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价值链创新及其绩效——基于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纵向论文,零售商论文,供应链论文,服务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互动发展的特征。一方面服务业日益知识和技术密集化，从而有效地把先进的技术和人力资本要素引入到制造业中，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制造业的需求，制造业部门中间投入扩大服务特别是生产性服务的市场规模，使得专业化分工收益大于市场交易费用，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得以深化，服务业获得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利益。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模式是非常丰富的，从价值链的角度，产品开发、采购管理、物流配送、产品销售都属于服务业的范畴，价值链环节上活动的差异以及活动间协调的程度不仅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反映，而且也是顾客价值、运营成本、经济利润等绩效标准的基础。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价值链创新就是需要对价值链环节上活动及构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在创造出更高顾客价值的基础上获得企业经济绩效的增长。价值链创新可以根据企业价值链活动的相对重要性选择不同的主导者，在创新模式上形成企业差异化和竞争优势。在一些特定的市场结构和产品市场上，大型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具有信息、知识等资源优势，从而在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价值链创新模式从供应链的角度是一种流程再造，在当前它是一种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大型零售商主导供应链流程再造从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是有其现实背景的，伴随着客户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竞争加剧和环境的变化，供应链流程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流程前后活动之间存在的依赖关系也日益增强。供应链流程连接的紧密程度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协调成本，对供应链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原有的供应链流程可能在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上存在缺陷，产销双方需要再造供应链流程以适应环境变化。在一些特定产品市场上，零售商不仅拥有信息、货架等资源优势，而且市场的集中程度也远远大于制造商。在澳大利亚，前四家重点零售商占据全国销售额的75％，英国前六家零售商客户占据全国90％的销售额。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的名字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品牌标志，在我国，苏宁、国美等大型零售商也在扮演着相同的角色。这些大型零售商通过控制销售终端，不仅在与生产商价格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广泛收取商品通道费，而且能够影响产品的规格和设计，甚至委托生产商生产自有品牌，即通过行使纵向约束来主导供应链的流程再造。这种零售商纵向约束行为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创造与满足需求来实现对生产的促进与引导，它跨越了产销间原有的界限划分，其最终的结果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节约供应链流程协调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
但是当前我国也确实存在一些大型零售商滥用纵向约束行为从而激化渠道矛盾的现象，如2004年连锁渠道商国美与空调厂商格力的交恶。虽然近年来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法规，如《零售商与供应商进货交易管理办法》，但尚未建立零供利益共享的契约基础，对于零售商纵向约束行为也存在认识误区，相应政府管制的依据并没有从理论上阐明。
本文以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为视角，研究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的相互关系，分析供应链流程再造产生的大型零售商对制造商的纵向约束力量，同时研究纵向约束促进供应链流程再造的机理，探讨其服务价值链创新的经济绩效，据此提出大型零售商主导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关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的文献中，Riddle（1985）提出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是经济的黏合剂，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沃克和格鲁伯（1989）通过对加拿大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中最大的组成部分，也是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部门乃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在生产过程中，它们为劳动与特质资本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并改进了商品与其他服务的质量。Dilek C.K.和Bo Carlaaon（1999）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双向互动关系，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是对制造业的补充和支持，同时服务业也依赖制造业的发展。Se- Hark Park（1999）通过对中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等8个太平洋地区国家1975年到1985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共生关系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和生产服务的依赖程度，最终得出两者的相互依存关系。Englebrecht（1990）指出信息服务部门的增长已经被看成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的一部分。Ochel（1987）从“新经济”的角度研究生产者服务与新经济的关系，认为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互补性逐渐增强使服务功能得到增强，这将刺激技术、信息等市场化服务的需求，同时生产者服务提升生产柔性，使工作得到重新整合。程大中（2004）认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作用表现在它具有黏合剂的功能，也正因为这一功能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经济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
研究纵向约束最早是从供应商角度出发，这种视角认为纵向约束是产业链上一个阶段的企业（通常是卖方）对于另一个阶段的企业（通常是卖方的消费者）施加行为上的限制，他们包括零售价格维持、地区限制、特许经营和捆绑销售（F.M.Scherer,David Ross,1900）。随着零售商市场势力的增强，纵向约束也被大型零售商所采用，大型零售商对供应商实施纵向约束主要是收取通道费和排他性供应（J.Stephen Ferris,2001）。Dobson（1998）在提交给美国公平贸易委员会的报告中，把零售商通过买方势力对制造商行使的纵向约束划分为10种：收取通道费、排他性销售、采购市场上的折扣条件、排他性契约、复制行为（自有品牌）、联合营销、对投入品的掠夺性购买、对零售设施的策略性购买、相互对销产品、商业交易条款（如支付协议、促销费用的分摊）。零售商控制制造商的方法还有零利润生产、买断和品牌化（晏维龙，2004）。
在对于纵向约束福利效应的讨论中，谭国富（2004）提出纵向约束能提升效率，因为它有助于消除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某些纵向外部性以及零售商之间搭便车等横向外部性。但是纵向约束可以产生反竞争的效果，因为它们在制造商和零售商层面上消除竞争，并减少顾客的选择和福利。在具体的实践中，由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其福利效应是有差异的。CHU（1992）从渠道中的信息结构出发，研究通道费在新产品介绍中的信号传递作用，发现通道费帮助零售商甄别新产品的潜在成功性，并且通道费在广告无效时将提高渠道利润和社会福利。Lariviere和padmanabhan（1997）同样假设零售商对于产品需求的信息是不确定的，考虑交易条件对零售商的销售努力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通道费补偿了零售商为销售和管理新产品成本，在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实现有效的成本分享，并且激励零售商销售新产品上付出更多的投资。Macavoy（1997）从市场进入退出的角度分析通道费的反竞争的效果，发现竞争力强的制造商通过支付通道费提高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的成本，使被阻绝的公司被迫寻找别的销售渠道或者退出市场。
在零售商施行的其他纵向约束的实践中，Wilcox和Narasimhan（1998）提出零售商把自有品牌的使用作为一个从全国性品牌制造商处得到更好交易条件的策略性手段。Dobson（1996）认为零售商要求供应商给予一个仅应用于零售商消费者的折扣价格，有利于刺激销售额，使供应商与零售商一起进行市场营销。Katz（1987）认为连锁店对投入品有更大需求，因此连锁企业具有很强的后向一体化动机。这种买者之间能力的差异使得垄断性卖者有动机对不同能力的零售商实行价格歧视。这种价格歧视在福利效应上防止了零售商非有效的后向一体化的产生，但是可能减少最终产品市场的总产出，因此降低消费者剩余与福利。
在关于供应链流程再造的文献中，Michael Hammer（2005）指出业务流程是企业集合各种原料，制造出顾客需要产品的一系列活动。业务流程再造是指针对企业流程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并对它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以便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衡量业绩的重要尺度上取得显著性的进展。驱动企业进行流程再造的力量主要来源于顾客、竞争和变化3个方面。詹姆斯·钱辟（2002）认为流程再造跨越组织之间的各种界限，各相关企业通过可操作性技术的应用，将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以及客户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以期获得高效率。企业间的流程再造要求企业不仅针对自身业务流程，而且还要针对合作伙伴以及供应商的相关流程进行必要的协调。曾祥云（2003）利用厦华电子物流管理的案例研究制造企业的供应链流程重组，得出的结论是制造企业的供应链流程再造应明确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定位，与相关供应链成员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流程再造需要双方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有文献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大多从信息通讯、金融、科教文卫等服务业角度分析其对制造业产生的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本深化、推动专业化分工以及培育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对于纵向约束的讨论大多从渠道信息结构、市场进入、零售价格分析单一市场结构的绩效和社会福利，而分析供应链流程再造的文献大多从价值链中间环节即生产的角度研究流程再造的具体办法，不仅在理论上对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机理的探讨存在缺陷，而且在分析视角上也缺乏从价值链下游环节（零售商）主导流程再造的研究，本文试图在以上方面做出一定的尝试。
三、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的相互作用
为研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模式，本课题组在2007年7月至2007年8月间对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舜天集团）、苏果超市有限公司（简称苏果超市）、南京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商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京新百）、南京圣和药业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博西家用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等7家大型零售企业与制造企业进行调研，行业涉及日用品、食品、纺织服装、通讯、家用电器、医药等，主要采用访谈、问卷、抽样分析、绩效评价等方式，调查零售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模式、绩效及存在问题。
（一）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市场定位
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的相互作用从价值链角度是一种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创新模式，它需要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明确各自的市场定位，分析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战略着眼点，从而充分发挥各自企业资源优势在价值链整合中的作用，形成企业价值链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1.现代企业营销方式的变革——从4PS到4CS
营销活动是企业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传统的4PS营销理念认为，企业的营销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策略的成功组合，这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由制造企业依赖自身产品来主导销售的市场地位。在客户经济时代，企业的营销活动必须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即以顾客的需求和期望（Customer）、顾客的费用（Cost）、顾客购买的方便性（Convenience）、与顾客的沟通（Communication，合称4CS）为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最佳的消费需求解决方案。如苏果超市通过细分消费需求，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服务不同目标市场，便利店24小时营业，经营食品、饮料和日用品；社区店以生鲜食品、日用百货为主；大卖场品类齐全，满足消费者一次性购足的需求；此外苏果还开发“好的”便利店，在商务区、高档住宅区以及学校附近24小时营业，服务于白领、高收入群体及时尚青年族。苏果的连锁网络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企业营销方式的变革使得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市场定位发生相应的变化，企业经营战略着眼点以产品中心转向以顾客需求为中心，准确及时的顾客需求信息对价值链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市场定位和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模式的具体变化上，制造企业将自身核心资源集中于响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和生产，零售企业依靠专业化销售服务和信息技术投入承接制造业的服务外包。这主要由于在价值链的营销活动中，大型零售商依靠信息技术能够快速准确地把握消费者需求信息和消费特征，从而可以对消费趋势做出迅速和科学的预测，为生产商的新产品开发提供信息支持，这就形成了零售商在客户需求和产品信息方面相对于生产商的优势地位，为通过纵向约束实现供应链流程再造创造条件。
2.供应链整合的新趋势——从SCM到ECR
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乃至价值链创新模式呈现新的趋势——即供应链管理策略（Supply Chain Management）演化为高效率消费者反应（Efficient Consumer Response），ECR强调制造企业和零售服务企业的互动，服务与制造企业必须从增加客户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定位，并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来实现供应链流程再造，通过先进信息技术协调价值链活动，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客户需求变化做出有效反应。
在ECR的管理系统中，制造业和零售业以消费需求为中心，力求将消费者、制造商和零售商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价值链创新模式中，最贴近消费者的零售商成为供应链流程再造的主导者。零售商利用信息管理系统收集和处理客户需求及供应链流程各个环节信息，确定企业自身的核心业务流程，识别需要重新设计的流程，改善企业核心业务流程，将非核心的业务流程予以外包。在大型零售商主导的供应链流程再造中，大型零售商能够对于与本企业核心业务流程相关的制造商的业务流程做出评价，识别制造商在产品品质控制、产品设计与开发、物流配送等业务流程存在的限制和影响供应链流程绩效发挥的因素，并做出相应的专家指导，为实现成功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奠定基础。
（二）大型零售商依靠流程再造实现纵向约束
为了实现纵向约束，大型零售商必须对原有的企业流程进行彻底的再思考和再设计，特别是对与产销企业边界之间需要互相协调的活动进行彻底改造。大型零售商依靠流程再造产生供应链的报酬力、专家知识力等渠道控制力，同时使产销之间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发生有利于纵向约束形成的变化。
1.供应链流程再造形成纵向约束力
纵向约束的实现依赖于整个供应链业务流程的绩效显著提升。零售商主导实现供应链流程再造后，整个供应链创造出在速度、成本、绩效上更大的价值，对供应商产生报酬激励，增强零售商回报供应商的能力。这种回报主要以经济收益和发展能力的形式，经济收益的回报包括供应商产品销售额的增长、运营成本的降低、品质改良；发展能力包括供应商产品市场份额的上升、对于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及对于消费者需求的理解能力。供应链流程再造的绩效使产销间纵向约束关系得以维系与发展。如“天环”、“苏食”、南京宁果等生产企业在进入苏果超市后市场份额得到扩大，南京新百在每季度淘汰一批供应商的情况下依然有200余家供应商进场销售，这都说明零售商主导的流程再造具有吸引制造商的市场力量。
其次大型零售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及管理信息系统，不仅相对于供应商处于需求信息的优势地位，而且拥有先进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如苏果超市在南京拥有城南和马群两个配送中心，其中马群配送中心投资2.3亿元，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配送中心广泛运用先进技术及设备，实现导向性任务管理与实时库存状态管理；无线网络和手持射频终端等技术实现物流无纸化作业；仓库内共有3万个标准托盘式储货位与94个汽车泊位。2007年马群配送中心最大日吞吐量已突破30万箱，年配送量达4300多万箱，年商品吞吐总额超过70亿元，物流服务可同时满足300公里半径内的1000余家连锁店商品配送需要，普通订单可以在24小时内履行，配送商品1.5万种。
另外苏果超市1998年斥资1000万元引入管理信息系统，现今南京380多家苏果直营连锁店的6800台收银机全部联网，实现前台收银和后台财务管理系统互动。通过采用先进信息技术，苏果补货订单的准确率逐年提交，2007年已达到98％。
大型零售商依靠其信息技术优势在供应链流程再造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供应商产生专家指导力。零售商通过在这些特定领域扮演或充当专家角色并以自己拥有的专业知识影响供应商，使其服从零售商的控制。供应商为了获得供应链流程再造中绩效的显著提高，必须接受大型零售商关于流程再造中信息、资金、人员、产品等要素组合上的安排。
最后供应链流程再造确立了供应商与大型零售商间的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履行在定购商品的价格、品质、包装、交货时间等方面的义务。同时在再造流程的过程中，大型零售商卓越的销售业绩和示范性的物流管理，使供应商认为其指定的商品品质标准或物流运作要求是一种行业规范，从而积极响应流程再造中零售商提出的要求，这就赋予大型零售商对供应商运用合法权利，约束供应商遵从自己设立的规范。当供应商在供应链流程再造中未能履行自身流程职责时，零售商将减少或终止与供应商的合作，或寻求供应链流程再造中的新合作伙伴。如南京新百2006年共划分18个商品部进行销售，除家电、黄金等少量自营业务之外，其他均由各商场自行联系产品供应商供货，通过业务部门收集销售信息以及对供应商合同履行的审查，每季度都会与一部分销售额始终落后的供应商终止合作。中央商场则每季度与质检局、物价局组织联控抽检，对提供不合格商品的供应商予以一定金额的处罚或中止与供应商的合作。
2.供应链流程再造改变产销间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
随着供应链流程再造中产销双方要素的重新组合，产销之间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也相应发生变化。在组织结构上，供应链不必要的增殖环节被取消或被新的高增殖环节所替代，信息、人员、资金在各个迂回链条重新组合，产销之间的职责被重新划分，风险和费用在产销双方合理地分摊，形成分工深化后新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甚至跨越了产销之间的企业边界，形成跨企业的职能小组。如产销技术人员共同为生产企业或自有品牌产品分享信息与研发合作，通过团体学习形成产销间的“学习型”组织，沟通方式更加灵活，有力地克服供应链流程再造的组织障碍，使供应链流程再造具备更大的柔性。如南京新百的技术人员经常与制造商相关人员在生产车间磋商生产方法以改善品质，新百还对制造商的技术援助和管理进行投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商品差价和企业股份，而是为了设计和制造满足顾客需求的新产品。中央商场则通过自有品牌战略，注册“极”、“百思特”两个服装品牌和“紫晶包”、“祖母绿”系列首饰商标，与制造商共同制定款式、成本等方面策略，委托制造商严格定牌监制，因其售价比市场同类产品价低30％左右，年销售额近千万元，制造商、零售商生产和销售定制品牌的资金利润率均高于非定制品牌。
在组织行为上，由零售商主导供应链的流程再造，物流配送与生产计划接受零售商管理信息系统的指令，产品品质按照零售商提出的意见和标准进行改良，需求信息在产销间实现共享，供应链中的组织协调费用被零售商有效控制，共同创造的利润在产销间予以分享。如江苏金湖大米、邳县狗肉、宿迁的黄花菜等产品，过去多是在农贸市场以散装、裸露的方式销售，在进入苏果超市后，苏果对其提出标准化和食品安全的严格要求，使其不断改进品质和包装，销售额持续增长。近年来苏果通过对供应商严格挑选与指导，培育500多家农副产品生产企业，带动和建设了100多个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
供应链的流程再造使产销之间在分工深化的同时，形成零售商在供应链流程再造中的主导与支配地位，供应商在生产、配送、定价等方面行为被严格地以契约的形式予以确定。如南京中央商场要求各经营部门应根据不同的经营方式，有选择地使用联销、买断、代销、租赁等规范合同文本。
另外供应链流程再造使产销双方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发生转变，产销双方改善心智模式，从局部静态的单方利益思考转向产销动态互动，建立快速的供应链反应与适应市场需求的共同愿景，摒弃以往利润争夺的理念，把对方看作满足顾客之需的重要枢纽，产销间企业合作文化使产销双方树立系统思考观，分析影响产销流程诸种因素的内部关系，共同提出改进的意见。如近年来江苏一些出口纺织品因不符欧美技术标准而遭受重大损失，江苏舜天集团作为出口贸易企业，积极与制造企业沟通，加强新产品的研发、工艺设备及生产流程改造，将国外技术标准、产品设限信息及时反馈给制造商，并帮助相关企业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共同开发适合欧美市场需求的面料和款式，同时大力发展澳洲、南美、非洲等地区市场。通过以上措施，舜末集团2006年以来出口额、实现利润均大幅上升，创造了出口商与制造商互利双赢的典范。
（三）大型零售商的纵向约束促进供应链流程再造
1.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建立产销间外部关联
供应链流程再造代表了一种产销双方积极参与的协作，而这种制造商的参与是在零售商主导的条件下，由大型零售商发起的对原有业务流程的再设计和再组织。这种流程再造跨越产销间原有的界限划分，需要供应商的响应与参与，为实现业务流程再造，零售商需要通过纵向约束建立产销间外部关联，引导供应商对产销间流程再造的参与（如图1中所示）。
图1 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实施的供应链流程再造
大型零售商的纵向约束使制造商与大型零售商间产生相互依存的关系，产生制造商对于零售商核心资源的依赖，这些资源包括信息、技术、推销服务、货架空间等。纵向约束使大型零售商将自己资源优势在企业外部予以延伸与利用，建立产销间紧密的外部关联，使制造商关注以消费者需求导向的自身核心业务流程的建立与优化，并保持与零售商业务流程的链接，共同致力于供应链利润的创造，树立供应链系统思考模式，改变自身心智模式，与大型零售商共同建立产销间相互信任和学习机制，克服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如苏果超市择优选择南京天环集团、南京卫岗奶业集团等制造企业，并拨出经费对制造商环境整治、安全生产、产后贮藏加工、产品检测等方面进行扶持，形成以苏果超市为平台的食品安全供应链。
2.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重新划分产销间流程职责
供应链流程再造对象涉及从生产、配送、采购、销售各个环节，协调分工各个迂回链条必须明确产销双方在供应链流程运作中的职责，共同分担产品市场的风险与费用。如在《南京新百联合专柜协议书》中规定，下列费用经双方协商并确认由制造商分担：（1）营业设施使用费；（2）货品质量保证金；（3）每月从销售额中扣除的促销费用；（4）专题促销与大型促销活动；（5）协议有效期间乙方应支付的节庆促销费用；（6）消费者购买专柜货品使用银行卡所产生的费用；（7）消费者使用新百贵宾卡以及其他折扣卡购买专柜货品所产生的折扣；（8）人员标志服费用；（9）制造商每月应承担的人员工资、餐费、培训费，以及场租、仓储费用。其中第（4）、（6）、（7）项均可在协商后由双方按比例分担。
大型零售商对制造商行使的纵向约束，重新清晰界定产销双方在业务流程中的职责。例如，苏果超市在食品采购方面与供应商签订《采购框架协议》，要求制造商建立规范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使其能够按照标准化、无害化的要求从事生产。苏果超市对任何供应商都经过16道程序进行商品质量检验工作，从而在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地、批次等方面严格确定制造商食品安全责任。中央商场则与供应商之间通过标准化的法律合同来明确规定合作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在明确产品品质保证、包装、配送等环节上的职责后，大型零售商的纵向约束使制造商将自身的资源集中到自己核心流程上，创造专业化的收益。贴牌、买断、通道费使生产商明确产品生产和开发中自身应分担的职责，形成基于流程的工作团队，在供应链流程环节中协调各个迂回环节的运行，在彼此相互衔接的业务流程中更好利用产销组织的潜能，树立产销间责任共担的工作价值观，实现供应链流程的紧密衔接。
3.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有利于供应链流程透明化
大型零售商再造供应链流程，涉及很多商流信息和物流信息的共享与整合（如图1中所示），信息共享使制造商与大型零售商的业务流程更加透明，产销流程透明化使产销双方中的相关人员在产品开发、物流配送、市场调研等业务流程中能够更多地了解彼此的需要、偏好以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共同致力于供应链业务流程再造。
但是业务流程透明化在缺乏约束和长期合作的条件下易滋生制造商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信息在市场容易扩散，从而增加零售商的风险。信息外溢和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是流程透明化的交易费用。为克服信息在市场的外溢及制造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大型零售商对供应商行使纵向约束，这有利于大型零售商分散风险，减少不必要的对生产环节的协调与监督成本。制造商接受约向约束，是对于大型零售商的一种承诺，有利于建立产销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纵向约束使大型零售商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与制造商分享更多地在市场需求、产品设计与开发、物流配送方面的信息，信息分享使供应链产销双方的业务流程更加透明，流程透明化将推动供应链业务流程的协调与再造。
四、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实现流程再造的经济绩效
供应链流程再造是否成功是以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企业绩效标准进行衡量的。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实现的流程再造，充分发挥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各自的资源优势，并通过价值链创新和差异化需求的满足，降低供应链运营成本与提升顾客价值，形成企业基于专业化分工的比较优势以及基于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同时这种价值链创新模式实现了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大规模量身定制化生产的转变，使企业通过快速、多款的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实现流程再造的显著经济绩效也体现其是一种信息化条件下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合作共赢模式，当然这需要完善供应链利益分享机制。
（一）顾客价值链创新导致供应链报酬递增
在顾客经济时代，价值链的运动方向发生逆转，客户偏好→销售渠道→产品服务→投入→资产核心能力成为价值链的运动方向，鉴于大型零售商与顾客的相对位置与资源优势，零售商在顾客经济时代的价值创造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通过顾客信息的分析及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价值链环节的透视，零售商发现价值链中的利润运动方向，通过纵向约束参与上游的某些活动，大型零售商的要素在服务价值链中得以引入和重新组合，使顾客价值链得以延长和提升。顾客价值链创新推进供应链规模报酬递增。
另外，客户经济时代的需求是差异性的。同一种产品，不同的消费者对于价格、品质、包装、服务的需求是各异的。服务制造企业为提升顾客价值，必须提供多品种、多品牌、优质低价的产品组合，即通过品牌、品质、价格、服务的组合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甚至为顾客量身定制产品。而要实现这样的企业战略，零售商需要在产品品质、包装、定价、促销服务上拥有更多的主动与控制权，从而主导顾客价值链创新。
在具体的顾客价值链创新活动中，大型零售商通过其科学的品类管理、卖场氛围的营造、抽奖等促销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深层次购物体验的满足，使产销双方在定价、速度、质量、服务、革新和多样性等营销策略上围绕顾客需求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由供应商和大型零售商推出的自有品牌还传递给顾客更多的多样性选择。买断、排他性供应是通过不断收集和分析有关客户信息，细分顾客需求，使细分的客户群在定制、速度、价格等方面的需求得以实现。
（二）服务创新与标准化交易平台建设导致交易费用降低
交易费用的降低不仅是衡量供应链流程再造绩效的重要尺度，而且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由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实现的流程再造降低供应链整体的交易费用，它主要来源于纵向约束带来的标准化交易平台建设与服务创新。
在供应链业务流程再造中，为了确保客户以及合作伙伴能够更好地了解协同工作的内涵，零售企业需要实现业务流程的标准化，构建标准化供应链平台。标准化供应链平台有利于供应链流程在透明化的基础上更加开放，产销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加深，在其相互衔接的业务之间进行更多和更为积极的协商。零售商的纵向约束，使得零售商一些品质与特性的要求成为产销之间供应链流程中的一种标准，比如零售商自有品牌中产品品质特性的规定。大型零售商通过这种标准的规定，实现业务流程的规范化与统一化，从而利用标准化的产品服务推进供应链平台构建，使制造商的专业化生产和零售商的专业化销售流程得以高度衔接，最大程度节约交易成本。以下借助斯蒂格勒理论假说的基本框架，阐释大型零售商通过纵向约束构建标准化交易平台节约流程交易成本的机理。
如图2所示，假设某企业生产一种产品Y，该产品生产包含3种不同操作，这3种操作是按厂商的不同功能来划分，假定（1）3种操作成本仅取决于其产出率（2）每种功能的成本是不同的，有的持续下降（报酬递增），如
有的持续上升（报酬递减），如
；有的成U形，如
。对应产品销售功能，厂商没有把报酬递增的操作交给专业商人以充分获取报酬递增的利益，是因为产品销售量太小不足以维持一个商业机构。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商会放弃，让职业商人去承担。这家新的厂商便是垄断者。但它对的定价不能高于放弃的厂商自己完成的平均成本，因为市场分工的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生产者将会自销其产品。而商业部门的平均成本、操作成本曲线和最终产品Y类似，也存在不同功能。
图2 厂商的3种操作成本与总成本
大型零售商通过纵向约束构建标准化交易平台后，厂商的操作成本和总成本发生新的变化。如图3所示，假设原制造企业的报酬递减功能
是协调供应链流程的成本，由于厂商销售数量的增加，协调难度上升导致报酬递减。如果交由大型零售商协调生产和销售流程，并不像生产企业那样持续上升，它可以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得平缓一些（
），或是一种报酬递增的功能（如
）。协调功能由大型零售商承担后，厂商的成本线和会被两条低于、的成本线所替代。厂商的平均成本线会进一步下降到
，同样大型零售商曲线和平均成本线曲线也会下降。由大型零售商承担协调供应链生产与销售流程，使得供应链的交易成本下降。即使制造商没有把功能外包给大型零售商，大型零售商也有动机逆向整合制造商，把协调功能纳入到自己企业中来，而只把生产功能交由生产者去完成，这就形成供应链流程再造，产生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大型零售商把纳入到企业内部的方法可以通过买断、自有品牌、收通道费等手段。
图3 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下平均成本和总成本的变化
另外在服务创新节约交易成本的具体实践中，大型零售商利用设定的通道费在大型零售商和制造商之间分担产品开发的风险，使大型零售商能够甄别出商品的质量高低和风险大小，在定价上为消费者提供更低的折扣。买断和自有品牌等服务创新模式使大型零售商能够通过产品标准化的界定，对供应链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定，从而使供应商在生产和配送上实现专业化，降低物流配送成本，在定价上零售商也可以以更低的折扣返还消费者，降低客户购物成本。自有品牌还是一种基于大规模定制角度的服务创新，定制某种程度上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但大型零售商利用其与消费者广泛接触的市场位置，集结众多消费者的需求形成大规模的定制，降低消费者的购买与搜寻成本，同时也使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
（三）服务中间需求增长与服务外移导致专业化效率提升
服务的中间需求是指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江小涓，2008），又被称为生产者服务。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服务中间需求增长幅度在服务业结构中是增幅最大的，格鲁伯计算加拿大1961～1986年间生产者服务业大约占服务业产值结构的一半以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上涨了20％左右。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输效率的提升，中间服务呈现出由企业内部向外部市场转移的发展趋势。服务中间需求增长与服务外移导致中间服务专业化效率提升，反过来高效率的中间服务使制造业专注于自身专业化的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绩效。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实现的流程再造顺应这一发展规律，从而在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价值链创新活动中提升专业化效率。
按照杨格定理，专业化效率提升来源于生产中迂回生产链条的引入，而在大型零售商主导的流程再造中则是不断加入迂回销售链条。中间服务外移使零售商和制造商发挥各自专业化分工优势，服务外移的原因来源于大型零售商拥有顾客经济时代稀缺的信息与人力资本要素，使得制造企业借助专业化零售服务比其自销产品更有利。
纵向约束和中间服务外移使零售商与供应商将各自拥有的要素在各自专业化的环节上密集使用以提升专业化效率。对于不同种类的产品，大型零售商可根据不同的价值链，识别企业在价值链中的战略位置，采取不同的价值链创新模式，对价值链进行分拆，在销售、配送、促销环节上插入更多的迂回销售链条，并通过纵向约束与流程再造实现断裂后价值链的控制，发挥流通组织生产的作用。
同时大型零售商根据顾客需求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将要素禀赋的优势集中于价值链中客户、渠道、产品、服务中的某一部分，强化价值链的薄弱环节。这主要来源于大型零售商的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大型零售商在销售和信息服务上的专业化程度，使大型零售商产生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现代零售业中具有深刻的人力资本内涵（如零售企业家、促销人员、技师、软件工程师），其大规模引入改变了零售业的资本一劳动比，提升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产品与服务中所占比重，使零售业由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转化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提升专业化效率的作用，使其在流程再造中充当专家角色，及时发现供应链中潜在的获利机会，对生产商的生产、配送、促销等活动发挥专家指导作用，通过与供应商分享信息、合作研发、提供专家指导等方式改善阻碍价值创造的供应商，在这个过程中节约使用劳动，提高劳动和其他要素的生产率。
五、结语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和独立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在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和产业竞争力亟待提高的中国，互动发展是迅速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有效形式。本文试图从价值链下游的视角研究大型零售商主导的流程再造，探讨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机理及其经济绩效。本文的研究表明，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与供应链流程再造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过程中服务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同时增长，但服务中间需求快于最终需求增长的条件下生产者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发展生产者服务业需要3个条件：立足于产品内分工和要素内分工的分工深化；立足于信息共享的技术创新；立足于网络资源整合的组织创新。
本文研究还表明，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实现供应链流程再造本质上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供应链整合各方应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和模式选择。市场定位和模式选择与产品特点、供求关系、企业资源和品牌位置等因素有关，企业的市场定位和模式选择不应该苛求谁为主导，应以实现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和创新绩效为目标，并根据特定的市场环境变化做出调整。
基于本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在大型零售商纵向约束实现供应链流程再造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大型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严重影响产销关系的现象，这也进一步抑制了服务需求。渠道冲突频发影响了产销关系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促进其健康发展。因此需要加强相关政府管制工作，在契约化的基础上完善供应链利益分享机制，解决好社会化大生产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的关系。
由于流程再造的指标难以量化及调研中样本量较少，本文未进行一定的计量分析，使得本文可信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另外本文选取的调研样本在产品种类上集中于一些日用品、食品及纺织服装，缺乏对不同产品市场零售商主导供应链流程再造的比较。在调研区域上集中于南京地区，由于不同区域要素禀赋、市场发育程度、中介组织发展和法律环境的差异，所以本文缺乏区域制度因素对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讨论。
后续的研究应区分不同的产品市场，比较不同市场上的零供力量和供求关系对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影响，对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绩效做出实证评价。另外中国经济转轨中制度环境的变迁对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影响是显著的，联系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区分不同的区域，从时间序列和区域截面数据方面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制约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制度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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