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竞争力的真实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竞争力论文,真实论文,结构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9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出口大国，且在多个产业或产品上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根据通行方法，这是中国贸易竞争力的体现。但是，深入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价值构成与形成条件就可以发现，以市场占有率或贸易规模为依据的贸易竞争力并非中国贸易收益的真实体现。需要根据国际价值链分工与投资创造贸易的现实，分析出口产品的价值构成与要素构成，得出出口中的国民收益。只有以国民收益率来修正贸易竞争力才能得出体现国民收益的贸易竞争力，从而发现一国真正的贸易优势所在。这既是经济全球化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也是中国贸易升级方向中的一个战略问题。 一、贸易竞争力通行方法中收益的不确定性
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这些传统的贸易竞争力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 第一，当代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不再是最终产品的贸易而是中间品的贸易，且进口的中间品成为一国出口产品的组成部分，这种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使一国出口中包含了日益增大的进口部分，因而出口不再只是一国在本土实现的增加值，传统的以海关统计为基础的贸易量夸大了一国的实际出口规模。近年来，一些国际机构开始重视这一价值链分工夸大贸易量统计的现象，提出了增加值贸易的理念与统计方法。2010年，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 Added，TiVA），通过从本国出口中剔除进口增加值，进而明确本国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增加值的出口。 第二，当代世界各国的大量贸易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外资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出口发展的重要途径。外商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④，即跨国公司以资本为载体将技术、品牌和管理等转移到新兴经济体，与后者的土地、劳动力等相结合，形成出口。要素流动这一历史性现象已经使当代国家的出口产品不仅是本国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的体现，还是国际要素组合下全要素生产率的体现⑤。这就使建立在国家或经济体基础上的贸易统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的真实表现。 第三，在当代贸易发展中，出口或某些特定产业的出口往往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⑥，各种政策与战略支持下的出口发展并非本国现行比较优势的真实表现。出口中包含着政府激励的政策成本、汇率扭曲、污染和资源消耗等负外部性、产业政策下的社会成本等。忽略这些成本下的出口并不是贸易竞争力的真实体现。这种竞争力与完善市场下的竞争力是背离的。 在出口产品价值构成发生这些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一国出口收益与出口量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形成。历史上对贸易收益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国际市场垄断、不平等交换等问题上，但是现在真正使一国贸易收益不能以出口数量体现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因素导致的出口产品价值构成变化。产品价值链分工使一国的贸易收益只取决于本国实现的新增价值，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中只有本国生产要素的构成部分及其创造的增加值才成为本国的出口收益。 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观念看国际直接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出口可以发现，资本收益、专利、品牌与国际营销收益等，为跨国公司持有的外国生产要素收益，而土地、劳动力和政府税收等为东道国生产要素收益，只有后者才是东道国出口所实现收益⑦。 包含着政策成本与各种负外部性的出口竞争力更不能直接体现贸易收益。在国民经济整体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激励政策成本可能在长期发展中得到补偿，但其他产业却不能。此外，以汇率低估方式形成的出口中包含着进口部门的成本提高与收益下降，在国民经济整体上出口收益同样是与出口规模背离的。 由此可见，基于贸易规模的竞争力分析方法在现代条件下与一国的贸易收益是脱节的，其不是一国本土生产出口能力的真实体现，更不是本国生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或收益的真实体现。只有以收益为条件的出口竞争力才是一国出口能力的真实体现。 二、竞争力分析以收益为前提条件的依据 对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分析必须基于国民收益，这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国际经济中的体现。 在国内市场中，一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必然以获得更高收益为目标，也是企业显示其竞争力的前提条件。任何企业不可能放弃高收益目标去追求数量意义上的市场占有率。只有获得正常合理收益的市场占有率才是一企业产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企业可以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战略，单件产品利润与销售数量之积既是其总收益，也是其竞争力的正确体现。其可以采取近期亏损为长期获取更高盈利的战略，但近期亏损下的市场占有率正是其尚不具有竞争力的体现，而长期平均利润水平下的市场占有率才是其竞争力的体现。 国际贸易的发生是基于市场的国际化而形成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经营原则在国际贸易上同样适用。比较优势规律提供的高收益也伴随着高风险，由于国际市场高风险的存在，从而使出口产业的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国内产业的资本收益率。 与当代世界经济的价值链分工相似，企业的收益只来自其在购入原材料、零部件基础上创造的增加值。同时，企业的每一个投资者的收益只对应于其在企业投入的份额，这正是要素国际流动下企业出口收益必然要分解为东道国与投资国的收益的原因。 通行的贸易竞争力分析方法是基于传统国际贸易基础而形成的。在传统国际贸易下，一产品的增加值大部分在本国形成，没有国际直接投资下的要素国际流动与组合，因此，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好地体现了一国的竞争力。但是，价值链分工与要素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国际贸易的形成基础和价值构成，从而使以出口数量为基础的竞争力分析面对挑战。 经典贸易理论没有把国民收益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其以最终产品完全由本国生产要素在本国生产的客观历史条件为依据及出发点，代表性的理论是比较优势论与要素禀赋论。在这种贸易模式下没有要素的国际流动，也没有产品的价值链分工。贸易的国民收益必然且清晰的原因是生产选择是企业行为，要素配置是市场机制，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还没有出现，负外部性假定为零。这样，只要企业行为是理性的，国家就能获利，而且收益的规模与出口的规模是关联的。 贸易理论的发展继承着结构分析的传统，但开始将收益分析纳入体系⑧，但不区分出口产品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而出口产品全部归结为出口国收益。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企业异质性理论⑨指出了古典贸易理论或要素禀赋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分析了新贸易现象形成的原因和特点，收益分析已经包含在企业的合理选择之中，收益最大化被作为企业行为的内在动因，而结构分析仍然是贸易理论的分析核心。 但是，无论是产品增值过程的国际化，还是生产要素来源的国际化，企业的收益原理没有变化，而国家的收益原理却发生了变化，使一国的出口不再是该国收益的真实体现，竞争力分析的通行方法的意义也就受到了挑战。 OECD、WTO等国际组织近年来推进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有效地解决了国际贸易中增加值的来源，使包含它国增加值进口的海关出口值数量统计被调整为本地增加值统计。这种“属地”原则使出口数量向出口国贸易收益跨进了一大步，其本身也是贸易统计反映国民收益需要的体现。但是，增加值贸易统计在有效解决了国际价值链分工现象的同时，并没有解决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的不同国家要素收益的“属权”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增加值贸易统计仍然没有最终回答出口收益的国民归属这一时代性、根本性问题。 张幼文等进一步研究表明⑩：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条件下，按要素国民属权实现的贸易收益分配，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是稀缺要素的流入使得闲置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使得东道国生产总量得以提升；二是由于要素流动形成新的、配置更为优化的要素组合，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提高了要素的总收益，提高了不同国别要素收益。 三、以收益率修正贸易竞争力的方法 以收益为条件的贸易竞争力分析首先需要明确各类要素在贸易收益中的相互关系。 （一）生产要素的分类——要素价格与要素收益 在不区分生产要素国民属性的情况下可以按自然与经济属性对生产要素进行分类。 从自然属性上讲，生产要素可分为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品牌和渠道等。从经济属性上讲，所有生产要素可划分为“资本要素”与“非资本要素”。一生产过程即资本购买各非资本要素，形成所有要素结合与创造增加值的运营过程。因此，资本与非资本要素的地位是不同的，资本是组合各类非资本要素的核心要素。 资本收益的计量为“资本收益率”，非资本要素的收益即为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生产成本，因而也是包含了为要素生产投资的资本收益。非资本要素的价格定价方式有两类，一类是通过支付租金获得服务，该要素的价值并不转移到产品中去，此类要素有：如劳动力（从低端到高端，含加工型、经营型与技术型各类劳动力）、土地、资金、外包服务、租赁设备等。另一类是价值完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要素：专利、品牌、市场网络、商誉等。后一类要素的特征是其本身就是前一项投资的产品，因而其价格由成本决定。 除了广泛认同的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我们还必须关注环境要素和政策要素，环境要素曾经是可以被无限供给和使用的要素，但随着人类工业化水平的推进，它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对环境无偿使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对环境的消耗以及损害，日益需要支付一定的代价，对排放所支付的费用，政府对污染的惩罚日益需要的各国的实践，已经成为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因此环境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生产要素，其可以通过企业一定量的支付表现为对该种要素的购买，也可以不需要购买，而形成负外部性，即社会承担的成本。 政策即政府通过税收等鼓励某些产业或企业发展和出口的工具。政府服务是产业或企业经营的必要外部条件，税收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是企业获得公共服务所支付的费用。因此，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企业而言同样是一种要素，支付较低的税收意味低价获得了这种要素。相对未获得政策支持的产业，则支付了更高的价格，由此导致了获得出口支持政策的产业获得高收益。在汇率扭曲情况下，低估的汇率使得出口企业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但它同时是以进口企业以更高价格获得外汇为代价。这些情况都影响了企业或产业的资本收益率。 生产要素按资本与非资本两大类分类为我们分析要素收益提供了切入点，也为要素的价格优势如何转化为资本收益率明确了思路。 （二）以收益率为条件的贸易竞争力评估 根据上述收益与竞争力关系原理，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的“产业竞争力”是一国某一产业的资本组合各类生产要素生产出口产品的盈利能力。 这一定义与通行的贸易竞争力分析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明确把产业的收益率纳入了竞争力计算之中。这一方法的理论依据是：各产业的资本收益率存在国家差异是国际经济的基础特点，不同于经济学上以平均利润率为假定的方法。在国民经济中要素价格相等为基本假定，进而产业动态进步的动力在于更高资本收益率的新兴产业吸收更多资本。在国际经济中比本国其他产业更高的资本收益率是出口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其超越本国其他产业的收益率是竞争力的基础。 运用比较优势论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一国竞争力的结构。依据以上分析一国必然出口资本收益率相对更高的产品，但低效率国家出口产品的资本收益率可能低于高效率国家的出口产品甚至进口产品。这里的逻辑结构与以劳动为唯一要素的古典经济学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比较优势方法可转变为“比较收益率方法”：出口是企业家对资本收益率国内外市场比较后的结果。本文将某产业的（比较资本收益率）（Comparative Return on Capital，CROC）指数定义为：
，其中：
为i产业的资本收益，K为i产业的实收资本。当
＞1，我们认为，资本在i产业中的收益相对较高；反之亦然。 因此，评估出口竞争力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可以被推进为“显性比较收益方法”，本文通过采用通行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测定一国贸易和与采用“比较收益率方法”相对照，可以发现一国的各出口行业是否合理。如果两者不一致，基本可以认定是存在着国内要素价格扭曲的结果。因为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实际出口结构对合理出口结构的错位。 （三）国内要素价格水平与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关系 资本收益率方法也使国内要素价格水平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得到说明：高资本收益率可能来自产业先进性，而这种先进性本身就是技术或产品创新等优势要素的体现。对于一般要素，高资本收益也可能来自更低的要素成本。要素价格本国相对较低可能是扭曲的结果，国际相对较低则是资本等高级要素流入的引力。 因此，由低要素价格形成的国际竞争力是通过该产业的高资本收益率体现的。由于从经济属性上，生产要素可分为资本和非资本要素，所以这一关系使我们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来代表产业的综合要素竞争力，而用资本收益率修正的出口量为基础的竞争力正是一国出口竞争力的真实体现。 （四）区分要素国民属性下的贸易收益评估方法 上述资本收益率分析方法使我们对流入资本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析成为可能。
基于进出口量海关统计竞争力评估可有以下四种原则，即规模原则、收益原则分别与属地原则和属权原则的组合。本文以主要计算显性比较优势为范例。 在表1四组原则中：（1）海关统计下的规模属地原则（CU-SL）为常用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可成为其他原则分析的基础。（2）海关收益属地原则（CUEL）旨在体现各出口产业收益水平的差异，比较资本收益率指数大于或小于1分别为高效益或低效率产业，以此对按规模计算的显性比较优势等出口竞争力结构进行调整，可更准确体现更高收益而非仅更大规模是出口目的理念。此方法中比较资本收益率高可能由于各要素相对价格低所致，这就是单要素的更高生产率，正是一国或某一产业竞争力的来源之一。用比较资本收益率指数可以包含这一要点。本方法收益率指数基于出口产业计算未包括内销产业，仍不能反映出口产业收益就国家意义而言的真实性，因为偏向出口的激励政策可能导致出口企业高收益率，忽略社会成本和政策性补贴。（3）海关规模属权原则（CU-SO）在于分析在外资流入下出口能力提升中本国资本的实际作用。测算了本国资本的实际出口能力。（4）海关收益属权原则（CU-EO）为（2）与（3）的综合，不仅体现贸易竞争力中本国资本的比重，而且体现了各产业竞争力的相对水平，是贸易竞争力的完整体现。 类似地，可以提出基于本地增加值的四类原则，本文以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为例。
在表2四组原则中：（1）以增加值为基础的规模属地原则（VA-SL），此原则在于把进口他国增加值在本国出口中剔除，因而更能体现本国的实际出口增值规模。但这其中仍然包含着由外资所创造的增加值。（2）增加值收益属地原则（VA-EL），仍然用资本收益率调整规模属地原则，此时的收益为内外生产要素的总和，并未对资本的属权结构进行调整。（3）增加值规模属权原则（VA-SO）排除了外资企业，但外资企业使用本国要素仍然是本国增加值，因而从收益上这部分是遗漏的。但如果从竞争力考虑，此部分仍然可计为要素流入的竞争力。（4）增值收益属权原则（BA-EO），这部分真正体现了本国要素收益下的本国产业竞争力结构。 四、以收益—属权原则对中国贸易竞争力结构的测算 （一）计算公式 根据前文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为范例，计算公式为
（二）数据来源
（三）以收益—属权原则对中国贸易竞争力结构测算的结果 1.基于海关出口统计的四类原则。 在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收益率显性比较优势排序与传统显性比较优势计算排序大致相同。以收益率指数调整的显性比较优势不仅反映了产业显性比较优势的规模，也反映了产业的收益。根据前文的逻辑分析，出口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一般高于非出口企业的资本收益率，从计算结果看，显性比较优势排名靠前的产业，其以收益率指数调整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也靠前，验证了本文此前的逻辑判断。资本作为各类生产要素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其收益率反映了各类要素的生产率和要素综合竞争力。从排名看，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其要素的生产率高于其他产业。 本国资本显性比较优势计算值相比传统显性比较优势计算值大幅下降。对于传统的显性比较优势进行资本属权调整，我们发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行业平均下降幅度约为26.14%。按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排名前三的皮箱、包（袋）制造业、制鞋业和计算制造业，其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别下滑了近51.72%、49.89%和68.12%。指数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以外资主导的对外贸易模式，跨国公司通过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中国境内组织各类要素生产，并形成出口能力。按传统以国境为标准的显性比较优势计算无疑是夸大了本国的生产出口制造能力。剔除外资影响下的本国资本显性比较优势计算才能正确地反映本国资本的生产出口制造能力和贸易收益。 以收益率调整的本国资本显性比较优势重新厘定了本国的出口优势产业排序。按收益率和属权结构调整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不仅反映产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收益，也体现了本国资本在出口产业中的地位，清晰地勾勒出了本国出口优势产业的分布。经过收益率和资本属权调整后，我们发现，传统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相关排序出现了上升，例如，制鞋业、纺织服装和水产品加工等。而由外资驱动的出口产业，其在行业样本中的排序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在样本行业中，下滑最明显的是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业，其从传统的RCA排名第15位，下滑到了调整后的第29位，其国外资本占行业总资本的比重为45，6%。在按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排名前十位的产业中，排名第三的计算机制造业，在调整后的排名下滑到了第八，其国外资本占行业总资本的比重为68.2%。从以收益率调整的本国资本显性比较优势产业排序看，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产业仍然集中在传统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
2.基于增加值统计的四类原则。 基于增加值计算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有效地剔除了中间品进口对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的影响，进一步还原了一国国境内的生产出口能力和贸易收益。由于数据的可得性，相比海关出口数据，基于增加值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相关计算所涉及的产业分类无法细化。但是从大类上看，基于增加值计算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值相比基于海关出口数据计算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值而言，大幅下降，且有六个大类的基于增加值计算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值小于1，即意味着这六大类的出口并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一特征在基于海关出口数据计算的显性比较优势值中并未体现。
基于增加值的收益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排序基本与基于增加值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排序趋同。从表4中，我们看到，基于增加值的收益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的产业，基于增加值的传统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也同样大于1，这说明了资本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增加值出口产业中获取了更高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更高的收益率。 将基于增加值的本国资本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与基于增加值的传统比较优势指数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具有比较优势的电气机械、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经过资本属权结构的调整，并未显现出其原先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资本在该产业较弱的实际生产出口能力和贸易收益。 从基于增加值的收益率本国资本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看，中国在八个样本大类中，仅有一类（纺织业、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其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在考虑资本收益率和剔除外资、中间品进口的影响后，中国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仅是纺织业、纺织服装和皮革制造业。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贸易竞争力以收益为条件的修正方法既使我们对本国生产出口能力有了更清晰的把握，也为贸易战略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依据：只有本国要素创造的增加值才是本国的出口收益，提高这一增加值的最重要途径是高效利用本国资本，培育本国的高级生产要素，而国际直接投资是本国要素在他国实现增加值的根本途径。 ①Balassa,B.,"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65,33,pp.99-123. ②Vollrath T.and D.Huu Voo,Investigating the Nature of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USDA,ERS Washington D.C,1989. ③Balassa,B.,"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evisited",in B.Balassa（ed.）,Comparative Advantage,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9,pp.63-79. ④张幼文：《全球化经济形成机制与本质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⑤张幼文：《要素集聚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 ⑥张幼文：《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实力——以“新开放观”看开放效益的评估方法》，《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0期 ⑦周琢、陈钧浩：《外资企业生产出口过程中的贸易增加值构成研究——以生产要素的国别属性为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⑧Krugman,Paul,"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America Economic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80,vol.70（5）,pp.950-959; Helpman Elhanan," The Factor Content of Foreign Trade",Economic Journal,Royal Economic Society,1984,vol.94（373）,pp.84-94. ⑨Melitz,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Econometric Society,2003,vol.71（6）,pp.1695-1725. ⑩张幼文等：《要素流动与全球化经济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11)Timmer,B.Los,R.Stehrer and G.J.de Vries,"Fragmentation,Incomes and Jobs: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Economic Policy,2013,28,pp.61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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