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秩序：全球体系中的城市与文化——提纲与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提纲论文,札记论文,符号论文,秩序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这些不断涌流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①
一、城市主义与城市
可以把《看不见的城市》看做是城市主义的“元话语”（meta-urbanism）。其9章和11个主题交织的结构演绎出无穷的变相，共同指向城市的“不可见”和“不可言”。这不仅缘于城市“殊相”，也不仅因为“所言”与“所是”的异轨，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吊诡，一个城市主义话语的自我透视和辨证。
自芝加哥学派以来，城市主义的“实验室”就开始了繁忙的工作，并通过各种诊断和警示，为现代人输出合理化的生活模式。在这种视野之下，城市的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边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被称为“文明观念”的空间统治的新形式。“城市日益成为现代人的栖息地和加工厂，是发动并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它将世界上最遥远的社群纳入其运行轨道，将不同地区、民族和活动编制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世界。”“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观念和行为从这些中心传播开来。”
《看不见的城市》台湾版封面
（来源：http://www.ruanyifeng.com）
正像波特若（Giovanni Botero）眼中的“至大至伟”② 的城市那样，城市主义也设计了无数的宏伟蓝图，这些设计载着“城市”走向话语的无限扩张。与之截然相反，卡尔维诺着眼于城市的“细小”（这也是小说中的一个主题）。他的叙述者“马可·波罗”——一位中世纪的旅行家，他那闻名于世且又令人疑窦丛生的纪实—虚构（faction），为当时“封闭的”欧洲带来全新的想象和视野——以陌生的外来者的观察和感受，代替了君临城市的“帝王”视角。他把城市当成积木，“一块一块拆开，再将碎块调换、移动、倒置，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组合”；他“拿着放大镜仔细寻找”，试图“看清一个图案清晰、足以逃过白蚁蛀食的窗格子”。这样，城市就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位“旅行家—捏造者”的叙述中，被建造又被拆解，被捉住又被脱落。城市是未完成的、是想象的；永远是其所不是。于是，便有了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下列对话：
“……城市犹如梦境：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都可以梦到，但是，即使最离奇的梦境也是一幅画谜，其中隐含着欲望，或是其反面——畏惧。城市就像梦境，是希望与畏惧建成的，尽管她的故事线索是隐含的，组合规律是荒谬的，透视感是骗人的，并且每件事物中都隐藏着另一件。”
“我既无愿望又无畏惧，”可汗说，“我的梦境不是由头脑，就是由偶然而生。”
“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但是这两者都不足以支撑起那厚重的城墙。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给予的答复。”
“或者在于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就像底比斯通过斯芬克斯之口提问一样。”（第3章）
卡尔维诺在这里完成了一次出色的转换，撇开扑朔迷离的城市“真相”，而直接面向“作为话语的城市”：把“城市”转换成“问题”。与此同时，甚至比这更重要的是，“宏大问题”被转换成了“细小问题”：对外征服的欲望弹射为对城市内在的迷局和困境省察。这恰好是现代以来城市主义话语的张力所在。每一座城市都是城市主义话语对于提问者的回答，同时，每一个答案都将面对斯芬克斯问题的考验。现代性城市话语是应对一个根本性危机的不懈努力：在失去了文化的总体性之后，城市何为？
“城市”因而成为一个被审视的对象，或者说是一个需要用另一种眼光去重新打量的对象。“被看”，这个隐喻就像一根发达的神经布满《看不见的城市》的众多细节。在卡尔维诺轻盈的叙述中，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它的观察者之间无数次地“目光相接，却互不相爱”（《城市与眼睛》之一）。这里反映出来的是一种隔膜或者说是断裂，这种隔膜和断裂发生在外部也发生在城市的内部。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它就开始无休止地向“眼睛的良知”发出挑战，③ 城市观察者的视觉所具有了伦理的维度也便因此而显露出来。
城市与城市之间面面相觑，却又了无沟通。这种情况似乎也是城市论（urbanisms）之间深刻隔膜的写照。尤其是在越来越密集的“后城市主义”话语中，城市被从在地性（locality）语境中彻底抽离出来，而成为现代性、后现代性话语空间中对话和辩论的空洞的承担者。城市的多样性虽然屡屡被触及，但大多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展开，城市的文化的维度在这种密集的谈论中，恰恰是被简化甚至忽略了。
在《废弃的生命》一书的开篇，鲍曼复述了卡氏小说中的两则故事：
阿格劳拉，一个被传说包围的城市，一个顽固的城市。旅游者将发现，根本无法用语言讲述它，因为“那些关于阿格劳拉的所有传说已经把你的词汇给封住了，你只能重复那些传说的话，却讲不出自己的话来。”（《城市与名字》之一）
似乎与阿格劳拉完全相反，莱奥尼亚是一个疯狂追逐新鲜事物的城市，这种不屈不挠的推陈出新最终也就制造出了将自己毁灭的垃圾山。（《连绵的城市》之一）
阿格劳拉与莱奥尼亚的不同显而易见，这里显然包含一些时间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它们城市问题的两个原型：现代的城市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城市形态。但根本的相同则在于，两者的运行都有赖对于“地上的存在”的遗忘，它们都在用自己不断重复的故事去构筑想象中的城墙，并且自以为“安全地”龟缩于这些城市神话的盾牌之下。④
鲍曼所关注的是现代性社会机制所产生的严峻后果：这些神话的城墙在承诺与落空、在建筑与废弃之间无尽循环，尤其是到了现代晚期或者说是后现代时期，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采矿模式”的创新和“设计”，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循环，导致“人类废品”的激增，使得“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⑤ 源于城市自我设计的“废品”在其中无疑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至今有增无减。
鲍曼认为，现代性就是抛弃并决定改造现有世界，现代社会就是用野心和决心去挑战不变，并不间断地刷新环境，“现代历史因此就是设计的历史，也是在正在进行中的对自然发动的攻克战和消耗战中被淘汰出局的设计的纪念碑或墓地”。“设计是现代社会及其成员永远取之不竭的。现代历史充斥着一系列被思考、尝试、看透、否定和废弃的设计。设计种类繁多，各不相同，但是每一个都要建立一个与设计者所知道的现实不同的未来。”⑥ 这正是城市主义滋生和疯长的丛林，在卡尔维诺的意义上，被称为“现代”和“后现代”的这个时期，真正目睹了人类对于城市的一次又一次的拆装试验。在依稀可辨的城市隐喻的转换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城市的设计和试验室所凭借的概念工具和设计手段：从生命器官，到机器，再到有机体。在柯布西耶看来，“机器和生物的比喻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人体的骨骼、器官和神经系统可以比喻为汽车的底盘、发动机和自动控制系统，给当前在一个鲜活的身体和一个发动机之间转换的城市提供了一个补充的解释”。⑦ 城市主义的冒险家们为了“花园城市的明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幻想，甚至连“城市”这个称谓也在各种设计方案中变化莫测。SMSA（标准大都市统计区域）、特大城市、反城市、后城市、拼贴城市、特大郊区、技术化郊区（technoburb）、赛博城市（Cyburbia）、外都市圈、新城，以及列菲弗尔的“抽象空间”和杰姆逊的“超空间”（hyperspace）⑧，等等。这些设计成为人们可以想象的一切城市冒险经历中最具刺激性的一个部分。
尽管“设计充满了风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前设计的‘附带毁坏力’会被急切地加以丑化、中立和消灭，而这种急切又激起了更多的设计激情和努力。设计本身成为设计的理由；说到底，是一个自我不朽的过程。……假如设计都不能真正完全地‘正中目标’，那就需要更多的设计，即多余的设计，来挽救整体，弥补其不可避免的局部和阶段性不足”。⑨ 城市的当代和未来命运，就是在这种不屈不挠的设计中获得了投生的机遇。
现代性的“设计成瘾”⑩，为城市主义的话语生产提出了保障机制。从话语分类学的角度说，在宏观上就有“地面视角”和“空中视角”之争。所谓“地面视角”，主要是指“对局部、身体、街景、私密关系的心理—地理位置、性爱主体性、日常生活之微观世界的研究”；与此相对，“空中视角”“旨在搞清楚整个城市地区的意义，以及扩大的城市结构的空间性和社会性”。仅就“空中视角”，爱德华·索亚就曾归纳出六种所谓后都市话语：弹性城市论、国际都市论、外缘都市论、都市两极论、监禁城岛论和拟像城市论。(11)
荷兰学者海因茨·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也认为，存在着多谱系的城市论域，从中至少可以离析出以下三种不同的城市话语：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的城市主义、社会科学家的城市主义以及哲学和文艺批评的城市主义。(12) 这些设计指向城市的方方面面，从全球政治经济，到种族、宗教、阶级、性别；从建筑的外观，到食品、化妆品的品牌……
当然，我们有幸看到的是，在这形形色色的城市设计当中，总会有一种可以称为“反设计”的身影，这就是“批判的”城市话语，它们为城市主义确立了反思的维度。鲍曼无疑可以算作批判的城市学者中的一员，纵然他从没有仅仅把话题指向“城市”。正是他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设计的疯狂冲动，甚至可能创造出一个清理设计垃圾的机会。
尽管不像鲍曼那样具有危机意识，但也许是出于同样的觉察，莎朗·佐京（Sharon Zukin）将一个时下非常流行的问题式，冠于她的《城市文化》之首，作为对谈论和思考城市者的提醒和警示：
谁的文化？谁的城市？
二、全球化、象征经济与“创意”文化
艾琳在《后现代城市主义》一书中这样写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广泛变化，给行为、思考以及城市景观带来了一场浩劫，导致了所谓的‘范式转变’和‘合法性危机’。……在这个范式的转变中，关于‘城市’和‘文化’的观念已经被修改了。”(13) 结果很清楚，又一轮充满热情的城市“设计”早已应运而生。
作为新一轮城市主义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萨森（Saskia Sassen）通过与马克斯·韦伯的中世纪城市概念的对比，呈现了当今城市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并进而提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她指出，在分析汉萨同盟的中世纪城市时，韦伯把商业贸易的产生归结于剩余产品的交换，以他的看法，一个中世纪城市即使停止了对外贸易，也仍然可以自给自足，尽管规模会有缩减。但对全球城市而言，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14) 全球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权力网络，它操控着全球范围的经济过程。这是自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全球经济秩序发生的一次重大转折。这一力量自80年代以来日渐显示其影响，其典型特点是资本的跨越民族国家限制的自由流动和积聚，尤其是金融业和服务业向核心城市的汇聚。因此，全球城市就彰显了这样的功能：1.它提供综合性机构所需的专业服务，以便于经营空间上生产和管理网络；2.改革金融支持和进行市场拓展。(15)
把城市置于“全球图景”（global scene）或“世界图像”（world picture）之中，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是有西方渊源的，在这一城市思想传统中，城市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封闭空间，它被看做是空间分化和组合的动力学机制，它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交流和联系，凝结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联盟、区域和圈子以维持和巩固空间权力。应该注意的是，城市的政治地理学想象不过是西方城市历史发展投射的结果。韦伯的城市视野中的汉萨同盟（hanse,or hansa）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联盟。汉萨同盟自13世纪兴起至17世纪中叶解体，在长达4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控制着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这一城市历史形态的存在，被许多城市学者所关注。(16) 伴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的“城市暴动”，这种城市地理学想象被再度激活。在这个时期，英国学者彼得·霍尔（Peter Hall）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概念。20年之后，区域规划学者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等人又进一步论证了这个“世界城市假设”（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17) 由于其把握政治地理变化方面的优势，这种“空中视角”的城市研究在此后产生了持久的效力。稍早于萨森，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在其《信息之城》(18) 一书中已对电子传媒所具有的全球控制功能给予了警示。
萨森的全球化城市概念是上述思想的演化，尤其是弗里德曼假设最新的系统表达，它已不仅是“假设”，而且涉及世界政治和经济变化的诸多后果，比如全球化过程对民族国家的挑战；新都市主义的物欲追求与贫困化的尖锐对比；工作与生活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及城市空间的高度区段化使用和公共生活的衰落，等等。在城市的这种全球操控能力的背后，金融资本和电子传媒的威力更加触目。它们正以强有力的方式进行着“后现代”的城市书写，但这一权力书写却显露出新的策略，作为城市话语的最新运演实践，它以象征性的方式融入消费主义的城市生活方式之中：“世界主义的工作文化”（cosmopolitan work culture）、新城市主义的生活文化、品味的国际化、服装和用品的时尚化与品牌化。“重要的不只是事物，还有菜系；不只是服装，还有设计师的品牌；不只是装饰，还有原真性的艺术品。”(19)
总的说来，萨森主要是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城市为分析对象的，它们是业已具有资格的“全球城市”。显然，无论是世界城市的构想还是全球城市的论证，都暗含一个森严的等级秩序的想象，中心、次中心或者远离中心，这种地理学的政治投射出现实政治、经济、文化连良的对比关系。尽管如此，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张力，却构成了当今一切城市主义实践和想象的基本背景。流动性资本的趋归、城市未来的命运都毫无疑问地要接受这个强力逻辑的支配。正是在全球化的认知图式之下，与以政治和经济的“硬现实”相对应，一场以“文化”之名展开的象征性实践拉开了帷幕。
上世纪70年代，哈维·莫勒奇（Harvey Molotch）曾面对把城市视为“增长的机器”而穷极开发所带来的紧张和矛盾，那时候，连《纽约时报》都“热爱办公大楼和新增的工业设备，胜过对于环境的热爱”。(20) 但是，这种现代城市主义增长模式其实已经在遭遇类似于亚洲某些地区农业发展阶段的“内卷化”（involution）的情况(21)，竞争加剧，边际效应递减，传统的城市工业经济由此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建立在“文化策略”之上的象征经济随着一些成功案例而悄然崛起。在这一背景下，文化成为了控制城市的强有力手段，“创造城市形象、定格城市画面的文化力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莎朗·佐京甚至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颠倒过来，把文化作为经济的基础来看待。因为，“文化已经与城市的生产体系里的资本身份交织在一起了”。(22) 它弥散于整个城市空间，构成了城市的另一张变幻不定的面孔。
在全球化的城市话语中，所谓“象征经济”，使用佐京的界定，其目的就在“生产象征和可见的可见能力”。它至少包含两个命题：1.作为商品策略的象征性实践，这是消费社会直接植入商品的逻辑，即把商品作为文化，并以此传播与推销它的价值；2.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战略，则在于通过象征性实践为地方赢得空间权力。两者均以“真实原则”（principle of reality）的消解为前提，通过符号、形象的意指实践建立象征性权力体系，从而达到对市场和空间的控制。就像鲍曼所言，这个过程是“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的过程，通过“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和排斥”，最终将形成一个新的“全球流动性等级体系”。置身于其间的“城市”与“文化”别无选择，因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23)
在《城市文化》一书中，佐京已经指出了由文化贬值和文化泛化所表征的这种新的文化逻辑的本质，“实际上，文化为几乎所有的服务业提供了基本信息，包括象征、模式和意义。在我们现在贬值了的词汇中，文化一词已成为代表任何不生产钢铁、汽车和计算机这样的物质产品的经济活动的抽象名词。这一名词的滥用，是20世纪早期的广告业革命和最近的政治形象塑造的扩大的结果。因为文化是一个产生象征的系统，所以诱使人们购买某一商品的任何企图都成了文化产业”。(24) 这个象征体系的功能在于“诱惑”，在于对魔力的持续召唤。对此，鲍曼也有类似的分析。他说：“为了在全球竞争这片浓密、昏暗，凌乱和‘失控’的灌木丛中开出一条前行之道，为了使自己最终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商品、服务和标志都必须能激起人们的欲望。……但是，一旦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就必须立即为其他的欲望目标腾出地盘，……今天的工业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吸引力和诱惑的生产。”(25) 确实如佐京在另一个语境下所说的，“文化这一术语和文化风格的通常用法已然发生重要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仅在于它能使“使内涵的价值变得清晰可见”，甚至也不在于它“被简化成可以出售的形象”，被等同于器具、商品、主题公园、痴迷的物品这些可以看得见的东西，(26) 而在于它以象征性的方式而成为一种“诱捕”的策略。
《看不见的城市》曾讲到一个叫做“塔马拉”的城市：
你沿着两边墙上挂满招牌的街巷走进城市。你眼中所见的不是物品，而是意味着其他事物的物品的形象……就连商贩在货摊上陈放的商品的价值也不在其自身，而在于作为标志代表其他什么东西……你放眼打量街巷，就像翻阅写满字迹的纸页：城市告诉你应该思索的东西，让你重复她的话，而你虽以为在游览塔马拉，却不过是记录下她为自己和她的各部分所下定义的称谓。（《城市与标志》之一）
物品已不是真实的物品，而是物品的“形象”。消费成为对这种形象文化的认同，甚至也只有在分享了商品所承载的文化价值的时候，消费才是可以理解的。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只有在符号之阵中落网，你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证。在这里，我们显然进入了波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的领地，进入了一个超真实（hyperreal）的“拟象”（simulacra）世界。想象的（imaginary）的逻辑支配着这个世界，由媒介技术（文化工业）发明的“编码规则”统领着这个符号的帝国，并赋予“形象”（image）以秩序。真实的物品、真实的世界不见了，只有“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的无限循环，文化创造力与技术/游戏组合之间再也没有了区别。(27)
作为全球化战略的“文化转向”，一方面与转换经济“增长点”相联系，发展电影、电视、传媒、娱乐、产品设计以及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并在信息技术的知识背景之下，实现上述产业的更广阔的市场拓展和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实现对代表公共文化的城市空间的占有，建造艺术博物馆、主题公园、文化广场，以及营造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文化遗迹古建筑，并通过这类文化工程，间接达到对资本和消费的吸引。这一转向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某些西方发达城市就已出现，90年代至最近数年，尽管在修辞策略上有若干微妙变化，但几乎已经成为因应全球性变化的某种具有共识的方案。在“文化经济化”、追求“文化与经济融合”、“文化的经济功能”的发现、提高“文化对经济的贡献度”等表述中，完成了一系列新概念文化的频繁转换：文化、创意、知识、软实力，甚至是想象力。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这些概念成功制造了“21世纪全球经济的亮点”。
1994年，澳大利亚以“创意的国度”（Creative Nation）为目标，公布澳大利亚的第一份文化政策报告。
1998年世界银行的《文化与持续发展：行动主题》报告中提出：“文化为当地发展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并能加强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
2000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了跨世纪文化发展战略；2002年又公布了“创意产业发展战略”，推动文化产业为主体的创意产业发展。新加坡政府希望到2012年创意产业的增加值能提高到全国GDP的6％，并且树立起“新亚洲创意中心”的声誉。
韩国计划到2010年，在全国建设10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10个传统文化产业园区，1至2个综合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全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链。
伦敦市长2003年2月公布了《伦敦：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提出文化战略要维护和增强伦敦作为“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reativity and culture）”的声誉，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a world-class city of culture）。
2004年，巴塞罗那的“E100城市论坛”结束时，发表了“知识城市宣言”（Knowledge City Manifesto）。提供的全球知识城市的典型范本有三个：伦敦、曼彻斯特和巴塞罗那。知识和创新构成了它们的共同动力和源泉，并成为应对不同城市处境的不二法宝。
2007年的夏季达沃斯年会分论坛：“软实力”成为热话题。(28)
同样是在2007年，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宣称，未来世界最重要的竞争并非是国家之间或者公司之间的竞争，而将是人的想象力的竞争。(29)
在上述一系列方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创意产业”的浮出，这显然是对“吸引力”和“诱惑”文化的更直接的表述。佐京说，在象征经济的背景下，“经济的企业优势转向了交易、出售投资和他处不易仿制的创造性产品。产品设计——创造产品的外观——据说反映了经济天才”。她还提到，“文化经济的突出地位也促成了一种能够处理各种差别的语言的产生。它提供了一套区别的编码方式，……从街头发展起来的式样在大众传媒，尤其是时装业、‘城市音乐’杂志和MTV中循环，在那儿脱离了原来的社会背景，而成为‘酷’的形象”。(30)
“创造外观”并由此而产生自我“差异性”，这就是“创意”的实质。反过来说，在电子传媒极度发达的时代，这种对于差异的追求最终指向了视觉、图像。所谓，“创意文化”显然是自我作古的文化，如果不是无中生有的话，但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它何以会成为全球追逐的目标。在我们将“创意”在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疑虑提出来之前，有必要辨明有关“文化”的一些预设自现代时期以来的变化轨迹。据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说，文化是他所考察过的语义“最复杂”的概念之一，但是，在穿过19和20世纪的丛林之后，有两种语义在后来的使用中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人文主义者把它作为“最好的东西”的定义；人类学家同它意指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作为实践和观念的总体的生活方式。除这两者之外，在他最近的使用倾向中，也许还要考虑由文化研究这一领域所贡献的语义：文化是人们界定自我身份的实践。综合上述几种理解，不难看出这样一个情况，即，由“创意”引领的实践是以最极端和最片面的方式卷入后两种语义的，在当今的城市话语中，它的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导向更加鲜明。但这或许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三、视觉、符号与公共性
城市与视觉是一个古老又崭新的问题，而最近的所谓“图像转向”则使这个问题变得更趋复杂了。无论如何，经历北京奥运会之后，视觉图像的强大威力已经震慑人心、深入人心这是毫无疑问的。奥运会开幕式把视觉的作用演绎得如此充分，令北京成为“全球注目”的城市。不仅如此，奥运会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视觉工程：从“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奥运福娃”、五彩祥云、奥运五环，到“鸟巢”和“水立方”；琉璃黄、中国红、青花蓝、国槐绿、玉脂白，从“中国色彩”到“色彩中国”；从申奥宣传片到开幕式、闭幕式。激起了民族自豪感的那场“视觉盛宴”，正是来自于众多的视觉设计和创意。
争论中的“图像转向”业已拓展出一个看似庞大的理论规模，尽管前景和边界尚不明晰。在最近的乐观主义和中性表达与始自上世纪中叶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批判话语之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在种族、文化和性别的视角里，在自我意识与操控、在真实与假象、在想象与实践、在历史与景观、在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也在图像和文本之间，所展开的广泛辩论以及所展示的分歧，(31)说明了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紧迫性。然而，由图像所开启的视觉政治正带领着当今的文化去完成麦克卢汉所说的“再部落化”。正如艾尔雅维茨所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自身在当今都已处于视觉（visuality）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社会。”(32)
佐京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象征经济的新倾向就是形象与产品的共生，在全国甚至在全球的范围和规模上出售形象，扮演代表城市或代表城市发言的角色”。但这种倾向也并非刚刚开始，“几百年以来，城市的视觉再现‘推销’了城市的发展。形象，从早期的地图到印有照片的明信片，不仅反映了真正的城市空间；相反，它们从特定的视角对一座城市的纪念碑性质进行想象的重组”。(34) 这个战略的目标和结果是，“把文化的多面性和多种冲突转化为一个一致的视觉再现”。(35) 然而，新的文化视觉策略的更加惊人之处，“并不取决于图像本身，而取决于对图像或是视觉存在的现代偏好”。它之所以为“新”，则在于它的“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在于“它越来越趋于把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东西视觉化”，在于“它把视觉聚焦为一个意义生产和竞争的场所”。(35)
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视觉在文化秩序中僭位的问题。需要追问的是，这种视觉“开发”的动力来自哪里？是消费的逻辑和资本的统治还是平等与解放的承诺？作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策略，“把文化的多面性和多种冲突转化为一个一致的视觉再现”，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文化后果？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立场，决定了对视觉和图像导向的文化的批评向度。
从特定的角度说，图像的广泛使用以至于泛滥，肯定是与视觉技术的大众传媒相联系的，所以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形象（image）问题就引起了密切关注。但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为何会对图像做如此这般的使用，这显然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法国情景主义者德波（Guy Debord）把这样一个被广告符号和意象萦绕的社会称为“景观社会”。在他看来，由视觉图像制造的景观，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的逻辑因而也是资本的逻辑。“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景观把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转变为一种象征的、想象性的关系，借助于视觉媒介和图像系统的中介运作，转化和调节现实的利害关系。“从整体上理解景观，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其目标。景观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在其全部特有的形式——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中，景观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景观的连续性生产的秘密是权力的封闭性循环，“资本变成为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就是资本。”并且是一种作为社会宣言的资本，它把当代生活的秘密制作成可视的神话，公之于世。“作为当今物品生产不可缺少的背景，作为制度基本原理的陈述，作为一个直接塑造不断增长的影像对象（dimages-objects）的发达经济部门，景观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36)
但是，景观是对事物和表象的一次“完美的分离”，是对现实世界的“真正颠倒”。正像后来鲍德里亚所总结的，景观是一个“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的世界。即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37)“景观，作为瘫痪了的历史和记忆，废弃了建立在历史时间基础之上的全部历史的主导性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时间的伪意识。”它把视觉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视觉的范畴统摄了一切理解活动，或者是说导致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理解活动的终结，视觉成为一种至上的权力和统治的策略。“景观自身展现为某种不容争辩的和不可接近的事物。它发出的唯一信息是：‘呈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好的东西才呈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已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需应答的炫示（appearances）实现了。”但是，究其缘由，景观的出现基于公共生活传统样式的衰落，它只是以象征性的方式制造了参与和共享的假象，所以，德波断定，“景观源于世界统一性的丧失，现代景观的巨大扩张表现了这一丧失的全部。……在景观中，世界的某一部分把自己展示给世界，并且优越于整个世界。……观众只是通过一种它们单方面的关系与真正的中心相联系，这一中心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隔离。因此，景观重新统一了分离，但却是以他们的分离将他们重新统一。”这就是说，景观试图以视觉统一性掩盖社会生活的实质的分裂。“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转化为一个表象。”这些表象被从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统一性中抽离出来，导致了历史和记忆的瘫痪。“从生活的每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images）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德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被景观控制的世界称为“伪世界”。(38)
紧接着德波，鲍德里亚对景观社会的“编码原则”进行了探究，他从符号学的途径深入这个被形象所统治的社会。鲍德里亚发现，德波所说的景观其实是一个自我指涉的符号体系，物以及物的使用价值已从这个体系中脱落或者说已经死亡，剩下的只有物的符号，只有通过符号体系的内部差异所形成的“物体系”。换句话说，德波眼中“影像群”变成了鲍德里亚理论中的象征性体系。对于这个体系而言，不存在原件或现实，它是自我参照的，是一种“超真”（a hyperreal）。在这个超真的世界里，统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无须直接作用于真实世界，只要靠着图像和视觉符号的象征性排布就已经足够了。当今世界的秩序就其核心秘密而言，就是“形象的秩序”、“符号的秩序”。
与德波所展开的景观社会批判不同，鲍德里亚不再把真/假意识二元性作为他理解景观社会的思想基础，他认为，“问题已不再是现实的虚假再现，而是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真实的已不再真实了，因而也就成为免除真实原则的问题”。在这个符号体系控制下，那种建立在符号与现实等值原则上的再现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拟造”（simulation）甚至把“再现”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拟象。“拟造开始于这个等值原则的乌托邦，开始于对作为价值的符号的极端否定，开始于符号对一切所指的颠覆和死刑判决。”(39)
鲍德里亚还以迪斯尼乐园为例，分析了这种“造景”的想象价值。“迪斯尼乐园的幻境既不真也不假：它是一台制动机，装备它就是为了颠倒真实和虚构以求返老还童。这个幻境向脆弱和幼稚退化，它被说成是一个幼稚化的世界，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成年人们都在别处，在‘真实’世界里，并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天真烂漫随处可见，特别是在那些跑到那儿装嫩扮酷的人中间。”(40)
鲍德里亚的分析让人特别联想到“创意”的文化，在他概念体系里，创意应该归属到“诱惑”的谱系，首先需要的是“拟造”，一个“幻境”的出笼，接着是赢取人们的“相信”，直至令人“着迷”（fascination）。这种致幻功能是视觉创意的最高追求，也恰恰是许多文化批评家所关注和忧虑的焦点。迪斯尼乐园、好莱坞电影都是创意的典范，在资本的虚拟体系中，风暴中的华尔街金融帝国也是由创意缔造的。美国是创意的大本营，这是鲍德里亚所明确指认的。针对以创意为主旨视觉实践，存在以下的疑问和警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创意化的视觉实践是对视觉的控制和驯化吗？谁的视觉图式在起支配作用？在全球体系里视觉的权力是怎样分布、怎样运作的？在诸如奥运会这样的场合，究竟该有什么样的视觉表达策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业已由后殖民话语、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以及文化研究所揭示的视觉的意识形态性问题，不得不重新思考由一致性的视觉形象所表征的公共文化的性质。
艾尔雅维茨曾不无兴奋地谈到，在当今这个跨国资本时代，“世界成了全球化舞台，每个居民村和每一个体在这一舞台上都能扮演一个角色，只要这一角色主要应当依照娱乐产业的机制提供，从好莱坞式电影到政治学与哲学，各类事物，无所不及”。(41) 每个国家、每个城市、每个居民村、每个个人，都有机会登上这个舞台，扮演角色，并且一举成名，就像他在《图像时代》的开篇所讲到的那个叫做“温泉”的小镇一样。这确实又是一个好的创意，这个小镇的真假有无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创意中，人们分享了一个“机遇”，一个通过电视节目创业、成功、成名的机遇。但是，得到机遇的人也许忘记问一下：什么是“娱乐产业的机制”？当好莱坞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全球批发零售视觉大餐的时候，当中国的上海有幸将成为迪斯尼乐园落户的又一个城市的时候，当媒介帝国主义、影像帝国主义幻影憧憧的时候，有谁、有什么力量可以保护我们的视觉？
在张艺谋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划方案中，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人类情感视觉化”，他显然将视觉的历史自然化了。我们还不知道，他对人类情感的视觉化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的陷阱有多少清醒的意识，但是，当我们的在地性文化被分割为视觉“元素”而置于全球性的观视之下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了连篇累牍的欢庆胜利的报道：“五千年中国文化让世界动容。”鲍德里亚说，“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仿照他的句式，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法国有卢浮宫，美国又迪斯尼乐园，而我们有奥运开幕式”？
是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办奥运的机会。像奥运会这样一个承载着“普世价值”的舞台，在全球空间的符号秩序中拥有重要地位。面对越来越多的后奥运经济衰退的案例，它仍是世界许多城市奋力争夺的目标。趋向这个舞台，在“承认政治”的视域里就是对全球身份的构建和寻找。这一事实说明，在全球象征秩序中，城市必然是“外向”的，即使对那些在政治和经济地理上处于并不十分有利的位置上的城市来说，也同样是如此。“伴随着全球市场而来的是全球市民社会和全球政体的发展，……这一社会进程只有一个方向，它要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将其当做自己的命运一样来盲从。”(42) 这也就带来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及其文化实践的又一个问题，这就是，城市必须常常面对它自身的公共文化建设与全球秩序战略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就把“承认的政治”从外部带到了内部。
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的紧迫性首先应该说是来自内部利益调整的需求，这是与公共文化的衰落和崩溃直接相关的。佐京曾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共同命运的理想破灭了，这强化了对文化的呼唤”。文化似乎承担了重建共同命运和理想的使命，但是，当统一性已不复存在的时候，文化的呼唤就成为一种文化的争夺和文化的斗争，这是所有谋求公共性的努力都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正是从这个角度，佐京已经发现，文化“成为政界或经济界激烈争执的一个公开战场”。在“文化生产似乎越来越成为城市的目的”的同时，“文化已成为城市政治和政策的一个显著部分”。(43) 显然，这场文化之战，远不限于公开的政治和经济的场域。
阿伦特、哈贝马斯、塞内特曾从不同的路径就这个问题展开过的分析。塞内特对于“文化呼唤”增强的原因做出过这样的解释，他说，“和公共领域的衰落齐头并进的，是它的对立面心理领域的矛盾而又痛苦的兴起。促使前者衰落的因素会促使后者兴起。在城市中建设共同体的意图等同于将心理价值诸如社会关系的意图。因而，非人格的生活和心理生活之间的失衡给共同体关系造成的真正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使人们强迫性地寻找共同体生活，其二是使人们期待和统一地域中的其他人拥有亲密而坦诚的面对面关系”。(44) 从原则上讲，正如鲍曼所说，共同体的时代一去不再。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共同的渴望视为一种宝贵的趋力，它将导向对文化公共性的“寻找”。
问题可能比想象的更复杂。一方面，由于现代性的“解放政治”的溃败，分裂为错综的“生活的政治”，所有长远的主题都被从这种生活政治中剔除，而只剩下林林总总的动产、玩艺、琐事、珍奇，在顽强地拓展“生活的范围”。(45) 另一方面，城市流动性的增加、社会差异的加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化，都给公共性的寻找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样的社会体内，人们只能找到鲍曼所说的那种“挂钉型的共同体”（peg-style community），(46) 而不可能发现依靠共同目标牵引的公共性。而且，大众传媒的急剧发达，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在谈到“公共领域”的瓦解之后大众传媒的情况时，哈贝马斯曾分析说：“大众传媒普及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整合文化：它不仅仅整合了信息和批判，将新闻形式和心理文学的文学形式整合成以人情味为指导原则的娱乐和‘生活忠告’。它还具有足够的弹性，同时纳入广告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一种超级广告，这种广告如果尚不存在，那么，它也会为了现状之公共关系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公共领域担负起广告的功能。公共领域作为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媒介，其作用发挥越大，它的政治功能就越弱，从而被伪私人化了。”(47) 塞内特也在与哈贝马斯相同的意义上分析了大众传媒对公共生活的侵蚀，并指出了它在卡里斯玛世俗化的过程中对公共生活的转移和支配。(48)
一方面，是公共性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大众媒体在公共生活中影响力的剧增。这一事实解释了许多思考者对当代文化公共性的隐忧。但与上述思考着对公共性所表达出的忧虑不相契合的是，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由大众传媒和视觉形象所导致公共性狂欢，它们一波一波如潮水般涌来，制造了我们文化的统一性幻象。按照佐京的说法，大众传媒对公共生活的渗透正是基于其商品广告和竞选文化方面的成功经验，这不能不令人对它所提供的公共意象更加怀疑。鲍曼曾说，“‘社会’确实总是一个想象的实体，从来就没有被给予一种总体上的体验”。(49) 对于“城市”而言，情况同样如此。我们永远无法真切地“见到”它，有关于它的公共的目标也只能在想象中完成，或者在想象中为这个公共性的建立留下一片期待的空地。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塞内特专门考察了这个公共性想象的历史状况，他说：“自从百余年前卡米洛·塞特的规划以来，城市规划者都致力于一个社会目标，即在城市的内部建设或者保留共同体的地域。”(50) 但是，这样的地域或许只有在中世纪规模的城市才能派上用处，在碎片中生活的现代人，已经不再可能拥有这种意义上的公共文化了。因此，当大众传媒开始了它对于视觉操控的时候，探求文化公共性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通过媒体幻象直接逼视当今文化的实际困境，就成为至为关键的前提。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公共文化是构建性的、生成性的，而非继承性的，或单项选择性的。它不止于承认文化的多元，更应该在实践中呈现文化的多态和多向。
按照鲍曼的理解，在后现代的社会里，要创造一种可能的“共在”（togetherness）的文化，其根基在于培养一种建立在彼此“相依”（being-for）基础之上的“责任伦理”。(51) 这或许是在共同体的时代彻底终结之后的一种无奈也是明智的选择。塞内特从他的角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说，“‘城市’（city）和‘文明’（civility）有着形同的词根。文明是以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对待他人，并在这种社会距离之上打造出一种社会纽带”。文明的面具是通过一种“和他人共同生活”的愿望，而不是通过“和他人接近”的冲动创造出来的。(52) 大众传媒背景下的城市文化策略，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它主要是通过制造“亲密性”的幻觉，制造“与他人亲近的冲动”，来达到文化公共性表述的。
当然，对于城市的文化表征（representation）来说，即使“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愿望，也是一个充满玄机和政治陷阱的概念。“他人”是谁？如何“共同生活”？所有的城市规划中的都存在着区域、次区域的空间分割，更不要说还有“隔离区”的存在。在城市的视觉表象中，谁可以“被看见”，终究是一个“承认的政治”的问题，“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穷人就意味着畸形的社会地位被剥夺了集体表象与身份认同的控制权”。(53)
电子传媒、创意产业和视觉符号的大行其道，确实使城市的文化陷入政治的纷争，但它充满风险，或许也存在“获救”的希望，存在重获政治的古典精神的可能性：“政治的本质工作就是对其自身空间进行构型，使得其主体和其运作的世界得以呈现。政治的本质就是对于纷争的揭示，作为同一个世界中的两个世界的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视觉和传媒在以下的意义上的觉醒，就是一个值得争取的目标：“它旨在使得那些没有被看到的人得以呈现，使得那些仅仅作为噪音被听到的声音得以作为话语而被理解，使得那些仅仅作为特殊的快乐和痛苦的表达得以作为一种共同的善和恶的情感而得到表现。”(54)
注释：
①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见《城市文化读本》，第1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② 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 参见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眼睛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New York,London:Norton,1992.）以及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碎片化的生活》（Life in Fragments,Cambridge:Blackwell,1995.）。
④ 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导言，第1－4页，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导言，第5页，第一章，第10－28页。
⑥ 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第17页，17－18页。
⑦ 转引自Ellin,Nan：《后现代城市主义》，第229页，张冠增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⑧ Jameson,Fredric.“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46,July-August:52-92.
⑨ 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第18页。
⑩ 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第24页。
(11) 爱德华·索亚：《关于后都市的六种话语》，《城市文化读本》，第31－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 这个分类是以学科背景为根据的，但同时也具有其形态学上的真实性。参见海因茨·佩茨沃德：《符号、文化、城市：文化批评哲学五题》，第68页，邓文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 Ellin,Nan：《后现代城市主义》，第228页，张冠增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文字略有改动。
(14) Sassen,Saskia,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p.4,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5) Ibid,p.5.
(16) 就空间想象而言，这一传统可能更为久远，早在公元2世纪，“普利比乌斯在其《普遍的历史》中提到罗马帝国兴起时曾写道：‘从前，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之间没有联系，……但从那时以来，所有事件都联合成一个共同的束’。”当然，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动力产生于20世纪初，经过一系列的能量传递，在后来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吉登斯的“全球国家体系”中找到了当今“全球化”的线索。（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第71－121页，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外，海德格尔在其1938年的论文《世界图像时代》中也对认知图式的这一转变进行了哲学上的解释。
(17) Hall,Peter,The World Cities,London,World University Library,Weidenfeld & Nicolson,1966; John Friedmann; (with Goetz Wolff),“World City Formation: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6,no.3,1982,pp.309-344; John Friedmann,“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1),1986,pp.69-84.（彼德·霍尔是当今最著名的城市学者之一，在世界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也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名誉教授”。他的“世界城市”概念最早把城市观察与政治、经济、人力资源、信息与传播、人口与财富以及贸易、娱乐的地理学分布联系起来。我看到一个英文网页上说他的《世界城市》一书早在80年代已有中文译本，就我目前查询所及，尚未一见。估计是台湾译本。弗里德曼是美籍奥地利学者，2001年起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社区与区域规划系任职，他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也展开在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还出版了《中国的城市转折》一书（China's urban transi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金融和服务这两翼在经济体中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世界城市”的经济特征（1982），除此之外，世界城市相互呼应，它们“通过信息与金融密切联动，这些区域共同构成了控制市场扩张的世界性体系”。
(18) Castells,Manuel,Informational City: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Economic Restructuring,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London:Blackswell,1989.有关全球化，信息对城市的影响，还可参见：博尔哈，卡斯泰尔等著《本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第9－11章，姜杰，胡艳蕾，魏述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 Sassen,Saskia,The Global City,pp.334-335.
(20) Molotch,Harvey.“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ciology,Vol.82,No.2(Sep.,1976),pp.309-332.
(21) 我是在黄宗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见黄宗智：《华北农村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关于“内卷化”概念的使用情况，可参见刘世定、邱泽奇的《内卷化概念辨析》一文，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我使用这个有争议的概念，着眼于它对观照城市发展模式可能具有的启发性意义。有意思的是，卓越的美国城市学者芒福德有两个城市发展模式的比喻：采矿与农耕。采矿是一次性的、破坏性的，破坏风景，使社会面貌蒙受损失；农业的连续耕作则在美化环境的同时领受大自然的馈赠。后者也正是他“花园城市”乌托邦的根基。（Lewis Mumford,The Gity in History,pp.450-451,New York:Harcourt,1961.）某种意义上说，在设计成瘾的现代语境中，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或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意义上的城市内卷化是不可能的。（参见《内卷化概念辨析》）。
(22) Zukin,Sharon：《城市文化》，第1－2页，9－10页，张廷佺、杨东霞、谈瀛洲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23)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3页，66页，1页，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24) Zukin,Sharon：《城市文化》，第9页。
(25)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第75－76页。
(26) Zukin,Sharon：《城市文化》，第256页，257－258页。
(27)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5页，103页，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8)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9/07/content_6683566.htm.
(29)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9/07/content_6683204.html.
(30) Zukin,Sharon：《城市文化》，第5页，6页。
(31) 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有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景观社会评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鲍德里亚：《物体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凯尔纳编：《鲍德里亚：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等。相反的观点参见：Gianni Vattimo,The Transparent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Arjun Appadurai,Modernity at Large,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1997.
(32)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第5页，胡菊兰、张云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3) Zukin,Sharon：《城市文化》，第4页，14页。
(34) Zukin,Sharon：《城市文化》，第265页，张廷佺、杨东霞、谈瀛洲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35)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第6页，5页，7页，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36)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第3－4页，10页，5页，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关于德波和情景主义，国内研究尚少。一般都将之放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日常生活批判的脉络里加以评论。其实，情境主义正是西方60年代“城市暴动”的产物。它孕发于50年代后期，以一种危机意识和敏锐的预见，提前对逐渐暴露的城市问题做出反应，这是一场以城市改造和重建为目的的革命。德波书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批判，其实直接指向城市生活的机制和表象。
(37)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5页。
(38)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第71－72页，6页，5页，9页，3页。
(39) Baudrillard,Jean,Selected Writings,p.166、172、17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ty,1988.
(40) Ibid.p.172.
(41)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第231页，胡菊兰、张云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42) 安德鲁·甘布尔：《政治与命运》，第116页，胡晓进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43) Zukin,Sharon：《城市文化》，第257页，2页，1页。
(44)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第375页，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45) 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第33页，洪涛等译，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另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46－271页，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
(46) 这也正是瓦尔泽（Michael Walzer）所说的由“浓密”价值向“稀薄”价值的变化。(Thick and Thin: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4.)
(47)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00－201页，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48)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第342－370页，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49)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第129页，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50)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第371页，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51) 鲍曼对“共在”、相伴、相处、相依的论述，参见其《在生活的碎片中》一书，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章，译者是郁建兴、周俊、周莹。中文版：学林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将“共在”译为“和睦”。
(52)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第337页，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53) 转引自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第140页。
(54) 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第130－131页，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