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反腐倡廉的一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腐倡廉论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一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腐败问题是伴随着国家政权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所谓腐败，就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牟取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直至危及整个国家政权的生存。因此，能否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在政权机构内部蔓延，能否在政权运作中形成一套科学、严密、规范的防腐反腐机制，就成为衡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是否具有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封建社会，一些开明的君主和有远见、有操守的官员及知识分子，虽然也意识到腐败对其政权的危害，也曾留下过一些关于勤政廉洁的有益格言，但他们终究无法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无法避免周而复始的人亡政息的命运。这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面对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反抗，不得不靠容忍其官吏的腐败行为来达到动员、组织其阶级力量的目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在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制约，超经济的政治强制力在社会整合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可能形成平等、民主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工业革命的初期，市场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覆盖社会的全部经济关系的程度，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机构中也曾充斥着腐败现象，并经常给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造成政治危机。但是，当现代大工业使生产社会化、市场化程度空前提高的时候，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便出现了被恩格斯称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那些小气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普遍使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和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虽然这些手腕在他本国被看作生意经智慧的顶峰。“这种现象表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因而也必然要求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要求在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中杜绝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种种腐败行为。于是，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机构中，逐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预防、检举和惩治腐败的机制，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发生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反贪运动或廉政“风暴”。西方发达国家在反腐肃贪方面的某些成功的制度性建设，同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成就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资本在失去控制或旧的控制手段已失效而新的控制手段尚未成熟的领域中，就会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随着信息经济的到来，当那些在工业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犯罪现象开始得到遏制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腐败犯罪现象。例如，进入21世纪后，由美国安然公司破产案中的财务漏洞而引发的美国商业史上第二次“揭黑幕运动”，就是所谓后工业社会中出现的新腐败问题。对此，美国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没等上述破产案件的审理结束就出台了新的相关法律。
漫长的封建社会是通过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延续的。尽管封建阶级的统治维持了几千年，但就一个朝代或王朝（封建阶级中的某一集团）的执政能力而言，顶多也不过维持二、三百年，少的只能维持几年、十几年。旧的皇冠因腐败而落地，新的王朝又开始用腐败为自己挖掘坟墓。因为封建社会不存在遏制腐败的经济基础，封建阶级也不可能找到遏制腐败现象、巩固政权的有效途径。同封建统治阶级相比，虽然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历史要短得多，但它们的执政能力显然要强得多，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迫使资产阶级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在其政府运作中逐步形成遏制腐败现象的机制，从而提高其政权抗御经济风险和政治危机的能力。在当代，那些腐败现象严重的国家，往往也是市场经济发育不够成熟的落后国家。这类国家的政府更迭频繁，其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相对较弱。
毫无疑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反腐倡廉应是其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共产党执掌的无产阶级政权有着同一切旧政权根本不同的性质。在剥削阶级执政的社会，因腐败现象的蔓延而导致的改朝换代或政权更迭，只是意味着统治阶级政治代表的更换，并不需要改变社会经济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因而也就不会改变政权的阶级性质。共产党执掌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则完全不同，共产党代表的是以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工人阶级。共产党掌握政权的目的，是要建立起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替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旧文化，实现和不断扩大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人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就会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这种特殊的既得的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什么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原则通通都会成为他们维护和扩大其私利的“桎梏”，只要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最终结果只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高度，强调了防止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仅意味着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且意味着要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如果工人阶级政权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无产阶级的国家公职人员就会蜕变成旧政权的官吏，旧的国家机器也就不会真正被打碎。为此，他们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勇敢尝试。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同样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巴黎公社关于“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他还尝试执行过巴黎公社关于“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的原则。他还把“贪污受贿”列为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他说：“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显而易见，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和“搞政治”，指的是共产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指的是社会主义政权机关的正常运作，指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
毛泽东也把防止和反对腐败的问题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联系在一起。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护优良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五年，他就领导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胆略，毅然决定枪决已堕落为贪污分子的原我党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向全党、全国人民显示了已经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永不变质的坚强决心。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把能否防止腐败作为我党能否保持政权的重要因素加以强调，也曾发动过多次其初衷在于防止党员干部变质的政治运动。只是由于他在晚年发生了“左”的思想偏差，没能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表明，虽然我们党一贯坚持反对腐败，主张拒腐防变，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将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体现在日常的执政行为之中，形成科学、规范、完整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律体系和工作机制，还需要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深到知之较深的认识过程。对全党是这样，对党的领袖也是这样。
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他在领导全党实现拨乱反正和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从体制上解决防止腐败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他还说：“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二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邓小平关于反腐败斗争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于突出地强调通过制度建设、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现象，从而彻底纠正了过去通过“搞运动”来反腐败的“极左”做法，使反腐败斗争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真正起到了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作用。他的这些思想的提出和贯彻，标志着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对党的历史方位作了科学的表述。他说：“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他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他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作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所必须进一步解决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并列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中。他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纯洁。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扎实工作，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
江泽民同志还特别强调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保证。”他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用制度创新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结合在一起，使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成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部分。
正确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一致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键在于配好、配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而配好、配强领导班子的关键又在于选什么人进班子，归根到底也就是由什么样的人来组成我们共产党人的执政集团，由什么样的人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党的执政能力取决于各级党委、政府班子成员的素质、作风和能力；防止自身有腐败问题或对他人腐败行为态度暧昧的人进入各级党委、政府班子，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也是抵御腐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