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内涵的政治分析_政治论文

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内涵的政治分析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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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加速的社会转型时期。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为先导,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同样正在经历从高度集中到相对分散的变革。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社会转型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它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打破了社会利益平均化的状况;它给公众普遍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公众之间的利益差距;它在满足公众利益愿望的同时,又激发了其更大的利益期望和利益追求。其次,转型时期具有新旧体制并存、共同发挥作用,不健全的新体制与残余的旧体制相互矛盾、同时作用的特点。再次,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有企业困难颇多,适应市场经济举步维艰。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优越性,背着沉重的包袱,又面临强劲的竞争对手,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最后,在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准,价值取向发生转变。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已不再对社会成员构成强有力的约束力量;社会分化的加速使社会异质性大为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

由以上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特征的分析可见,从传统到现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社会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震荡”、失衡或错位,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社会稳定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他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把稳定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上书,第284页。)从邓小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因此,深化对转型时期社会稳定内涵的研究,探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稳定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同学科对社会稳定的界定,其角度和侧重各有不同。在政治学上,社会稳定是与动乱相对立的,主要是指政治体系对于社会矛盾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调适功能,能够及时化解社会张力,有效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使社会不出现政治动乱,呈现出经济协调发展、社会稳步前进的有序稳定状。

社会稳定在通常情况下是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这已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铂金斯在考察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之后,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安定的政府的基础上的,而日本与美国的联盟也为其提供了安定的国际环境,这使日本得以避免将大量的资金在投资上转入军事开支。新加坡也不例外,除了1959年新加坡独立时在社会安定方面不太完善,以及其后的60年代早期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的问题以外,政治一直是稳定的。因此,铂金斯得出了如下结论:一个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是和能保持长期安定的政府同时出现的,而长期安定为投资创造了优越的环境,最终促使经济增长。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则从反面说明,离开了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和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经济发展缓慢,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三五”时期为9.6%,“四五”时期为7.8%,到1976年下降为1.4%;国民收入:“三五”时期为8.3%,“四五”时期为5.5%,1976年为-2.7%。可见,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明显下降。如果再拿“文化大革命”十年与“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经过调整后的国民经济)相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则更为明显。如1963~1965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5.5%,而“三五”、“四五”期间,则分别只有9.3%和7.3%。

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于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有着关键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社会稳定都是积极的。如果是以社会的停滞和政治的僵化而换取社会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非但不是积极的,而且会具有副作用。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制虽然带来社会稳定的局面,但这种稳定是表面的、暂时的,稳定的背后蕴藏着农民起义的连绵不断,社会动乱的不绝如缕。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矛盾运动中进行的,总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这样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因此,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关键是如何把这种不稳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纳入有序轨道。要保持相对的政治稳定,就要防止绝对不稳定的出现,因此,只能允许一定程度的相对不稳定的存在,这种相对不稳定必须以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不导致对社会的破坏为限度。

对社会稳定的评价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比较进行:一是社会自身的纵向比较,将现状与历史比,看稳定状况呈何种变化,是在趋向治还是趋向乱;二是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横向比较,将本社会与别的社会比,看稳定状况有何差别,谁更稳定一些,谁更动荡一些。在进行后一种比较时,有必要注意两点:一是社会对不稳定的承受力与人均资源占有量密切相关。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生存压力大,可供分配的利益有限,因此,在改革进程中社会对不稳定的承受力显然低于俄罗斯。二是社会对不稳定的承受力和该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在中国这样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国家,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必然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因而国家对政治稳定的要求,也就高于那些政治经济二元发展的国家。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中的稳定、动态的稳定是惟一可以选择的社会稳定模式。

我们认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首先是中央要有权威。就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保持全国性权威制度所造成的优势,以对付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迁及广泛的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将是至关重要的。国际上后发型现代化的过程也表明,一个国家进入全面调整、步入良性循环和进入高速发展之日,正是这个国家需要充分发挥其领导集团权威作用之时。1955~1973年间的日本、1961~1979年间的韩国,政府的强有力管理都在经济起飞和社会稳定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具体到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社会必然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分歧、冲突、分化,在政治上亦可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不稳定和动摇,甚至动乱,这就对扩张政府的功能和加强政府的权威提出了要求。

1.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要求加强政府权威。在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形成、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要想在已经基本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寻得一席之地,在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工业化,向现代化国家过渡,就必须组合起一个具有前导意识和民族责任感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并借助传统的国家权威来形成一种强大的导向和推动力量,并通过诸种必要的政府行为以调动、集合、配置、开发、获取、优化资源,快捷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2.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要求加强中央权威。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经济、人口状况差异最大的大国之一。表现为:一是东西部发展水平的差距,二是南北结构性的差别。例如,1989年中国各地区人均GNP最大相差6.4倍,美国1987年各州人均收入相差1.1倍,前苏联1982年各加盟共和国人均收入相差1.4倍。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性问题比美国、前苏联等大国更为突出。这种引人关注的中国区域性经济收入差距在90年代继续拉大。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预测表明,到公元2000年,沿海地区占全国GNP份额为58.64%,比1990年增加5个百分点;内陆地区占全国GNP份额为41.16%,相应地比1990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相对差距扩大为30%。沿海地区90年代人均GNP年平均增长率为9.23%,内陆地区年平均增长率为7%。到2000年,两大地区人均GNP分别为4736元和2353元,相对差距为50.3%,比1990年扩大了11个百分点。(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1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此外,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统计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城乡按家庭收入分组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445,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而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居当时世界最低水平。基尼系数的迅速变化,表明在短短十多年间,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暂时拉大了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在利益占有方面的差距,导致多数人程度不同的期望受挫,产生“相对剥夺感”。这就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国家实施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协调。如果中央不具有足够的权威对各种利益矛盾进行协调,一般矛盾就有可能激化,从而引起社会动乱和导致政府不稳。

3.政治体制变革的复杂性要求加强中央权威。政治体制变革与社会稳定的复杂关系可以描述为:一方面,伴随变革出现的政治动员具有刺激政治参与频度增高的作用,这是由于变化中的体制参与的容量不可能增加很快,所以往往出现政治参与量的增加快于参与渠道容量增加的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变革会提高人们的政治道德评价标准,促使其以符合变革理论的价值标准重新审视政治系统,因而现行体制的弊端可能被放大。因此,在实践中往往遇到体制变化的缓慢性与对变革期盼的急切性的矛盾,导致社会认同危机,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有鉴于此,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政府功能的发挥,以号召、吸引人民对政治的认同,从而发挥和增强社会的政治凝聚力,建立和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同时,改革要有创新。“发展是硬道理”,从根本意义上说,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指标和人们的生活富裕程度,是现代化稳定的量度标准。也只有在人民充满社会满足感与综合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国家才能拥有并运用丰富的政治资源去应付各种挑战,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之所以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为真正的稳定提供强大的基础;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有利于把人们的政治参与的活动能量转移到经济方面,从而减少对政治的冲击量,并最终减少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当稳定与发展相结合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动态稳定。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这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了动态社会稳定的思想即我们必须在改革和发展中去实现社会稳定,也只有在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社会稳定。

从本质上说,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中国社会稳定的内涵。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转型的实际进程总是在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展开的,那么,在实际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把握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的?

首先,合理选择改革的起点。正确选择改革突破口是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保证,中国的改革就是成功的一例。我国人口中有9亿农民,这一国情决定了要维护、保持国家稳定,首先要维护、保持农村稳定。稳定了农村和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稳定了中国,为整个国家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时也曾写到,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的稳定,依赖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可以说,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占人口80%的农民阶级的社会满足感,人心思富、人心思安成为农民的人心所向。这一取向与国家的总体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构成农村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础,也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设立了一道有力的屏障。1989年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中国却渡过了难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渐进性改革模式的合理选择。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匆匆忙忙地搞不行”,如果那样搞“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要坚持渐进式改革。(同上书,第277、285页。)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实验性的方案选择,同迂回式的战略,体现在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构成了中国改革的显著的渐进性特征,突出表现在:1.先从难度较小的方面入手,然后逐步向难度较大的问题过渡,由局部性改革逐步扩展到整体性配套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农村改革的经验被运用于城市改革,而城市改革从企业经营机制到价格体系,各方面都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2.任何一种大的改革措施,都是在经历了小范围内的反复试验,取得了经验,群众心理有了准备以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由此降低了政府因知识的不完全性而产生失误的可能性。3.改革没有制定详细、具体的目标体系,更没有规定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对改革方案的选择、调整、实施,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处理,着眼点都不是改革方案本身是否完美无缺,是否具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揽子解决功效,而是对于经济增长的实际效用。

实践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阻力最小、震动最轻、代价最小、得利最多的选择。在渐进改革中,显示出不断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效应,既有助于克服僵化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干扰,也有助于缓解利益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从而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改革。总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利多弊少的选择。

在对社会稳定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我们希望社会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时期,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是难免的。如果这些因素造成的社会波动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决定的,而是一些具体制度的不完善和体制改革所造成的,那么,这种社会波动就具有一定的正功能。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发展是一种合力作用的动态发展,各种社会力量只有在相互碰撞中才能协调和平衡,从而达到一种新的组合,社会也就取得了进步。2.社会波动具有释放、暴露效应。波动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就像一个人把满肚子怒气发泄出来就会舒畅一样,社会波动也会对社会的脉络产生疏通作用。它毫不掩饰地把社会积弊展现在世人面前,冲击人们原有的观念,让每个人在这种震荡面前都重新选择审视社会和行为的角度,使社会在一种新的意义和层次上选择自己的方向。3.社会波动具有反应效应。一次社会波动出现后,社会的控制系统总要对其做出反应,以求消弭动荡。这种反应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会对原有的社会系统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定,具有正功能的社会波动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合理的不稳定,而不是各种流民暴动,也不是打、砸、抢、烧的犯罪行为,这类行为违背理性,虽不能否认其对社会的示警作用,但其功能主要是破坏性的。

改革越是深化,触动旧体制的力度越大,相应带来的风险也越大。在这种空前复杂的形势下,如何认识改革所引起的震荡,既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又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有效的客观控制,从而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提供体制上的基础和保障,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不革除旧体制的弊端,就无法彻底消除那些长期困扰和阻碍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痼疾,也就难以解放生产力,为长期社会稳定提供基本条件与良好环境。因此,决不能为了求取暂时的经济稳定而放弃改革。如果一味追求眼前的表面“稳定”而贻误了改革时机,终会因无法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而导致范围更广、规模更大的不稳定。许多人患有“不稳定恐惧症”,对社会波动采取简单的伦理主义的否定态度,而没有看到波动所可能具有的积极功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例,它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基本目标。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它要求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技术、资金、劳动力、人才等各个领域都展开竞争,但我们有不少措施诸如分配政策、劳动就业政策、人才流动政策等,都由于较多地考虑了稳定方面的问题而在不同程度上抑阻了竞争。这就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相背离。类似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就是不能单纯为稳定而稳定,而是要在发展中求稳定,不能把稳定当作反对改革的借口。为达到此目的,有必要遵循下列原则:

1.社会必须要有法律。社会发展的方向决定了政治现代化具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重伦理轻法治的传统。建国以后,曾一度忽视了法制建设,使得人们法制观念淡薄,而法制不健全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建立法理型社会的政治结构,确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实现政治运行的法律化、制度化,这是变革时期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以法制为基础的规则经济,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就无法界定人们的权利,其后果必然是国家随意侵犯经济组织和个人的权利,个人和经济组织也会以各种名义挖国家的墙角。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才能将国家、地方和个人有机地连接起来。

2.保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稳定的保障功能。如同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一样,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正面临一个大改组的局面,也是一个极易产生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时期。因为改革要实现新旧体制的转轨和制度上的创新,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涉及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同时,西方一些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渗透必然与我国社会主义主导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发生冲撞,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改革进程中的不利因素,影响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稳定的保障功能就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可以培养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从而奠定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现代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过,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再者,如果存在某种合法性的基础的话,权威人物在困难的处境中也有时间和能力来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

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统治,为了维持它的稳定和发展,都进行着某种培养公民政治认同感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始终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针对实际工作中精神文明建设常常被忽视的倾向,邓小平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警语:“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同上书,第154页。)充分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推进,从根本上改变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是维护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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