几种不同符号系统的运作，各语言通道不合成(not blended)。通过共同的概念基础(CUCB)两种语言发生着独特的共生作用(symbiosis)，两种语言通道和文化负荷间发生双向影响，并发生概念合成。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不同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第二语言的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两种语言会经历从累加期(additive period)到协同期(synergic period)两个阶段。在累加期会发生语言迁移，而在协同期则会发生概念合成。在协同期，会出现协同概念，即在两种语言中都词汇化，但具有不同于任何一种语言的社会文化负荷；也会出现语码转换和跨文化风格(intercultural style)等特征。双语者的第一语言会受到第二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偏好的说话方式和偏好的组织思维的方式上会发生变化。研究发现，双语者对新文化的接触会影响到现有概念的内容。新的文化经验会对概念结构略微进行调整。不过，第一语言的概念特征在协同概念中起主导作用。
3)双语系统下的意义建构。意义建构的基本认知运作是创造性的合成，主要发生在词汇层和话语层。词汇编码的内容包括基于以前语境经验的世界知识、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的历史，多义性（先有经验的级阶、频率、熟悉度、个人经验差异）和突显度等。词义具有复杂性，包含核心义（与给定概念相联系的一般世界知识）、文化特有概念属性（文化特有的世界知识部分）和词汇特有语义属性（词汇化了的世界知识部分）几个要素。在某一具体场景中，语境义(consense)是核心义某个或某些具体方面的实现，是核心义与某种合适的词汇特有属性和／或文化特有概念属性结合的结果。核心义和语境义处于辩证的关系中；系统的重复出现的语境义变化会导致核心义发生变化。语言间的差异表现在词汇特有语义属性和／或文化特有概念属性上，词义对等是核心义的对等。
4)双语者的言语产出和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是指代表不同文化的言语者使用共同的语言协同建构某种交流的内容和规则的话语实践。共同语(lingua franca)的交际方缺乏对第二语言的概念流利性(conceptual fluency)，如利用英语共同语的结构形式“说话”，却用第一语言的概念系统“思维”，不知道语块(formulaic expressions)的结构变化限度等。跨文化交际中的众多失误或尴尬，是由相同语言形式下概念负荷(conceptual load)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共同语交际中言语产出和理解的特征是：以更负责任的语言行为，来补偿共同语用背景和共享知识的缺失或缺乏；使用语义透明的、文化中立的语言表达，字面义为言语产出和理解时的最突显意义，不依赖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在语篇层面具有创造性，多使用具有跨文化共性的语篇建构方式和规则，少使用具有社会文化负荷的某文化特有的语块；不是通过个别的语句，而是通过贯穿整个对话的实际表现，表明言语者的合作意向，有时会牺牲准确度来换得交际的有效性。
6月18日，美国莱斯大学Suzanne Kemmer教授在讲座中阐述了对词汇、语法构式进行语义分析的框架。在她看来，进行语义分析的目的是1)发现与语言单位相联系的系统知识，而这些系统知识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在使用语言时符合语言的规约；2)发展进行语义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得语义理论与语言学习和其它的认知处理现象相符合，并且适应语言的事实。她的语义分析框架可作如下具体描述：
1)以Langacker倡导的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观或模式(usage based model)为理论基础。
她支持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观或模式，认为语言系统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两个方面，两方面统一于一个系统，而不是独立的两个系统。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观或语言模式具有三个特征：语言知识与语言使用（说和理解语言）相关联；语言系统具有动态性、适应性、语境和社会交互性；语境影响言语使用事件(usage event)，复现的言语使用事件又会影响语言系统。在语言系统网络中，图式(schema)、例示(instance)和言语使用事件三个层次交互作用。
2)以分析词项意义和构式意义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为对象。
词汇和构式的范畴化在言者的语言知识系统中紧密结合。词项的语义来自于搭配，统辖搭配的构式是首要的，而传统多义研究中的义项则是次要的，词项的语义是言者对语言使用个例的抽象。语义分析应结合词汇意义和构式意义两个方面，并考察词项和构式的关联，考察为什么一些构式和词项能够在语义和句法分布上具有相容性，两者是怎样融合的。句式很少完全具有规则性和能产性，它们与特定的词项契合，也就是说它们偏好某类词项。言者在使用构式时会更多地使用语义融洽的词项，而且反过来，很难出现在某构式之外的词项会触发此构式。构式在语言处理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重要的认知处理单位，构式会引导和激活精确的链接，从而能够迅速获得恰当的词项（恰当的意义）。论元结构构式比单个的词更能够促成对整体事件的概念化。言者依靠这种构式对现实世界进行初步切分，从而形成概念结构中可以管理和操作的一部分。构式知识是言者知识的组成部分，是言者使用词项的语境知识，言者在典型情况下倾向于处理构式，而不是孤立的词。经验证据表明，言者使用构式来解释新的词项，论元结构构式可以帮助儿童学习新词。
构式作为语言单位能够解释一些“语义反常”预期为什么不能够实现：虽然在某一构式之外，一些句子要素由于语义的不相容性在分布上会发生冲突，但是在这一构式之内却不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构式胁迫(coerce)②词项做出某种解释。
3)以对描写和理解人类概念和语言结构具有普适性的认知范畴为分析工具和手段。
语言范畴反映了人类通过感官和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所获得的身体经验。似乎存在一个人类概念结构的认知广谱，从直接反映人类共有经验的概念结构，到在一定意义上由文化特有经验塑造的并表现出明显的跨语言差异的概念结构。范畴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确定这些具有体验性的概念认识，哪些方面是泛人类的，哪些是由文化特有因素所塑造和调整形成的，而认知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又是如何彼此限定的。最具语言和文化特色的范畴似乎体现在语法构式中，但是构式与具体的语言群体的特有文化实践和经验的关联目前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可以用对描写和理解人类概念和语言结构具有普适性的认知范畴（如物体在不同维度上的延展特征、不同种类的力、包容、视角、具有不同认知固化程度的图式、语言型式等）来分析词语和构式意义。
4)以语料库研究方法为支持，兼顾共时和历时研究。
在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观下，使用频率具有认知上的重要性，是语言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功能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只有语料库才能给我们提供有关频率的信息。在不考察相关个例在代表性语料库中的分布频率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做出全面的语义分析的。语料库是进行语义分析不可缺少的工具，使我们摆脱了分析者的个体局限性，为研究频率和语言网络的固化结构提供了经验研究手段。当然，引入其他的方法可以提高分析的可信度和可复制性。
构式拓展具有创新性，会发生历时演变，需要我们进行历时研究。
5)以分布频率、语义相容性、可接受性和认知处理的难易程度以及四方面的相互关系为分析维度和主要内容。
从原则上说，生成语言学家在语法分析中关注分布频率最少的例子，相信频率高的搭配是不可分析的习语，与具有能产性的合成性模式(combinatorial patterns)的使用是不同种类的例子，会扭曲分析的结果。在以使用为基础的语言观下，高频率的类型—例示代表着语言系统中固化的核心，习语和非习语用法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低频率使用的类型代表着特殊语境下的扩展，属于系统的边缘。核心和边缘是通过经验证据来确定的。当然，确定边缘时，边界往往是模糊的，不能只依靠语料库，可以借助内省或人工建构的个例，也就是说综合使用多种方法。
除分布频率外，还应考察语义相容性，可接受性，认知处理的难易程度等，并且还要考察这四个方面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一个词项与一个规约性的构式类型的语义距离加大（即包含某种不相容性），会降低这一词项出现在此构式中的可接受性，增加附加语言语境的必要性，增加认知处理时间。
频率和可接受性都是不同程度的语义相容性的结果。可以预测的是，语义相容性越高，频率和可接受程度就越高。这种预测体现了对语言使用和语言知识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且可以通过扩大语料库的办法来加以验证。词项在构式中担当的典型角色是言者的语言知识的一部分内容，言者据此进行可接受性判断。胁迫性的言语使用会被判定为“不自然”，归属于创造性的临时使用亦是边缘性使用，频率低；如果频率变高时，就会发生语法化，即成为构式的一部分。
她对空间维度词和英语特殊构式分别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个案研究，有效验证了上述框架的效用和价值。最后，她还提出了几个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1)对语义相似／差异、语义距离、语义相容和不相容的判断，如何量化或者至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如何获得经验支持，除直觉判断外，可否利用心理学实验；影响判断结果的其他因素，如个体差异。2)研究系统的胁迫现象，以及语境与固化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
6月19日，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教授Jan Nuyts报告的题目为“语言中的时、体、态与概念化：认知功能视角”。
他首先对功能语言学和核心认知语言学进行了比较③。比较的结论是，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具有相容性，在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互补性，只是一些要素阻碍了两者的合并。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1)认知语言学强调概念化对理解语言（结构）的意义；2)功能语言学强调语法的过程性，而认知语言学强调构式的网络特性。经验证据表明，在第一个方面认知语言学优于功能语言学，而在第二个方面功能语言学优于认知语言学，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两者互补基础上的新研究模式，即所谓认知功能视角，以平衡语言的认知和交际／功能维度。认知功能研究的两个基本原则是：1)深度原则：语言使用所需的认知系统与概念化（即世界知识的储存和以此为基础的推理）紧密互动，对前者的研究离不开后者；2)动态原则：语言系统对语境敏感，具灵活性和顺应性，将概念信息编码于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
接下来，他通过对事态性征范畴(qualificational categories of state of affairs)的研究证明了概念化在语法中的作用。事态性征范畴是修饰、语境化或评估事态的语义范畴，它们形成了具有跨语言共性的系统级阶，依次是：实据性＞认识情态＞义务情态＞时间＞量化体（频率）＞阶段体(phasal aspect)＞事态的其它部分，而这些性征范畴的不同表达手段和对不同交际语境的识解，以及它们在语言使用中共现的认知限定④，均表明这些范畴是概念性的而非语言性的——与语言表达和处理相关，但整个级阶系统不是语言表达的一部分，而是“涌现”(emergent)于其中。事态性征范畴的研究表明，概念化在相当程度上是抽象的，非语言性的，不是以感觉为基础的意象表征(non-visual perception-based imagery type)。
最后，他有针对性地对Croft等人的构式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构式主义为了贯彻一致性的原则，将具有组构性(compositional)的复现表达、非组构性的习语和句法语义规则都看作是固定的形式—意义时——构式，这没有充分的理由。他提出了几点质疑：1)规则作为连接不同层面（句法结构
词汇语义结构概念结构）的程序，具有语篇和语境敏感度，在语法中所起的作用与一般构式不同，为什么要做统一比处理？2)习语的意义是个体化的，但并不是固定的，需要区分习语的概念意义和语言意义，而前者具有原型效应。3)论元型式(argument pattern)和习语都被称作固定的形式—意义对，但是两者具有不同性质。既然Croft承认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有不同层面间的动态连接，没有理由不在语法中融入过程模式。对比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形成一种既兼顾概念化作用，又兼顾动态过程的语法认知功能观。
此次讲坛的中心议题是语言和认知的相互作用关系，五位专家分别以自己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或时现有理论认识质疑，提出了新观点，或拓展了研究方法。讲座的层次和质量非常高，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注释：
①如汉语母语者在时间隐喻使用上与英语母语者不同，除使用横向空间概念化时间外，还偏好使用纵向空间（如“上周”、“下周”、“下期节目”、“上下五千年”等）。
②国内有人将coerce译为压制。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81/2000)的解释，“压制”指竭力限制或制止。而在构式语法中，coerce既是指构式和词项之间因为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意义和解释，如这样的理论阐述："this construction can coerce anon-directional vision verb into a directional reading"。如果译为“压制”其表达的意义就完全相反了。当然，在构式和词项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会存在压制(override)的认知过程，即压制了不相容的语义要素，但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主要过程却是胁迫产生新的意义和解释。
③参见D.Geerarts and H.Cuyckens(2007)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Oxford:OUP,543-565.
④即言语主体的“一句一承诺”(one commitment per clause)，在一个小句中不出现两种相同的性征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