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转折点_中俄论文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转折点_中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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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5日,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本着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精神,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今后全方位的合作确定了原则和方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是指导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包括25个条款的条约几乎涉及了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使两国关系向更具预见性、更具实质性内容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正如一些俄罗斯媒体所指出的,俄中新的友好合作条约和莫斯科政治声明的签署可能已真正成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转折点。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宗旨和政策目标在这个条约里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它包含了三个层次:一是深入发展双边合作,保持长久的睦邻友好,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与繁荣,造福于两国人民;二是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维护各自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各自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权益;三是通过双方合作和共同努力,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的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中俄两国早在双方发展关系的开始就不断强调两国不断接近的友谊是公开透明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次把“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视为它们相互协调和互利合作的宗旨。这样一个原则既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建立在现实国际环境和两国各自对外政策总基调基础上的。

由于两国在各自的外交战略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还是两国发展与安全的战略需要。在国家基本安全方面,两个有着漫长边界线的大国必然首先要考虑到对方在自己保证边界安全与稳定的直接作用。发展和争取和平周边环境的战略要求两国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对抗和冲突,建立睦邻友好的边界地带是它们共同的基本愿望。冷战结束后,包括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和跨国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性安全”问题凸显出来。事实上,今天的国家安全已远超出防止外敌军事入侵的范畴,而是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内部与外部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的综合安全。面对新挑战,中俄两国都意识到必须从更广泛、更综合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建立新的安全观。这就是不仅考虑自身的安全,也充分注意他国正当权益的“同等安全”;以平等为基础,以消除共同威胁为目的,以预防性外交为主并辅之其他手段的“集体安全”。冷战虽然结束十年,但世界格局的重组和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发展进程。中俄双方都互视对方为世界格局重组中的重要力量,在保持地区和全球力量均衡、牵制霸权主义势力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双方就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的协商与合作无疑会对它们在国际舞台的状况发挥良性影响,是这两个大国参与构筑地区和全球新秩序可以相互借用的重要的资源。

世界发展的趋势和中国自身的经验证明,经贸关系在发展国家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俄两国在明确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总目标后,如何使之具有实质性内容和可操作性是两国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两国经济关系的顺利和深入发展则将为此注入持续的和稳定的动力。它不仅有利于保障两国关系制度化建设的进程,而且将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中国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中俄经贸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的关键因素。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这些年来不完全尽人意,存在着些许问题。两国在这个领域合作的不稳定、不确定与政治上明确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很不协调,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两国关系的“空心化”。

虽然俄罗斯不可能在资金、技术等诸方面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主要支持力量,也不可能要求中俄贸易达到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的贸易水平,但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我国安全、争取宽松国际空间方面的重要意义,应该看到,稳固的经济联系和相对紧密的市场关系是两国政治关系、乃至国际合作的基础和物质保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欲对中俄关系实行制度性的安排,经济关系是将双边关系中诸领域纳入稳固制度性体系的前提和较易实现的方面。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发展对外经济联系面临着一些不利的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地区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发展,市场和产品竞争日趋激烈。考虑到出口在我国CDP中占较大份额和俄罗斯经济逐步回升等情况,这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应该成为实现我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并以此带动相邻国家以实现我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周边经济区域合作体系。在解决我发展所需的若干资源方面,俄罗斯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以能源为例,鉴于海上运输线的某些薄弱环节,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的趋势和国际市场无常的波动,俄罗斯庞大的能源储藏量、中俄接壤的地缘优势,加上两国关系良好的政治保证,为双方合作经营好这重要的能源基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样,俄罗斯的科技潜力也使提升中国在某些领域的水平有了较多的机会。

总结过去两国经贸往来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两国经贸合作目前主要集中在简单的商品交易方面,其他诸如技术、投资、劳务、金融、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尚未大规模进行。这对形成稳固的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两国结算、保险、仲裁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商品交易本身也极脆弱。今后双方需考虑多种合作并进的方法,以商品交易开拓更广泛的交往领域,以其他方面的合作绕开制约贸易的“瓶颈”。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可以发现,加强政府在两国经贸活动中的调控、指导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强调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排斥经济规则,而是应该注意利用政府的力量帮助企业在正常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障碍。与此同时,将经贸合作的对象、注意力集中在中央的作法也是不够的。在两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今天,经济活动的主体更多的是集中在地方和企业。因此,今后应更加注意加强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工作,利用目前开始的“省洲合作”方式,“自下而上”地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实践证明,边贸和民贸在某些领域、某些活动中比国有企业具有效率高、风险小、机制灵活等优势,仍是加强中俄经贸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两国对此应采取积极的扶持态度,在法规、政策等方面对其加以引导、规范、鼓励和帮助。

中俄经贸关系经过最初几年的超常规发展,目前处在一个调整时期,在这个阶段,中俄双方都在调整贸易政策,采取措施使双方的贸易按国际规范进行,改善各自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使两国经贸向更高水平发展。在调整时期内,中俄贸易的发展趋势是:贸易方式由单一的易货贸易逐步向易货贸易、现汇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经贸方式转变;贸易商品结构逐步由初级商品为主的结构向中高档商品,科技含量高及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构转变;在中俄贸易中贸易主体也发生变化,即中方贸易主体逐步由分散的、多层次的中介性贸易公司,向有实力的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中介性外贸企业和企业集团转变。俄方逐步由公有制企业向股份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转变,由单纯性中介公司向生产厂家等实体转变;贸易结算由靠商业信誉的公司间结算向靠金融信誉的银行间结算转变。

可以相信,中俄经济发展中的自身特点必然会逐步加深双方的科技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目前两国已经达成协议的跨世纪的大规模能源开发项目,将为新世纪初中国更大的能源需求提供重要的来源。而在俄罗斯经济复苏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无论是从地理优势的角度,还是从产品需求结构的某种一致性的角度来说,中国都将为俄罗斯产品提供西方市场无法比拟的巨大市场。中国市场对西伯利亚地区化工、冶金和能源产品的吸纳,将对俄罗斯的东部开发起到很大的市场支持作用。双方在经济领域依存程度的加深,与双方之间的安全依赖一样,将造成中俄长期友好关系的不可逆性,并使战略协作关系具有更强的双边互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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