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胡适晚年研究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管见论文,晚年论文,完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研究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50年代遭受空前大批判的历史人物胡适，成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热点。仅1979年一年中，报刊上所发表的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就不下30 篇。 到1991年胡适百年诞辰，胡适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仅出版了一批资料，而且“对胡适的研究分析逐步深入细致，学术性渐强，评价也日趋客观”。〔1〕
另一方面，直到80年代末期，胡适研究基本上以胡适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活动为主要范畴，以1949年为下限，重新评价胡适也主要是“从文学学术角度而不是从政治角度”，〔2 〕对胡适晚年的研究涉及很少。这一状况到了90年代才有所改观。
关于胡适的晚年，学界的划分不很统一。美国学者杰罗姆·B ·格里德把1937年9月胡适赴美作国民外交作为其晚年的开始。依据是， 胡适赴美标志着他“有效卷入社会与思想改革斗争的结束”，在此后的25年中，由于“中国的历史是由他几乎毫不理解的种种力量来塑造的”，胡适缺少了一种“乐观主义精神”。〔3 〕国内研究胡适很有成就的欧阳哲生博士似乎接受了格里德的划分法，他认为，对胡适而言，1937年以前是“时势造英雄”，1937年以后是“英雄造时势”，遂将1937年以后视作胡适的“晚暮”；〔4〕另有一些学者则将1949 年胡适逃离大陆流亡海外，作为其晚年的开始。
胡适晚年起始于什么时候？作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我们不能不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能不从他的思想的发展的阶段来考察。据此，笔者以为1948年可以视为胡适晚年的分水岭。其一，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国共内战的形势已非常明朗，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崩溃已成定势，面对这即将发生的“天崩地裂”的激变，胡适完全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为建设新国家服务。然而他却把自己的命运与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绑在一起，由此影响了他以后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其二，从胡适思想的发展阶段看，1948年9月5日，他在《世界日报》发表的《自由主义》的一文中，赋予了自由主义一层新的含义，即“容忍”，这是胡适晚年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其三， 1948年底，胡适离开北大后，最终接受蒋介石的劝说，流亡美国， 飘零海外，直至在台岛溘然长逝。这一时期，既不同于前此的留学生涯或大使生涯，也不同于国内的学者生涯，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抑或在生活上或精神上，胡适都经历了凄风苦雨的岁月。1948年是他人生黄昏的重要分水岭，笔者以为把这一年视为胡适晚年的开始较为恰当。
胡适晚年研究长期处于落寞状态，有复杂的历史成因。其一，胡适晚年与被推翻的蒋介石政权紧紧联系在一起，50年代又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胡适大批判运动”，大陆学者视研究胡适为禁区，更遑论在两岸对峙的情况下来研究胡适晚年；而台湾学者在胡适逝世后的近三十年中，由于“政治上的敏感或禁忌”，“画地自限”，甚至“废然搁笔”，连一部详赡的胡适传记也没有，对胡适晚年也谈不上见功夫的研究。〔5〕由此不难推断，胡适晚年研究的不发达， 自是整个胡适研究的不发达，也是胡适在大陆及台湾的命运所铸就的。其二，作为学者，胡适晚年虽然也研究《水经注》， 写了一本薄薄的《丁文江的传记》等。1958年胡适回台湾后，还特地选择居住在台北南港，希望利用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的藏书，做自己想做的学问，但比起他1917～1937年回国的20年，成绩实在太小，不像早年那样容易激发学者的研究兴趣。其三，1948年以后，胡适的日记、书信、手稿等第一手史料大多流落海外，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部分材料才陆续刊布，这也制约了对胡适晚年的研究。
（二）
80年代学界提出重新认识胡适，是相对于50年代人们对胡适的认识，是一次对以往认识的校正，但基本局限于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胡适，局限于重新认识胡适早年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随着对胡适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们必然要总结20世纪的民族文化遗产，关怀21世纪中华文化的走向，而曾经整理过“国故”和梦想“再造文明”的胡适，自然会成为学界全面审视和研究的对象，因此，认识和研究胡适的晚年，也必将成为胡适研究的自然延伸；同时，冷战的结束，化解了胡适晚年研究的封冰，关于胡适晚年研究的资料也陆续整理出版。
1984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胡适晚年的秘书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十册，300余万字， 前后经过十五六年才定稿。胡颂平早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是胡适的学生，民国后期在教育部工作，与胡适多所接触，1959—1962年，在工作上，生活上又与胡适最接近，余英时先生称他最有资格撰写胡适的年谱。该书的特点是对谱主50余年一切论学论政的文字，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读者可对胡适思想的发展获得清晰而深刻的认识。由于是长编初稿，没有经过删削，史料价值极高。其中有关胡适晚年占了近一半的篇幅。这部书的缺点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基本没有谱主晚年的日记资料。1990年12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推出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修订版，对先前存在的讹错，多所订正。1984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还出版了《胡适之先生晚年对话录》。作者胡颂平从1959年初至1962年胡适逝世，随从胡适，很用心地把胡适生活中的言行大致都记录了下来，涉及对现实政治人与事的批评及对过去师友的评论，而这些意见和评论，胡适自己是不会公开发表的。《对话录》是作者私人记录下来的胡适晚年“真正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历史真相，是胡适晚年的写照与内心生活的真实流露，可与《年谱》互为表里。原准备编进《年谱》，结果因“最后四年的记载几占全谱的三分之二”，比例上不协调，遂单独抽出付印。1993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的大陆简体字本。
回忆录是研究人物的重要的文献。《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两部回忆录，“在识见上，在资料上， 都堪称研究胡适的力作”〔6〕，是研究胡适晚年的珍贵史料。《胡适口述自传》由胡适离美返台前口述，唐德刚先生记录、整理、翻译、注释，所述虽然多是青年时代的事，实际是他晚年的“夫子自道”，是对他早年思想的“重新估价”。唐先生是胡适流寓美国期间经常往来的少数留美学人之一，对胡适流亡美国期间的行状、境遇及心态十分了解，他的注释大大丰富了胡适自传的史料价值。不过，口述自传的加工程序是由中文译为英文，再由英文还原为中文，难免有些失误。1981年该书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大陆简体字本。《胡适杂忆》原名《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是唐德刚先生为《胡适口述自传》所作的序。因为序文长达十多万字，遂勒定成书，单独出版。该书最大的特色是作者以亲身回忆及当年的日记，给胡适之先生留了一个忠实的晚年写照，是研究胡适晚年的重要参考。当然，唐德刚先生的这部书也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例如，他说“江冬秀夫人与胡适之先生同年，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是一对小兔子”，这就错了。 〔7〕1981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台北时代风云出版公司先生出版了《胡适杂忆》；1989年北京华文出版社、1994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本。但大陆简体字本抽去周策纵、夏志清二先生的原序，而原序特别是夏序中有许多涉及胡适流亡美国的记载，很珍贵。从史料的角度看，当然是宁详毋略。
日记是一个人私人生活、内心生活和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8〕是研究人物的最原初的材料。胡适是很可观的日记作家， 即使生活很困窘，他也坚持用名贵的日记本写日记。胡适晚年的日记一直迟迟没有出版。为纪念胡适百年诞辰，1990年12月17日，台湾源流出版公司征得胡适之先生的长子胡祖望的同意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的授权，出版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共18册，其中，收录的1948年以后的日记，使从事胡适晚年研究者触手皆珍，如入宝山。信札是传记的原料，传记是历史的来源。书信是最宝贵的历史资料。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学者耿云志与欧阳哲生联手编纂的《胡适书信集》（上中下三册），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系统整理的胡适书信集。编纂者积多年的研究所得，广泛收录海内外报刊、著述、回忆录及藏于个人或机构中的胡适手札，举凡1644通，起于1907年，止于1962年，不少书信是首次刊布。胡适晚年的书信约占三分之一，其中多有论学、论人、论事的文字。《胡适书信集》的出版，给胡适晚年研究带来莫大的便利。但1948年以后，他人写给胡适的信，至今很少披露，但愿也能汇辑出版。
《胡适作品集》是胡适论政论学的著作、演讲、创作等作品的总汇，共37册，1986年由台湾源流出版公司出版，是研究胡适晚年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其他如后人的回忆、悼亡文章（如《雷震回忆录》），与胡适多所交往的师生、同事、朋友乃至政敌的日记（如王云五先生的《访美日记》）、往来书信、文集、自撰年谱等，也对胡适晚年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上有关研究胡适晚年的资料，仅仅是例举，并非遍举。这些资料的出版，使研究胡适晚年有了可以信服的史料。但这些资料由台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出版，研究者不易齐集。胡适在世时，曾羡慕鲁迅逝世后不久，就出版了全集，而胡适逝世快四十年了，至今我们尚看不到《胡适全集》，这与胡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太不相称，也大大范围了人们对胡适的研究。
（三）
如果说80年代以来学界提出的“重新评价”或“重新估价”胡适，是对50年代批判胡适的一种否定〔9〕， 是为了恢复我们的“民族回忆”，〔10〕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那么，笔者提出“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是对“重新评价”或“重新估价”的一点补充。80年代提出的“重新评价”或“重新估价”胡适，有当时历史的局限性，即局限于重评胡适的早年或文学学术活动。这种限于某一时点的“重新评价”或“重新估价”，带有时代与资料的双重局限的特征。现在，这种时代与资料的双重局限正在被克服，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不仅必要，而且已经成为可能。
那么，如何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呢？笔者试提出以下几点，以就教于研究胡适的专家学者。
（1）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 应该像关注胡适早年一样关注胡适的晚年。胡适自1948年离开北平，1949年流亡美国，1958年移居台湾，直至1962年溘然辞世，前后14年，这14年是胡适一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晚年生活内容而言，我们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楚，如：胡适与蒋氏父子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胡适流亡美国时期的活动与处境，中共对胡适的批判及对他展开的统战工作，胡适与《自由中国》事件，胡适对台湾科学发展规划的设想及其对台湾科学发展的影响，胡适晚年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等等。就对胡适的评价而言，胡适晚年的思想、学术等出现了新的内涵。作为思想家的胡适，无论是1948年9月4日在北平电台发表《自由主义》的演讲，〔11〕还是1959年3月16 日在台湾《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容忍与自由》，这些都表明晚年他自由主义思想的新阶段性特征——将“容忍”这一范畴引入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作为学者，他曾主张自己的研究成果要让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12〕，而这种精神在晚年的胡适身上似乎有一些变化。以史学为例，胡适历来主张“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他晚年身为台湾中国历史学会主席，面对一些史实，却是有证据“不敢用、不能用或者不便用”，采取“远不如不去谈它”的回避态度，缺乏“史学的基本精神”，〔13〕违背了他早年的“明变、求因、评判”的历史研究准则。他晚年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也似乎对他的好友有所曲笔。〔14〕因此，如果不重视对胡适晚年的研究，我们就不能给胡适以全面的评价和历史定位，只有完整地对胡适的一生作全面的解剖研究，才能真正再现一个本来面目的胡适。
（2）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应该有一个科学理性的态度。 唐德刚先生曾借用胡适本人喜欢征引的“洞山和尚”的故事，提醒今天的研究胡适者，对待胡适应该“半肯半不肯”。〔15〕应该在热中有冷，理性客观，有所肯，有所不肯。50年代批判胡适，一些学者在那场“胡适热”中说了一些不理性的话，走了极端；80年代以来的“胡适热”中，又似乎有矫枉过正的意味。其实，在胡适身上是不乏矛盾和令人费解之处的。以他晚年为例，他鼓吹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却于1954赴台湾为蒋介石主持选举“总统”大会，蒋氏当选后，胡适对采访他的记者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表现出某种“人格分裂”〔16〕；胡适鼓吹反对党，而当1960年雷震因组织新党被捕下狱时，他没有出来为雷震说一句辩护的话，似乎也缺少了应有的道德勇气。胡适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物，他留给后人的是丰富的“文化堆积层”，这其中，有不尽的神奇，也不免有腐朽。完整的胡适就应该是包括了腐朽在内的神奇的胡适。
（3）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 应该不仅认识人文生态环境下的胡适，而且要认识社会心态环境下的胡适。一个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受到多种的环境和多样的关系的影响，因此研究胡适就不能不考虑他所处的环境和关系。仍以胡适晚年而论，他与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化等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他的师生、同事、朋友、论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研究晚年的胡适，从某种意义而言，可视为研究当代台湾的一部分，应当把胡适晚年置入特定的台湾社会的种种环境和关系中加以考察。但这只是“外在”的胡适，完整的胡适还应该包括“内在”的胡适——他的内心秩序及其变化。这就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新成果，善于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心态层次，对胡适作出全新而又深层次的诠释。例如，胡适流亡美国之初，像一片落叶随风飘零，孤立无助，处处碰壁，一筹莫展。除赵元任夫妇外，很少有知心的朋友。虽满腹经纶，却备受冷落，无人重视。他心绪恶劣，精神苦闷，甚至担心生命有一天会忽然结束，对生活充满悲观和失望。他厌倦流亡生活，却又不得不在颠沛的生活中容忍迁就。其境遇和心态的生成，就他个人而言，是角色的错位。流亡美国的胡适的正式身份（角色）是一位学者，却扮演了一位非正式的角色——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民间使节”，游说美国政要与美国政府，这就必然陷入尴尬和窘困。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胡适流亡美国，不仅发生了地理上的变迁，也发生了社会文化上的变迁，他身上的孤寂、苦闷等种种心态，是某种跨文化的“边际人”特点的映现，即“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既急需选择，又别无选择；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进行冒险，又要为承受旧传统付出忍耐”。〔17〕就历史的层面而言，50年代初，美国社会思潮中有一股种族歧视、排挤华人知识分子的暗流，身处其境的胡适思想、情感上的压抑也就可想而知。透过这几个方面，我们就可窥见到一个内心不满传统，不满现实，而又无力实现理想，充满“无力感”、“疏离感”〔18〕的胡适。因此，要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就应当从“人文生态”层次的研究向“社会心态”〔19〕层次的研究扩展，以揭示他复杂矛盾的心理或心态。这方面，国外已有学者作了一些大胆而富有启迪的尝试。〔20〕
历史总是在沉淀之后映现它本来的面目。世纪之交的学人有理由相信，只要不断扩张新的材料，拓展新的视域和借鉴新的方法，对研究胡适本着理性、科学的态度，“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的时代即将到来，毕竟，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世纪！
注释：
〔1〕雷颐：《大陆胡适研究十年述评》，《文史知识》1991 年第12期，第39页。
〔2〕欧阳哲生：《重评胡适》，《湖南师大学报》1988 年历史专辑。
〔3〕〔美〕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7页。
〔4〕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 第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王震邦：《台湾近三十年来的胡适研究》，《国文天地》， 6卷9期，1991年，第108页。
〔6〕王元化：《读胡适自传唐注》，《清园夜读》， 海天出版社，第49页，1993年版。
〔7〕胡明：《胡适的小家庭》，《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4 期，第34页。
〔8〕《胡适留学日记·自序》，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9〕早在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就批判胡适一事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参见唐弢：《春天的怀念》，《风雨同舟四十年》（1949～1989 ）第1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10〕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看》，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初版，转自《胡适印象》第78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11〕该演讲以同名发表于1948年9月5日的《世界日报》。
〔1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34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参见杨金荣：《胡适与台湾的史学风气》， 《江海学刊》1997年中国近现代史专辑。
〔14〕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第400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5〕洞山和尚的故事是说，洞山和尚最敬重他的老师云崖和尚，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参见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胡适与近代中国》，第349页， 台湾时报文教基金会丛书1996年初版。
〔16〕沈卫威：《胡适与蒋介石三任总统》， 《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64页。
〔17〕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探索》，第5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美〕李又宁：《简介两本关于胡适的英文专书》，台湾《国文天地》，6卷7期，1991年，第119页。
〔19〕这里借鉴了费孝通先生的提法。参见费孝通《中国城乡的发展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 期，第12—13页。
〔20〕参见美国学者周明之《胡适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