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农民价值观_农民论文

毛泽东的农民价值观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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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农民价值观,是指毛泽东对农民群体的价值评判及规定。它是毛泽东农民观的基石,内在地制约着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实践。它既铸就毛泽东的辉煌,也导致其晚年的重大失误。

高度评价中国农民的社会价值,是毛泽东农民价值观的核心,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所作出的最具创造性的论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确信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

首先,从数量上看,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度,这现实决定了民主革命离不开农民。由于近代工业的落后,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44、643、643、643页。)恰恰相反,农民则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争取农民的参与和支持,如果离开了农民,中国的革命事业将是镜花水月。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从正反两方面,一而再地给予我们的启示。

其次,近代中国的严酷现实,使中国农民具有极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中国农民历来存在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而土地则是其根本的落脚点。但是,严酷的现实击破了农民这种幻想。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座金字塔,农民则是这座金字塔的基石。中国的封建史,就是一部土地分配与再分配的历史,农民始终为土地,即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因而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斗争精神。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外国资本掠夺着我国农村资源,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遭破坏。地主阶级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不断加重地租剥削,土地的集中更为加剧。列强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额赔款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到农民头上。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与混战又给农民造成无穷灾难。因此,内外交困的中国农民要想获取土地,摆脱政治压迫,不得不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再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夺取胜利,中国农民就必然加入无产阶级领导的“大合唱”。由此可见,“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农民革命性时,毛泽东采取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即按照农民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划分农村的阶级,并以此评判农民积极和消极的各种因素。毛泽东认为,革命性的蕴藏,主要在贫困的人身上,谁越贫困,其革命性就越强。所以,毛泽东认定:农民中只有贫农和中农才是革命的主体力量。他说:贫农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44、643、643、643页。 )“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是重要革命动力的一部分”。(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44、643、643 、643页。)由于中国农村的普遍贫困, 也就决定了贫农和中农占了农民的绝大部分。因此,毛泽东坦言:“农民这个名称所包含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版,第644、643、643、643页。)

建国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新旧社会的转型,必然会引起许多尖锐而亟需解决的矛盾,而如何看待农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用,则成为关键。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行土地公有制,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而这必然要和农民的小生产性及对土地的依赖产生尖锐的对立。在此种情况下,农民还能充当社会的主体力量吗?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农民“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

首先,中国革命和建设离不开农民。建国以来,工业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如1957年仍然是“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 )这就决定了不论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搞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依靠农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牵涉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巨大社会变革时,如没有农民的支持和参与,将是不可想象的。从历史上看,共产党和农民已结成唇齿相依的血肉联系,这种联系也不能因为所有制改造而受到损害,反而应该不断巩固和加强。所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第一位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6、178、179、187、245、183页。 )“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

其次,农民会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农民充分相信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使中国农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共产党不仅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现在共产党又提出走集体化的道路,将使他们的生活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没有理由不跟随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农民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基因——互助合作性。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挤压,中国农民朦胧地意识到,要想摆脱压迫,走上富裕之路,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唯有团结起来,结成一定的互助合作团体,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互助合作性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历史上如黄巾军的“方”,湖南农民运动期间的“合作社”,抗战时期边区的“变工队”等等,都属于这种互助合作性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把它归结成“原始社会主义性”,认为尽管古今天地悬隔,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则是中国农民“可以确定”的共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在毛泽东看来, 这种互助合作性具有如下功能:其一,它可以升华为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实现自身超越的强大内驱力。土改以后,农民虽然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互助合作传统的消失。相反,它却在不断地加强和升华,并成为全国农村的本质和主流。这是因为,农民互助合作性产生的根本前提——贫困依然存在。个体农民“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依然感到困难(贫农),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6、178、179、187、245、183页。)而这使他们觉得,要消灭贫困,单靠推翻社会压迫是不够的,还得另找出路,而出路就在于改变原有的个体小生产所有制,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于是,拥护合作化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就成为农民“互助合作性”在当时的主要表现形式。毛泽东又判断,当时贫困或不富裕的农村人口占农村居民的60%~70%,则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广大农民的本质需求。其二,它是农民奔向共产主义的强大支撑力。合作化以后,毛泽东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不断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他试图在农村推行激进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政策,由于“一穷二白”,缺乏物质基础等现实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就只能强调打破常规,打破客观条件的束缚,发扬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坚信人只要能发挥冲天的革命干劲,发挥旺盛的创造能力,就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克服一切物质障碍。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农民互助合作性作新的考察。考察后他认为,经过制度的转换,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不复存在,农民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农民原有的局限因为失去生存基础而逐渐消亡。而由于中国的特点仍然是“一穷二白”,所以农民身上所固有的“互助合作性”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不断升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成为奔向共产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毛泽东这样乐观地估计中国农民:“1958年,人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总之,“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奋发。”(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 、178页。)在毛泽东看来,合作化以后的农民, 实质上和工人阶级已没有多少差别,而只有分工的不同, 再由于农民人数的绝对庞大,所以,毫无疑问,农民已成中国最大的社会主体。

但是,在分析农民在社会主义时期作用时,毛泽东仍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谁越贫困,谁要求互助合作的愿望就越强烈,其原始社会主义性就越深厚。他在论证农民肯定会拥护“合作化”时,总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6、178、179、187、245、183页。)在论证农民拥护“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也有一个逻辑前提:“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

对农民社会主体地位的确证,并不意味着全盘肯定农民。恰恰相反,毛泽东非常关注农民的两面性。他认为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个体农民具有许多严重的缺陷,同时农民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使这些缺陷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甚至有使整个世界翻转的可能。而在诸多缺陷中,小生产性是其根本的表现。它严重地威胁着中国革命和建设。

第一,农民的小生产意识,直接干扰着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首先,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宗法意识危及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看到:“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个姓一个村子,或一个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尽。”“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其次,封建的小生产性是造成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造成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95页。)再次,封建的小生产性还导致了“极端有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所谓农业社会主义,就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就可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曾有一度流行。毛泽东指出:“我们赞助平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第1314页。)

第二,农民的小生产性影响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转换。土地改革后,毛泽东感到,封建制度虽已消灭,但作为封建制度基础之一的小生产方式仍然存在,它必然会严重干扰社会主义事业。因为:1、 小生产性是农民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性的温床。农民的封建性和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的,其合作基础就是个体劳动,而最容易实现这种合作的阶层,就是富裕中农。因为他们正在从个体小生产方式中得到好处,所以他们就迷恋私有制,在封建制度的条件下,他们企图成为富农和地主,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企望向资本主义发展。“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所有制”正使富裕中农向富农方向转变,“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6、178、179、187、245、183页。)2、小生产方式正促使农村新的阶级分化。个体小生产方式, 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这已为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所证明,即使在土改以后,农民分化问题也依然存在。毛泽东严重地关注这一现实。在几乎所有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都谈到了新富农,新富裕中农和新的贫下中农问题。3、小生产方式已成为阻碍国家工业化的重大障碍。 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谈到,国家工业化,需要农业的社会化,而小生产方式,恰恰是社会化的大敌。

但是,毛泽东又始终强调:1、对农民的局限性必须坚持历史的、 辩证的观点。农民的局限性当然必须重视,但是它毕竟是支流。这是因为农民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富裕中农身上。毛泽东认为,越富裕就越留恋个体小生产方式,就越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性。“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6、178、179、187、245、183页。 )这些富裕中农毕竟只占农村居民的小部分,因此它当然不能代表农民的本质和主流。毛泽东还相信,农民的缺陷是旧时代的副产品,随着私有制的消亡,它必然会随之消失,而决不会遥遥无期地存在。更何况在广大农民身上,还存在着一种解毒剂——互助合作性,它才是农民的本质和主流。因此,对农民局限性的分析,丝毫不能以否定农民的伟大作用为前提。2、农民局限性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由于环境的误导。首先,是私有制。正是因为私有制,才使农民的小生产方式有了可能,也正是因为私有制,富裕中农才迫切地希望成为富农和地主。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其次,是地主和富农的唆使。毛泽东几乎在每次论述农民局限性的同时,总是认为这是由于地主和富农利用各种手段从中破坏和诱导的结果。如在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认为,正是由于地主和富农的破坏,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性在农民中滋长并日益蔓延。他说:“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有时公开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25、 240页。)由此可见,农民局限性的出现,正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反映。

对农民社会地位作如此肯定,对农民局限性作如此分析,构成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当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时,毛泽东既成为一个伟大的成功者,也留下深深的遗憾,“百年之后,遭人议论”。

从成功方面看,农民价值观使毛泽东强调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并以此指导实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

其一,毛泽东强调并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既然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数量最大的主体,那么就必须承认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必须承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社会也就应自始至终地注意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其主力军作用。任何歧视农民、打击农民积极性的行为和理论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毛泽东说:“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 、177、177、224、178页。)“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25、240页。)基于此,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创建“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致力于“土地革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在建国以后,特别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暴露之时,提出“农业是基础”。我们看到,毛泽东之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对浮夸风采取姑息的态度,其重要原因就是“气可鼓而不可泄”;之所以坚持“三面红旗”,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群众宝贵的发明创造;之所以要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是对农民主体作用的进一步肯定。

其二,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基于对农民局限性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对农民的局限性,只能采取政治思想教育的手段。所以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通过制度上的转变,通过严格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激活农民身上的积极因素以克服消极因素。正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指出的那样:“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他在任何时候都坚决反对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

凡此种种,都是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独创性贡献,它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农民观。马克思和列宁承认农民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而对农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对传统农民拥护社会主义的热情,则是怀疑的,他们尤其关注农民的局限性。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阶级,农民和其余所有的阶级都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消亡。农民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存在,“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车轮倒转”。他们虽然也承认过工农联盟,但总认为这是暂时的。应该说,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是在对民主革命已完成了的欧洲考察后得出的,有其合理性。但如果照搬到中国,则不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认为,农民是劳动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他对中国国情进行认真考察后的认识。他承认农民的社会主体地位和积极性,因而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戴。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合作化运动为什么在如此急剧推进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巨大的社会震荡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在历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诸多磨难后仍能保持大局稳定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

但是,毛泽东的农民价值观也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是由于他的分析方法造成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对立,因而采取“阶级分析”方法是正确的。建国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村剥削关系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也不那么尖锐了,如果离开了生产关系因素,仍按经济地位把农民分为三六九等,并以此衡量农民“互助合作性”或“小生产性”或“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性”的多少,则显然是不正确的。农民的互助合作传统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其原因之一是要维护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因此必然包含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成份,如“农业社会主义”、“彻底的平均主义”等等。而小生产性也不仅仅是富裕中农的“专利”,而是所有个体小农的共性。因此,要想把农民从小生产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决非易事。毛泽东显然忽视了这个实际,他仍固守其“阶级分析”方法,而方法的偏差,必然造成其理论和实践的失误,总其要者:

其一,导致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和后来人民公社化问题上产生急躁冒进的情绪。他认为,既然互助合作性代表贫下中农的利益,是主流,而“小生产性”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性”则代表富裕中农的利益,是支流。所以合作化越早越快进行,就越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否则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或全体人民打主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96、178、179、187、245、183页。)既然合作化后的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此的高涨,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走路,而要“拔白旗,插红旗”、“多快、好、省”地迅猛发展。

其二,强化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既然农民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富裕中农身上,而且是地主和富农“唆使”的结果,那么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就显得很有必要。它既可以保护广大农民不受侵蚀,又可以使地主、富农的“复辟梦”破产。正基于此,毛泽东总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农村的每一场运动,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总是把不同意见看成是农村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强化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思想,使其“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其三,导致“一穷二白”论的产生。由于把占有生产资料看成是农民具有积极因素或消极因素多少的必要前提,于是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的贫困对社会主义前途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到了50年代末,终于发展成“一穷二白”理论,他开始把“一穷二白”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96、628、628、224、224、224、628、17、155、177、177、224、178页。)如果说,在50年代末,这种“一穷二白”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激发人民的昂扬斗志。那么到60年代,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一穷二白”论日益显示其局限性,终于演变成“贫困有利于社会主义”、“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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