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德国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德国论文,日本论文,外交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和日本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战后这两个国家加速发展经济，在废墟中又重新崛起，成为美苏冷战的赢家。冷战后德国和日本把实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
一、德国和日本的崛起及其联合国外交目标
根据1973年第28届联大决议，联合国同时接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为联合国会员国。到1980年以前，两德分别和自己的同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在联合国中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不过，联邦德国对联合国作出了较大的财政贡献。海湾战争中，德国宪法明确限制其参加集体的强制行动或和平维持行动，德国和日本一样，被排除在决策圈子之外，它只是联合国重要财源提供国之一，这刺激了德国人要求修改宪法和围绕德国作用的争论（注：[日]家正治等译：《后冷战时代的联合国》，1996年12月10日第1版，世界思想社出版，第67页。）。
在国际上，德国实现完全统一前，戈尔巴乔夫的德国问题顾问波尔图加洛夫最早提出了德国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一部分联盟党议员和报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当时的中心问题是尽快克服实现两德统一的诸多困难，害怕提出此问题会招致其它西方大国对德国统一的阻挠，故未对此真正给予渲染。
德国直到1992年才正式表明角逐常任理事国的立场（日本在70年代初就有此想法）。1992年8月23日，德国外长金克尔在接受《星期日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说，“既然东京在争取席位，我们也要参加这一讨论”。这表明，日本的行动对德国产生了推波助澜之效用。在93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德国提出自己已经具备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且有作为常任理事国而发挥作用的准备。（注：[日]神余隆博：《新联合国论》，1995年8月1日，大阪大学出版会，第66页。）
德国是联合国财政的大捐款国之一，居于美国和日本之后，为世界第三位。
德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对多国部队提供了1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给多国部队提供战费130亿美元），相当于全部所需经费1/10。但是，德国对决策与战争的实施方法并没有什么影响。德国认为它今后在国际事务中施加影响的途径必须首先成为常任理事国，否则“德国在将来如果出现被强制作出非常大的贡献或牺牲（对经济制裁措施之际造成的对出口的损害、对联合国维护和部队的财政贡献或部队的提供）的情况下，如果德国不能参与决策，在国内就很难有好的交待”（注：[德]Karl kaiser：“成为常任理事国——德国外交的新目标”，见日本《外交论坛》月刊1994年第3期。）。
从第48届联大以来，德国代表一再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1993年第48届联大上，德国外长金克尔表示，“德国准备承担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为了换取第三世界对德国谋求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支持，他表示，“只有考虑到对安理会实行改革，我们才能维护并提高它的信誉。我们也考虑到第三世界的作用”。在第50届联大专题发言上，德国代表指出，“有能力并愿意在全球范围内对维持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及已经在国际发展和联合国活动方面承担艰巨责任的国家，应在安理会享有常任理事国地位。德国就是这种国家之一，联合国可以依靠德国”（注：联合国文件A/PV56，第20页。）。
发达国家中的美、英、法三国支持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但发展中国家普遍担心，日德常任理事国化实际上是西方七国集团的延伸，加重了安理会与南方国家的对抗。发达国家的意大利也反对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意大利认为没有将自己列入可能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的名单是一大侮辱，因此意大利建议，“为欧洲设立一个常设席位。由德国、英国与法国轮换”（注：联合国文件A/48/264/Add.2.第4页。）。
同样，美国也支持日本的常任理事国化，也得到了英法的积极支持，最近俄罗斯也表明了积极支持的立场。
二、德国与日本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安全要素”背景分析——国家认同的视角
下表是皮特J.卡增斯坦对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核心的诠释，是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角度，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同时，它对理解日德的常任理事国化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表1 德日的核心国家安全要素（注：译自皮特·卡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著《国家安全的文化》(The Cultureof National Security)一书第338页表格。）
首先，从“国家认同”来看，“当日本放弃政治军事权力而作为商业国家专心经济发展”，这是日本最基本的国家认同模式和认同倾向。这种国家认同表现在正常的国际关系上时，则应以一种相对比较理智和克制的行为方式来参与国际安全的活动，如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便是如此。战后日本还有一重要的国家认同：国民整体上看重联合国的作用，他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外交实现世界的和平和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理想。当然，由于日美同盟的存在，战后所形成的积极的国家认同实际上受到了严重冲击。
日美同盟和日本的国家认同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就连日本公明党也不看好日美同盟在未来的作用，也深深地感到日美同盟对日本和平形象的破坏性影响和对日本冲绳发展的严重制约，并为此提出提案，要在冲绳建立联合国亚洲总部和东北亚安全秘书处，把冲绳变成一个和平的岛。（注：参见英特网。网址：http://www.komei.or.jp/sonota-files/Archive/komeidatabank/，日本公明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点政策，2000年11月13日更新，2001年3月18日下载。）
军事参与和常任理事国化的非一致性应该是日本“国家认同”的一个逻辑发展。日本人民并不主张把加入常任理事国和参加如监督停火这种具有实质军事意义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拴在一起。但是，一部分保守的日本政客则是希望通过成为常任理事国，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恢复日本的军事能力和军事存在，最终以合法的新“日本军队”的形式，展示日本军事实力的存在。他们以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必须作出实质意义的军事贡献为由，强调加入常任理事国和军事贡献的一致性。如果日本取得常任理事国地位，同时成为一个公开的军事大国的话，它就违反了作为战后日本立国之本的非军事化的国家认同，日本可能会再次陷入无明确国家目标的尴尬状态。
而德国的“国家认同”则是以“作为西方强大社会共同体的一员”为依托。西方强大的共同体是北约和欧洲联盟。它在这两个集团中已经是举足轻重的成员，在北约，它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在欧盟，它的实力是第一位的。北约和欧盟的重要成员英国和法国一方面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不愿意联合国出现只有一个欧洲常设席位的局面，故而支持德国取得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美国对英法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英法不得不表明支持德国取得常任理事国。而国家认同方面，战后德国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对世界所造成的战争罪行反省比较深刻，同时由于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并分属于不同的两个阵营。国际战略没有明显的独立性，对外交目标的追求也比较低调。两个德国73年加入联合国之后，以西德为例，它到目前为止只担任过两次非常任理事国，它90年代初才开始有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想法。
第二，从“联盟关系”来分析，日本是“被动地依赖美国的军事安全，但是它并不服从美国的战略”，但是“被动地依赖美国的军事安全”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主动的需要，在这种前提之下，即使日本不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取得日本实际所追求的那种所谓对保卫日本的安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展，它也可以通过日美同盟的质的发展，在军事上寻求发挥大国作用。
而德国“在联盟中积极的契约以达到政治军事和安全目标的意图”，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在战后进行了40多次的修宪，可以认为，它的对外军事行动完全不存在国内体制的制约，因此它可以采取积极和“契约”来参与到“联盟”中来，这就是NATO（“北约”）——一个西方的对抗性的地区性多边军事组织。亚洲没有这样的军事结构，目前只有双边的军事同盟，即日美同盟和美韩同盟。这种双边军事同盟无论是规模还是稳定性，都是无法和NATO相提并论的。可以预料，如果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作为西方共同体阵营的德国会取得和美、英、法更好的协调。而日本如果加入常任理事国，由于它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不良表现而使它在政治上还没有取得亚洲国家的谅解，再加上日本先天外交理念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它难以在国际社会中界定好自己的位置。
第三，从“军事结构”上看，日本作了“非核，非挑衅的”和“领土的防御作用”的界定，“军事结构”的这种“非核”使它产生想当“非核常任理事国”并和现有五大有核武器常任理事国取得政治上的平衡，而德国也是“非核，非挑衅的”和处于“限制在北约范围内的行动”，但是德国似乎并未常常以“非核常任理事国”作为竞争常任理事国的手段。不过，德国学者中也有持“无核常任理事国”这种逻辑：“对没有打算成为核拥有国的野心的德国来说，非核政策的维持，是德国在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问题上取得超党派一致的大前提。对联合国来说，如果德国（以及日本）这样的非核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而参加到安理会当中去，将有助于强化安理会的正当性和强化核不扩散体制”（注：[德]Karl kaiser：“成为常任理事国——德国外交的新目标”，见日本《外交论坛》1994年月刊第3期。）。
第四，从“民事—军事关系”看，日本的军事状态是处于“严密的官僚所控制的自卫队”的状态，同时“军队与国家主义之间的联系淡薄”。自卫队参加的海外军事活动在“自卫队法”的管理之下，同时，军队在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时也只允许在后勤保障、救灾等方面进行活动。而参加联合国“监督停火”的业务至今为国会所冻结。
德国的情况和日本不同，它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正式的军队，它可以参加联合国任何正式维持和平行动，它的宪法允许它参加。
三、德国与日本的联合国政策比较
对德国与日本的联合国政策比较是有意义的，从而我们不但看到了它们的联合国政策的异同，也了解其联合国政策的实际效果：
(1)德国可以说在战后是一个“轻装上阵”的国家，德国为了适应自己国际战略的需要，先后40多次修改宪法，它不但可以在北约的框架中参加军事行动，它还几乎毫无限制地可以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而日本战后在国内外强大的和平力量下使日本一次也没有成功地修改过宪法，宪法对日本作出的“否定集体交战权”的规定始终坚如磐石。在保守政权强行通过的PKO法案中，也写上禁止日本参加监督停火的规定，因此有日本人认为，在PKO问题上，日本在行动敏捷程度上不如德国。德国在国际战略上和日本相比要主动得多，日本明显地表现得比较被动。对此，美国学者梅尔·格托夫认为，日本“同美国加强安全的合作，始终是在美国的推动下这样做的。不论是对海湾战争的支持，还是维和行动，都不是出于日本的主动，都是受到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批评，才这么做的。拿维和行动来说吧，有人说日本在海湾是搞‘支票外交’，愿意出钱，但不愿意拿生命来维护它的海外利益。而德国则不是这样，它派士兵和飞行员参加维和行动”（注：[美]梅尔·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新华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298页。）。
(2)从德国和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看德国和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的国际支持度。日本人意识到，自己和德国在国际战略上尚存在明显的差距：“德国在战后处理问题上和相关国家之间仍然没有达成理解的日本相比，德国已取得了国际的信任，日本和德国相比，虽然同是战败国，但是经过了50年的变迁，两国所得到的国际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今后日本要想成为国际社会所信赖的国家，应该向德国的国际战略学习，……比较德国和日本的战后补偿时，可以认为，德国是对“人”谢罪，日本是仅以“钱”谢“罪”。（注：[日]竹村健一：《研究日本明天的6个视点》，太阳企画出版，1998年6月6日出版，第193页。）
德国的外交政策的方式有三个层次：第一，在与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上，它遵循传统的双边政治方式。第二，它积极参与和建立欧洲和国际的多边政治（如在西欧联盟、欧安会——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框架内的）。第三，德国重视超国家主义，即支持和促进欧洲一体化。德国在双边、多边和超国家这3个层次上的政治使德国能够通过不同的或对不同的倡议的结合优化其利益（注：[德]莱索德·谢德曼主编：《德国政治概况》（中译本），学林出版社出版，第143页。）。我们不难看出，德国非常重视地缘政治对德国的意义，特别是在它展开多边外交的时候，总是以双边关系的稳定为前提。它紧紧地抓住对它至关重要的欧洲，建立起它和欧洲稳定的安全关系。德国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目标，在欧洲自然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阻力，除了意大利和德国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外，欧洲大国，基本上都是支持德国的，特别是战后，德国与法国实现了和解，对德国实现联合国的外交目标帮助甚大。
显然，德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远远优越于日本。
从地缘平衡的观点看，“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比德国具有更多的正当性。这有两个理由，其一，在安理会中，亚洲的发言权过小，欧洲的发言权过大，第二，在欧洲的统一过程中，对欧洲各国主权的限制也是欧洲统一的积极成果，同时，这也是基本前提。比如说，欧洲的命运，越来越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议会这一机构来决定，在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中的代表，共同确定的议题和课题，应该委托给欧盟组织的逻辑越发明显了”（注：http://lib1.nippon-foundation.or.jp/1996/0188/contents/067.htm，佐藤 诚三郎（世界平和研究所研究主干）。2001年3月26日。）。但是，地缘平衡并不能简单地导致地缘政治上的调整，两者也不是一回事。
亚洲地缘政治的现状是，由于日本至今未能对侵略的历史进行反省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恶劣的表现形成了亚洲国家普遍对日本不信任。应该承认，战后日本对亚洲国家也做过一些积极的修补关系的工作，如ODA经济外交就可以看作是日本改善和亚洲国家的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但是日本至今没有对曾经被它侵略过的国家进行过正式的道歉。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日本在亚洲不像德国在欧洲有法国那样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区伙伴国。……简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区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国并不孤立”（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230-231页。）。在日本地缘政治处于孤立地位的情况之下，日本的联合国战略不可能取得对它有利的突破。因为其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如果不能取得亚洲国家的真正支持，日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达到目的。
此外，亚洲国家由于排它的日美同盟的存在，地区安全环境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日美同盟只有演变为亚洲国家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多边的安全体系，日本才会给亚洲人民以放心感。在日美同盟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和日本才有可能实现“法德式的和解”。
(3)德国的《基本法》与日本的PKO法的差别。就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言，开始时德国采取慎重态度，基本法虽然禁止在NATO范围外出兵，但是，这种情况有了相当的缓和。所以，联邦宪法法院以议会的过半数的承认为条件，认定范围外派遣军队合宪，德国于93年夏正式地向加利秘书长表明希望加入常任理事国，和日本相比，行动轻松（注：[日]加濑俊一：《责骂日本外交》，株式会社ティピェスブリタンカ，1997年10月10日，第227页。）。德国《基本法》（注：关于德国的《基本法》，德国学者指出：“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的是，联邦德国1949年制订的《基本法》和通过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所作的解释，不仅在一般的意义上强调民主的价值观，而且强调了2个相互联系的原则，第一，《基本法》包括和平的义务，这意味着禁止进攻性的战争，允许防御性的防务。第二，《基本法》强调国际法的约束性和国际公约和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的相关性。见莱索德·谢德曼主编：《德国政治概况》（中译本），学林出版社出版，第143页。）实际上就是德国的宪法，它有大量的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规定，而日本的PKO法是一部主要是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法规，它于1992年通过，比德国通过相关法案晚43年，虽然它可以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但还不像德国《基本法》那样，可以进行全球性的干预，而且日本的PKO法冻结日本参加PKF的业务。此外，PKO法是游离于宪法之外的一部法规，不少日本人士认为这部法规有多处违宪之处。
(4)德国与日本对废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态度。日本对废除敌国条款持积极态度而德国则持谨慎态度。日本人士认为，联合国是“以打倒轴心国的同盟国集团，为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负责姿态而出现的。因此，在联合国宪章中，写进了不同于世界大战中的敌国和旧敌国条款。……而这个旧敌国简直就是指日本”（注：[日]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研究》1979年8月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59页。）。提出废除敌国条款的考虑最早见于1961年2月24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的林修三政府委员的答辩和1965年3月5日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中的藤崎政府委员的答辩（注：参见[日]入江通雅：《现代国际关系论》，嵯峨野书院，1986年新版，第264页。）。70年代至今，日本一直在联合国舞台中强烈要求废除“敌国条款”。而在敌国条款的问题上，德国态度慎重，它和日本积极地活动要求废除敌国条款的情况相反，“在联合国中，德国从来也没有主张过废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注：[日]神余隆博：《新联合国论》1995年8月1日，大阪大学出版会出版，第99页。）。
(5)日德对“联合国军”的态度。由于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拥有军队，因此日本非常希望联合国建立联合国常备军，日本认为这是联合国真正实现集体安全能力的标志。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于2000年4月25日晚在访问美国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声称“如果根据联合国宪章常设联合国部队，那么，日本也将会修改宪法第九条，以便能够参加（联合国部队）”。（注：[日]2000年4月26日《朝日新闻》（晚版）报道。）而德国因为自己已经拥有一支合法的军队，它对联合国是否应该有军队并不感兴趣。
(6)日本和德国的常任理事国化都得到了美国和英法的支持，但是美国在70年代就对日本的常任理事国化给予了支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德国加入常任理事国则是在冷战之后。
在第50届联大的专题发言中，美国代表明确表示，首先支持日本和德国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的“资格”。因为日本和德国“建设性的全球性影响的记录以及它们承担艰巨的全球性责任的能力使得其候选人的资格受到广泛的支持，只有在增加日本和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同意增加安理会席位”（注：参见联合国文件A/50/PV.58.第5页。）。
美国对日本和德国加入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对英法产生了带动效应和波及效应的作用。在50届联大之前，英法实际上对日本和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并不支持，1993年英国向加利秘书长提交的安理会改革报告中认为，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将影响联合国对全球危机的反应能力，而且会打破安理会地区代表制度的平衡格局。法国在有关报告中也担心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破坏安理会的“有效性”，因为有效性是安理会运作的“首要宗旨”（注：联合国文件A/PV.69（1992年12月1日）。）。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从50届联大开始，英法开始改变立场。在50届联大的专题讨论中，英国代表表明支持安理会的扩大，同时支持日本和德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支持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设立常任理事国席位（注：联合国文件A/50/PV57，第8页。）。法国代表也表示，“支持增加安理会两个现有种类的会员国数量，而不对其属性作出任何变动”，“日本、德国和南方有些国家都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注：联合国文件A/50/PV57，第15页。）。
以上从国家认同的视角，对日本和德国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日本和德国在展开联合国外交的过程中，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都以“非核”为最重要的国家认同，都和美国有密切的军事关系，在进军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中都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但是，日本和德国的联合国外交也有明显的差别，这就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基础比日本坚固，它得到了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支持。而日本则没有取得类似对德国这样的支持，而且德国没有日本那样受到严格的宪法制约，德国拥有一支公开的军队，并不像日本那样为了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而期待借助联合国军队，但由于联合国至今并没有建立军队，因此，日本的打算只是一个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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