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论文,重庆论文,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6-0093-06
中外历史反复证明，舆论宣传是关系到政治斗争、社会建设、国家兴衰的大事，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马克思语）。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围绕“中国向何处去”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此重大转折关头，国共双方都加大了舆论宣传的力度，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力量。双方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并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很强的针对性、快捷的时效性三大斗争特点而引起国内国际的密切关注，成为中国现代舆论宣传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论述。
一 围绕“受降”和“邀请”，国民党大张旗鼓地展开攻势，争取主动；共产党据理力争，揭露真相，坚决回击
伴随着抗战胜利，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上加紧抢夺胜利果实的同时，加大、加强了政治舆论宣传的力度。其宣传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维护国民政府的“法统”，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地位，以配合军事上的受降，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重庆谈判之前，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主要围绕着“对日受降”和“对共邀请”展开。在受降问题上，国民党着重宣传和指责中共受降违反了军令政令统一，是非法行为；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后，国民党“假戏真作”，掀起了政治宣传的高潮，大力宣传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动”与“真诚”，以赢得舆论，争取民心。
抗战即将胜利，国民党加紧抢夺胜利果实，在美国的帮助下，抢占战略要点和交通要道。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发出三道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要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企图以此阻止中共参加对日伪军的受降。蒋介石认为，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如果让中共的军队接受日伪军投降，无疑有利于中共发展武装，扩大解放区。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理所当然有受降的权利，朱德总司令果断命令解放区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如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此举，使坚持垄断受降权的蒋介石大为恼火。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责朱总司令的命令是一种“唐突非法之行为”。8月15日。蒋介石的发言人严厉斥责共产党忽视蒋委员长对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并宣布“委员长的命令必须服从，违者即为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置”。[1](p376)同一天，杜鲁门发布了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在华日军“应向委员长投降”。因此，国民党大肆宣传此次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指责中共破坏了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企图以盟军规定压服中共，阻止中共受降，同时为国民党军队“接收”，抢夺胜利果实，争取舆论支持。
在国内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下，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演变，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从8月14日，蒋介石第一封邀请电发出，国民党掀起了舆论宣传的高潮。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当蒋介石发出邀请电后，《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指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作，制造空气。”[2](p417)显然，“假戏真作”是建立在毛泽东不会来渝谈判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目的在于发动宣传攻势，对中共施加压力。8月16日，《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的位置用大字标准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尅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公布了电报全文。8月21日，又以同样的手法，以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刊出了第二个电报。8月24日夜，中央通讯社新闻报道中报道了“蒋主席三电延安，敦促毛泽东来渝”的第三个电报。25日《中央日报》作了登载。与此同时，《中央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极力标榜国民党和谈的诚意。8月21日还发表了《内争不容再有》的社论，宣称：“我们要请毛泽东先生惠然来渝，以事实来证明其无意于内战，以事实来慰籍热望和平幸福的全国人民。”“希望毛先生能应邀翩然来渝，不特把久悬未决的中共问题，于开诚倾谈之下，得到合理解决；同时为今后急待展开的复员建国工作，立下一个协力共进的基础，使多年来国人所企求、政府所努力的国家独立与统一，收其功于旦夕之间。”8月22日，该报又以《论受降与复员》为题发表社论，提出“建国能否迅速成功，系于统一团结问题能否立即解决，而统一团结问题的能否解决，便又系于中央的是否愿循政治解决途径，而消除其武装割据之局。现在蒋主席已一再电促毛泽东先生来渝，共决大计，但毛泽东是否肯来，仍有待事实证明”。国民党报刊及通讯社配合蒋介石的邀请电发动宣传攻势，将“邀请”与“和平”的调子越唱越高，其态度一次比一次迫切，一次比一次诚恳，甚至飞机已准备好，正待命而发。事实却是，8月23日，蒋介石发第三封电报时，还对周围部下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来，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3]
国民党大谈“和平”、“团结”，在宣传上误导舆论，一些报刊也跟着附和鼓噪帮腔。8月22日重庆《大公报》社论提出，“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受降办法，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应请延安方面特别考虑尊重”。并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盛赞蒋介石的邀请电“蔼然诚坦，溢于言表，”要毛泽东“不吝此一行”。[2](p27)蒋介石主动电邀毛泽东谈判，迎合了渴望和平的人们的心理，人们普遍期盼和谈成功，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舆论界对蒋介石邀请之举表示出热情和好评。
国民党大张旗鼓的宣传，一时间，把政治斗争的聚焦点集中到毛泽东，举世注目延安。对于国民党的宣传，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形势，确定了这一时期针对性的宣传方针，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动员接近他的中外记者向外广播，企图嫁其责任于我。”“我为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对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应在报纸上，在对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坚决予以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宣传，推动各方”。[4](p223)
本来，当日本投降时，中共考虑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5](p2)然而就在中共作出这一决定的同一天，蒋介石发出了旨在阻止人民军队受降的三道命令。接着国民党中央社又发出了批判朱德总司令勒令日伪军向驻地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的电讯。蒋介石的命令和中央通讯社的电讯，使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激烈起来，使得中共原定的暂缓对国民党的批评的决定未能实现。相反，中共中央作出强烈反应。8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新华社记者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的评论及蒋介石的“命令”》的评论，指出蒋介石的命令，实质上是为了消灭异己，挑动内战，为内战寻找理由，正是蒋介石违反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破坏了中国和世界和平。评论由新华社播发，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及各解放区的报纸和国统区进步报纸都作了全文刊登。还是在8月13日这天，毛泽东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驳斥其命令。电报说：“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6](p1040)新华社全文播发。《新华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大字标题刊登，震动山城。8月14日，毛泽东又组织了《新华社记者揭露蒋伪合流阴谋》的评论，揭露了南京汪伪政权和重庆蒋介石政权的合流与反共，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揭破蒋伪合流反人民的阴谋，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8月15日，蒋介石发言人指责共产党违反军令，毛泽东立即写了《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指出国民党发言人的谈话是蒋介石集团发出的公开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同一天，毛泽东再以朱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电报列举了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胜利，谴责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及破坏团结、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保证战后和平的行径，提出中央应参加受降等六项要求。这封电报既是打给蒋介石的，也是向国际国内表明中共的主张、立场以及解决问题的诚意。《新华日报》发出号外，刊载了电报全文，“人民争相索取”。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出号召“全国动员起来，反对内战，制止内战”。中国共产党以凌厉的宣传攻势揭露和回击了国民党阻止人民军队受降的内战阴谋。正是由于中共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揭露，同时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改变策略，做出了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举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三电邀请，国民党大张旗鼓宣传，尽管最初中共还没有确定毛泽东是否赴渝，但在舆论宣传上，仍然坚持反击。8月15日，杜鲁门发布一号通令，其中有蒋介石为惟一享有在中国受降权的人。据此，中共军队受降便被视为“非法”，这是中共不能接受和遵守的。中共方面对于美国的强权与干涉立即予以谴责，并果断宣布参加受降。针对蒋介石指责中共破坏“对盟军共同之信守”的第二封邀请电，8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蒋介石哿电书后》的社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侈谈和平团结、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驳斥了所谓盟军总部规定对日受降办法的说法。这篇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发，《新华日报》被迫开了天窗，23日将社论单页行印随报附送。在此之前，8月17日至21日，《新华日报》曾就和平、民主、团结问题写了三篇社论，虽然均被“战时新闻检查局”扣压，但共产党坚决反击与斗争是国民党压不下去的。当毛泽东确定赴渝之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鲜明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时期的路标——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的社论，高度评价了这个宣言和口号，使全国人民对中共的主张和合理要求有了明确的了解和认识。
在毛泽东赴渝前，中国共产党坚决驳斥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垄断受降权，阻止中共受降的宣传，揭露其内战政策。在这时期的舆论宣传战中，蒋介石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处境尴尬。据载，当国民党民主人士如冯玉祥将军等问他为什么不让八路军接受日伪投降时，他先是强辞夺理，后就语无伦次了；当民主派人士张澜、罗隆基等质问他时，他理屈词穷，来了个“无可奉告”；当美国大使赫尔利拿着新华社评论问他怎么回事时，他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这是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较量中第一次败绩。[7]国民党掀起的舆论宣传高潮，却使国民党自身陷于尴尬被动，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所始料不及。
二 对毛泽东慨然赴渝和谈判进程，国民党低调的淡化处理，力图缩小影响；共产党多渠道全方位地掀起宣传高潮
8月2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这一惊人的消息震动了“假戏真作”的国民党蒋介石。国民党随即调整宣传方针，确定宣传重点，把握宣传基调。
第一，配合蒋介石确定的三项谈判原则，大力宣传所谓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政令军令必须统一于国民政府；以中国统一的障碍在于有武装之政党攻击诬蔑“共产党就是要枪杆子”，是恃其武装向中央要地盘，不肯让步；宣传“共产党对谈判没有诚意”，反对还政于民等等。1945年9月3日，蒋介石在《庆祝抗战胜利对全国同胞广播词》中提出：“只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惟有军队不受个人权利，一党私见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真正确实的基础”。[8](P45-46)说得振振有词，冠冕堂皇，目的就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统一于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是宣传的基调。
第二，对谈判采取低调淡化处理，尽量缩小毛泽东赴渝的影响。毛泽东亲临重庆，震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是轰动性新闻。驻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发出专电，报道毛泽东抵渝盛况。毛泽东所乘飞机到达九龙坡机场时，驻重庆的各国记者几乎全部出动，而重庆的几十家报纸和通讯社，还有一批外地报纸驻重庆的记者，其人数远远超过外国记者，可是到机场采访的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有的还是《新华日报》约来的。国民党力图以新闻封锁减低和缩小中共中央的政治影响及毛泽东赴渝的意义。对这一举世瞩目的事件，《中央日报》的宣传方针是：“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2](p420)因此，《中央日报》关于谈判的报道很少，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也力求简单，并排在不重要的地位，就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也只是在国内要闻版中用两栏标题刊出，不摆在显著地位，从而使报纸版面显得“冷冷清清”，这与最初对“邀请电”的宣传形成鲜明的对比。
与国民党的宣传相反，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伊始，中共方面便掀起了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高潮，中共根据形势和谈判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确定宣传方针和重点报道内容。
第一，大张旗鼓宣传毛泽东赴渝的重大意义，继续大力宣传中共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8月28日晨，《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即将赴渝的预告消息。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的当天下午，又专门发出了号外《毛主席今天到重庆》。这一惊人的消息震动了山城。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向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表明中共的主张和愿望。《新华日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并发表了《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中共掌握的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突出报道。重庆各报刊竞相刊登、转载报道毛泽东抵渝盛况。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对宣传报道工作极其重视，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8月29日，他把《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召集到桂园开会，研究确定谈判期间新闻报道问题。毛泽东亲自参加。周恩来“指示：我们的记者要和各报的记者交朋友，把主席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主张都要及时地报道出去，要防止敌人扣压稿件，把问题考虑周到。我们的主张是一定要说，但言语不要生硬，讲究方法，不要刺激对方。他们的报纸不登，我们不管，我们一定要登好，要快些”。[9](p345)是日夜，忙碌一天的周恩来、王若飞又举行茶话会招待各界人士，介绍、说明中共的主张和要求，紧锣密鼓地展开宣传工作，力争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毛泽东专门谈了宣传报道问题，指示《新华日报》“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10](p23)遵照这一指示，《新华日报》贴近实际，以人民群众特别关注的角度作切入点，刊登了大量人民群众来信，其内容：一是表达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欢迎、爱戴和祝福；二是表达对中共政治主张的拥护和赞成；三是希望国共诚恳商谈，和平解决问题。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撰写新闻，发表评论，正确有效地把握舆论导向，着力宣传毛泽东赴渝的重大意义。毛泽东赴渝谈判本身已表明了中共力量的强大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4](p252)再者，中共宣传的声势越大，国内对外谈判越是关注，势必造成一种声势，形成强大的力量，对于国民常蒋介石不能不是一种震慑，使其不敢轻视和敷衍谈判，不敢不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不敢不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第二，大力宣传中共对谈判的诚意，坚持谈判一定成功，并以适当方式向外界介绍国共冲突的真相。谈判伊始，中共提出了十一项提案，国民党也作出复案。通过几次商谈，已表明双方的主张和要求相距甚远。中共也意识到谈判将不会有太乐观的结果，但可以趁此机会向各界人士表示中共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对于新闻宣传不仅高度重视，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谈判之余，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尽可能会见和接触各界人士，详尽地介绍和阐述中共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大力宣传中共对谈判的诚意，始终坚持谈判一定成功的态度。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一再表明：“明知谈判困难很大，还是要谈，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所以，中共应该尽力地争取和平，争取团结，为人民利益必须这样做”。[11](p16)
9月13日，毛泽东在首次举行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冲突，自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但将继续与伪军作战，因为敌伪军依然攻击我军，并重占许多城市”。[12](p29)周恩来也强调说：“共产党军队应接受所在区域内的日军投降。蒋介石不允许我军在一定地区接受日本投降，则是不公平的”。[13](p276)毛泽东、周恩来光明磊落地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和立场。这期间毛泽东与各界人士的接触中，在一切场合的谈话都是围绕着人们关心的和平主题，他强调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他的那种“断然截然的口吻，使大家非常信服中共对和平的决心”。[11](p12)当路透社记者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2](p123)中共坚持和平民主的方针，表现出对谈判充满信心的态度，击破了谈判之前国民党多次散布的中共无意与政府谈判解决纠纷的诬蔑，使中共力争和平的诚意充分显示于天下。尽管中共对谈判的前途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了两手准备，但是坚持谈判一定成功的态度，顺应了民心民意，这既是中共的愿望，也是斗争策略的需要，从而推动了舆论向有利于中共方面发展。
第三，针对国民党的歪曲和误导宣传，及时把谈判中存在的问题、中共做出的让步以及国民党的有意拖延等予以披露。国共谈判之初曾约定，在没有结果的时候不向外界公布和介绍谈判情况。然而人们对和平的期望使谈判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热点在所难免。国民党含沙射影地大谈军令政令统一，影射中共恃其武装向中央要地盘，诬蔑中共对谈判没有诚意。《新华日报》不断接到读者来信，要求公布谈判进展情况，重庆各阶层人士也经常询问谈判结果。一时议论纷纷，甚至传出了国共谈判濒于破裂的消息。为了公开阐明中共的政治主张，澄清事实，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介绍谈判情况，说明目前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并向外界表明，为了顾全大局，中共“苛能求全，不惜委曲”，已作出重大让步。对于国民党大肆宣传的军令政令统一，明确表明中共的看法。毛泽东接见《大公报》记者时指出：政令军令统一是必要的，“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2](p105)9月21日，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周恩来频频活动，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和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介绍谈判情况，“指出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在于国民党”。[14](p620)
在整个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谈判低调处理和在和平问题上名不符实的宣传，使人们对谈判的关注很难从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上得到了解和满足，人们望透纸背，感到失望。报纸宣传避开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其作用和价值便会大大降低，势必要受到冷落。人们把对事态发展的新闻关注转向共产党的报刊，以致于影响了国民党报纸的销路，引起国民党内报人的重视和反思。《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说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对重庆谈判的消息登得少和登得小，也不是办法，最近《新华日报》的销路多少？我们的报纸销路多少？这样拖下去怎么办？我们不能领导这个时代是危险的。”[2](p424)消极的方针使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受到冷落陷于被动。与此相反，中共通过广泛宣传，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理解和同情，普遍认为，中共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将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正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在谈判中断五天后，主动提出恢复谈判。
三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不顾事实，自我标榜；共产党事实求是，客观报道，深得民心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强词夺理，大力宣传由于政府的“宽大为怀”和“相忍为国”的让步，才使《会谈纪要》得以签订。
1945年10月10日，《会谈纪要》签订，10月12日重庆各报刊都登载了《纪要》的全文。像这样重大的新闻应排在头版头条或重要位置，各报刊大多如此安排。而《中央日报》仍按原来方针，编排在国内要闻版中的次要地位，配发了《政府与中共的会谈》的社论，宣称此次谈判是蒋介石再三坚邀中共领袖毛泽东，本着宽大容忍的一贯方针，觅取中共问题合理合法的解决，并不惜笔墨，罗列了其在国民大会问题上、中共军队问题上、解放区问题上所作出的“相忍为国”的让步，强调政府这种重大广泛的忍让，是此次谈判能够顺利进行的主因。宣称“政府自当不惜采取任何忍让的步骤，求其能拯斯民于水火，奠和平建设之基”，[2](p264)以示国民政府是爱民、抚民、体恤民情、代表民意的政府。还提出希望中共亦应以重大广泛的忍让，作为对于政府重大广泛忍让之答复，以解决问题尤贵迅速彻底为由，要中共迅速统一于国民政府。然而，事实却是在实质问题上国民党不肯让步或让步极其有限，致使在关键问题上没能达成协议。研读《纪要》，人们感到失望，认为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协定。
《会谈纪要》签订后，共产党事实求是，客观报道，说明中共为使谈判成功和签订《纪要》作出了巨大努力和重大让步，从而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表明毛泽东赴渝及《双十协定》的签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共坚定地提出“必须实现双十协定”，以坚定的信心和毅力把国共会谈中已获得协议的条文见诸实施，并争取尚未获得协议的问题达到圆满解决，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和阻碍。对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和抢占战略要点的军事行动，中共强调宣传，现在既然已经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共既已在解放区及其军队问题上作出了最大让步，国民党当局就没有理由可以继续坚持不承认解放区的政策，没有理由继续进攻解放区。中共向全国人民表明，将一如既往，坚持奋斗，克服困难，诚心诚意，以积极的态度，继续协商，以解决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些宣传切中国民党的要害，符合民意，深得民心。
在舆论宣传上，除了延安的新华社、《解放日报》及其他新闻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外，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以其地域优势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华日报》在这方面是配合了谈判，工作是做得有声有色的”。[11](p7)《新华日报》成为共产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这一时期，中共在重庆联系的群众组织也都动员起来了，都在为宣传党的民主方针和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而奋斗。
综观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国民党虽然十分重视并及时进行舆论调控，但由于宣传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和不能客观真实地进行宣传报道，行动上又玩弄打打谈谈的两面手法，致使失去民心，陷于被动。正如当时的《中央日报》编辑王抡楦所说：“重庆谈判期间，在国内和国际宣传上，国民党都陷于被动、处于劣势。”[2](p424)重庆谈判给中央提供了一个政治宣传的有利时机，中共以此为契机展开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宣传。不可否认，当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从舆论上看，国民党暂时占了上风；但当毛泽东赴渝并随着舆论宣传工作的大力开展，其舆论迅速向有利于中共方面发展。国内外进步舆论盛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盛赞中共谋取和平的诚意；纷纷表示，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国方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由此，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争取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总之，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宣传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上，还是针对性、快捷性方面都更胜一筹，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斗争，为中共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支持共产党，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方面，这为此后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收稿日期】200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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