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法与鲁迅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1)02-0009-05
如何认识和评价80年代中期在中国学术文化界出现的那场汹涌澎湃而来、却又似乎匆匆消竭的“新方法热”，学人们在观念和感情层次上的分歧是相当大的。许明主编《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今日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的有关作者认为：“多年过去之后，这一文化策略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有限性和无力感，他们的解释力也越来越流于苍白，从而失去了有效性和听众。于1995年之后，这些来自西方理论的声音日渐稀薄，其实践者也在尴尬的境地中颓然退场。这一危机可能更为深刻，它表明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内部资源的极度匮乏。同时亦表明，单纯地追逐西方理论话语，同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因此，对西方话语的崇拜者和信奉者说来，这一挫折同样使他们深怀失败感和失望情绪。”而朱栋霖主编《文学新思维》一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序言的作者林兴宅则持极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方法热与市俗生活中不时出现的形形色色赶潮现象毕竟不同。它不是历史河流表面泛起的泡沫，而是其深层悸动。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思潮的不满和对文化转型的追求，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门打开之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汲取西方文化的热情，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对变革传统思维方式的内在要求。尽管它早已是昨日黄花，风光难再，但它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已经融入那巨大的历史天幕，成为辉煌的一角。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实绩虽然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鼓舞人心，但拉开一点时间距离，它的历史意义便逐步显露出来。它拓展了文艺批评的思维空间，促进批评家思维方式的变革。而由此引发的方法论的大讨论，则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放体系形成的重要开端和新时期文艺批评自觉意识觉醒的突出标志。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一次历史转型。”
回想当80年代中期“新方法热”进入高潮之时，我正忙于别的学术课题（《鲁迅小说研究》书稿的整理、《中外文学名著读本》和《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构思），对之并没有给予较多的关注。偶而涉猎一点这方面的文字，一方面感到相当奇异，新味颇足，不同寻常，一方面对其生搬硬套、新名词轰炸则产生了某些反感。但总的说对它关注不多，所知甚少，印象相当淡薄。倒是到了90年代前期，为了探讨新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才反过头来比较认真地进行补课，重新翻阅这方面的论著。与此同时，在阅读近些年鲁迅研究、新文学史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论著的过程中，我十分惊异地发现，事情并不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它一无足取，已经宣告失败。而日渐深切地感到，应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抱持科学的理性精神，去重新思考这一文化—文学的重要问题，以便作出较为全面较为恰当的评估，确定应持的立场和态度。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它所经历这的道路和所积累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会给人提供明晰的认识，启示人们去区分正误，判断是非，作出正确的选择。王瑶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说得极好：“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取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钟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创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收了外国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而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来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这一点无论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是从具体的学科建设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回顾和反思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实际进程，应该坚信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无视近百年中国学术研究的历史实践业已证明是正确有益的历史经验及发展规律，仅仅依据一个短时段所出现的某些起伏曲折，便断言新方法无助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宣判它已经失败，此路不通，是轻率的偏激之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让我们走出历史，再约略考察一下90年代的文艺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现状，同样可以回答新方法无用论和失败论的责难。不必用太多的功夫，只要翻检一下90年代以来的《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所发表的文章，所刊登的新书出版消息及著作评介，便可以看出，运用心理学、比较文学、叙述学、接受美学、阐释学、象征论、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方法研究解读中国近百年文学和鲁迅的成果占相当大的比重。此外，朱栋霖主编的《文学新思维》（三卷本）更是这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专著。只要不带偏见，尊重事实，便能够发现，作者们运用精神分析、比较文学、形式批评、叙述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原型批评等方法，对中国文学和鲁迅作品的解读，确实在许多方面较之过去有着明显的推进和突破，开掘出文本的新的内涵，阐释出新的意义。我以为，应该从近十几年的学术研究实践里，获得对新方法的全面认识，并由此树立对它的信心。
不过，要切实端正对新方法的认识和态度，真正消除无用论和失败论的影响，仅靠对研究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从理论观念上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文学研究借鉴、吸收、改造新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
诚然，新方法是在西方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土壤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结构框架、操作方式、话语系统，都同西方人的特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心理习惯、文学文本、审美情趣、语言特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必然同中国—东方文学文化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隔膜和相当巨大的差异，造成了中国—东方人接受、吸收、融合上的重重困难。必须充分认识并极端重视异质文化之间的这种区别性和拒斥性，由此而确认将西方文化中国化东方化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若忽视这一点，就犯机械搬用、生吞活剥的错误，导致东方民族文化特性的丧失和对西方文化精华声誉的败坏。此类倾向当然是应该竭力加以防止和纠正的。
但是，必须同时承认，西方新方法同属于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西方学者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智慧对所属社会文化—文学现象和文本的一种认识和阐释。在这种认识和阐释中，必然包容着人类共同和共有的思维方式、观念视角、框架范式、操作技艺的合理因素和有效成分。如若运用形而上的哲理抽象方法，会从中发现许多带人类普遍性、共同性和相通性的东西。如能恰当地将其同异质文化特性相结合、相贯通，定能产生新的思想文化成果，对文化现象文学文本作出新的解读，开掘出丰富多样的含蕴。西方众多的学养丰厚的学者在数百年间所辛勤创造的文学文化成果，难道可以因民族的差异而完全加以否定和摒弃，而拒绝吸收和运用吗？马克思主义——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文化和文学问题的论述）也是属于西方思想文化的一种，但它不是通过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了巨大的成果和影响，成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指导理论基础吗？西方文学的许多样式（如自由诗、话剧、散文诗等）不也被中国新文学学习吸收，变成中国现代的重要艺术体式吗？文学创作是如此，理论批评也是如此。中国新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假如拒斥西方文化的有益营养，将失去一种强劲的丰富自我、充实自我的动力源泉，使自己变得封闭、狭窄、贫瘠、衰微。这种否认人类文化相对统一性相通性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它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思想，同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文化观念，都是相违背的。对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选择、吸收、融合、改造、创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摸索过程，决不能因为80年代中期学术文化界曾出现过失误和偏差，就从根本上否定学习借鉴新方法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而采用一种取消主义和悲观失败主义的态度。我认为应该以清醒冷静的理性精神，彻底从失败论和失望情绪的困扰中解脱出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新方法的探索，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积极吸取、融合新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不能不郑重提及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从总体上说是相当匮乏、很不完备的。它大抵是从对文学现象和文本的直接感悟出发，用简短的语言加以表述概括，虽不乏精到的领悟，融合着独特的人生艺术经验智慧和审美体验，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但往往显得模糊零碎，缺乏严格的系统性、周密的思辨性和开掘的深刻性。显然，依靠古代诗文评点、诗话词话这种朦胧的片断的感悟式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无法全面、系统、深入地解读现代丰厚、复杂、多变的文学世界。我国当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无疑应该积极学习和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遗产，作为建立中国化现代化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历史参照（这方面我们做得还非常不够，应该继续努力，持之以恒），但仅仅依靠这一历史资源是很不够的。这种既定的无法改变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势必迫使我们去想方设法寻找新的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虚心地主动地去移植、融合、改造西方的理论方法的成果。“五四”以来，我国理论批评界正是由于获得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弱点和局限的明晰认识，所以才敞开了自己的胸怀，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优长，从而开创了新文学理论批评的新生面。但4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文学理论批评逐渐形成了以社会历史方法为主导（甚至唯一）的局面，其他批评方法或远离中国文坛、或备受压抑，没能和世界文学批评方法进行广泛的接轨和对话交流。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作为一种主导，占居大一统的地位，虽曾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却出现了偏执、狭窄、机械、庸俗化、简单化的弊端，缺乏生机和活力，严重束缚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80年代中期那场新理论新方法热的蓬勃兴起，如火如荼，正是中国学者为摆脱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封闭贫乏局面、寻求改革开放、焕发生机活力的一次非常主动非常积极的努力。不过，它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改变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总体缺陷，同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架起广为交流的桥梁。但其所怀抱的主导动机，所展示的历史态势，所显露的创新苗头，所铸就的生命潜能，却是不可低估的，更是不能否定的。不充分认识我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严重局限，不切实正视4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的封闭贫乏状况，不承认80年代中期新理论新方法的进步意义，将会使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陷入极为被动、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在经过对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的回顾、对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对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的弱点的理性反思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新方法对推动鲁迅研究的作用和意义了。这里拟简要地谈三点。
（一）新方法能不断地激发革新创造的热情，促进方法论意识的觉醒。
新方法在它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相当旺盛的推陈出新的活力。一种研究方法的孕生和勃兴，它在创造出新的成果的同时，往往潜伏着并日益增长着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局限，后来逐渐形成难以克服的危机，这就提供了它被批判、被修正甚至被超越的内在原因，而另一种新的方法正是瞄准了其前在方法的弱点和弊端，在对其实行扬弃否定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优势，显示出独到的优长，因而构成新的机制潜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不久，又暴露出新的弊端，受到另一些理论批评家的新的挑战，从而为另一种具有新的特质、新的优势的方法所修正和超越。原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在受一种新方法的冲击甚至重创之后，也会进行沉痛而深刻的反思，认真地清算、反省自己的错误和局限，积极寻求充实完善自己的途径和方法，以赢得新的存在和发展的机遇。西方新方法这种不断更迭、不断出新的历史，它们相互攻讦、争斗、竞求生存发展的图景，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蔚为壮观、生动活泼的篇章，能够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强劲的独异的创造精神，一种永不停止前进脚步、锐意求异创新的生命活力。它们诚然暴露出种种的弊病和失误，如机械论、绝对化、极端片面性、自我中心、排斥异端、反理性主义、牵强附会等等，但西方学者那种不竭的弃旧图新的勇气，不断超越既有格局的激情，建构新的方法的智慧，确实使人无法长期地固守自我不变的封闭、僵化状态，自满自足的保守态度和超稳定的学术格局。只要认真剔除其中的杂质和偏颇，吸收、整合这种不断推陈出新、改革开放的精神特质，对于以实现学术创新为己任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有巨大的启示和激励意义的。永葆开放的心态，时怀危机的意识，不断地实现自我的吐故纳新，主动地保存、突破、发展自己，使鲁迅研究永远处在常动不息的更新生长创造的长河中，不仅能够永远告别单一的研究方法、单一的研究系统主宰数十年的学术格局，而且能使我们的鲁迅研究同世界文学潮流保持互通互补互动的态势之中。
（二）新方法能积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丰富研究课题内容。
每一种新方法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思路，独特的框架，独特的技法，独特的功效。它们的这些独特性，能以较为强劲的力量，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增多课题内容，从而使研究获得新的增值。例如：可以借鉴心理学研究方法，全面剖析鲁迅及其创作的心理世界，把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特别是潜意识系统），揭示其多重形成机制，所呈现出的多种样式形态，所包容的丰厚心理内涵。这种剖析毫无疑问有助于描绘鲁迅生动鲜活的形象特质，展现鲁迅作品丰富而又深邃的精神意蕴，消除过去神化、僵化、净化鲁迅研究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认识鲁迅是一个丰富复杂而又伟大的存在。而集团心理学方法的运用，则又可以能动地揭示鲁迅的个性心理同社会全景的多重关联。这种研究方法既能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心理发展变化的复杂动因，又能从多向的深广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准确把握鲁迅的思想个性特征。这同样有助于克服以往孤立研究鲁迅的狭隘封闭格局。接受美学着重从同读者的关系这一视界研究作家作品，重视读者对作品的积极参与和接受。我们从近一个世纪以来读者接受的历时性变化中，从读者的复杂构成（不同民族、阶级、集团、思想、文化、艺术、个性等多种类型）中，分析对鲁迅及其创作接受的程度、重点、特点和规律，不仅考察中国多种类型读者，还观照外国多种类型读者在不同时期对鲁迅的接受及评价，这就极大地克服了过去孤立片面单纯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狭隘性，走向更加开阔更加宏大的境界。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比较研究，亦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切实有效地阐释鲁迅作品的方法论武器。鲁迅接受外国文化—文学的复杂影响及其接受后的融合超越和创造，鲁迅思想艺术的特质、地位和贡献，在同外国古典和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多维比较中，会得到更准确的定位和更科学的评价。此外，如果突破现有比较文学范畴的限制，将中国民族文化—文学的内部比较，也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将比较文学方法改为比较学方法，则会开拓更为广袤的研究领域。总之，新方法作为学术研究的工具和桥梁，能够赋予我们更为开阔的视界，更为开放的格局，更为巨大的能力，更为丰硕的成果。
（三）新方法的优长能有效地更新思路，对创作文本作出新的解读。
每一种新方法（包括不断在更新完善着的社会学方法）都有其独到的机制和功能。如果我们切实地把握了它们各自的独特的精髓，就会从文本中发掘出一般传统研究方法未及之内涵和意义，从而对鲁迅作品作出新的阐释。像以往对《阿Q正传》的解读，多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强调的是小说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毒害的描写，由此去阐明它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意义。若引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则一下子便可以发现阿Q实际遭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和双重剥夺，身处生存和性的双重困境。他的性苦闷、性压抑、性变态、性意识的萌动和初醒，构成了他悲剧命运和人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由性的觉醒、性的爆发而演出的恋爱悲剧，成为他的生活命运、内心世界及小说故事情节的转折点。运用精神分析方法会大大深化对阿Q性格世界和悲剧意义的认识，甚至连阿Q在游街示众中忽然看见吴妈、顿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然在百忙中“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细节，也会被心理分析方法所照亮，由此可以洞悉出新的思想含蕴。对《白光》，长时期内被认为其主旨是批判科举制度的罪恶，《在酒楼上》则视为是描写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当然是不无道理的。但若用象征论研究方法进行观照，便可以发现，它们在更深层更本质的意义上是对人类普泛的一种精神困境、生存模式的审美再现。陈士成全力追求一种“理想”的实现（通过科举考试和日夜挖宝获取地位金钱，荣华富贵），但结果却走向彻底的失败，最后连性命也搭了进去。吕纬甫对自我人生道路的追怀和现实希望（为兄弟迁葬、为女邻送花）的破灭，都写出了人的生存的无奈和虚空（所有的希望和追求都破灭了：弟弟的坟早已被河水冲得几无踪影，女邻早已不在人世）。吕纬甫的自喻（像“蜂子或蝇子”一样，“飞去了，但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写出了人类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和两难地位：或者为实现空幻的人生追求而丢掉生命，或者在身不由己的困境中无奈苟活。这是人类痛苦、绝望、自省、自嘲、虚无的精神危机。鲁迅用追求与幻灭失败的象征主题所突显的，正是人类对自身精神危机深刻的悲剧反思。即使像《现代史》这样辛辣讽刺新军阀政客玩弄种种骗人把戏，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杂文，实际也可以进行象征性的解读。它所精心勾画的是一种普泛的人生模式和社会关系图式：玩把戏者善于以种种伎俩欺骗和榨取他人的钱财而肥私利己；而看把戏者则出于自娱的人姓要求，而愿意拿出自己的钱财；这种按各自所需而构成的交换关系，成为人类常见的社会关系，社会中的人们则普遍扮演着欺骗和被欺骗的角色。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人类普遍而长久的历史。杂文以喜剧性的讽刺形式，写出了社会历史的一种真实关系，也写出了人性的弱点和丑恶的一面。由此可见，象征论方法赋予我们以新的眼光，通过联想、暗示去深化、升华、拓展艺术本体中所潜藏的贮存—召唤—生发功能，将艺术意象的本体含蕴扩展得更深广、更高远。
所以，我认为现今最明智的选择，不是只一味地去指责新方法的弊病，散布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情绪，而应该知难而进，以宽容宽厚的胸怀，远大宏放的目光，坚定坚韧的意志，去积极吸收西方众多学者的智慧成果，认真领悟各种新方法的优长，大胆突破异质文化的差异及其所形成的隔膜，努力寻求它们同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契合点，把新方法的独特精髓同研究对象的独特内涵相沟通，对创作本体作出新的解读。可以肯定，历史将雄辩地证明，许多新方法将会逐渐中国化，会在鲁迅研究中开创新生面，焕发新生机。中华文化由多民族文化构成的多源性、开放性，她的强大的融合力、创造力，定能将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经验智慧成果吸收进自己的机体，将一切无价值的消极成分排除于身体之外，从而不断地充实、完善自己，再造中华文学—文化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