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中主义”与晚期希腊哲学研究_折衷主义论文

“折中主义”与晚期希腊哲学研究_折衷主义论文

“折衷主义”考辨与古希腊晚期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折衷主义论文,晚期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9

哲学研究以理论创新为其直接后果,但理论创新与综合现有理论成果并不形成直接的对立。在我国,希腊哲学史的研究要想在新世纪中推陈出新,关键在于提高对希腊晚期哲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对希腊晚期哲学的研究力度,并充分吸取各国研究者的最新成果,对中国学术界原有的评价或定论作适当的调整。

希腊化时期以喀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和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334年)为开端。与此相应,希腊哲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晚期。然而希腊化时期的开始并不是希腊哲学的终结。“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文明走出了本土疆界,进入了伟大的总的潮流,住在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各民族,通过他们的观念的相互交流、调整,融合成为统一的文明。”(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9页。)希腊晚期哲学所覆盖的历史时期既包括长达三个世纪的希腊化时期,也包括长达五个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如果说中国学术界通过20世纪的努力基本弄清了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哲学,那么在新世纪中,研究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希腊晚期哲学)应成为中国的希腊哲学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本文仅就把古希腊晚期哲学定性为“折衷主义”作一考辨。

一、“折衷”一词的本义及其演变

把希腊晚期哲学各流派的基本性质确定为折衷主义是阻碍中国学术界深入研究希腊晚期哲学的一大障碍。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折衷主义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中国学者亦早已习惯于在贬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用作对某些思想、体系、派别,乃至立场、观点、方法的批评。然而在西方学术界,这个词的涵义与用法几经转折,在不同的语境中有其特定涵义。在当前学术界呈现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综合研究趋势的时候,由于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和使用关系到对思想体系的评价和对文化融合与传承的根本认识,因而有必要对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语境中的不同涵义进行反思。

折衷一词的英文是eclectic。这个词的希腊文词根是eklegein,eklegesthai,原意为选择或挑选(to choose,make a selection)。它的同源名词或形容词形式是eklektikos(eclectic,折衷主义的;折衷的;折衷派的;折衷派的哲学)。在中文释义中,这个词有以下涵义:一,择善而取的,在各种不同的学说或方法中选择似乎是最好的或最真实的;兼收并蓄的,不采取惟一的、单一的和独家的解释、学说或方法的;二,七拼八凑的,由取自不同来源的成分组成的。“折衷”加上主义以后的释义则是:采用折衷方法的理论或实践;从各种不同的来源选择学说或成分,选择的标准是这些学说或成分的假定的效用或效力,通常是要把它们结合成令人满意的或可以接受的风格、思想体系或整套实践,亦指折衷主义的风格、思想体系或此类方法。

在中国学术界,折衷主义这个术语在哲学史研究中用得最多。包括几部重要的译著,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在内的各种中文论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折衷主义是希腊晚期哲学中的一个派别,主要代表有西塞罗和斐洛。然而若进一步发问:什么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一个学派,还是一种思潮?若是一个学派,它包括哪些成员,有哪些活动和著述?若是一种思潮,应当怎样界定这种思潮的特点和范围?怎样评价折衷主义?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其实,在有所谓“科学的哲学史”这门学科存在之前,古代学者已经知道“折衷”和“折衷主义”,也已经把某些流派或某些哲学家称作“折衷主义”的。尽管这方面的例子很少,但用折衷这个词来刻划思想特征的做法已经存在。

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传记作者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不久前,亚历山大里亚的波塔漠引进了一个折衷主义学派(an eclectic school),他从所有现存学派内容中作了一番选择(made a selection)。如他自己在他的《哲学的要素》中所说,他把下面两点当作真理的标准:第一,心灵的主导原则,据此构成判断;第二,所使用的方法,例如最精确的概念。”(注: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osophers,2vols,translated by R.D.Hicks,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repinted,1972.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娄卜丛书,第1卷,第21节。)

出生于公元129年的著名医生伽伦两次提到某个医学派别被人们称作eklektike。(注:Galen,On the Natural Faculties,translated by A.J.Brock,Loeb Classical Libray.参见伽伦:《论自然的部门》,第14、19章。)

大约生于公元150年的基督教教父克莱门称他自己的理想哲学方法为eklektikon。(注:Clement of Alexandria,The Stromata,in Roberts,A.& Donaldson,J.,ed.Ante-Nicene Fathers:Transl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down to A.D.325,vol.2,American Reprint of the Edinburgh Edition,1994.参见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汇编》,第1卷,第37节,载罗伯特、多奈德逊主编:《尼西亚会议以前的教父著作集》第2卷。)

上述三条材料语焉不详。从中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的某些哲学或医学学派被人们称作折衷主义学派,有的哲学家认为折衷主义是一种理想的哲学方法。折衷主义在当时指的是某些具体学派,折衷在当时指的是一种方法,即对现有不同的学说、观点进行选择,以构成自己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语境中,折衷和折衷主义并不带有贬义。

那么,这种所谓的折衷方法在以往的希腊哲学中有无踪迹可寻呢?有的。色诺芬说过:“贤明的古人在他们所著的书中遗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我也和他们共同研讨探索,如果我们从古人的书中发现什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挑选(eklegometha)出来,我们把能够这样彼此帮助看为是极大的收获。”(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页。)亚里士多德提出,提出一个观点或命题之前应当掌握已有观点,并对之作选择,一种具体的学说或哲学观点可以是两种或多种观点结合的产物。(注:参见亚里士多德:《论题篇》105a33-35。)在解释柏拉图的思想来源时,他认为柏拉图的学说综合了苏格拉底以前各学派的思想。(注: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7a29以下。)

可见,波塔漠式的折衷主义方法在希腊古典时代也并不奇特,只不过他们还没有把这种方法或步骤意义上的“选择”、“选择”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或贴上主义的标签,也没有贬义地使用这个词。到了希腊化时期,哲学家开始用它来指称某种哲学的结构性特点,折衷的哲学是对已有各种学说进行精心选择、使之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体系。从事这种工作的哲学派别或哲学家因此被称为“折衷主义的”。但同样确定的事实是,没有材料表明他们区分了有选择的理论创建和无原则的混合,他们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也没有区分它的贬义和褒义。直至罗马帝国时期,折衷和折衷主义这些术语仍旧未能在哲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到了18世纪,折衷主义这个术语在方法的意义上被广泛使用。该世纪中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史家雅各·布鲁克在他的《哲学史》多卷本中认为:“长期以来,那些聪明人和那些能力最强的哲学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哲学化的折衷主义方法”,“他们更新了一般的折衷主义哲学”。(注:Dillon,J.M.& Long,A.A.,ed.The Question of Eclecticism:Studies in Later Greek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1988.转引自第龙、龙格主编:《折衷主义问题:晚期希腊哲学研究》,美国加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法国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步布鲁克之后尘,对折衷主义大加赞赏。他说:“折衷主义者是这样一种哲学家,他把偏见、传统、古训、舆论、权威,简言之,控制民众心灵的一切东西,都踩在脚下,敢于为自己思考,返回最清晰的一般原则,检验它们,讨论它们,除了通过他自己的体验和理性获得的证据外,什么都不承认,从所有经过他不加崇敬或偏见的分析过的哲学中为他自己造成一种特殊的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注:Dillon,J.M.& Long,A.A.,ed.The Question of Eclecticism:Studies in Later Greek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1988.转引自第龙、龙格主编:《折衷主义问题:晚期希腊哲学研究》,美国加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在他们看来,布鲁诺、培根、康帕内拉、霍布斯、笛卡尔、莱布尼兹这些最伟大的哲学家通过反对宗派的观念和权威的原则创建了近代思想。

折衷主义也被用来分析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享有盛名与权威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折衷主义总是在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建设性的思辨时期以后产生,特别是在先前那些拥有杰出才能的思想家之间的争论达到一个较晚的阶段时出现。”(注: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ca,14th edition,New York,1951.《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版,折衷主义条。)这就是说,折衷主义的出现是必然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激烈的理论争论之后会出现折衷,但这种折衷并不是对思想家创造性的否定。理论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折衷或变形,但这与思想家有无创造性无关,与综合前人思想创造的新体系有无价值无关。二者属于不同的论域。

上述哲学家赋予折衷主义以积极的肯定的意义,使得折衷主义一词的近代涵义与古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异。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8世纪末,人们对折衷主义这个术语的理解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下,折衷主义这个术语失去了积极的批判性的涵义,逐渐成了坏哲学的代名词,而不再是一种理想的哲学方法。这种观念的变迁也对该时期的希腊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希腊哲学研究中,一些哲学史家开始用折衷主义来概括希腊晚期哲学某个阶段的思潮,指称某些学派或哲学家及其哲学方法。折衷主义成了晚期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使人们普遍相信,作为希腊晚期哲学一般特点的折衷主义是一样坏东西,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到普罗提诺为止的哲学是坏的;它之所以是坏哲学,因为它是折衷主义的。这方面的代表就是德国学者爱德华·策勒(1814-1908)。

二、策勒对折衷主义的看法

在策勒否定性地、贬义地使用折衷主义这个概念以后,在西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对策勒的理论进行检验,也无人注意到这个概念与希腊晚期思想史发展的实际无法吻合。为了能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我们有必要对策勒的观点作适度的批评。策勒对折衷主义的看法集中表现在他的《希腊哲学中的折衷主义史》中。他把从公元前二世纪学园派领导人安提俄库斯开始到公元后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诞生这一时期的希腊哲学的发展趋势理解为折衷主义的,并对折衷主义的起源和原则作了阐述。他把折衷主义理解为“不同观点的仅仅是外在的联系”、“无批判的哲学”,把折衷主义的出现视为“科学观的死亡”、“科学的衰亡”。读了他的书的人都能强烈地感觉到他对折衷主义的贬斥。

关于折衷主义的起源,策勒作了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折衷主义起源于希腊哲学发展的内在进程;第二,折衷主义起源于希腊哲学在罗马人中的扩散,是哲学对这种外部条件的反映。

关于第一方面,策勒是这样论述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哲学在综的三个主要哲学流派,即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学派中得以完成。为了保持自身的特点和纯洁性,它们对先前的哲学或同时代的哲学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很少采用其他哲学的内容。但是思想的交流却不能长期维持这种互相排斥的情形。这些学派的创始人和直接继承人赋予该学派的思想模式以特质,而后来的学派成员却不去追求这种特质,不恪守本学派的严格与片面,反而接受流行的相反观点,从而放弃自身的特有立场。在学派间激烈争论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对立的思想之中存在着共同的原则,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混合对立的观点。学园派的怀疑主义反对教条化的体系,对所有理论等量齐观,以这种方式否认了科学真理,为折衷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注:Zeller,E.A History of Eclecticism in Greek Philosophy,London,1873.参见策勒:《希腊哲学中的折衷主义史》,伦敦,1873年版,第1-5页。)

策勒的上述解释对我们分析希腊晚期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这种理论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首先,策勒认为亚里士多德以后那些哲学派别间的争论是折衷主义产生的内在原因,但他没有明确讲是某些学派还是所有学派。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暗示该时期的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学园派怀疑主义是折衷主义的起源。但是这么一来,人们从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中寻找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有了一个排斥性的界限,可被称作折衷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应当是三大派思想的接触和混合。而实际上,我们找不到有将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园派的思想混合在一起的实例。这种情况可能存在而没有被人们发现,但策勒本人提到过的那些折衷的哲学家,例如西塞罗、瓦罗等,显然不是。

其次,策勒的解释强调学园派怀疑主义在折衷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相信,该时期学园怀疑派的代表人物卡尔涅亚得是折衷主义倾向发展的主要源泉,后来的折衷主义者实际上是卡尔涅亚得的后继者。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那些被策勒认为是折衷主义者的公元前二世纪的斯多亚派哲学家,如玻苏斯、帕奈提乌,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卡尔涅亚得的后继者呢?策勒这种纯理论的推导随着具体研究的进展正在被证伪。

再次,策勒受制于他本人对折衷主义起源的理解,对该时期学派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解释有明显的疏忽之处。当时存在的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毕泰戈拉主义确实已经教条化了。但在激烈的哲学争论中,这些派别的思想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理论形式。策勒没有解释这些学派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更新,也没有解释这些学派对后起的希腊化时期三大学派的反应。而从史料来看,这些反应确实存在,例如,帕奈提乌与阿佛洛狄西亚的亚历山大。

总之,我们从这一时期的史料中看到的主要仍旧是学派间的互相批判、互相吸取,各种学派在这种哲学思维运动中或多或少地更新着自己的理论形式。完全固守本学派祖师爷的学说,排斥其他学说的哲学团体是有的,但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具体的哲学家在吸取其他学说时,有些人转换了哲学立场或哲学派别,但并没有因此而形成“折衷主义学派”或成为折衷主义的哲学家。即使是被人们公认为罗马折衷主义的最主要代表的西塞罗的哲学立场也属于学园派,而不属于所谓的“折衷主义学派”。策勒太想证明他的哲学思维发展的规律“从教条主义到怀疑主义再到折衷主义”了。他在希腊哲学史中找到了从“希腊化时期三大派纯洁的哲学”到“学园派怀疑主义”再到所谓“折衷主义的学派”来映证他的规律。这样的解释是削足适履,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关于折衷主义起源的第二方面,策勒认为:希腊科学与文化在罗马世界立足是哲学产生折衷倾向的来自外部的最重要的动力;希腊精神与罗马性格的融合是折衷主义产生的外因。这种折衷主义最初出现在中期斯多亚学派中;后来它在更高的程度上支配了学园派,并且也进入到亚里士多德学派中,最后,它在罗马哲学家中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出现,最主要代表人物是西塞罗;此外,则有斐洛及其前辈所代表的一种彻底的折衷主义和宗教调和主义。(注:Zeller,E.A History of Eclecticism in Greek Philosophy,London,1873.参见策勒:《希腊哲学中的折衷主义史》,伦敦,1873年版,第5-17页。)

策勒的上述解释密切结合该时期时代条件的变化,希腊化的终结、罗马化的推进、地中海世界文化的融合、希腊哲学的传播、希腊哲学家心态的变化、罗马人对希腊哲学的态度,等等,把这些因素视为折衷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或条件。这个总的思路是可取的,但他的具体解释着重点落在了希腊人特有的理论思辨精神与罗马人的实用性格的结合上。折衷主义作为这样一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结果只能是科学精神的衰退。然而,我们认为,暂且不论实用化是不是罗马人的心灵特点(这个观点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持不同看法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古典研究中发明的神话),这种实用性格能否对以后的哲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可疑的。从史料来看,从公元前二世纪到罗马帝国建立,哲学思辨的兴趣在此期间并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在罗马帝国建立前后,所谓有形而上学兴趣或基础的哲学,例如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毕泰戈拉主义,都再次出现或复兴,并有助于创造新的世界观。说这些新的世界观完全缺乏形而上学的基础是不符合史实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将希腊晚期哲学的发展置于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世界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时,哲学史家又怎能以“不坚持自身原则”为理由对具有融合特征的那些哲学学派和哲学家进行指责,斥之为“折衷主义”呢?

策勒在对折衷主义的起源作了上述两方面的解释后,还对“折衷主义哲学的原则和性质”作了长篇解释。由于在解释起源时,策勒已经说折衷主义“放弃本学派最鲜明的特点”、“趋同”、“无原则的混合”、“追求公认”,再来谈折衷主义哲学的“原则”就显得很唐突和毫无必要了。限于篇幅,我们对这部分内容暂且存而不论。

三、“折衷主义”的现代语境与涵义

自从策勒发表了他的看法以后,西方学者对折衷主义的认识受他的影响很大,中国学者亦然。客观地说,他的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力图从中找出本质的和内在的联系。然而遗憾的是,他在对所谓折衷主义时代的哲学进行研究时已经预先设定了折衷主义是坏哲学这样一个先验的观点,由此带来了具体研究中的种种误差。在把握了折衷主义这个术语在不同时期的涵义和用法以后,我们应当结合当代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大趋势来探讨一下折衷主义的现代语境和涵义。

我们认为,以往学者是在方法、学派、思潮(趋势)、思想发展特征(特点)等不同意义上使用折衷主义这个术语的。这些涵义相互间有联系,但隶属于不同的层面,学者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当加以确定,以保证评价的严肃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首先,方法意义上的折衷主义至今无定形。在理论科学的研究中,人们崇尚首创性,反对缺乏自身特点的模仿与综合。然而,任何哲学思想的发展离不开对前人思想资料的运用,哲学的新发展总是在对已有观念和方法进行批判与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工作本身对哲学思辨与创造就是一种促进。若将汲取和包涵前人思想于自身在建构新的思想体系都称作折衷主义而一概加以排斥,那么我们可以说,思想史上还不曾有过百分之百独创的思想,连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的思想都有一个神话的来源。列宁在陈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时也坦陈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442页。)

其次,学派意义上的折衷主义已如上述,除了古代有些小学派被古代学者称作折衷主义学派以外,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中并无特指的折衷主义学派。在学派意义上继续使用这个概念实际上可以废止。在希腊晚期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应选用恰当的术语充当评价的工具,具体分析各种学派之间的批判、融合及其后果,而不应笼统地称之为“无原则的调和”意义上的折衷主义。在这种贬义上使用折衷主义这个术语来标识希腊晚期哲学学派所做的综合性工作是不恰当的。

再次,由于希腊晚期哲学并不存在有确定所指的“折衷主义学派”,因此称具体哲学家为“折衷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也应废止。我们应当根据他们的主导立场确定其派别归属,否则将继续引起误解。

最后,用折衷主义概括某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特征时,实际上是指该时期思想的发展具有综合的特征,但尚未达到整合的阶段,因而呈现“多元(原则)并存”的面貌。策勒研究折衷主义的专著把公元前二世纪至新柏拉图主义产生以前的所有哲学都包括在内,用折衷主义作为该时期哲学的总体特征。这种综合趋势不仅出现在哲学思想中,而且也出现在哲学与宗教之间。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如实指出该时期哲学与思想发展的综合特征及其最终结果比用“折衷主义时代”来概括该时期的思想发展特征要合理得多。

论域之转换必将引起术语涵义之变化。尊重理论的首创性同时又看到首创性的相对性。正确看待理论的综合同时又看到其向整合阶段发展的必要性,正确地看待原则的坚定性与适应时代而发生形式与内容变化的必要,这就是我们通过对折衷主义这个术语进行反思可以得到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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