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盟关系的现状及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欧盟论文,现状及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开始于70年代初，是在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和欧洲国家特别是同所有欧共体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建立起来的。当时的欧共体包括9个国家。但是它那时所显示的力量，在欧洲及世界所发挥的作用已经相当引人注目。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宣布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并在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后，欧共体开始向欧洲联盟过渡。1995年1月1日，奥地利、瑞典、芬兰三国正式加入欧盟，其成员国增加到15个，经济总量进一步扩大，比美国多10％，比日本多44％，人口也比美国多44％。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影响也远比昔日要大。因此，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不仅对双方意义重大，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均有重要影响。
一
1974年11月，欧共体委员会向中国政府提出，愿同中国谈判缔结贸易协定，中国政府随之作出了响应。经过谈判，中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75年5月8日达成建立正式关系的协议。9月中国在欧共体总部布鲁塞尔设立了驻共同体使团。1983年11月1日，中国又同欧洲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建立了关系，从而与欧共体实现了全面建交。欧共体也于1988年5月在中国建立了代表机构。建交之后，双方人员往来频繁，领导人多次互访，双边贸易逐年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纺织品协定、能源合作协定、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等，将合作领域扩大到工矿、农业、能源、交通、通讯、环保等7个领域，合作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从1980年起，欧共体给予部分中国商品以普惠待遇。从1983年起，双方每年举行定期磋商，并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外长级会晤，双边贸易逐年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从1984年起，双方每年举行一次经贸事务部长级会晤，但是，1989年“6·4”事件之后，欧盟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在同年6月底召开的欧共体马德里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声明》，宣布对中国实行制裁，致使双边关系出现困难，许多交流都停止了。后随着时日的推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使欧盟终于面对现实。它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应该也不可能将之孤立。《欧盟理事会对欧盟委员会起草的对华长期政策的审议结论》说，“中国正在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发展表明，它不久将成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世界强国。因此，同中国建立一种同其在世界和地区的现实和潜在的影响相称的关系，是欧洲的优先考虑。”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欧盟外长会议1990年10月决定解除大部分对中国的制裁措施。1992年，通过共同努力，在双方关系已经改善的基础上，欧盟和中国各方面的接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事务性的交往逐步增加。
（一）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欧盟逐步恢复和加强了与中国的接触和磋商。从1993年开始，西欧对华关系开始步入更为积极的阶段。同时中国也加大了对欧工作的力度。1994年，中国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军队部分领导人频频应邀出访、顺访西欧国家。特别是江泽民主席在1993年11月顺访葡萄牙和1994年9月访问法国，既成功地打破了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更标志着中国与欧盟国家的政治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进入1995年，欧盟国家更加重视与中国关系，双边关系出现了新的面貌，各方面的交流都在向更加务实和深入方向发展。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高层互访频繁。1995年3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访华，这是1989年以来西欧国家元首首次访华。葡萄牙、奥地利总统和荷兰与挪威首相及德国总理等接着相继访华。英国副首相、瑞典等国外长也来华访问。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访问了德国、芬兰等国，并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会晤了一些西欧国家领导人。朱镕基、钱其琛、李岚清副总理和李铁映、宋健国务委员分别出访了一些西欧国家和欧盟委员会。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也同西欧国家议会进行了交流。7月5日，欧盟制订了其有史以来“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文件强调对华关系应是欧盟对外关系的基石之一，要与中国“建立政治对话、发展经贸关系、加强全面合作”，应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同中国发展长期合作关系。从该文件的内容可以看出，欧盟对华政策有了三个积极变化。首先，欧盟对中国的形势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积极和正面的评价。欧盟副主席布里坦在公布该文件时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将使它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比过去更为重大的作用。他强调，“这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发展”。并深信，“使中国摆脱孤立加入世界经济和政治主流对欧洲十分有利”。他说，中国完全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中，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改革，而且有利于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成为一个稳定的因素。欧盟的这一态度与国际上有人散布的“中国威协论”显然不同，是积极和有益的。其次，在诸如人权、西藏等曾经干扰欧盟和中国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现实和低调处理的原则，在人权问题上，欧盟尽管仍然存在错误认识和偏见，但认识到过去强硬做法的危险性和无效性，转而强调扩大对话与注重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这无疑是一个进步。在西藏问题上，只是说对这一地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等的特性“保护得不够”。第三，在中国复关问题上，欧盟表现出了更加理解、灵活和积极的姿态。提出中国可以分阶段履行世贸组织义务准则的主张，部分规章条例可留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再加以履行。在1996年3月1日的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李鹏总理又与欧盟国家的首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从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密切了双边的关系。4月9日至13日李鹏总理又应邀访问法国，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与法国总统和总理进行了会谈，并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国政府和企业界共签订合作项目13个，总金额120亿法郎，约合24亿美元。
（二）西欧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连年创造新记录，经济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规模的扩大，中国国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关系日趋密切，贸易额不断扩大。1993年双边贸易额为261亿美元，1994年增至356多亿美元，1995年则达到了403.8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18.7％。欧盟对华投资和贷款近两年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欧盟15国1994年底的在华投资项目达3500个，协议资金超过100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近30倍。所涉及的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包括交通、运输、能源、环保、通信、石化、机械、汽车和电子等各类部门。中国同西欧国家、特别是同德法签订了一批大型基础建设合同及其他经贸合同和合作意向书。双方中、小企业合作取得成效，科技领域合作进展显著，文教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开展。截止1995年9月，中国从欧盟国家引进了2374项技术，合同价值207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技术进口总额的40％，超过了美国和日本。1992年，欧共体决定恢复中国的发展援助受援国地位，并给了中国900多万埃居（1埃居约合0.78美元）的发展援助。1993年4月，欧共体承诺为1993年的中国和欧共体的科技合作项目投资1300万埃居，并承诺将奶类等6个项目提交审批，这些项目所涉及的援助金额达2000-2500万埃居。1995年11月，欧盟向中国正式表示已批准帮助中国部分城市发展奶牛饲养、牛奶生产的奶类二期项目，预算金额3000万埃居。大学校际交流（1000万埃居）、知识产权人员培训、合作（400万埃居）、西藏白朗地区农业综合开发（1000万埃居）等项目也在审议中。
（三）在军事关系上也逐步趋于正常。自1994年10月葡萄牙空军参谋长首次突破禁令访华后，法国三军参谋长于1995年3月访华，这是1989年以后西欧国家军方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接着，西班牙的军队首脑、葡萄牙空军参谋长、意大利国防秘书长和国防参谋长、奥地利国防军总监、德国国防部国务秘书等西欧国家军队首脑纷纷访华。1995年11月，德国科尔总理访华期间，又专程访问了中国军队精锐部队，使欧盟禁令名存实亡。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海军司令员张连忠等军事领导人分别出访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许多欧洲国家的高级将领首次出席中国“八·一”和国庆招待会。意、德等国开始恢复同中国军工合作。
二
欧盟调整和加强对华关系，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考虑：
1、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市场不断开放，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使它们对中国的认识发生变化。过去几年，中国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以上，工业产值的增长率超过20％。对外贸易1994年增至2370亿美元，1995年又达到了2808.5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约18.6％，稳坐世界第11贸易大国的位置。外汇储备已超过750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经济规模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位居世界第三或第二。这就使得西欧各国极欲打进中国市场，努力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便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反观欧洲，其经济在经过连续5年的衰退之后，虽然已转入回升，并且欧盟15国1995年达到了2.9％左右的增长率，但其经济仍然面临许多严峻问题，如失业率过高、财政赤字庞大和内部市场需求不旺等。为全面振兴欧洲经济，特别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日益严重的高失业问题，欧盟在优先发展对外出口政策指引下，正越来越把发展战略的重点由西向东转移，转向经济最具活力的亚洲和中国。欧盟过去一直比较重视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冷战时期也比较密切。但是1988年以后，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变化之后，欧盟曾一度看好东欧市场，并制订了鼓励欧洲企业向东欧投资的专门政策。然而，东欧的经济在转轨过程中困难重重，不仅没有出现重新发展的曙光，整体水平反而迅速下降。基于此，欧盟在1994年提出重新重视中国市场，加强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的构想。
2、谋求与中国加强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西欧国家心目中的战略地位得到提升，它们深感有必要突破欧中关系现有框架，从更长远的战略高度，谋求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欧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中国的参与支持，任何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西欧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同中国有类似的看法，在对外政策以及处理和解决全球热点地区的危机冲突等方面十分需要借重中国的支持与合作。1995年5月，欧盟副主席布里坦在《2000年的中国和欧洲》经贸研讨会上称，中国实行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陪伴中国完成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旅程，是符合欧洲利益的”，他主张欧盟应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法国总统希拉克1995年4月在竞选时说，“中国在决定世界命运的事务中越来越显示出他的份量”，认为西欧应加强与中国合作，以抵销美国在欧亚的影响和存在，协调战略上的平衡。德国总理科尔和英国首相梅杰也发表讲话，强调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
3、欧盟加强对华关系还有战略上的考虑。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格局发展，欧盟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提高与美、日、俄的竞争实力，增强其作为世界独立一极的地位和作用。欧盟随着新一轮的扩大，成员国由12个增至15个因而实力大大加强，欧盟争取在未来多极世界中成为独立一极的意识也日益强烈。因而欧盟加强对华关系的战略意图也在于借助中国与美、日、俄抗衡，从而进一步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三
但是，西欧对华政策也具有两重性，双方关系中仍然存在不少障碍。鉴于中国和西欧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欧盟对华政策中存在明显的消极面。
首先，西欧作为西方世界的重要力量，不会放弃对中国推行西化的战略，它仍会想方设法向中国兜售其价值观念，影响中国的发展。
其次，西欧虽然看好中国市场，但它更多的恐怕还是要把中国作为它们产品的销售地，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近几年西欧与中国经济磨擦增多，其实质就是担心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将对它们构成挑战。在西欧宣扬“中国威协论”、“中国不稳定论”的仍有不少人。
第三，台湾问题将是西欧与中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一个时期以来，虽然由于中国的斗争和做工作，西欧对华政策的消极面有所抑制，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仍时有发生，某些方面甚至更趋复杂。在中美关系因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而迅速恶化时，欧盟曾做出决定，各成员国不得邀请李登辉往访。尽管如此，一些西欧国家在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仍在谋求推动对台关系的发展，欧台官方、“准官方”的接触往来增加。1994年以来，德、法、英等国均有内阁部长访台。法国前总理、前国防部长、前外贸部长，英国前教育大臣及意大利前外长也曾先后访台。台湾的“经济部长”江丙坤访问了意大利和德国，并会见了意外贸部副部长和参议院副议长、德国经济和交通部长。台湾的“行政院长”连战以“过境”名义访问了奥地利、荷兰。军方的高层互访也引人注目。法国和台湾的军方人员或明或暗往来不断，法国甚至试图突破“1·12”公报，对台湾再次出售军火。法国空军参谋长访问了台湾，台陆军总司令李桢林也访问了巴黎。特别是随着法国出售给台湾的护卫舰和战斗机的交货，双方人员往来、军界接触定然会增多，法国改变手法向台湾出售军火的可能性也值得警惕。欧盟一些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中的亲台派议员表现活跃。1994年以来，德、法、英、意、西、奥、希等国的议员先后访台，台“立法院长”和一些“立法委员”也多次到欧洲活动。欧洲议会和德、法、英、意等国议会中的亲台派议员成立了“对台友好小组”。西班牙有100多名参众议员联署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今后西欧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中亲台势力的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并在不同程度上牵制各国政府与中国改善和发展关系。西欧各国和欧盟在支持台湾加入某些政府间国际机构等问题上，可能会采取某种协调行动，对中国施加压力或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情况：在台湾更加卖力地在西欧推行“务实外交”的情况下，西欧会有少数国家，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国际法准则和与中国关系的大局及长远利益，允许台湾领导人以某种身分窜到该国活动。允许台湾的派驻机构升格的动力向也值得关注。台湾在西欧国家的机构目前已普遍使用具有一定政治含义的称谓“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1994年以来，意大利、瑞典、英国、丹麦允许台湾使用更具官方色彩的名称“台北代表处”。1995年4月，法国允许台湾驻法机构“法华贸易观光促进会”更名为“台北驻法代表处”。迄今为止，西欧已有10多个国家在台设有机构，德、法、英等大国均派有高级外交官主持工作。今后西欧国家官方与台机构的往来有可能会日益公开，台湾驻西欧国家的机构实际上起着变相的大使馆的作用。
第四，在人权问题上，西欧经常联合向中国施压。西欧国家利用各种机会表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在联合国日内瓦的人权会议上，欧盟国家一直执意搞反华提案，干涉中国内政，虽然一再失败，但却不愿善罢干休。前不久，一些传媒炮制出电视片《死亡屋》等反华宣传品，对中国进行诬蔑攻击，影响极其恶劣。魏京生1995年12月被判刑后欧盟还向中国提出所谓抗议，干涉中国内政。
第五，欧盟国家还把西藏、军控、复关和宗教等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手段。西欧一些国家继续纵容达赖叛国集团的分裂活动，有的国家议会举行什么“西藏局势听证会”，并邀达赖参加。欧洲议会通过决议，阻挠实施欧盟援藏项目。在复关问题上，欧盟采取口头上支持，而暗中反对，或不支持的做法。西欧国家还利用文化交流、国际合作和与中国地方进行合作的机会，试图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在经贸方面，欧盟决定从1995年起削减给中国部分出口商品的普惠制待遇，并继续对中国一些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
可以这样说，今后西欧对华关系从总体看将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利益的驱动使欧盟国家不至于做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事情，因而双边友好关系可望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华关系中的消极面，有可能使双方在一些领域的矛盾及牵制与反牵制的斗争将有所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庞大的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欧洲会越来越愿意与中国发展各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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