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雅的政治抒情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诗论文,政治论文,论二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对《诗经》二雅中政治抒情诗的思想艺术、作者及其写作目的作出全面探讨，从作者地位、创作动机与作品思想内容、表达手法诸方面论证二雅政治抒情诗为《离骚》之祖，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之始、《诗》《骚》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与前修时贤不尽相同的意见。
关键词 政治抒情诗 二雅 思想艺术 现实主义之源 《离骚》之祖
所谓政治抒情诗，就是由现实政治和自身遭际而有感触，发而为诗。诗本是抒情的，但政治抒情诗的情感直接根源于政治生活，是由作者所处社会现实引起的。此类作品，第一必须与政治有关，第二必须是抒情为主，第三必须是诗，三者俱备，就是政治抒情诗了；缺一不可。
我国各种样式、类型的诗歌都有大量作品，共同汇合成诗歌的海洋。政治抒情诗是流入诗歌之海的一条大河。这条大河的源头是《诗经》。
《诗经》国风雅颂之体，大半盖以音乐曲调分。若以内容分，则可区别为爱情婚姻诗、征夫思妇诗、亲朋宗室诗、农桑采猎诗、政治抒情诗、军事诗，不包含在这几类诗里的各类礼典礼仪诗，以及此外各种杂诗。其中好几类诗（如某些礼仪诗、征夫诗、军事诗与政治抒情诗）有时难以截然区分，好些诗篇的内容可以跨类。
所谓政治抒情诗，风雅颂都有，但在风与颂里分量较小，而在二雅一百零五篇中竟超过三分之一。如果说下面各篇属于二雅中的政治抒情诗，估计《诗经》学界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四牡》，《天保》，《采薇》，《出车》，《杕杜》，《南山有台》，《鸿雁》，《沔水》，《祈父》，《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蓼莪》，《大东》，《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桑扈》，《青蝇》，《黍苗》，《何草不黄》。（以上凡二十九篇，在小雅）
《文王》，《棫朴》，《下武》，《文王有声》，《假乐》，《泂酌》，《卷阿》，《民劳》，《板》，《荡》，《抑》，《桑柔》，《崧高》，《烝民》，《瞻卬》，《召旻》。（以上凡十六篇，在大雅）
如果考虑到二雅的长诗大部分已经而且只能列入政治抒情诗，还有一些诗（如某些言礼之诗）实与政治相关，唯因其内容的侧重而未列入上文政治抒情诗的清单，我们可以说，就篇幅而言，政治抒情诗实为二雅的二分之一左右。
本文说的主要是《诗经》二雅中的政治抒情诗，风诗颂诗中的政治抒情诗将稍微涉及。
（一）二雅政治抒情诗的具体内容
姬周民族自有其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的历史，亦有其由小到大、从弱而强的辉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卓越的领袖人物如后稷、公刘、古公但父、王季、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起到重要的领导作用。“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①]到文王时期，姬周民族已经比较强大，“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②]。武王灭纣，终于取殷商而代之。周公平乱，制礼作乐，为安定天下创立了功业。
西周成康之治给当时社会带来了稳定。人民在休养生息中促进了物质生产与礼乐文明。此后，统治者贪图享乐，走向腐败。西周末年，除了宣王中兴曾一度给国家带来希望，其他政事无一可道。宣王之前，厉王敛财“弭谤”，好利信谗。宣王之后，幽王尤其荒淫腐化，奸臣得势，残酷压榨人民，中下层社会怨声载道，国家濒临崩溃而且终于灭亡。
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由西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二雅的政治抒情诗可以分为歌功颂德与刺世嫉邪两大部分。
甲，歌功颂德者。上文开列的二雅中的政治抒情诗，歌功颂德者为《大雅·文王》《棫朴》《下武》《文王有声》《假乐》《泂酌》《卷阿》《崧高》《烝民》九篇，《小雅·天保》《出车》《南山有台》《鸿雁》《桑扈》《黍苗》六篇，凡十五篇。据诗本文，这一类诗又可分四种情形。
讴歌先祖先王遗烈者，有《大雅·文王》《下武》《文王有声》三篇。
歌颂时王功德者，有《小雅·天保》《大雅·泂朴》《假乐》《卷阿》等篇。
称赞诸侯者，如《小雅·桑扈》《大雅·崧高》等。
赞扬公卿诸臣事业者，有《小雅·出车》《南山有台》《鸿雁》《黍苗》《大雅·棫酌》《烝民》等。
讴歌先祖先王，那既是嗣王或宗室大臣或其他人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也是后人获得教训、榜样与力量的重要手段。周族子孙歌颂“三后”（见《下武》，指太王、王季与文王），歌颂“武王烝哉”（《文王有声》）与“成王之孚”（《下武》），而被颂扬最多的是文王。“亹亹文王，令闻不已”，“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见《大雅·文王》；“文王烝哉”，“有此武功”，见《文王有声》。值得注意的是周人一方面说“天命靡常”（《文王》），一方面又说“三后在天”（《下武》），“文王受命”（《文王有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天命靡常”，那是对殷商子孙说的；如果天命固定不变，你小邦周怎么能取代大邑商呢？“三后在天”“文王受命”云云，那是对天下人说的；如果没有天命，他周族凭什么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呢？“武功”之外，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要有个支撑才行。拿什么来支撑呢？还是天命观。周人向天下明白地煞有介事地宣称，说文王在天之灵“在帝左右”，上帝之护佑周族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了。
歌颂时王功德，那是各个朝代的臣民对本朝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感激，既有赞美，也有祝愿。《天保》几赫全是祝祷，祷告多福与长寿。《假乐》有与《天保》同调的祝祷（“干禄百福，子孙千亿”云云），但主要是叹美（“显显令德”，“之纲之纪”云云）。叹美而及于周王子孙，足见“百辟卿士，媚于天子”的热烈了。《棫朴》亦美周王，唯郑笺以为此周王指文王，则无确据。《卷阿》之主题，除了对周王的称颂，从“俾尔弥尔性”、“四方为则”等句可以看出其诗带诱导性。“媚于天子”之外不忘“媚于庶人”，加上引导周王“四方为则”，此诗自有其可贵处。
称赞诸侯的诗，二雅中不多。《桑扈》“万邦之屏”、“百辟为宪”，是赞许，也是希望；“受福不那”、“万福来求”，自是祝愿。《崧高》写对申伯的锡命与安置，也有赞许与希望，更多的是信任。
《出车》称赞南仲奉命出师的武功，《黍苗》赞许召伯之营谢功，《烝民》则讴歌仲山甫辅佐周宣王的功勋。《鸿雁》实际上赞扬了“之子”奉王命安抚流民的功劳[③]。《南山有台》与《泂酌》赞美“君子”，但没有表扬具体人物。“君子”而为“民之父母”、“邦家之光”、“民之攸归”，或许他们是好官吧？
乙，刺世嫉邪者。二雅政治抒情诗中刺诗怨诗约占三分之二，据诗本文，这一类诗可分为如下八个部分：
一，写征夫下民之怨者，如《四牡》《采薇》《杕杜》《祈父》《蓼莪》《小明》《何草不黄》。
二，为民请命，要求解除苦难，要求惩恶安良，改良政治，如《大东》《民劳》《板》《桑柔》。
三，揭露幽王及其宠爱的一批人居高位而误国害民的诗，有《瞻卬》《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
四，中下级官吏写官僚腐败、国事日非，有《召旻》《雨无正》《小旻》《北山》。
五，忧谗畏讥，有《沔水》《巧言》《巷伯》《青蝇》。
六，自伤命运甚或自箴箴人之诗，如《小宛》《小弁》《四月》。
七，哀叹世态炎凉，悟及处世之道，有《何人斯》《无将大车》。
八，借古讽今，有《荡》一篇。
这八个部分之间当然也有某些互相联系或相似的地方，譬如第二、三、四部分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分。
写征夫下民之怨的诗，国风中亦有之。如《召南·小星》《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魏风·陟岵》《豳风·东山》《破斧》等。雅诗中征夫下民之怨集中反映在小雅。征夫们在外奔波，或者在战场上拚命，想到年迈的父母不得奉养，亲爱的兄弟妻子不得团聚，如果不是“
狁之故”或者别的让人理解的缘故激发他们的自觉，怎么能叫他们义无反顾而无怨恨之心？《采薇》中的战士抒发了他的悲哀，但他明白悲苦主要来自“狁之故”，而“王事靡盬”也是原因之一。《四牡》《杕杜》无关于战争，指明“王事靡盬”是征夫苦难的唯一的根本的渊薮。《蓼莪》《何草不黄》也写征人劳苦，不说苦之来由，而其来由亦当为“王事靡盬”可知。《小明》诗中“我征徂西”，可见“我”亦征人，但诗中说“曷云其还，政事愈蹙”，诗末向“君子”发出忠告，表明主人公不是一般的征夫下民，而是有点地位的官吏，大抵与《北山》中“从事独贤”的“我”是一路人（《北山》倒是明白地说出了“王事靡盬”）。《祈父》则对“转予于恤”的上司发出了责难。“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这是《蓼莪》诗中主人公的控诉；“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至此，能不怆然！
《大东》“杼柚其空”，“哀我惮人”，对西周统治者的残酷压榨表示强烈不满。《民劳》向周王进谏，要求“无俾民忧”、“无俾正败”。此诗“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与《大东》“哀我惮人，亦可息也”意思相同。《桑柔》“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作者与《民劳》《板》诗作者同属西周统治阶级，都希望周王及有关当局采取措施改变国家形势。《桑柔》反映的国家形势最为险恶（“国步蔑资，天不我将”，“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尽管作者对人民有错误看法，但他意识到其时民心不宁对于周王朝的威胁。作者揭露了周王朝“为民不利，如云不克”的严重后果，要求统治者听取他的建议。从“大宗维翰”、“及尔同僚”、“老夫灌灌”等诗句看，《板》诗作者为官场中人，是朝中老臣，而且有可能是王室宗属。此诗亦进谏之作，承认“下民卒瘅”、“民之方殿屎”的客观事实，大声疾呼当局改弦易张，挽救颓势。
《瞻卬》“哲妇倾城”，郑笺孔疏朱传都认为“哲妇”指褒拟，牟庭《诗切》、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陈奂《诗毛氏传疏》亦以为然。《十月之交》“艳妻煽方处”，毛传孔疏朱传以为“艳妻”指褒姒[④]，方玉润亦同此说，马瑞辰说与毛传无异。《正月》诗则直斥褒姒之灭宗周。是《瞻卬》《正月》《十月之交》三诗有相同之处。《十月之交》写“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蹶维师氏”七子以后宠乱政（欧阳修语），幽王不闻不问。《节南山》中的“尹氏大师”虽未列入艳妻之党，但他“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实为“王訩”之一。《正月》“洽比其邻，昏姻孔云”，笺：“言尹氏富，独与兄弟相亲友为朋党也。”是郑君以为尹氏大师自有其朋党。由于时代相同和内容上的联系，把《瞻卬》《正月》《十月之交》《节南山》划归一组，应该是可以的周幽王听任艳妻之党胡作非为，尹氏大师实际上也助长了艳妻之党的气焰，宗周之亡也固宜。
《召旻》《雨无正》《小旻》《北山》四篇诗都从第一人称“我”的眼光批评朝政。“我位孔贬”（《召旻》），“曾我
御，憯憯日瘁”（《雨无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北山》），这些“我”地位都不怎么高。《小旻》中的“我”临深履薄，“战战兢兢”，也可能不是大官，但他已经看透了朝廷百官“发言盈庭”而毫无责任心的讨厌，不肯采纳良谋的最高当局令他失望，所以他痛苦地说：“我视谋犹，亦孔之邛！”《雨无正》中的“我”熟谙诸侯离心离德，三事大夫以及其他官员皆知国事不可为而纷纷离职出走的情形，但他自己仍然尽职尽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诗中的“我”在这样的政治形势面前不能不提醒“凡百君子，各敬尔身”，但另一方面他又劝告那些出走的官员回来供职。《北山》中的“我”自己尽职王事，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除了与他一样“尽瘁事国”“惨惨畏咎”的情形（与《雨无正》中的“我”一样），还有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形，即“燕燕居息”“栖迟偃仰”的风气（这与《雨无正》中的“正大夫离居”、“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有相似处），还有“出入风议”而后“息偃在床”不负责任的情形（这与《小旻》中“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的情形相似）。《召旻》中“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的情况与《小旻》《北山》的同类情形何其相似，而“蟊贼内讧”的严重问题更使“我”担忧。这些诗的作者都看到了王朝官场与政治的难以救药的腐败，都表示了自己的政见。如果说《雨无正》《北山》两诗中的“我”还没有觉得国事无可挽救，《小旻》中的“我”则已经分明感到国家命运的危险，而《召旻》中的“我”则明确指出国事今不如昔，发出“我相此邦，无不溃止”的惊呼了。
把《沔水》《巧言》《巷伯》《青蝇》四首诗放到一起读，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进谗者的警惕、畏惧与憎恨。“谗人罔极，交乱四国”（《青蝇》），“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巧言》），谗人祸害一至于此！正直的人们愤怒地要求“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完全是由于“彼谮人者，亦已大甚”（《巷伯》）。《沔水》一诗的作者为国事而“心之忧矣，不可弭忘”，提醒朋友们警惕谗言，盖国事之乱即因谗言而起。
《小宛》诗中“我”“念昔先人”而忧伤，如同《小旻》诗中的“我”一样有临深履薄之感。他那样小心谨慎，仍然免不了灾祸，“哀我填寡，宜岸宜狱”，则其时社会黑暗可知。《小弁》作者写道：“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他自伤生不逢时，在没完没了的忧愁中生活，人是老得快多了。他的忧愁从何而来？孟子说：“《小弁》之怨，亲亲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孟子·告子下》）可是诗本文又说：“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分明带着质问口气。诗中的“我”还提醒君子警惕谗言。是诗的主题应与亲亲有关，与因谗获罪有关，盖大宗或小宗中人所作。《四月》中“我”因“乱离瘼矣”而埋怨先祖，他“尽瘁以仕”而“日构祸”，作歌告哀是可以理解的。《小宛》《四月》在困苦艰难中都想到先人，是人穷则反本之义。《小宛》中“各敬尔仪”、“教诲尔子”、“无忝尔所生”等句，自是让人警醒；《小弁》则提出了对“君子”的希望或请求：是两诗都有提醒世人的作用。
“无将大车，只自尘兮。”“无思百忧，只自重兮。”（《无将大车》）这一定是诗人在苦难中挣扎过后总结生活经验以求得自我解脱的痛定思痛的流露。《何人斯》“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及尔如贯，谅不我知”，过去的朋友如今不可一世，看来只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彼何人斯，其心孔艰”，那样的人“为鬼为蜮”，实非我友，由他去罢。这两首诗应该可以看作生活经验的某种相应方式的由感性到理性的总结。
《大雅·荡》除了第一章，其余七章都是借文王地位总结殷商政治经验，用以警醒周王引为鉴戒，好自为之，毋坠先祖王业。
《大雅·抑》旧说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虽然联系当时的政治局面而有些不顺耳的句子，就全诗而言，“於乎小子，告尔旧止”，“辟尔为德，俾臧俾嘉”，“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如此云云，毕竟是告诫为主。旧说大体可信，今从之。然则此诗可以不算刺诗。
（二）二雅政治抒情诗的艺术形式
二雅政治抒情诗四十五首，其抒情方式可分如下九种情况。
一，在夹叙夹议中抒情，叙述、议论之中带有浓厚的感情。叙述不是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表达手段，但却是必要的铺垫方式。没有适当的人物或情节概述，抒情就没有来由。诗人对政治生活总要表明看法和态度，这就免不了发议论，而议论不可能不带感情。在叙述的基础上抒情，抒情即表示观点，抒情即含议论，而政治抒情诗无非着重表达种种产生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感情，这是老生常谈。譬如《雨无正》第二章基本上是叙事，说的是当时活中至少四种人（“邦君诸侯”、“三事大夫”、“正大夫”和“我”）的表现。第三章至第六章即在议论中抒情。又如《崧高》一诗，第二章写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第三章至第六章写王对申伯之锡命、饯行、召伯之营谢邑，叙事的篇幅较多；第七章第八章多为议论和赞许。写同类题材的还有《韩奕》一诗，但我们没有把《韩奕》列入政治抒情诗中，而在政治抒情诗中列入《崧高》，仅仅因为《崧高》在叙事、议论中抒情的成分比较而言重一些。
二，借景抒情。著名的一例是《采薇》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于景物变化之中，交代了从军出征时间之长，而战争生活之艰苦自在言外。昔日离家，见杨柳之依依，不能无慨于怀。而今幸还，遇雨雪之菲菲，也不能不情动于衷。本当归心似箭，步履之缓慢，实因饥渴所致，出于无奈。是有家思归而难归，有谁能理解此中悲苦呢？后来不少写诗歌评论（所谓诗话之类）的人称赞《采薇》末章特别是此章前面四句[⑤]，实在是因为原作的意境太感人了。比较起来，同是政治抒情诗，《小明》“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莫”就不及《采薇》形象而富感染力。惟《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四句，与《采薇》意境相似，而效果不及《采薇》者，“黍稷方华”、“雨雪载涂”两句不如“杨柳依依”“雨雪菲菲”两句动感之强、含义之深也，前者音乐美也差一些。但是《出车》末章“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却颇为动人，读原作下文，分明感受到这四句写景洋溢着凯旋的喜悦之情。
三，通过比兴抒情。赋比兴，为《三百篇》全诗所采用，不独国风中有之。赋即直陈，叙述中有感情，前文已言之。二雅中政治抒情诗亦用比兴手法，并寓情于比兴之中。《瞻卬》“懿厥哲妇，为枭为鸱”，把褒姒比作不祥之鸟，与《十月之交》“艳妻煽方处”的艺术效果分明不同。《蓼莪》“瓶之罄矣，维罍之耻”，比喻之中寓有对统治者奴役压榨百姓下民的强烈讽刺。《天保》全篇用了九个比喻（九个“如”领头），“如山如阜”，“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等等，都是祝祷之词，充分表达了祝祷者的强烈愿望。愿望在比喻中形象化，越发让人感到亲热和虔诚。“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南山有台》），毛传：“兴也。”这两句兴起全篇，与原作下文“乐只君子”的情调是和谐的。“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棫朴》），毛传：“兴也。芃芃，木盛貌。……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用蕃兴。”照毛传的说法，这里兴即比，与原诗下文“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联系起来看，似乎带有赞美之意。
四，借古讽今。这是《荡》诗抒情的特殊形式。此诗假设文王对殷商纣王作尖锐的批判，达到促使时王猛醒的目的。因为表面上是说古代的事，而且托文王之口说出，所以毫无顾忌，感情强烈。从第二章起，到第八章止，每一章开头就是“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此排比反复，直如当面声讨，振撼人心。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实质上点明了主题。
五，在各种对比中抒情。如《召旻》有今昔对比：“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此诗末章（“昔先王受命，……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全部是对比。《桑柔》有“维此惠君”与“维彼不顺”的对比，“圣人”与“愚人”的对比，“维此良人”与“维彼忍心”、“维彼不顺”的对比。《鸿雁》有“哲人”与“愚人”的对比。《巷伯》有“骄人”与“劳人”的对比。《板》有“老夫”与“小子”的对比。他如“文王孙子”与“商之孙子”的对比（《文王》），“民莫不谷”与“我独何害”的对比（《四月》），“舍彼有罪”与“若此无罪，沦胥以铺”的对比（《雨无正》），“君子”与“小人”的对比（《采薇》、《大东》等），“东人之子”与“西人之子”的对比（《大东》），“谋之其臧”与“谋之不臧”的对比（《小旻》），而《北山》第二章至末章（第六章）全用对比，诗人的感情倾向在强烈的鲜明的对比中明朗化了。
六，假天帝之口发表议论，抒发感情。这是古人发明的制约最高统治者的办法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君主位尊，上司权重，但是君王及上层社会其他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信奉天命，惧怕天谴，于是下层人物利用幻想中的天帝向人间传达意见，表示态度，甚至发点脾气。另一方面，当时的诗人也是信奉天帝的，他们有时向天帝诉苦或陈述意见，也就抒发了内心感情。如《板》《荡》《抑》《桑柔》《瞻卬》《召旻》《巧言》《节南山》等诗中都有这里说的抒情方式。
七，在礼仪礼典的叙述中抒情（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政治抒情诗）。如《天保》写“禴祠烝尝”，借尸传达先公先王的赐福赐寿，《崧高》写周王对申伯的锡命（“我图尔居，莫如南土”，“往
王舅，南土是保”云云），《文王》写“殷土肤敏，裸将于京”，无不寓情于礼仪礼典的叙述之中。
八，通过未必是纪实的简短的故事情节表达某种思想感情。如《节南山》第七章：“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在这个情节里吐露了后代诗人在“行路难”一类诗里表达的因时运维艰而忧愤的心情。《正月》第九第十两章写弃辅输载的情节并发表议论，寓政见于情节与相关议论之中，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之情。然而这里提到的两诗中的两个情节未必实有其事。
九，某些政治抒情诗直接表明作者身分，自抒感情，如《节南山》《巷伯》《四月》《崧高》《烝民》等篇是。这种方式多用于诗的结尾，往往有点明题旨的作用。
关于二雅政治抒情诗的艺术形式，上文提到了老生常谈。但是无论如何，那些艺术形式在《诗经》中的运用，对我国文学史而言是较早甚至是最早的，在这个意义上，就《诗经》时代而言，就决非老生常谈。
上文说的第四、五、六、九种情况，其实都是在议论中抒情的不同手段，第七、八种情况实际上是在记叙过程中抒发感情。这些方式，其实都可以放到第一种情况中说明。这样说来，二雅政治抒情诗的抒情方式用三种情况就可以概括了。（加上某些所谓直接的抒情，可以说是四种方式。实际上纯粹直接的抒情，没有任何铺垫的抒情，很难找到。）
关于二雅政治抒情诗的表达方式，我们认为还有三个问题应予注意。一是俗语谣谚、引文、议论入诗的问题，二是意象构造和象征手法问题，三是政治抒情诗中反映古代素朴的美学观点的问题。
俗语谣谚、引文入诗，《诗三百》中并不罕见，而政治抒情诗中较多。如《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荡》：“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抑》：“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桑柔》：“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烝民》：“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此类引文多有哲理性，加强了诗的议论性。诗而议论政事，在议论中抒情，此类诗起源于《诗经》。后世的学人诗（其中议论诗占有最大的比重）实在应以《诗经》二雅中政治抒情诗为鼻祖。
有些学者研究《诗》《骚》异同，以为《离骚》使用借事以言情、通过具体情节以抒情的手法，这些情节多在幻想之中，而《诗经》没有运用这种手法。此说是否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恐有可疑。我们上文说的二雅政治抒情诗的第八种抒情方式，实际上已经对此说表示了异议。
有些学者说《离骚》多用象征手法，而《诗经》无有，此说亦可疑。举个例子，《小雅·正月》第十一章：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这里写鱼的篇幅多于写人，写鱼就是为了写人，鱼的象征意义是明白的。又如《小雅·四月》第七章：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
如果是鹑是鸢，那就好了，可以逃离多灾多难的人间而飞上天空。如果是鳣是鲔，那就好了，可以逃避“乱离瘼矣”的人间而潜伏深渊。这里有没有象征意义呢？说是比喻意义也行，与某些学者说的象征意义应该没有多大差别。比较起来，上文引《正月》第十一章写的“忧心惨惨”甚于《四月》。是鱼又怎么样？即使象鱼一样潜伏，仍然无处躲藏（“亦孔之炤”），惨矣惨矣！无复加矣！
我们认为：二雅中政治抒情诗已有通过幻想情节构成意象的手法，已有象征手法的尝试，与《离骚》比较，量的差别诚然是显著的，而质的差别诚然也是有的。但如根本否认《诗经》中此类手法的存在，则不合事实。
二雅政治抒情诗反映古代素朴的审美观点，譬如以真善为美，这是可以找到很多证据的。诗人讽刺的丑恶势力，没有人能够说它们不丑，没有人能找出理由说诗人讽刺错了。这里牵涉到思想内容方面，不拟多说。
（三）二雅政治抒情诗的作者及其写作目的
郑玄《小大雅谱》：“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又云：“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诗谱序》：西周懿王夷王时期，王纲陵迟，“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我们不完全相信郑君的变风变雅说，然而小雅中的刺怨之诗多在《六月》之后，大雅刺诗在《民劳》之后，却是事实。
二雅的政治抒情诗其实不都是刺怨之诗（风诗亦如此，颂诗中无刺诗）。诚如郑君所言，“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西周至春秋前期的诗人们赞美清明的政治，揭露讽刺社会黑暗，发为歌吟，都有其社会的根据。（这里说西周至春秋前期，是因为本文论述重点在于二雅。如果二雅没有春秋前期诗人之作，则此处自不应言及春秋。）
诗中直接点明作者或其旨趣而与我们本文有关者如下：
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四牡》）
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节南山》）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何人斯》）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巷伯》）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四月》）
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卷阿》）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民劳》）
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板》）
于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抑》）
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桑柔》）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崧高》）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烝民》）
这十二首诗各由作者道出用意所在，而作者为谁，只有《节南山》《巷伯》《崧高》《烝民》四篇说清楚了。《抑》诗相传为卫武公所作，有《国语·楚语》为证，当可信。《卷阿》传为召康公随周成王出游之作，今本《竹书纪年》虽不足为证，但毛诗序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也”，此说较早，殆非巧合，似应有可信成分。其他各篇除《民劳》外，作者皆以第一人称身分在诗中出现，应是于彼时黑暗政治有切身感受者，而《板》诗作者当是朝廷老臣（诗本文谓“老夫灌灌”，旧说为周公后人凡伯所作）。《民劳》作者亦当为朝中有地位而头脑比较清醒之人。
这十二首诗，《卷阿》《崧高》《烝民》主旨是赞颂，含劝导之意；《抑》有讽谕之意而重在劝戒，旧说为自儆之作。其他八首皆刺怨之诗。《民劳》《板》明言为谏诗。《节南山》《巷伯》《桑柔》《何人斯》四首主旨在针砭朝廷大臣。《四牡》《四月》多哀怨，是“告哀”之诗。
上文开列的二雅中的政治抒情诗，没有直接点明作者或诗旨者凡三十三首。这些诗的作者的姓氏，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各人的身分及其作诗目的，诗本文其实已经透露了消息。
《采薇》、《出车》、《杕杜》、《鸿雁》、《祈父》、《何草不黄》、《沔水》、《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蓼莪》、《大东》、《北山》、《小明》、《青蝇》、《黍苗》、《瞻卬》、《召旻》，凡二十二首，诗中都有一个“我”（《祈父》用“予”）。除了《黍苗》（或者加上《出车》），都是刺怨之诗，都是不平之鸣。诗人自己遭受苦难，由是借诗歌表示或哀或怒，或谴责当政者，或提醒同路人，或悼往事，或卜未来。《黍苗》作者应是跟随召伯南行完成“谢功”的一员，虽于宣王与召公并无刺意，但行者歌其劳、思其家的感情分明是强烈的。《出车》赞颂大将南仲保卫周王朝的武功，但并没有掩饰作者的忡忡忧心。
三十三首诗中没有“我”字者为《天保》、《南山有台》、《无将大车》、《桑扈》、《文王》、《下武》、《文王有声》、《假乐》、《泂酌》、《荡》。《荡》诗假托周文王斥责商纣失政以训诫时王，无一颂词。《无将大车》诗虽无“我”字，分明诗人自解自宽经验之谈，想消愁，愁更愁。又，《棫朴》有一“我”字，但与“王”字连言，此“我”字与上文提到的《沔水》《正月》诸诗中抒情主人公之“我”显然有区别。此诗前面说“辟王”、“周王”，则“我王”分明含亲近周王之意，感情倾向是明白的。《棫朴》与《桑扈》《天保》《南山有台》《文王》《下武》《文王有声》《假乐》《泂酌》凡九篇，属于本文开列的二雅政治抒情诗中歌功颂德一类，纯为嘉美赞叹之辞，名符其实的颂歌。其歌颂对象大都为周王和诸侯，唯《泂酌》、《南山有台》颂扬之“君子”不便确指，但既为“民之父母”，则必为上层人物。
由上所述，可知二雅的政治抒情诗无一没有明白的动机与目的，它们都不是后世所谓朦胧诗。由作者自己点明诗旨的那十二首不用说了，其他未予点破者，作者身分及其作诗目的，我们都可以从诗本文探得。譬如《沔水》诗云：“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又云：“我友敬矣，谗言其兴。”然则诗人忧乱畏谗的愁绪，写诗儆友并以自儆的用意不难体会，诗人不太高的政治地位也不难看出。“莫肯念乱”云者，实即提醒兄弟诸友“念乱”。“我友敬矣”两句，实不啻大声疾呼要诸友警惕。（程俊英先生谓此处“敬”字“同儆、警”，其说良是。）这与那些由作者直接点明作诗动机的诗有什么两样呢？
无论是作诗进谏，赠人（包括儆友），还是以诗“告哀”，无论是颂扬皇王或政府长官功德，还是“以究王訩”、“以畜万邦”，二雅的政治抒情诗都没有脱离政治，没有脱离社会现实，没有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西周至春秋前期的诗人们能够提出“是用大谏”、“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以极反侧”、“维以告哀”的诗歌主张，这在我国文艺理论（包括所谓“诗话”）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时代意义。如此旗帜鲜明地举起批判的武器，如此自觉地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把诗歌创作与国家人民以及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我国文学现实主义理论之源，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该称得上最早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创造。《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止。”《诗经·国风》作者自己说出写作动机和目的者，有此三首，而后两首殆为政治抒情诗。从诗歌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诗人自己介绍的创作观点，我们可以肯定：风雅诗歌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十分突出（当然不是说颂诗没有现实主义精神），而二雅诗人创作理论的内容较为深广。后来孔仲尼先生发表了关于《诗三百》的一系列看法，“《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云云，虽然察觉了《诗三百》的社会作用，而于诗人们的诗歌观点实未能作透彻的阐发与充分的估价，孟轲荀况们的眼光则并不在仲尼先生之上。再后，《汉书·艺文志》言及“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提到乐府诗“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是对于《诗三百》的诗人们早已提出的创作理论并未注意。何休为《春秋》宣公十五年《公羊传》作解诂，提到古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而当局有采风之举，对二雅的政治抒情诗亦未有充分的认识。直到唐代，杜工部发愿“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⑥]，白乐天主张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⑦]，《诗经》二雅中政治抒情诗的作者们才找到了完全的知音。
质言之，我们认为《诗经》不但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之源，而且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之始。
（四）二雅政治抒情诗为《离骚》之祖
文学史研究者一般都承认《诗》《骚》有关系，认为后者继承了前者某些方面的传统，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基本同意这种看法，只是想说得更具体些，而且准备对更为具体的说法作出论证。
《离骚》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创作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⑧]他是楚国王室宗臣，用作品表明热爱自己的宗国，这是无庸置疑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一开头就流露出强烈的宗臣意识。二雅中某些政治抒情诗则出自西周宗室之手，作者们对西周王国忠心耿耿，有诗为证。譬如毛诗序云：“《沔水》，规宣王也。”是谁规劝宣王呢？诗云：“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毛传云：“邦人诸友，谓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师者，诸侯之父母也。”孔疏：“‘邦人’，有国之辞，……‘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为亲，故先责兄弟。”毛诗序又云：“《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大夫究何所指？郑君笺云：“同姓之臣从王，思其友而呼之”。是大夫谓同姓之臣。毛诗序又云：“《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民劳》诗云：“柔远能迩，以定我王。”笺云：“言‘我’者，同姓亲也。”毛诗序又云：“《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坏也。”召穆公、凡伯皆周室宗臣，对西周王室自有其特殊的感情。屈原之于楚，与《沔水》《雨无正》《民劳》《召旻》诸诗作者之于西周正相似，此其一。
宗臣与宗国共命运。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为“日辟国百里”的先王先祖而兴奋，为“今也日蹙国百里”而忧心如焚。《雨无正》：“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诸侯之中应有与王同姓者，他们秉志不固，国人无可如何。于此诗之“我”，毛传则云：“遭乱世，义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今按：“遭乱世义不得去”者，同姓之臣也，宗臣也。知其义不得去而终于不去，虽劳苦而不悔、虽死不辞者有之，是矢志不渝、死守善道者。《小旻》毛传：“谋人之国，国危则死之，古之道也。”若宗臣与王共商国是者，国危则奋不顾身。发言而不肯执其咎，临难而不肯献其生，那算什么宗臣，连一般的忠义之士也不能算呢！后来《离骚》表示的正是“虽体解吾犹未变”“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屈原终于不肯离开楚国，因为“义不得去”；他终于自沉汨罗，以身殉志，是行古之道也。由《离骚》而光芒四射的屈原精神，与二雅某些政治抒情诗的精神正相似，此其二。
前文提到：二雅中政治抒情诗的作者有自署其名、自言其作诗之意者，“是用大谏”者有之，“以极反侧”者有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节南山》作者家父的创作眼光与胆略：“以究王訩，式讹尔心，以畜万邦。”朱子《集传》：“家父自言作为此诵，以穷究王政昏乱之所由，冀其改心易虑，以畜养万邦也。”孔疏：“此家父尽忠竭诚，不惮诛罚，故自载字焉。寺人孟子亦此类也。”屈原写《离骚》，实际上署了名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乘骐骥以弛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王逸注：“言己知忠言謇謇谏君之过，必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言己将陈忠策，内虑之心，上指九天，告语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怀王之故，欲自尽也。”“言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这些解释道出了屈子本意。《史记·屈原传》：“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此所谓“一篇”即指《离骚》。怀王苟能向尧舜学习，“既遵道而得路”，屈子于一篇之中三致志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诚如《天问》临末所言：“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可见屈原之作《离骚》，与二雅中刺怨之诗作者本意正相似，此其三。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弃尔劳，以为王休。”（《民劳》）郑笺：“今周民罢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又云：“无废女始时勤政事之功，以为女王之美。述其始时者，诱掖之也。”一是不忘民之艰辛，一是诱导国君勤于政事，改良政治，这样就可以达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目的。他如《正月》《板》，诗旨与《民劳》相近。后来屈子作《离骚》，“哀民生之多艰”，发愿为君王“导夫先路”，立志辅佐楚王治理好国家，振兴楚国统一天下，此种思想亦与二雅中政治抒情诗一致，此其四。
雅诗中刺怨之诗多忧愤，歌功颂德之诗无非以先王时君贤大夫之功德为美。《离骚》谓皇天“览民德焉错辅”，对历史上贤明君主亦加以歌颂，但更多的则是对楚国政治的忧愤。两者歌颂和刺怨的内容（譬如对谗人的讽刺与憎恨，对德政的重视）颇相似，忧愤之深广亦相侔，是无暇细辩者，五也。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⑨]。所谓“依《诗》取兴”，实有根据。二雅中以鸱鸮比“哲妇（见《瞻卬》），前文已言及，他如“凤皇于飞”比“蔼蔼王多吉人”（《卷阿》），以“为鬼为域”比反侧之人（《何人斯》），以鸿雁比奉王命出使四方安定流民的使者（《鸿雁》），以松柏之茂比事业之长盛不衰（《天保》），如此等等，正是“引类譬喻”。《诗》与《骚》有没有相同的比喻呢？有的。譬如《正月》“其车既载，乃弃尔辅”，笺云：“以车之载物喻王之任国事也。”《离骚》“恐皇舆之败绩”，王逸注：“舆，君之所乘，以喻国也。”“皇舆败绩”与《正月》“载输尔载”意思大同。如此说来，《离骚》修辞亦与二雅相似，《离骚》之比兴手法确与《诗》精神一致，六也。
本文第二部分讲二雅政治抒情诗的艺术形式，提到某些诗也曾通过虚构的情节以抒情，也曾采用过象征手法。又，《离骚》乃至整部《楚辞》有个明显的语言标志，即多用语气词“兮”；其实《诗经》就有“兮”，国风中的政治抒情诗（如《魏风·伐檀》）有之，其他诗（如《周南·葛覃》）亦有之，二雅政治抒情诗（如《小雅·巷伯》、《大雅·桑柔》）亦有之。如此说来，《离骚》表达形式与二雅政治抒情诗多有相似处，七也。
昔太史公援引淮南王刘安的话，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后来南宋严粲《诗缉》云：“《离骚》出于国风，……世以风骚并称，谓其体之同也。太史公……言《离骚》兼国风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见小雅与风骚相类，而大雅不可与风骚并言也。”[⑩]我们不完全同意刘安严粲的话。大雅的政治抒情诗，除了《桑柔》透露过一场政治风暴，其他都是怨悱而不乱的。世以风骚并称，风是《诗三百》的代称，这里“风”决不单指十五国风，“骚”也决不单指《离骚》。为了避免误解，我们赞成《诗经》《楚辞》并称；当然依传统说法风骚并称也行。严粲谓《离骚》出于国风，后世治文学史者多从之，我们认为并不妥当。刘安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小雅的特色，后世学者偏偏将小雅丢掉了。而在我们看来，刘安言小雅而不言大雅，亦未达一间，有失浅尝。这位诸侯王终其一生，十分缺乏宗臣意识，要他完全弄清楚《诗》《骚》关系也难。
从作者地位、创作动机与作品思想内容、表达手法诸方面观察，我们认为二雅政治抒情诗为《离骚》之祖。比严粲说的《离骚》出于国风，比某些文学史研究者说的《离骚》继承《诗经》，我们这个判断更具体些，或许更准确些。如果说屈原的政治抒情诗（包括《离骚》和《九章》）继承了《诗经》中政治抒情诗的思想与艺术传统，这个范围扩大了的判断应该也是成立的。就整个屈赋、全部《楚辞》而言，与一部《诗三百》确有渊源关系(11)，但若仅就《离骚》而言，与其说出于国风，毋宁说出于二雅的政治抒情诗。
我们并不否认《离骚》艺术手法的创新。《离骚》的象征手法、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与《诗经》区别很大，这是事实。本文第二部分只是不赞成把《诗经》的表达手法说得太简单罢了。就说浪漫主义吧，《诗经》（譬如《巷伯》《生民》）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似乎还可研究，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本文不说它。
关于二雅中政治抒情诗的作者、思想内容、抒情方式，这一类诗与《离骚》的关系，我们说了上文的一些意见。
注释：
①《鲁颂·閟宫》。
②《论语·泰伯》。
③参看欧阳修《诗本义》卷第六。
④郑康成谓《十月之交》为刺厉王之诗，故不以此诗“艳妻”为褒姒，欧阳修《诗本义》卷第七、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十三已驳之。
⑤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王夫之《聊斋诗话》卷一、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各有评论。
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见《全唐诗》第二一六卷（第四函第一册）。
⑦《新乐府序》，见《全唐诗》第四二六卷（第七函第一册）。
⑧《史记·屈原传》。
⑨王逸《〈离骚经〉序》。
⑩见《诗缉》卷一。
(11)我们说的楚辞，不拘限于刘向所整理者，至少应该包括汉初以前楚人之作。譬如刘邦的三侯之章，与《周颂》中周成王的诗是有相通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