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文化形式都以一定的哲学作为根基，哪怕这种文化形式本身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它。哲学为文化建立起一套阐释系统，为文化行为提供依据和标准。当代审美文化也不例外。正如人们所目睹的那样，当代审美文化正在从生产本位走向消费本位而成为一种消费文化，正在日益突出娱乐性、休闲性和刺激性而成为一种消遣文化，正在越发倾重包装效果而成为一种形象文化，正在日益失去深度性而成为一种平面化的视觉文化，正在日趋瞬间化而成为一种“用完即扔”的快餐文化，正在为广告所收买而一发不可收地成为一种广告文化。凡此种种文化本性的位移和文化征象的呈现固然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换和时代生活的变迁有关，然而说到底，仍然可以到其哲学根基上去寻找原因。
一、当代哲学思潮
当代哲学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哲学正在日益失去纯正的性质而趋于世俗化、生活化和感性化，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倾向，进入人们的生活实际，关乎人们的身边琐事，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今天“哲学不再是一小撮人、特权分子的专利：因为只要个人迫切地反省，如何才能生活得最圆满，哲学就成了无数大众的切身之事。各个学派的哲学，只要能使人度一种哲学式的生活，它就有成立的理由。”[①]在当代文化中，大写的哲学已经死亡，哲学的王座已经被废黜，哲学已经丧失了以往那种至高无上的神圣意味，就象被废黜的帝王变成了普通公民。哲学走出了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但又堕入了人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之中，哲学已经缺少那种拥抱永恒、拥抱无限的博大胸怀，对那些本质性和终极性的东西已经失去兴趣，转而对解决眼前利益、具体问题抱有巨大的热情，关心当下、关心此在，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写上了哲学的旗帜。正是在这种世俗化、生活化、感性化趋势的驱动下，当代哲学形成了某些特有的潮头。
实用主义是当代哲学的主潮。“有用”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徽号，在实用主义哲学看来，“有用”高于一切，然而这种“用”并非社会人生之大用，并非长远利益、终极意义，而是指眼前得失和现有目的。实用主义重行动胜于重思考，重事实胜于重定义，它反对那种无用之思和空疏之谈，而主张着手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但即使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之后，也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于发现和解决，人生就是由这一个接一个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连缀而成。L·J·宾克莱指出，对于实用主义来说，“生活是根据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来考虑的，而不是根据人们会被要求为之献身的终极价值来考虑的。”[②]这就使之对于真理、知识和信仰等终极价值形成了特有的态度和看法。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在杜威所谓“真理即有用”的命题中已经得到了最精炼的概括，而这个“用”在老牌实用主义者詹姆士那里就直接被理解为“兑现价值”或“现金价值”，他认为，当人们分辨某一信念是否为真时，首先要考察“真理在经验上的兑现价值是什么？”[③]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成为近代人重要精神支柱的金言在实用主义哲学中也被加以修正，实用主义进一步主张，力量就是知识所具有的一切，因为在认识事物与使用事物之间并无区别，认识某物也就是能够用该物或对该物做某些事情、以及能够把该物置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詹姆士曾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在一个旅馆里有许多房间，在一个房间里有人在写一本关于无神论的书，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人跪着祈祷，希望获得信心和力量，在第三个房间里一位化学家在研究某一物体的特性，在第四个房间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个房间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无论哪个房间的人，大家是公用一条走廊，因此“如果他们想要找一条进出他们各自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都必须通过这条走廊”，而这条走廊就是“有用”或“可用。”[④]在这一有名的比喻中，实用主义的信仰观也同样得到了彰明。如今这种真理观、知识观和信仰观也为当代新实用主义所继承，而当代新实用主义对于真理、知识和信仰所持的反本质主义态度则被认为是“后现代哲学”和“后现代文化”的重要征象。
当今流行的技术主义与实用主义存在着内在联系。技术是应用的领域，突出地表现为应用性，人们的实际需要往往能够借助技术手段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这就促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只要拥有技术，一切有关“用”的问题便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技术在今天受到人们的普遍热衷，以至海德格尔认为，现时代的本质便在于“技术狂热”[⑤]。二十世纪以来，第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当前的新技术革命，以其标志性技术包括空间技术、核能技术、微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光纤通讯和生物工程等在人类面前展现出一幅崭新的世界图景。当人造宇宙飞行器顺利降落在月球表面，海湾战争演示了电子对抗技术的奇迹，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贯通，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呱呱坠地之时，人们长期持有的观念和信仰会产生多么深刻的动摇啊！在“探险者号”宇宙飞船发回的太阳系的传真照片中，上帝在哪里？在哈勃望远镜所观察到的“彗木碰撞”的天文奇观中，“绝对精神”又在何方？然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无限膨胀也带来了明显的消极后果，它遮蔽、冲淡和压倒了人的形象，在强大的科技力量面前，人类竟是如此的黯淡无光和软弱无力，以致在整个世界图景的背景前逐渐缩小逐渐淡化。这一情势造成了技术万能的现代迷信，导致了技术拜物教的产生，它将以往人们孜孜以求的终极价值变成了技术问题，变成了通过技术的手段、方式和过程可以达致的可能性。在技术主义看来，传统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都必须在现代科技的魔力之前俯首称臣，在这个危机四伏、灾变迭起的世界上，说到底还是要靠现代科技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如果说实用主义是将事实与真理、行动与思想混为一谈的话，那么实证主义则是将它们分割开来，只抓住事实和行动这一端而不及其余。实证主义只问“是何”而不问“为何”，只求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只关心事实和现象，而不关心事实和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本质。在它看来，只有感官直接感知到的东西，只有用手实实在在把握到的东西，只有可以据为己有的东西，才是存在的和真实的，也只有这种实实在在的事实和现象才是绝对的，才是最本质的和有规律的。实证主义排斥人心中那些无法精确化、定量化的主观经验和心理形式，它对人的情感、趣味、想象、幻想等采取“加括号”的态度，将信念、信仰、理想和愿望之类价值观念也搁置一旁。与之相关，实证主义所重视的实际关系和具体行为便是游离于因果、主从、本末等逻辑联系之外的，也是脱离了社会历史的总体进程的。实证主义渗透着纯客观的、刻板划一的科学主义精神，因此它无论是看待物还是看待人，无不采取那种分析的、定量的、归纳的方法，从而实证主义的研究最终往往把生气灌注、有血有肉的活物分解成了元素和分子。总而言之，实证主义的眼光仅仅局限于事物表面的事实和现象，一方面无视人的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历史发展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它与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宗旨可谓不谋而合。其实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本来就是一娘所出的孪生兄弟，或者说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的。这层关系即从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的这一说法中可见一斑：“实证一词指实在、有用，确实无疑和严谨”[⑥]。
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盛炽一时又促成了相对主义的流行，詹姆士、杜威等人其实也就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者。既然没有大写的真理，没有终极价值，一切都浮上了表面，那么也就没有那种更高一筹、更有说服力的标准，最后也就无法说清哪一种价值比其他价值更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任何事情都无可无不可，价值判断完全是任意的、随机的，没有任何既定的、预成的、一成不变的尺度，一切都必须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全看当时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以及人的心情，而这一切恰恰是变动不居、飘忽不定的，这样，所有价值都成为相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又是相对主义哲学流行的时代。
必须指出的是，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哲学在当代文化中的表现并不具有严整的理论形态，而只是停留在经验性的水准之上，只是一种经验形态的哲学，这首先与其本性有关，与以往的哲学理论相比，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可以说是一种“没有理论的理论”，谈不上完备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系统，表现为非体系性和非系统性；其次是它们正在从抽象、纵深的层面“浮出海面”，不是对纷纭万状的生活现象作理性的沉淀，而是流于感性层面的现象描述和经验归纳，抽象不足、概括乏力，缺乏普遍性和一般意义；再次是其功能转向工具性价值，哲学只是成了生活现象和历史事实的一个注脚，一份说明，既然用之则行，那么也就难以避免“六经注我”式的断章取义和削足适履，在随手拈来的随意性中抹煞了思想观点之间固有的联系和界限，从而显得支离破碎、紊乱无序。
上述诸种当代哲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和倾向，它们遥相呼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审美文化的心态和思路，有力地改变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形态和景观。
二、功能论与泡沫文化
当代哲学思潮的一个共同倾向在于从本体论走向了功能论，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注已经转移，追求真理的执着已经为把握事功的热情所取代，讲究实际，注重实效，成为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效益、功用和利害得失，成为衡量一切首要的也是最终的尺度。实用主义认为，副词“真实地”要比形容词“真实的”和名词“真理”更为根本，副词“真实地”所表达的是一项要求，一道命令，一种途径，一个行动方案，它决定着人们的行动能否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属于功能论的范畴；而形容词“真实的”和名词“真理”则在有关现实的、预见的和期望的情况上使用，说明的是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它们能否说明问题，本身尚有待于行动方案的指导和实际效果的验证，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说是“真实的”或“真理”，否则就无“真实”和“真理”可言。因此在眼前的实际利益与人生的终极真理的天平上，当代哲学的指针总是毫不犹豫倒向前者，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被舍弃的总是后者，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否认有什么终极真理的。
这种急功近利的“兑现心态”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正在呈弥漫之势。进入市场体制的当代审美文化处于两股冲动即文化冲动与经济冲动的争抢和拉扯之中，这两股冲动正在将它拖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丹尼尔·贝尔指出，经济所依据的原则是“效益”，而文化所依据的原则是“自我实现。”[⑦]所谓“自我实现”，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概念，居于马斯洛所构想的人的“需要层级”的顶端，乃是终极性的意义的领域、价值的领域，它包括若干相互联系的价值特征，即完整、完善、完成、正义、活跃、丰富、单纯、美、善、独特、轻松、乐观诙谐、真实、诚恳、现实、自我满足等等。这一界定用以说明文化所应有的追求具有较大的合理性。然而当代审美文化在“兑现心态”的支配下，正在放弃“自我实现”的原则而向经济冲动表示屈从，以至将“效益原则”奉为唯一的、最高的原则，在文化行为与金钱算计、实利考虑之间取消了界限、泯灭了距离。
当代审美文化的泡沫化趋势就是这场妥协的结果。与泡沫经济一样，泡沫文化也是用一层色彩斑斓的外表包裹着空洞无物的内囊，有如被小孩吹胀的肥皂泡在阳光下闪耀着眩目的虹彩，而其内部却只是一团空气。电视连续剧越拉越长，报纸的版而越扩越多，可以说是当代审美文化的一大奇观，这正是当代审美文化在赢利目的驱动下所释放出来的一个个肥皂泡。当一部电视剧被撑到几十集、上百集时，它所留出的空白要全都用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填补势必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大部分情节便主要靠假想的恩恩怨怨、矫情的哭哭笑笑和无聊的打打闹闹编织而成，这只需比较一下原先的《白蛇传》、《梁祝》故事与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新梁山伯与祝英台》，便能看出其中究竟，后者加油添酱胀出的部分，便大多是毫无价值的文化泡沫。到了某些周末小报，这种文化泡沫就主要由政治秘闻、小道消息、个人隐私乃至桃色案例搅和而成，昨天的说法与今天的说法相龃龉，刚刚披露爆炸性新闻紧接着又辟谣的事情层出不穷，其中实在没有多少干货。这种泡沫文化的泛起主要受到经济实利这只无形之手的控制，取决于广告商的要求和市场的计酬方式，拍摄一部长篇连续剧与一部单本剧的成本相差无几，出版一份多页小报与一份四版报纸的销量不相上下，但前者却可以为制作者带来成倍翻番的广告费和征订数，面对诱人的经济实惠，人们往往别无选择，宁可捞取眼前的兑现价值而不去想得更多更远。
三、消解深度与游戏心态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二分的世界观来看待一切，即把事物区分为内在与外在、核心与边缘、真理与实在、价值与事实、目的与手段、所指与能指等两端，并无限地拉大这两端之间的距离，将其中一端视为实在性的，而将另一端视为终极性的，将内容、本质、核心、真理、价值、目的等设定为更加根本的东西。这一传统的世界观在当代哲学思潮中遭到了颠覆。当代哲学反对对整个世界作这样一种人为的割裂和强制的区分，主张采取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取消以往的二分法在实在性与终极性这两端之间所设定的距离，还事物以实在的、客观的、具体的本真面貌。理查德·罗蒂的这段话可以代表其总的倾向：“实用主义者拒绝在作为与实在符合的第一级真理与作为最好加以相信的第二级真理之间的（大写的）哲学区分。”[⑧]例如杜威就公然主张对于以往那种自然和生命的二元论、心灵和身体的二元论、质料和形式的二元论、感觉和理智的二元论、行动和标准的二元论采取一种“超越”的态度。而实证主义那种“只问……不问”式的世界观，技术主义抹煞物质与精神之间界限的做法，相对主义关于“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的理解，其实都意味着对于传统的二分法的捐弃。但是取消二分法并不意味着没有本质、真理和目的，而是说这些以往显得高深莫测、不可企及的东西就是事实、行动和手段本身。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无所谓深度价值，无所谓终极真理，虚实隐显、表里浅深、高低远近等所有的异质因素都在同一个平面上铺开，生活不再向垂直方面深入，只是在水平方面滑动，一切都变得那样表浅浮泛、平淡无奇，这就对人生的深度模式进行了消解。
这种取消二分、消解深度的世界观造成了普遍的游戏心态，将当代审美文化变成了一种娱乐，一个童话，一场游戏。当代审美文化已经厌倦那种过于累人的思想重负，已经不愿向深邃幽暗的精神极地作艰苦的跋涉，也无力承受过于沉重的道义感和责任感，正如一首流行歌曲唱道：“何不游戏人间，管它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何不游戏人间，管它风风波波多少年；何不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不成眠。”于是在现代大都会修建游乐场、文化园和微缩景观不惜耗费巨资，形形色色装修豪奢的歌舞厅、镭射厅和卡拉OK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今在舞台上最吃香的是小品，在书店里最畅销的是漫画，经典音乐作品被演绎成POPS，《国际歌》被包装成“红色摇滚”，电视综艺节目成了智力游戏，MTV成了形象游戏，而小说则成了文字游戏。象这样一种文字在眼下的畅销作品中俯拾即是：“不要过早上床熬得不钉了再去睡内裤要宽松买俩铁球一手攥一个黎明即起跑上十公里室内不要挂电影明星画片意念刚开始飘忽就去想河马想刘英俊实在不由自主就当自己是在老山前线一人坚守阵地守得住光荣守不住也光荣。”这就在消解了深度性、严肃性、崇高性、神圣性的同时将事情推向了片断化、零散化、低幼化和卑琐化。
“游戏”是审美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当年席勒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用以指人类所从事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自由活动，并不同于后人那种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的理解。即便在当代美学中，认为“游戏”并非纯感性的活动也还是通行的看法。伽达默尔指出：“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被理解的”，从其起源来看，游戏最早具有通神的意义；从其功能来看，游戏是“对……的表现”，因此“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⑨]但是在当代审美文化的游戏中，这种“意义内容”却被抛弃掉了，剩下的只是平面的、轻浮的、花哨的能指碎片，从而也就取消了在感性与理性的和谐活动中所获得的自由感和解放感。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在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统治的时代，“公众的事物变成纯粹的娱乐；私事则变成刺激与疲乏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的渴望；这些新奇事物就象永不止息的水流，迅速地流向遗忘之乡。根本没有连续性，只有消遣。实证主义同样地助长了不断发生在大家身上的冲动；追求上是贪得无厌，求现代科技的创新、拉拢广大群众；一窝蜂地崇拜杰出个人的成就、财富，以及能力；色情的泛滥与兽性化；赌博、冒险，甚至玩命。奖券成千上万地出售；字谜游戏成了人们休闲时最主要的消遣。”因此，审美活动和艺术所具有的，“只是一种具体游戏的客观性，它并不具有超感官事物象征的客观性。”[⑩]因此不妨说，当代审美文化的“游戏”恰恰消解了本来意义上的美之“游戏”。
四、丧失精神家园与文化的荒诞感
当代哲学对于人生的深度模式的削平也就是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芟除。真理、目标、本质、核心，构成了人类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意义系统，人类依靠它来安身立命，通过它来谋求自己的生活意义，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也凭借它来寄托自己光荣与梦想，表达自己追求完美、拥抱无限的渴望，这是人类梦萦魂绕、不能割舍的精神家园：“无论我走遍海角天涯，享尽富贵荣华，我都想念我的家”，“家呵，家呵，可爱的家……”。对于人类来说，精神家园可以扩建，可以翻修，但不能拆除，不能丧失。现代人正面临着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精神困境，在当代哲学夷平和消解了真理、本质、目标和意义等深度价值之时，人成了物的附庸，生活目标为物质实利所遮蔽，人生价值简化成一串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数字符号，人们感到眼前失去了光明，身后失去依靠，感到自己在尘世中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象浮萍一样随波逐流、漂泊无定，他忧心忡忡，若有所失，带着一腔愁绪、万般无奈，眷恋着充满温馨的故家，寻觅着风烟弥漫的归程。“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这种呼天抢地的呐喊正透出了现代人灵魂中深重的无家感和无根感。
这种精神上的无家感和无根感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演化成了强烈的荒诞感。“荒诞”，无疑已经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突出特征，如今无论是新潮小说、传统戏剧，还是小品表演、电影电视，都已经流露出明显的荒诞倾向，用荒唐悖理、怪诞不经的形式来描绘和阐释世相百态，已经成为人们见惯不惊之事。而荒诞倾向的风行一时有其哲学根源。如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一书中有一段精彩之论：“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管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一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光明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可见“荒诞”并不只是滑稽突梯、荒唐可笑，更为根本的是在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中感到意义的失落以及由意义所凝聚的世界秩序的崩解，并由此生出的反常规、非逻辑、非理性的思想方法，以及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处世哲学。据最早提出“荒诞剧”一说的英国学者马丁·埃斯林考证，“荒诞”一词的本义是指“不合道理和常规；不调合的、不可理喻的、不合逻辑的”。“荒诞派”戏剧大师尤内斯库也说：“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之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①①]这是就到了点子上的：所谓荒诞性归根结柢是丧失意义和削平价值之后所产生的失序感或无序感。
王朔小说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王朔小说的荒诞意味表现了多层面的失序感或无序感，这可以拿《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篇为例略加分析而见出：（1）自然秩序的崩裂，这是指自然过程中时空秩序的解体，作品中的人与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缺乏明确一致的概念，小说中唐老汉已经一百一十一岁，既是义和团首领又是抗日义士，被八国联军毙过一回又被日本鬼子毙过一回，至今仍能上房走壁，健步如飞。（2）生活秩序的崩裂，日常生活中种种伦常关系的范围和界限都被打破，人物的言行举止完全是随心所欲、不受约束的，主人公唐元豹说不上身怀绝技也说不上懦弱无能，说不上心高气傲也说不上平庸粗俗，甚至也说不上是男是女，最后还被人骟了。（3）思想秩序的崩裂，把历史与现状、假想与事实、影射与象征统统引向荒谬，“中国头号男子汉展览”变成了一场猴儿戏，“检阅妇女力量大会”变成了西班牙式斗牛比赛，对一切不加批评也不加表扬，不加鄙弃也不加欣赏，不加诅咒也不加赞美，推翻了原有的价值判断系统，反正怎么都行，嘻嘻哈哈、油嘴滑舌，一点儿正经没有。（4）艺术秩序的崩裂，整篇小说没有完整的情节线索，没有统一的人物性格逻辑，也没有可以寻索的主题，有的只是飘忽的意念、破碎的形象和堆积的语言，有一搭没一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半开玩笑半当真，假作真时真亦假，就象随意拼凑而成的一组电子游戏，刘顺明率领的保安队既象清兵又象伪军，既象党卫队又象苏联红军，唐元豹参拜的佛爷既象如来佛又象耶稣基督又象张天师，用小说中赵航宇的话说：“这才叫搞艺术呢，放得开，收得拢，充满想象力。”总之小说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致力于消解人们习以为常的连贯性、一致性和必然性，将无家可归的精神困惑用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
五、多元论与文化的非个性化
尼采曾经说过：“上帝死了，可以为所欲为。”如果将这个“上帝”理解为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的话，那么这段话则是极其准确地抓住了当代哲学的精神实质。既然拒绝了大写的真理，拒绝了单一的核心，没有人比别人更高明、更科学、更深刻，没有人能够提供那种有放皆准、百世不惑的尺度和样板，那么生活便给人留出了最大限度的选择空间，允许人去选择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允许人按照他自己认可的方式去行事，在这里没有绝对，一切都是相对，而某种价值和意义也并不因为它是相对的就稍逊一筹，它与其他价值和意义同样真实可信、同样具有权威，同样拥有存在下去并获得尊重的权利。L·J·宾克莱指出，相对主义哲学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成为过去一些原则的奴隶，而应当老老实实地去寻求最能以理性辩护的各种价值，这种价值有助于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建成一个更高尚的世界。”[①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代哲学主张兼容并蓄而反对独断排他，主张中庸之道而反对各执一端，主张亦此亦彼而反对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主张多元论而反对一元论。
这种平等主义、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无疑包含有建设性、生长性的因素，它推动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多元化进程。如今文化已经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各种传播媒介每日每时向人们展示林林总总的艺术、亚艺术和准艺术形式，推销层出不穷的新格调、新风格和新流派，人们获得了广泛进行比较、衡量、参照的机会，而选择的标准则全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这里不再有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领袖，也不再有那种上行下效、铁板一块的文化样板。现在文化消费者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好恶迎拒、褒贬臧否，并通过购买、抢购或弃置、冷落等经济行为来加以实现；文化制作者可以不断改变策略，参与竞争，制造热点，引导趣味，以收取最佳市场效益；大众传播媒介则居间发挥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已经成为最为热门的娱乐产业、时尚工厂、新潮基地和制造生活方式的公司。这里鼓励分歧、差异和并行不悖，崇尚多样化、异质化和非标准化，激赏杂色、多味和众声喧哗，归结到一点，便是对于文化个性的激扬和崇奉。
但是纯然凭靠相对主义并不能真正养成成熟的文化个性。从学理上讲，相对主义是一种不能成立的理论，它本身包含着一个导致自我消解的悖论：当它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时，也就意味着这句话本身也是相对的，既然这句话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那一切就并非都是相对的了；反之，如果这句话是绝对的，那么即使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我们也不能讲“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起码这句话是一个例外。由此可见，“一切都是相对的”是一个伪命题。这种相对主义的悖论也隐含于多元化的当代审美文化之中，它对于文化个性所作的只是一种虚假的承诺，当人们所面临的选择余地过大、价值取向过多时，选择便成了一种不能胜任的负担，人们会感到首鼠两端、无从下手，而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无法形成自己的个性。当今天的人们每天面对蜂拥而至的出版物、数十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和数以百计的广告信息时，便很难想象他如何进行有效的选择，如何保持个人的完整性，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在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越是个性化，就越难有个性。”[①③]在当代审美文化中，这种过分强调选择以致无法选择、极度推崇个性以致丧失个性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王蒙小说便是一例。王蒙将“翻（旧）”与“变（新）”奉为创作宗旨，倡言“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主张“四面出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象变色龙一样变换其创作路数，以致他的作品一部与一部风格迥异、一篇与一篇趣味绝殊，而且变化的速度之快，突破的范围之广，很少有人能够比肩，几乎每一篇新作问世，都会带来一片惊诧，引起一阵骚动，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布礼》）到意识流（《蝴蝶》），到纪实小说（《在伊犁》），到新通俗小说（《球星奇遇记》），到荒诞小说（《冬天的话题》），再到象征主义（《坚硬的稀粥》）再到新状态小说（《恋爱的季节》），再到尚无以确切名之的《暗杀》，简直象走马灯一样飞速旋转，体现了全方位吸取的开放心态和坚持不懈的艺术追求，也表现出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和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这对于破除那种在艺术上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流弊固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过于注重风格手法的花样翻新却忽视艺术范式必要的稳定性，过于强调价值取向的多元趋异却缺乏必要的沉淀和凝聚，过于讲求创新而忘却总结，过于偏爱杂多而拒斥整一，所以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对于相对性的固持也就成了一种绝对性，对于多元性的偏嗜也就成了一种独断论，从而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未能出现那种大师级的经典之作，也很难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完整的艺术个性。正如有的论者所批评：“‘四面出击’的结果，往往难以出现有很高艺术水平的大作。过分追求‘多样化’，凭‘花样翻新’来吸引读者，其艺术生命便会在这种‘求新’的疲劳中耗费，难以建立自己的独特形象，作家整体影响力将被削弱。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十分可惜的。”[①④]。
六、永恒的“对意义的爱”
用古代亚美尼亚哲人所下的定义说，哲学是“对意义的爱”，即对于世界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人的意义的爱。[①⑤]而世界、人生以及人本身的意义是有深度的，它并非眼前利益所能衡量，并非物质手段所能确证，也并非感性经验所能体认，哲学的使命便在于帮助人达到这种精神的深度。然而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等当代哲学思潮却做不到这一点，它们在破除旧哲学的独断论、先验论、神秘感和伪崇高感的同时，也夷平了其中的深度价值，它们致力于谋求感性、经验性、世俗性和当下性，但却没有建立起适应当代生活的深度价值，从而导致了人们精神领域的种种“现代病”，也导致了当代审美文化的泡沫化、游戏化、荒诞化和非个性化之类倾向的产生。当然对此大可不必消极悲观，得救的希望就在人类钟爱世界、人生以及人本身之意义的本性之中，这是凝结在人类心底的永恒的情结，翻腾在人类胸中的不灭的冲动，在现代人关注自身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沉思之中，在人类寻求自身发展前途和精神归宿的目光之中（例如目前对于人文精神的呼唤），仍然可以发现那种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的坚毅和凝重，这是现代人的希望所在，也是当代审美文化的希望所在。
注释：
① ⑩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第143—144、45—46、132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 ①②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19，1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詹姆士：《实用主义》，见《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15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④詹姆士：《实用主义附从〈真理的意义〉中选出的有关四篇论文》第47页。纽约，1955年版。
⑤ ⑧见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38，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⑥见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第27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⑦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41—42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50—16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①见马丁·埃斯林：《荒诞派之荒诞性》。见袁可嘉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册，第6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①③见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28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①④伍洪涛：《王蒙小说创作得失论》，《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第105页。
①⑤见托罗相：《哲学的价值》，《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