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循序渐进之路——东亚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进程及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之路论文,循序渐进论文,进程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欧洲。作为世界经济三大重心之一的东亚，区域合作起步较晚，效果也不显著。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合作领域及范围不断扩展，合作的形式不断多样化，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合作开始真正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
一体化的顺序与模式
对生产要素进行超越国界的跨国优化配置，是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的客观要求。国际环境的急速变化，地区主义浪潮在全球的再度复兴以及东亚金融危机显示出金融危机的区域性等原因，使得东亚区域将经济一体化提到了议事日程。
1.东亚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和冲击的对称性。东亚紧密的地缘连接与文化交融，更趋于合理的产业结构，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剧增的区域内贸易为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做了很好的铺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最新的衡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标准，可以对东亚的经济一体化是否成为可能有更深的认识。
东亚地区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居中、东盟殿后的“雁队”。这种雁行分工模式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区域性国际分工体系。在日本、“四小龙”、东盟之间已形成了“产业阶梯”，即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四小龙”接收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接收“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通过产业转移链（主要由对外直接投资为载体），东亚经济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但也因此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
经济波动是经济的特征变量同其正常变化趋势的偏离，经济周期是这种偏离在整体上体现出的统计规律性，而经济冲击则是经济波动形成的根本原因。所谓经济冲击的对称性，是指外生的经济冲击对不同经济体有着相似的影响、造成相似的经济波动状况，经济系统的自动调整过程也相近。反之则是不对称冲击。如果在一个区域内，各个经济体所受的经济扰动或冲击具有对称性，则其经济波动与随后的相关调节都会呈现出某种一致性。这样当局采取的相应政策也就趋于一致，此时进行政策协调，各方承担的成本较小；而不对称冲击需要各国当局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进行调节，此时放弃政策自主权就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所以，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越高，越容易展开经济一体化。用由Sims（1980）首创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对东亚的八个经济体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东亚地区表现出较弱的需求相关性，估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缺乏宏观政策的协调造成的（见表1）。
表1 东亚缺乏政策协调的可能领域
由于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面对的经济问题也迥
对内宏观经济政策然有异，东亚目前难以实现相同经济目标，从而达到经济周
期变化趋同。因此各自所采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作用的方
向也不相同。
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由于经济目标难以协调一致，因此，面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战
略，各国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汇率制度等等。
社会、文化政策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等因素，东亚的社会文化差异使得诸如
劳动力流动等问题的解决难度较大。
法律法规社会制度的差别和意识形态的不一致导致法律法规的巨大
差异，从而提高了生产要素流动的门槛。
各国由于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导致政治、外交目的不相
政治与外交战略 同，政治上缺乏放弃部分主权的信心，从而难以做出有效的
承诺和妥协。
总体来看，东亚缺乏像欧盟那样良好的制度体系。因此，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整该地区利害关系措施的完备。所以，从长远来看阻碍东亚一体化最重要的还不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是政治方面的因素。
2.东亚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顺序。从经验分析和东亚既有现实的判断，可以认为，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言，符合历史经验的顺序应该是贸易——投资——金融一体化的路径。
对于当前正在东亚逐渐升温的货币金融一体化问题，相对于金融一体化而言，贸易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更多的是一种自发性的，由经济系统内部自身决定的。而对参与国主权让渡和政策协调要求较高的金融一体化，则更多地表现成为一种主观倾向，有的时候，金融一体化进程可能脱离经济系统内生的决定因素，而成为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因素的利益诉求。通过以下三个依据（理论依据：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判别标准；实证依据：宏观冲击的对称性标准和产业内贸易情况）以及反证法（即在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尚未完全的情况下强行金融一体化导致的结果）的分析，可以认为：
从静态的经济基础状况来看，东亚区域整体的货币区标准显然不充分，货币区标准上表现不足的主要因素在于区域某些方面差异性比较高。主要表现在：第一，东亚各经济体的长期政策偏好上有一定的差异，一些国家的长期通货膨胀率较高，而另一些成员的长期通货膨胀率较低，从而威胁未来的货币合作；第二，东亚各经济体所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冲击的相关性较低，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同步性总体看表现不佳，从而使得不同的成员面临不同外部冲击时的反应不同，加大了货币汇率协调的难度。当然，上述差异性并非绝对，例如在小型开放经济体菲律宾、新加坡之间，在ASEAN核心5国成员之间，或者在日本与韩国之间，某些指标表现良好，这意味着区域货币合作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次区域，这些次区域合作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在东亚货币区域体系发展过程中可以表现出范围的局部性和发展层次上的渐进性。
从货币合作的动态条件来看，东亚地区在贸易联系和区域产出趋同方面存在正向的关联，当前可以着手推进货币合作的努力。东亚地区当前满足推动货币合作的动态条件，以实体经济一体化发展和金融货币一体化发展相互促进，通过降低区域的差异性，增加区域的一体化联系，可以降低货币合作的成本，同时提高货币合作的收益，实现货币合作的动态进展。因此，现阶段在东亚地区实行最高形式的金融一体化的静态条件不充分，但并不妨碍该地区着手进行构建区域货币体系的初步努力。
3.东亚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的模式选择。（1）贸易一体化模式。传统的雁行模式本身在具体的操作中存在内在结构方面的缺陷。例如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产业层次的梯度转移，要求双方投资和贸易关系保持相应平衡，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否则对外投资或引进外资、产业梯度转移、对外收支平衡三者难以协调。因此，东亚的贸易一体化需要有新的模式来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因此，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在经过对目前东亚“10+3”模式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之后，可以认为，第一，不论对于哪个国家，中、日、韩+东盟，FTA是总体经济利益最好的选择。第二，不论对于哪个国家，参加任何形式的FTA都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第三，不论对于哪个国家，只要置身于任何一种FTA之外，经济利益都将受到不良影响。因此，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是这些国家应采取的正确政策。
如何将现行的东亚经济体系融合为“10+3”模式，其设想有四种：一是通过东盟的扩大，即其他国家加入东盟，最后实现东亚范围的一体化。二是“10”和“3”分别发展，在成熟的基础上实现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联合。三是大力推动和全面规划整个东亚地区合作框架和组织结构，把其他的合作发展纳入整个东亚合作的框架和组织机制之中，建立东亚合作机制以及一体化体系和组织。四是中日韩分别推动与东盟的制度化一体化建设，并且同时寻求把三个进程合拢的方法，即3个“10+1”的融合。
（2）投资一体化模式。当前，东亚投资政策总的趋向是逐渐放宽对投资的限制，从限制性到更为自由化和激励措施中性化的方向进行。鉴于中国正成为影响东亚直接投资格局的重要因素，作为周边国家，其他东亚经济体也在纷纷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此，可以预计，整个东亚地区都在酝酿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资流入。
由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密切关系，东亚贸易一体化模式与投资一体化的模式是一致的。在现阶段，中国应该深化中国—东盟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日韩之间的投资协调。从区域层面看，建立多边的投资框架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于东亚区域成员来说，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推动东亚投资框架的形成很值得付诸行动。目前东亚间经济关系密切，合作前景良好。如果中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那么在ASEAN+3模式下，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投资框架，明确各国的例外保留，逐步推进自由化程度、提高投资保护标准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
（3）金融一体化模式。东亚金融一体化的根本目标，是以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紧密的政策协调、一致的政治承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东亚货币同盟，或东亚货币区。但是鉴于上述原因，东亚金融一体化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
经过实证分析，可以认为，东盟5国、韩国和中国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如果该货币区形成，那么统一货币篮将比美元更适合作为“锚”。然而在最开始阶段，进入货币区的国家应该是在线性整合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国家：新加坡、韩国、印尼和泰国，随着货币金融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应该加入其中。
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一体化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目前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其中，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是主导，货币金融合作则是对前者的支持和补充。东亚的自由贸易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区域外国家达成的各种自由贸易协定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状结构；再辅之以货币与金融合作的支持与补充，对于增加当地政府、企业与机构的投融资渠道、增强地区金融的稳定与安全、保持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升整体的竞争能力、增强承受外来冲击的能力以及消除贫困等将会有积极的重要意义。
东亚贸易发展与一体化进程
1.贸易总量。东亚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是成立区域贸易集团的基础。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趋强化，1990年—2000年，东盟区内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13％。东亚地区已经成为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2002年，中国同日本、韩国、印度和东盟10个成员国的贸易总额高达2000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20％。从出口流向来看，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反映了东盟国家在中国崛起和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雁行模式下紧盯欧美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把更多的贸易和投资目光转向中国市场（见图1）。
图1 世界三大经济区域贸易流向图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IMF，Direction of Trade光盘数据。
以消费者剩余的变化为标准，将加入贸易一体化组织之后各类国家的收益排序为：净拉动国、弱拉动国、平衡国和弱依赖国。因此，处于拉动地位的国家对推动贸易一体化的积极性最高。
2.区内贸易状况。把区内贸易/总贸易看成一国对区域贸易的依赖性，2002年，除日本和韩国，区内其他国家（地区）区域进出口比重都超过了半数，表明个体对区域整体的贸易依赖达到很高水平。Goto用贸易密度指数比较了东亚地区和欧盟地区1999年的贸易一体化程度。平均而言，东亚14国之间贸易密度指数为5.51，比欧盟成员国的2.35明显高出很多，东亚贸易一体化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3.贸易结构。虽然贸易联系非常紧密，但是从商品贸易构成来看，东亚地区的贸易一体化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1980年—2000年期间，东亚地区贸易结构趋同性比较明显，各经济体同区域整体的贸易结构相似性均逐渐提高。贸易竞争相似性显示，日本和韩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东盟国家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这也是造成东亚技术扩散的源泉之一。
4.贸易一体化进程与中国的战略。东亚贸易一体化主要的早期收获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即3个“10+1”。其中，尤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货物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各领域合作逐步展开、社会合作日益密切。
对于未来有潜力的贸易领域，可以将“10+3”大致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第一，全面贸易优势型——中国；第二，高技术贸易导向型——日本、新加坡；第三，工业制成品贸易型——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第四，农业及原料贸易型——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对整个东亚来说，在初级制成品和旅游娱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原材料方面优势并不明显，在技术贸易和金融保险贸易等方面不具有优势，而中国在“10+3”中属于全面贸易优势型国家，加之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市场需求量大，完全可以和东盟10国分别建立良好的、双赢的贸易合作关系。为推动东亚贸易一体化，中国的战略安排应该是：短期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与日韩的贸易协调，中期融合3个“10+1”，长期实现东亚共同市场。
东亚投资发展与一体化进程
1.投资发展状况。总的来看，东亚大多数国家（地区）都有大规模的FDI流入，而中国又是东亚区域内吸收FDI最多的国家，日本是区域内流出FDI最多的国家。在流入东亚的FDI中，东亚区域内部FDI的规模和份额不断上升，达到了半数以上。东亚对欧盟和北美的FDI流量相当可观，在三个区域内形成了投资互动局面，但是这种情形较大地归功于日本的资本输出；东盟在东亚的投资中十分活跃，与中国和日本都有大量的FDI往来。世界三大经济区域中，北美和欧盟都属于FDI净流出区域，而东亚属于净流入区域。东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比较强，这主要是因为东亚的经济体主要是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稀缺程度较高。而且资本从比较富裕的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也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优化的配置（见图2）。
图2 世界三大经济区域FDI流向图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Investment Directory，2000。
由于投资一体化意味着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因此，对于投资提供者来说，便利化的投资流动使其可以更自由地流入其他国家赚取利润；对于投资需求者来说，可以更方便地接受资本进而弥补本国在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不足。因此，各类国家均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投资一体化进程。
2.引力模型对FDI的检验。引力模型对FDI检验的结果显示：资本流入国的GDP和资本流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直接投资的流动影响很大，与对贸易量的引力模型不同，对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中距离变量的弹性系数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在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后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空间距离对直接投资的消极作用。其原因主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利于东亚的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这些有利因素以东盟投资区计划的建设与落实最为完整和典型。通过引力模型对FDI与贸易之间关联的检验，可以发现：东亚地区区域内的FDI增长对促进区域内贸易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FDI和对外贸易间的联系已经开始淡化。
3.中国推动东亚投资一体化战略目标。目前，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107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一个具有非强制约束力的区域APEC协定，以及多边的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TRIMS）、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TRIPS）、多边投资保证代理（MICA），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TRIMS和GATs。以上各个层面上达成的与投资相关的国际协定，对我国规制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带来了范围广泛的约束。
目前国际投资框架正从全球、区域和双边三个层次渐次推进，在WTO框架内达成投资协调框架，或者较具弹性的区域架构的全球普及，都是全球投资架构形成的可能途径，投资的国际管辖只是迟早的事情。中国不能不关注此点，并慎思谨行，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选择。
就短期来说，中国致力于投资政策协调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在投资政策方面与国际上一些通行的投资规则存在许多矛盾之处，需要渐进完善。另一方面，投资带来的技术扩散不到位阻碍了投资一体化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一般生产性的FDI间接扩散技术和研究与开发FDI直接扩散技术，以此加速区域内的投资一体化。
就中期来说，首先应该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完善“国民待遇原则”，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对既有法规进行全面清理，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加以改革。另一方面，从双边层面看，中国不宜将双边投资框架作为政策重心。我国应将视野主要投放在构建综合性的投资框架上。
从长期来看，形成全球性投资架构的困难还较大，但是，从区域层面看，各种区域性投资框架不断整合，这种带有区域主义特征的架构，是全球化的必要补充。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框架的制定，争得主动权，加深与东亚各国在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交流，降低协调成本，实现东亚区域内的投资一体化。
东亚金融发展与一体化进程
1.宏观金融变量。东亚各国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宏观经济政策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到目前为止，东亚各国的金融政策并没有出现相互结合的迹象，现阶段还难以形成步调一致的利率变化趋势。对汇率的分析表明，弱波动性的国家经济增长稳定程度高于强波动性国家：对于东亚国家而言，稳定的汇率有利于经济的持续成长。
2.金融市场开放程度。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东亚各经济体的金融工具国际化趋势也逐渐明显。相对而言，金融开放程度不高的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则金融工具国际化趋势稍显逊色。
东亚各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类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类由中国、印度尼西亚组成，这类国家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
3.资本流动。当前世界资本的流动主要围绕两大“循环圈”来进行。一个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另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资本流动。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聚集地（见图3）。
图3 世界三大经济区域资本市场资本流向估计图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就东亚目前的情况，可以认为在金融市场方面，东亚对美国和欧洲的依赖明显高于对区域内部的依赖。相当一部分国家均出现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资本净输出，这种资本流向结构充分说明了东亚在当前国际资本流动中的特殊地位，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东亚在金融一体化方面还需要时间。鉴于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资本流动方面的强势地位，短期内东亚在金融市场上对外部的净依赖状况难以改观。
除个别国家和少数年份之外，东亚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来自于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变化。国际资本从东亚外部国家流向东亚国家，不仅促进了东亚国家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而且实现了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东亚经济增长。因此，东亚国家的国际储备是东亚经济增长不断获得动力的标志。根据东亚外汇储备的流向经验，可以认为，拥有巨额储备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向美国输出了资本。初步估算，东亚的官方储备约70％流向美国，约20％流向欧洲。
4.东亚货币合作的实践。东亚各国的金融状况比较复杂，金融开放程度也不是很高。无论从宏观金融变量，还是从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角度，各国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国际化水平都有待加强。金融一体化需要参与国起码的金融自由化，然而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各国对待金融自由化的态度十分慎重。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确实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然而，要达到真正有利于金融一体化的金融自由化程度，东亚还需要时间。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良好意愿就能实现的，还需要东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总体而言，东亚的金融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进行高层次金融一体化的条件。对于东亚的货币一体化，从现实情况看更是为时尚早，东亚现在最多处在货币合作的准备阶段。然而，这并不妨碍东亚在货币合作方面进行的有益实践。事实上，东亚在货币合作方面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为未来可能的货币一体化作了一定的准备，这包括：东盟互换协议、马尼拉框架组和清迈倡议。
5.东亚金融一体化方案和中国的战略选择。东亚不少经济体都经历了金融市场由比较开放又走向比较封闭的过程。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确实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然而，要达到真正有利于金融一体化的金融自由化程度，东亚还需要时间。
虽然整个东亚地区的货币与金融合作起步较晚，效果也并不显著，但是还应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回顾东亚金融合作的历程，可以对进一步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将继续促进东亚金融合作的发展。其次，各国之间的理解、信任和认同是东亚经济、金融合作发展的重要前提。再次，东亚金融一体化要现实可行，并使参与成员得到实惠。最后，东亚金融合作需要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调整相配合。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吸取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金融一体化方案，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亚洲汇率走廊（AERM）、亚洲债券基金（ABF）、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和亚洲货币篮子（ABC）等，但是这些方案都各有利弊，在实施层面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为推动东亚金融一体化，短期内应该（1）继续防范危机扩散和强化各经济体的政策对话，重心放在汇率波动的协调，防止货币汇率过度波动；（2）扩展清迈协议，使双边协议多边化；（3）为适应日益增强的区内经贸关系提供投资贸易便利；（4）为减少本地区对美元的高度依赖做准备，并积极培育本地区货币在本地区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从中期看，中国应致力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与亚洲债券基金，并推动基金采取在香港交易，套用香港目前的结算体系，鼓励私人部门参与亚洲债券基金的使用等措施。在中期目标能顺利实现的前提下，在长期内，在东亚金融合作框架下可以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实现更大程度的区域汇率稳定性，建立固定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包括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与亚洲货币篮子方案等；二是形成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较为发达的区域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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