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建党思想的双重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独秀论文,来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研究陈独秀建党思想内涵的文章陆续面世（注：参见王树棣《论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冯建辉《建党初期的陈独秀》，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述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3-486、446-462页。），但是，探讨陈氏建党思想来源的文章却并不多见，而且论者们往往也只注重外来因素即共产国家与苏俄政府的影响。实际上，陈氏自辛亥革命以后对政党的地位作用及建党的必要性等方面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最终促使陈氏由政党的反对者转变为政党的拥护者甚至创建者，却主要是国内政局的变化，亦即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国内各个政党政纲与举措的调整等国内因素的作用。就是说，陈氏建党思想具有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的理论来源。本文拟从陈独秀与旧式政党的相互关系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两个角度作些考察。
一
陈独秀亲自参加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从1901年首次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他就加入了留学学生中的革命团体励志社，阅读过由励志社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该杂志专门译载欧美各国政治法律名著，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自由原理》和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书，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维翻封建专制度的锐利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的理论指南，使陈独秀眼界大开，获得了对西方资产阶级主要政党的基本了解和认识。（注：参见徐光寿《陈独秀与日本》，《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K4)1993年第11期。）
从投身反清革命之时起，陈氏便十分注重组建政党的重要性。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重建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注：参见张湘炳：《陈独秀与岳王会》，《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为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之一。辛亥革命后，他两度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为推进故乡的民主共和进程竭忠尽智；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继续苦苦求索，在反思中奋起。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名垂青史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推出了气势恢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概而言之，从陈独秀置身“乱党”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氏兴关于政党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从重建岳王会到“癸丑之役”后，陈独秀冷静地考察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家政党，感到它们在争争吵吵，勾心斗角，从而发自内心地表现出对旧政党的憎恨、鄙弃之情。
孙中山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且按照西方民主共和政制创建了中华民国。武昌首义的成功，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展开组党活动准备了政治条件。一时间，名目繁多的各个政党纷纷宣告成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政党林立的时代。全国300多个政党政团围绕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为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伴随着剧烈的分化组合之震荡，遂演变组合为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三足鼎立的局面。袁世凯则操纵党争，刺杀力主推行政党政治并准备组成责任内阁的国民党事实上的党魁宋教仁，再一脚踢开为之效力多年的进步党（由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并而成），把各家政党打得七零八乱，多党并立的短暂政局终告结束。这一政治纷争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也给文化知识界以惊心动魄的震撼。
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陈独秀既未参加任何党派，也很少就政党的是是非非、长短得失发表观感。在这次政党纷争尘埃落定几年之后，陈独秀才公开发表评论。他指出，当时这些政党缺乏“政见”，都是依北洋军阀和其他政治势力的有产阶级政党，不能反映广大国民的利益和意愿，只为极少数人谋私利。他视这些党派为政客猎取各种权利的工具，根本无益于挽救国家危亡。陈独秀揭露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实这些党派既无诚意也无能力解决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政治问题，故陈氏厌恶、憎恨旧式政党。陈独秀指出：近几年政治如此紊乱，“却未见那一党那一派的政客，堂堂正正地发表政见，诉诸舆论来贯彻他的主张，都是鬼鬼祟祟的单独行动……把疏通一切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当作自己捞取各种政治权利、攫夺高官的手段。”（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6页。）他还说：“我们要格外提防，别让他利用我们洁白的劳动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办什么政党、什么劳动党，做他当总长的敲门砖。”（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7页。）这里，陈独秀可谓戳穿了旧式政党的虚假本质。李大钊也曾指出，“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古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之组织……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显然，在对旧式政党本质的认识和揭露上，“南陈北李”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二，五四运动至建党期间，陈独秀认识到政党及党派运动在政治生活中有重要作用，决意组建有别于旧式政党的新式政党。
政党政治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民主政治实质上就是政党政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曾武断提出“政堂政治，不适用今日之中国”（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4页。）的偏颇结论，反映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偏激的一面。五四运动中，国内各家政党的种种“表演”以及十月革命中俄国共产党（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使他逐步地修正了过去的观点，他认识到政党及党派活动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实现，是造成新时期的一种必经的过程，是建设新社会的一种有用工具。（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8页。）他开始承认优秀政党的党派运动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新生之积极作用。
同时，陈独秀也看到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不除去这三害，政治亦无清宁之日；若要除去这三害，必须建立新政党。他明确主张：“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6页。）他表示，要建立一个新的“小组织”，冲出这三害的重围。另选一个新世界。“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运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8页。）这些论述的含义有二：一是批判旧式政党皆为专事追逐私利的政客集团；二是暗示陈氏自己准备独树一帜，组建为全体劳动人民谋取福利的新式政党。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陈独秀已开始依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要想推翻专制统治，实际清明政治，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需要有政党这类的政治组织来领导；而当时的所有政党因其宗旨、属性、所作所为已表明其担负不了这一重任，所以陈氏才决心另辟蹊径，组建新式政党。这是陈氏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堪称根本来源。
二
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式政党？这个想法，1920年初的陈独秀大有心明而又说不出、又似“隔着窗帘看晓雾”的朦胧感受。在自己祖国的邻邦，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建立“劳动专政”政权的成功实践和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友善态度及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数度声援，使得陈独秀豁然开朗。在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之后，他和他的战友们最终决定要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新式政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在黑暗中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中俄两国国情基本相同，俄国人能够做到的，中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到。而且，俄国又是一个传统的西方国家，“学习西方”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已图存道路始终不渝的努力趋向。康、梁学英日，孙、黄学美国，新文化运动前期陈氏自己崇拜法兰西等，都是近代“向西方学习”进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尤其是对于陈独秀来说，学习法兰西与学习俄罗斯，均属于学习西方，并无本质的变化，仅仅是学习的目标从一个西方国家转为另一个西方国家罢了，因此，这个转变对于陈氏来说，是不难做到的。在陈独秀的转变中，李大钊的影响存在的，但这更是陈氏自己对新生苏俄政权的认识所致。其实，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就一直关注着俄国先后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克伦斯基与列宁》和《过激派与世界和平》等文章，文虽较短，但却明确地表达了陈氏期望其成功的良好祝愿与崇尚向往之情。他称赞“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81页。）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农政府”且“能叫世界和平。”（注：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1页。）经过五四运动的血雨腥风洗礼之后，陈独秀更是急切地将这种愿望付诸实践。1920年初在由北京潜往天津的途中，他便与李大钊具体地商讨了建党事宜，并相约在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南北大都市开展建党的准备工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拉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
为了加速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代表魏经斯基到达北京，先会见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在与陈独秀的详谈中，魏经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建议陈独秀在中国尽快建立共产党。其实，在魏氏到来之前，陈独秀不仅已有建党计划，而且已经开始了组织工会、宣传革命思想等准备工作。魏氏的到来，无疑加快了陈独秀的建党步伐，并使从建党工作伊始，就能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成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8月，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校勘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面世；同月，由陈独秀任书记（其实，以“书记”来称谓中共领袖，也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的按照俄国的说法）；9月，陈独秀将《新青年》改造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11月，陈氏主持起草的党的第一份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接纳新党员的标准；还创办了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首次亮出了《共产党》的大旗，并宣传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陈独秀明确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0页。）深刻透视陈独秀的建党动机与实践活动，我们不难发现陈氏以俄为师、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式和内容的显著特点。
基于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新发展的认识，通过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了解，陈独秀在积极开展建党工作的同时，也开始认真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并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了一系列的建党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党在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显然，陈氏建党理论是充分吸取了列宁的建党学说，借鉴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并用中国人民所熟悉自己民族的语言方式提出来的。
第一，关于政党的性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陈独秀考察比较了中国内各个旧式政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只有“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是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运动”的。（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5-96页。）他进而指出，只有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挽救中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全力造成的政党”，“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的）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5页。）通过比较，陈独秀认定中国不仅需要政党，而且只能需要共产党，这个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和俄国共产党一样”（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的崭新的政党。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陈独秀认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而且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至于为什么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陈氏明确指出：“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页。）；而且，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首先就必须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参加实际的工作。（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他在同张东荪、梁启超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同黄凌霜、区声白的无政府主义进行的两次思想大论战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不厌其烦地分析和驳斥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和错误论调，公开宣称：“中国底的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格斯主义。”他还说，环顾世界各国各家政党，“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7-98页。）这些坚定豪迈的语言，不仅标志着陈氏本人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而且也确定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要毫无疑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第三，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陈独秀十分反感旧式政党人心不齐，组织涣散的普遍弊病，他认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还在实际行动中要实行必要的组织纪律和集中领导，即贯彻实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为俄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他指出：“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非个人逃出社会之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39页。）中共一大召开前夕，陈氏郑重其事地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条意见，主张党要实行“民权主义指导”和严格的“纪纲，”（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47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即是党要有组织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当然，陈氏也并非主张独裁制，他早年高举过“民主”的大旗，对封建专制深恶痛绝。在建党问题上，也注重党内民主。在党内争论党中央的组织形式时，有人建议采取旧式政党的党魁制度，陈独秀果断地予以否定，力主采用比较民主的委员会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5-9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
第四，关于党的纲领问题。中共的筹建过程中，陈独秀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注：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成立以后，陈独秀又主持了关于党纲问题的讨论，明确指出组织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在稍后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陈氏正式宣称：“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共产党的任务是集中和组织这阶级争斗的势力……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阶级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正如一九六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注：《“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陈独秀也作了一些分析，认为“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生产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页。）
第五，关于党的策略和手段。陈独秀考察比较了中外多家政党，尤其是中国的旧式政党，得出的结论是：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只有按照俄国共产党那样采取革命的方法，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段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家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0页。）他同时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议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他还认识到，孙中山先后的三民主义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并不彻底；无政府主义又流于空想，绝无实行的可能；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最终他得出的有关革命的策略和手段是：“以中国实际情况而论，就非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北京）。）可见，“走俄国道路”已是中共创建前后陈独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陈独秀的建党思想确有取法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党之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不能由此就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卢布党”，中国共产党“外来论”。其实，早在中共成立之初，便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动政客鼓动如簧巧舌，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大加诬蔑与诽谤，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即理直气壮地给予了反击，并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墨司哥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90页。）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时，在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之时，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册，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决不可能仅仅是取自马克思主义一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及其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毫无疑问地要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所注意并吸取。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亲身经历了自中国同盟会成立特别是民国初年峰涌而起的众多政党及其政客、党棍、军阀、文痞、奸商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势、追名逐利的腐败政治，亲眼目睹了政党政治的救国方案彻底破产的严酷现实，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旧式政党的诸多弊端和卑鄙性质。这些经历，曾使矢志革命的陈独秀深恶痛绝、痛心疾首。然而，在中国近代，要救国就必须革命；要革命、就必须组建政党。在这个废立两难的困境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认真总结了旧式政党的失败教训和政党政治的利弊得失，又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的光辉实践中和远道而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详尽介绍中了解、认识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思想内涵，因而决定效法（也只有效法）布尔什维党的斗争实践，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尽管还不够全面，但毕竟已经“拿来”了其主要的理论。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与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相互撞击，最终汇成了陈独秀的建党思想，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内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与外因（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共同作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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