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一体化”与“美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世界经济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由当时美苏争霸变成了美国单独称霸，形成了一种“美国主导、大国协调、小国服从”的新格局，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出现了美国一极主宰的局面。世界上的许多政治事物，诸如轰炸伊拉克、轰炸科索沃等，都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性的大事。尽管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甚至美国的盟友法国等都提出强烈反对，但美国仍然我行我素。这些事例足以说明问题，美国力图在世界上推行“美国化”。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
所谓美国化，通俗地说，就是一种把民主主义价值观念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作为普遍真理，在全世界强制推广的理论与实践。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2年提出重视“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口号。第二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在乔治顿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要把“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扩展到更多的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扩展战略”（Strategy for Enlargement）。就职于美国国务院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写道，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普遍的原理。一直到今天，“扩展战略”依然是美国在全球推行“美国化”的主要战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1998年11月至12月的《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上说，“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我们必须创造先例，让全世界聚集在民主主义、开放的市场、法律与和平的秩序的周围。”1999年，美国甚至公然推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命题，为美国在全球进行干预、推行“美国化”制造舆论。美国把自由竞争、自己负责和市场机制当作“一体化”的灵丹妙药。然而，以“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为旗号的美国在全球推行“美国化”，不但遭到了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国家的拒绝，即使在基督教文明中，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也会因为历史的不同而发生摩擦。 （注：《美国推行“美国化”遭受挫折》。 日本《选择》月刊1999年1月号）
不可否认，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趋势确实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活力。但是，经济“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正如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亚洲金融危机再次表明，经济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风险。那些透明度高、具有灵活性和监管健全的金融市场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的好处最大。（注：《全球化是双刃剑》，见《经济日报》1998年7月23日第4版）“市场经济有其弱点，全球市场经济将把这些弱点无限膨胀。在当今世界经济秩序极不合理的情况下，靠大的跨国公司来实现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也给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和财政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各国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一些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较长的时间内可能是利少弊多，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会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赛跑中始终处于劣势，债务负担会越来越重，会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即使一些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也难以抵御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市场带来的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证。
更让发展中国家感到威胁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规则、制度、标准等，完全是按照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旨意制定的。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一项大范围内的制度创新，它需要在一些民族国家首先进行实验，而往往这些发达国家总是这种制度的供给者，建立起来的世界性的组织的议事规则也总是从这些已经实验过的规则中吸取营养。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组成内容来看，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思路发展的。
金融的“一体化”实际上是“美元化”
所谓金融的自由化，并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利率、汇率的自由化，现实中的金融自由化的内容广泛得多，它的本质是货币投机的自由化、金融交易逃避政府管理和监督的自由化以及货币兑换的自由化。如果本币不是国际货币，那就是本币的美元化。美国利用美元独一无二的国际地位，为它谋求全球霸主地位提供了物质基础。1945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使美国获得了世界银行家的身份，美元宣告了英镑国际领导权的终结，随之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到1998年底，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外汇交易、国际债券净额、国际银行存款、发展中国家债务和官方外汇储备中分别占到48%、42%、40%、46%、50.2%和65%。（注：戴相龙：《关于全球金融化问题》、《金融研究》1999年第1期）
这就意味着，世界需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逆差以输出美元，来为世界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了得到以美元表示的硬通货而近乎无偿地为美国提供商品、服务或是贷款。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支配地位，在全球推行美国金融模式，确保对受援国的主导与控制地位，为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服务。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美元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随心所欲地享受如下好处：一是从几乎无成本的发行国际货币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即“铸币税”。据估计，掌握在世界各国居民及财团手中的美元，可使美国每年得到100亿至150亿美元的好处。二是世界需要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以输出美元来为世界提供交易手段或清偿能力。美国可以采用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所说的“无泪赤字”的办法，拿着源源不绝的用印刷机印出来的美元到世界各地进行采购，扩大国内的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被大大高估了的美元使得美国不仅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最优良的商品集中于美国，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三是美元可以通过贬值使它事实上免除大量债务。四是美元的独特地位使得美国事实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和汇率的决策部门。美国的GDP只占世界GDP的24%，但美元储备却占世界外汇储备的55%，并担负全球贸易3／4的结算职能。（注：见张宇燕、马杰著：《共享繁荣》第72—7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 月版）
不仅如此，金融“一体化”的规则也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推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起来以后是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因为对这套规则一无所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完全适应了规则的发达国家同时竞争，发展中国家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这就是金融危机为什么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一体化”的后果。日本学者西部迈发表了一篇《照搬美国模式将使亚洲走向衰亡》的文章，文中援引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的话说，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照搬美国模式的全球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言人，其大宗融资需要得到美国议会的批准。“单是看看这种机制就不难明白，本质上受制于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是为了保护美国财政的一张处方而已。”（注：（日）石原慎一郎：《新亚洲攘夷论》，《文艺春秋》月刊1998年8 月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推行美国模式的“全球化”、“一体化”不遗余力。照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看法，美国模式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主义者，因此在亚洲国家经济处于危难之际，他们援助之机，把过火的甚至连西欧国家都不适用的改革强加给亚洲国家，甚至连亚洲开发银行这样一个处于日本大藏省管辖下的组织，也依然效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从来不干美国不喜欢的事情。实际上，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早已对许多国家照搬美国模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塞缪尔森和克莱因就警告说，机械、武断而又过分照搬美国的金融体系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注：（日）《正论》月刊1998年8月号）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约翰·伊肯伯里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的目的是采取“建设性接触”或者说“开明的战略”，用“促使开放”、“加以约束”和“联为一体”的方式，逐步把中国、俄罗斯、北朝鲜等国家，纳入名副其实的民主资本主义秩序的经济和体制结构中来。（注：（美）《洛杉矶时报》1998年7月12日）现实确实如此，俄罗斯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26亿美元援助的条件就是卢布的“美元化”，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必须按照美元的标准来运行，一句话，就是要符合名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的“美国化”。
贸易自由化带有极强的“美国色彩”
贸易的自由化主要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来推进的，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公平性不可否认，其做为世界贸易的仲裁组织，在推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政治法规透明度、贸易政策统一设施等一系列基本准则方面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是，世界贸易组织最初成立时，其基本的规则框架都是根据美国等西方大国当时的经济展状况制定的，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落后状况，在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去用同一标准进衡量，本身就是不平衡。尤其是在推行贸易自由化、一体化的进程中，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优势，以国内法高于国际法为条件，动辄搬出“301”条款”、反倾销条款、 特别保护条款等这些国内贸易法条文来解决与他国的贸易摩擦。确实，在国内，美国模式对经济的干预较少。美国正是把国内的这种观念外延，来要求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像它的一个州一样，取消对来自美国的一切经济限制。而实际上，美国自己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又采取了另一种标准，在将其重点发展的缺乏替代弹性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后的传统产业大量推向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取消了对东亚国家曾经扶持过的普惠制，并单方面强行制定和实施形形色色的单边方案，诸如“301条款”之类， 采用贸易保护主义为武器，压迫发展中国家向它开放商品市场和金融保险市场。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美国对本国的制造商惟命是从，却采用保护主义的措施，常常动用联邦反倾销法律抵制来自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另外一些国家的钢材，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具有明显的虚伪性。美国通过受其控制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强行推行贸易自由化，其实质就是强行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化”。
“美国牌”文化产品冲击全球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为数众多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随着资本全球流动而产生的贴上“美国牌标签”的大众传播文化，以现代传播工具为媒体，以广大青少年为对象，以通俗和流行为特征，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以摹仿和复制的方式，在流水线上制造出千千万万“美国牌”文化商品的同时，把划一的具有“美国风味”的文化品，通过广播、卫星电视和地方电视台，推销到每一个角落的人群中去。好莱坞的虚幻世界差不多被带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而在非洲的一个村庄里，收录机里迈克尔·杰克逊的流行音乐和麦当娜的性感靡调，淹没了传统的非洲的激扬鼓声。马来西亚的社会学家阿莉芬（J.Arifin）在谈到马来西亚的情景时说， 马来西亚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形相仿，在那里，全球化的文化携带着自由、个人自主和挣脱传统家庭与血缘关系的镣铐的信息大踏步地走上门来。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突然迎面撞上了一种带有“文化”影响力的环境，而这种文化与本地传统价值观和宗教所训导的价值观相悖，就连“马来西亚”之声电台在制作它的经文节目时，也用上了流行音乐，而这是与马来西亚传统社会规范相柢牾的。现在，在马来西亚，年青人熟悉英国的杜兰杜兰乐队和声称“我想使你性感”的美国“坏子小”乐队，比起本地从前那些“知名”的音乐团体，要了解得更多。
这种状况，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更为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着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的现有控制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私人或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单上，从美国输入的廉价的“肥皂剧”日甚一日地替代了欧洲文化人自己创作的影片。即使文化观念与美国基本相同的欧洲各国，都在惊呼美国的文化消灭了欧洲的文化，何况“免疫力”甚差的非洲、亚洲等地呢？迪斯尼乐园、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NBA、拳击之夜等美国牌产品， 冲击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社会的文化对该社会的认同和价值导向至关紧要，全球化的媒体不仅对其他文化进行渗透，而且占主流的文化逐渐侵蚀着地方文化和宗教所规定的“规范”。法国原文化部长雅克·兰曾经公开谴责全球化实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认为美国作为大众文化的超级大国，不仅决定着娱乐活动，而且决定着面包的分配。因此，学者“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的断言，（注：见唐任伍《全球一体化的神话，发展中国家的陷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2期）在全球化过程中诞生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点上，得到了更加完整的证明。有学者认为，拉美实际上已经大步开始了“美国化”的历程。墨西哥或哥斯达黎加儿童的梦想就是希望父母带去迪斯尼乐园，如果因为太远或太贵而办不到，他们就希望父母星期天带他们去附近的麦当劳。兰博、超人和蝙蝠侠们几乎没有给当地的英雄留下发展的空间。美国的汉堡包代替了当地的油炸食品，墨西哥人吃的玉米饼也是在洛杉矶生产的。一些美国的习惯已经逐渐深入到拉美人的骨子里，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国家过感恩节也不奇怪了。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广泛而现代化的工具，“美国化”的首选之地当然就是拉美这块沃土。而“美国化”最快、最彻底的自然就是离美国最近的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美国很容易对这两块土地进行文化扩张。尽管墨西哥等国家许多年来一直在筑铸一道民族主义的屏障，但在“美国化”的强大冲击下，这道屏障正在一步一步地倒退，以至于造成最近几年来，墨西哥和哥斯黎加对美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美国人的行为也越来越大胆。（注：（美）拉萨罗：法里尼亚斯：《拉美正在美国化》。美国《新先驱报》1999年1月7日）
借助“一体化”全盘推行美国价值观念和政治模式
美国运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机会，向世界强行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行为标准，即推行所谓的“全盘美国化”。在价值观上，美国强行推行所谓“全球一进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美国式的拜金主义价值观的优越性，鼓吹这种以拜金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主义充满活力。
在政治上，美国也利用“全球一体化”的机会，力图将美国的政治模式推广到全世界。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图务卿甚至公开地美国是“必不可少的国家”，不但要做“世界警察”，而且要做“世界警霸”。美国的学者也大肆鼓吹；正如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证明美国的政治模式——自由民主——是正确的一样，1997年亚洲市场的崩溃证明了美国的经济模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明智的。东亚未能保持经济的迅速增长，证明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软弱无力的，只有支撑美国成功的资本主义和民主观念才保持了下来。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就是世界”，如果亚洲人不注重于美国模式，他们就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就会迫使他们实行较开放的市场和较自由的政治制度。（注：（美）唐纳德·埃默森：《亚洲美国化了吗？》，《外交》双月刊1998年6—7月号）亚洲一些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已经看到了美国及西方国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目的，当1998年7月底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对话伙伴国会议上， 东南亚国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大国提供新的援助时，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则公开要求东南亚国家实行痛苦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改革，并将民主与经济复苏联系在一起，她说：“经济调整的同时必须以民主原则为基础进行深入的政治改革”，（注：（美）迈克尔·理查森：《亚洲国家抨击改革的社会代价》，《国际先驱者论坛报》1998 年7月27日）亚洲国家意识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利用这次危机来扩大亚洲市场对西方商贸的开放程度，并将西方的民主强加给这一地区的国家。美国的一些资深学者对美国的这种霸道行径发出警告。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9年8月的《外交》杂志上发出警告说：占世界人口2／ 3的国家的精英们——中国人、俄罗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和非洲人——视我们为“对其社会造成威胁的唯一最大外部力量”。这种威胁不身军事威胁，而是政治和文化的威胁——侵犯他人、干预主义、霸权、伪善、从事“金融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美国资深学者乔治·凯南甚至忠告美国的当权者：“把自己看作启蒙中心，当作世界其他很大一部分地区的老师，这种趋势在我看来是考虑欠妥、自高自大和不可取的。如果你觉得我们国内的生活有值得其他地方的人民效仿的可取之处，那么，最好的建议方式不是说教，而是借助实例。”（注：《凯南的忠告》，见《华盛顿邮报》1999年8月3日）
实际上，人的欲望中有私的成分，也有公的因素。人真正具有活力应该是在私欲和公欲相互影响而又相互保持平衡的时候。一些发展中国家片面地追求美国式的所谓自由民主主义，忽视人的公共欲望的形式，破坏和底毁使这些公共欲望变为现实使命的公共机构，并将之搞得沸沸扬扬，从而导致人们因私欲膨胀而感到精神空虚和集躁不安，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呈现出了颓势。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亚洲这些国家缺乏产生公共欲望和开公共活动的能力不无关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价值观念，我们在选择一种价值观时，首先必须明白自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国情”，基于这种国情应该追求怎样的“国益”，为了实现“国益”又必须确立怎样的“国策”。21世纪应该是“公共时代”而不是“市场时代”的世纪，不明确这一方向，市场就将缺乏活力。市场经济虽然极大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产业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世界，无非是“吃掉别人或者被别人吃掉”的世界，其弊端就是本文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是确认的，它包括：一是“剥削”，即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总是榨干别人的血汗，肆意趋使他人。二是“过度劳累而死”。金钱的诱惑，竞争的压力，使得许多人丧失做为人的尊严和乐趣，过度劳累而死。三是“破坏地球环境”。（注：（日）坂田经夫，《没有赢家的市场战争》。《读卖》月刊1998年11月号）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应该对美国的做法作深刻的省思。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实行“私有化”，然而，正像美国自己的报纸所说的那样，这种“馊主意”对老百姓来说则是真正的灾难。世界最大的多边开发合作机构最近代表了一份关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报告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经使得1 亿多人陷入赤贫并使数以百万的人完全失去了经济保障。美国的价值观认为，人类是天生的资本家，尽快破坏东欧和前苏联存在的妨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桎梏将促使人们自动作出反应，创造资本主义。格林斯潘也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将自然而然地萌生出一个自由市场的积极向上的制度”。（注：见（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8月26 日文章）但结果却正像伦敦《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是导致了一场灾难。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1989年前苏联阵营中只有1400万人的生活费每天不足4美元， 而在共产党崩溃后的第一个五年里，这个人口数字就达到1.47亿左右，人均预期寿命减少了4 年或更多，肺结核以及与营养不良的有关疾病大规模回潮，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社会结构——包括教育体系——遭到破坏，国有资产落到了强盗式的资本家手中并导致了黑色经济的出现，国家税收和政府重建被毁坏的经济的能力受到了损害。
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美国化”
对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强行推行的经济“一体化”，国外的一些学者对其本质也已有揭露。俄罗斯的经济观察家康斯坦丁·索罗金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在亚洲方面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先对小国和周边国家进行打击，然后对因周边金融环境不利而被削弱的亚洲主要大国——日本和中国进行打击。然后计划将“战斗行动”推进到西欧，以中断欧洲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并使欧盟的经济支柱——德国发生动荡。最后，美国准备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将使“接受施舍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慈善家。”（注：（日）石原慎一郎：《新亚洲攘夷论》，《文艺春秋》月刊1998年8 月号）日本评论家西部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源于美国的经济全球主义在美国也受到了批判，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市场很理想”，是十全十美的。就从贫富差距悬殊和急剧向垄断体制发展这一点来说，美国式的市场主义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注：（日）西部迈：《照搬美国模式将使亚洲走向衰亡》，《正论》月刊，1998年8 月号）另一个日本作家石原慎一郎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美国的作品，目标是通过危机彻底掠夺东亚高于其他地区的全部经济成果，缓解美国目前存在的严重危机，并进而在金融方面统治世界。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都不过是美国驱使下的金融奴隶。将市场自由化奉为金科玉律而不断加以鼓吹的绍罗什之流，实际上也不过是为美国金融的世界战略效命的走狗。东南亚的国民经济基本条件是世界上发展中地区中最好的，美国挑选在东南亚实施其统治市场的战略，实际上是美国继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搞垮对手苏联、结束冷战时代，诱使伊拉克派兵入侵科威特，然后充当好人，出兵镇压并陈兵10万于沙特之后的第三步战略，即在金融方面统治世界（注：（日）石原慎一郎：《新亚洲攘夷论》，《文艺春秋》 1998年8月号）美国学者威廉·普拉夫的一篇文章也认为，亚洲经济危机的根子在于美国倡导的、让亚洲大国经济的全球化。美国总是在把有利于自己的体制说成是全球标准，并极力将它强加给别国，同时一直在促使亚洲市场的国际化和放宽限制，因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坚持认为这是实现全球民主的一个办法。俄罗斯的学者对美国在“冷战”后企业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战略非常清楚，瓦连京·库宁说，美国公然要把自己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单极世界——强加于国际社会。“西方大国确定了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迫使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帮助下接受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条件，最近几年不断向俄罗斯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实际上不仅在预算—金融领域，而且在其他一些领域都限制了俄罗斯的主权。”（注：（俄）谢尔盖·罗戈夫：《俄罗斯将左右世界？》，《独立报》1999年12月11日）1999年12月俄罗斯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面向21世纪的会晤，就明确地表明了中俄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立场。但是，美国标准的“一体化”一直在起不稳定的作用，在它运转的过程中破坏了现有的东西。美国是一支激进的、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其程度已经到了使用其力量来强行破坏其他国家现有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竭力推动以民主的政体形式来以取代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单极化取代多极化。（注：见（美）《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