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统一观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统论文,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主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以马克思的主客体统一观为指导，对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主客体关系的论述，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文章指出，马克思的主客体辩证统一观，不仅终结了近代哲学的笛卡尔主义传统，而且在深广的意义上与共产主义理论取得了同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蹈了黑格尔的覆辙，再度停留在哲学意义上解决主客体统一问题，把客体消溶、统摄于主体，没有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尤其缺乏正确的实践论。
一
论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标识。主客体的分裂与对立，是理性主义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首次确定了主体的独立性，从而奠定了近代西方哲学心物主客二分的思维格局。从历史背景上看，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近代自然科学之勃兴，以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语）的发展。可见，以主体性优位为导向的近代哲学所张扬的科学主义、技术理性，在社会形态上，则是与商品经济社会的成熟发展相表里的。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深刻地看到了近代哲学分裂人与外部世界的危险性，他们试图运用辩证法来克服科学主义，以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的统一为哲学的根本原则。在黑格尔那里，主客体的统一观体现了本体论与认识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但是黑格尔用绝对理念来保证主客体的统一，显示了他仍未能克服笛卡尔主义的传统。他的主客体统一论归根到底是取消了真正的客观存在，走的仍然是主体吞没客体、自我吞没对象的主体论哲学路线。黑格尔哲学，作为近代哲学的终结，表明全部近代哲学所达到的只是知性和知性能力，也表明它们未能找到主客体分裂对立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出路，而终止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实践对象化理论是他澄清主客体问题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确认了主客体矛盾关系的实存意义，从主体相关客体的总体结构中来考察二者的对象性关系，并且认为，主体与客体，只是在实践对象化活动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这就真正扬弃了近代哲学还原论的思维逻辑，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主客体的统一问题。同时，马克思并没有把上述实践对象化理论的创立当作是主客体问题的终极解决，他把主客体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看作是社会发展的问题。通过深入考察现实的实践对象化活动，他看到了劳动并不必然是主客体实现真正统一的基本方面。这推动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区分劳动的自然性质和社会性质，揭示了劳动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双重意义，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异化劳动的区别，从中看到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雇佣制度。这样，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实现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就越出了哲学自身的领域。消除主客体之间片面占有关系的现实背景（私有制），构成了马克思主客体统一观的深层意。这表明，马克思的主客体统一观，其宗旨和归宿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从人的理性，而是从社会实践出发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相对立的状态进行考察的结果。〔1〕可见， 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把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思想与共产主义理论联系了起来，意识到主客体辩证统一学说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并进而必然涉及到革命的实践。
如此而观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卷帙浩繁的关于主客体问题的哲学论述，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批判是极为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客体统一观进行辨识与辨正，而且还构成了这一统一观的现代意义。
二
从起源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欧洲大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一再失败的产物。据佩里·安德森所说，这些失败主要有三次：德、奥、 匈、 意诸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在1918年至1922年间被挫败；30年代后期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解体；1945—1946年间整个西欧爆发的抵抗运动，未能把反纳粹的优势转化为后来持久的政治领导权。〔2〕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看来，并不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出现经济危机、阶级分化等客观条件，而是作为革命主体的阶级在心理素质——主体意识上并不成熟，革命缺乏一种持久和内在的主体功能。由此，他们思考的主题一直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普遍的革命主体意识。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始终贯穿着对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的潜在动力的关注。正是从这一基本理论倾向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从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思潮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以人和自然的被实践所中介了的统一性为理论出发点，通过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来恢复和强化实践与主体性的地位与作用。在卢卡奇看来，强调革命主体意识的作用，旧根到底是个辩证法问题，辩证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而辩证法就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它是“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3 〕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革命主体的理解、主客体能否同一诸问题的认识上不尽相同，但卢卡奇设定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理论框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即依据他们对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的解决，来确立其辩证法观、哲学观。萨特以“人的总体化”为原则，提出了他的“人学辩证法”。而人的总体化，按他的理解，即是主体克服与客体的对立，走向同一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也是这样。霍克海默尔把主体与客体当成是辩证法的要素。阿多尔诺认为一切辩证法都产生于主客体结构之中，他自己正是从主客体的对立关系中来构建他的“否定的辩证法”的。哈贝马斯认为辩证法只能是以劳动为中介的辩证法。施密特则更为明确地写道：“辩证法的关系只有在人与自然之间是可能的。”〔4 〕即辩证法只存在于人为中心的主客体关系中。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进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定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解决，必须靠辩证法。这一点无疑是深刻的。它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吸取了无论是主体主义还是客体主义，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思维原则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哲学史教训。主体与客体只是在实践——认识过程中才现实生成的，因而它们之间不像思维与存在之间那样有着所谓“发生学”意义上的谁先在谁派生的问题。从传统本体论角度来谈论主客体关系，使二者从现实的实践——认识过程中分离出来，就是使二者的关系非现实化、非历史化、非辩证法化。
但是，不从传统本体论角度来谈论主客体关系，并不意味着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不存在其本体论的前提与基础。马克思把“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理解成以劳动为中介的统一过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就“自然的人化”而言，自然界具有社会历史性、人的实践性，但是，即便是人化的、作为人类活动作用结果的自然界，它仍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的。“人化自然”概念的提出，并没有消溶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并没有取消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也因此，在人化的自然界中生存和活动的人们，其主体性的发挥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即以实现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为目标，否则，把主体性夸大成一种世界的创造原则，伴随而来的首先就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正如恩格斯说的：“如果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5〕。同时，自然的人化过程也是人的自然化过程，人通过劳动成为对象性的存在，具有了一个自身之外的自然界，参与了自然界的生活，成为具有了“自然的本质”的“自然的存在物”。〔6〕对此， 恩格斯是这样说的：“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因此，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和“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作了区分，并强调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8〕。这一强调具有双重意义， 一是说“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但并不能把自然史归结、消溶于人类史，二是说，无论是原始自然还是人化自然都具有“优先地位”，即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在中介主客体统一的劳动过程中，既不能把人消溶、归结于自然，也不能把自然消溶、归结于人。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辩证运动过程来实现的。劳动、实践的物质性、客观性内容，正是马克思主客体统一观的本体论意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这一本体论意蕴，把自然的客观性、客体的客观性消溶于主观之中〔9〕， 把自然史归并于人类史之中。这实际上又一次取消了主客体矛盾的实存意义，从而他们对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统一性问题的解决，蕴含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统一观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在如何实现对立之排除这一问题上得到了更为明显的表现。
卢卡奇吸收了黑格尔关于绝对理念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思想，提出了一个“总体性”范畴，认为我们不仅应当把总体设定为客体，同时也应当把它设定为主体。辩证的总体是主体能动性的产物，是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这种同一的中介就是实践。黑格尔之所以没有真正克服主体与客体的二重性，在于他没有在历史的内部找到同一的主体一客体。这个同一的主体一客体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在这里，主体和客体的界限消失在主体的创造性中，主体意识变成了消除异化状况的决定性力量，辩证法也就日益被规定为一种社会的批判理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萨特说，意识就是虚无化和超越，就是否定和拒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则更是把自我意识当作为毁灭一切异化状态的否定。阿多尔诺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明确宣称，正因为意识本身作为否定的存在构成了辩证的状态，所以辩证法实质上是否定而不是肯定。这一否定的辩证法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绝对否定的激进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大拒绝”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哲学论证。
与把客体仅仅限制在意识领域内相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的解放归结为获得完整的阶级意识，把革命斗争问题归结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把政治实践归结为文化批判。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心任务被确认为认识异化和消除异化。但是由于卢卡奇没有严格区分“物化”（按：黑格尔哲学术语为“对象化”）和“异化”概念，忽视了“异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忽视了“异化”产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因而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用异化范畴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的理论实质。这样，真实的劳动异化状态未被正确理解，因而不可能提出克服异化的正确道路，与黑格尔相似，异化的消灭被看成只是与意识有关的过程，只是在意识范围内进行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学家们追求通过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实证主义、大众文化、正统美学批判作为消除异化的过程本身，表明了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承继性。这样做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马克思作为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异化（主客体分立）的手段和结果的共产主义，被理解为“主体——主体的异化——主体的复归”这样思辨公式中的一个环节，批判的武器再一次地被当成了武器的批判本身。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自己的学术发现的条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出现了明朗的阶级矛盾，把他们的政治目标不仅确定为‘对事态的一种理想的陈述’，而且看作是产生于‘事物的现实运动之中’”〔10〕。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排除，实质上正是费希特主义、黑格尔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翻版。也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也适用于他们。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既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即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所以不言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尽管青年黑格尔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 ”〔11〕。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并不会引起现实异化秩序的瓦解，在实际上，即使人的观念意识也“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能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得到改造〔12〕。而正是这一点，马克思认为是他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地方。〔13〕
四
从上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客体统一观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即意识”的主观辩证法，它强调的只是主体与主体性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所追求的主客体辩证统一再一次地被纳入到主体吞没客体的路子，马克思所致力的对社会的现实改造再一次地被退缩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向主观唯心主义的严重退却，使它在追求“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时，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色彩，这也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条正好相反的学术路线。马克思用他的哲学概念实现了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转换，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以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相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政治探讨日益让位于过度膨胀的哲学和美学研究，人的解放以浪漫主义（哲学和）美学为其理论终结。从未能正确区分劳动对象化与劳力异化概念，未能真正理解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否定转称成一种工具理性批判、一种技术文明批判。法兰克学派的理论家们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灾难归结到“工具理性”及其进步观之上。马尔库塞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从而把科技文明看成是现代罪恶之源。这样，资本主义成了永恒的异化存在，批判仅仅是对社会现实保留着一份贵族式的清高。这种站在高度抽象化的主体性立场上的反科技主义、反工具理性、反理性主义，面对无法摆脱的客体世界，其必然为过度的艺术沉思所取代：人的自由、解放只成为一个美学范畴。与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恩格斯语）不同，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如卢卡奇、萨特、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本雅明，都是著名的文艺里论家和美学家，他们留下的丰富的美学遗产，可视之是对社会现存秩序的一种逃避。萨特在表达他的文学观时说，文学艺术是艺术家与社会现状保持一段距离，并对现实问题进行反省和批判的手段。马尔库塞说：“艺术表现了一切革命的最终目标：个人的自由和幸福”〔14〕而“个人感觉的解放应该成为普遍解放的序幕，甚至是基础。”把人的解放规定为一个美学范畴，作为其主客体统一观的理论归宿，表明它无法找到从现在通往未来的桥梁，而把对革命、社会主义的关注归附于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他们提出的“文化革命”、“本能造反”，只有纯粹美学上的意义，与其说是一种行动，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姿态。
作为逻辑终点，对“自由”概念的设定较为详尽地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表征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是作为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结果而出现的，其根本规定性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只有在必然王国最终完成自身，自由王国才开始真正出现。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自然、客体被主体所吞没，自由就成了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与自我实现，自由的实现也就成了禅定式的纯主观的活动。萨特关于自由选择的著名论断：“英雄是自己成为英雄，懦夫是自己变成懦夫”，使他的哲学成了“自由哲学”的代名词。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的自由概念也都未能有区别于西方哲学界所流行的自由即选择的思想。这一自由范畴的功能，或者走向肯定“人甚至在锁链中也是自由的”辩护主义，或者走向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历史表明，与社会现实的妥协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直得到了坚持。因而，卢卡奇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关注，日益转变为彻底地从世俗解脱：改变社会现存秩序的努力日益转为为对社会现存秩序的超越的追求。弗洛姆把灭寂系念、境由心生的“禅”当作实现自由的方式，认为禅“是从枷锁到自由的一种方式”。〔15〕表明其向东方哲学中自由概念的靠近。在中国哲学中，自由概念被理解为道德理性的实现（儒），或一种不系累于外物，不谴是非的“心境”（道、佛）。大而言之，自由被理解为一种对现实的超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倾向，展示了其失误之根本，自由王国仅仅滞留于人的精神境界中，而失却了其历史理性的本体基础，失却了社会的制度保证。由此，关于主客体统一理论也就走完了它的思路历程，从夸大主体与主体性在主客体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出发，把人的解放规范为新感性的获得。它从批判“沉沦”的大众开始，又陷入了大众的“沉沦”：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改造成为根本不可能。
五
综合一下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主体与客体统一观上的区别之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语：前者是对真实的主客体统一的追求，而后者则是在主体吞没客体路子上主客同一的虚假实现。从中可见，马克思的主客体辩证统一观，作为新哲学范畴的解释原则和方法论，不仅终结了近代哲学的笛卡尔主义传统，成为现代哲学革命的一个开始，而且在深广的意义上与共产主义理论取得了同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蹈了黑格尔的覆辙，再度停留在哲学意义上的解决主客体统一问题，把客体消溶、统摄于主体，以实现所谓的主体性原则，从而并没有真正解决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尤其是缺乏正确的实践论。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教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9页。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下引此书均用该版。
〔2〕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第10页。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6页。重庆出版社 1989年版。
〔4〕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第21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5页。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38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9〕参看《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第129页。
〔10〕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第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14〕马尔库塞：《美学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第296页。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15〕铃木大拙、弗洛姆：《禅与心理分析》，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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