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美国政府论文,死因论文,之死论文,慈禧太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绪之死，为世纪谜案。清朝政府当时不但将慈禧、光绪之死及时通报国内臣民，同时照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列强，目的就是要消除中外对光绪死因的怀疑和猜测，争取新皇帝早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美国政府虽然对光绪是否正常病逝表示怀疑，但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及受外交关系的制约，并无意追究光绪死因，更关心清朝政局的稳定和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光绪死因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里，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制度下的家天下政治，使得一位君主的生老病死，常常与宫廷内的阴谋、杀戮如形影相随。1908年11月14、15日，清朝的二位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不但惊动清廷朝野，而且也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本文利用美国国务院相关档案，拟就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以及清廷政治权力变动的反应做一初步探讨，并结合已往研究及相关清朝档案文献，就光绪死因问题做一辨析。
一、清朝官方公开说法
光绪皇帝死于1908年11月14日下午5-7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但从清朝官方公布的谕旨及光绪帝死后的权力安排来看，清朝宫廷内部实际上在皇帝去世前一日已安排他的后事。11月13日12时午后，慈禧太后于寝宫中召见奕劻、载沣、鹿传霖、袁世凯等军机大臣之后，内阁即颁布二道上谕：一：宣布奉太后懿旨，著醇亲王载沣之子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二、宣布奉太后之旨，以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①
在皇帝病逝前的当日，也即14日，清朝宫廷又颁布一道征召良医上谕，称：“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锺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治。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特此通谕知之。”②但鉴于清廷接着颁布的光绪皇帝临终上谕以及光绪帝于当日即告身亡，这道官方上谕与其说是征召良医，毋宁说是为宣布光绪帝病逝预做先告。
而清廷颁布的光绪皇帝临终上谕，也与当日的征召良医上谕相呼应，极力声明自己系病重不治、自然死亡，以消弭外界的猜疑，同时为身后权力的转移做出安排，宣布奉太后懿旨以溥仪为嗣皇帝，称：“自冲龄践祚……自去年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托付……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同一天，清廷还发布4道慈禧太后懿旨，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其成人之前由载沣监国，行使军国政事。另令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度支部尚书载泽、大学士世续、大学士那桐、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礼部尚书溥良、内务府大臣继禄、内务府大臣增崇等10人恭办皇帝丧礼。
作为接掌清廷权力的摄政王载沣则以宣统皇帝溥仪名义颁发上谕，对光绪皇帝的病逝表示哀悼，宣布仍为光绪皇帝举行三年之丧，同时令文武百官“共矢公忠，弼予郅治”③。次日，内阁又颁布上谕，宣布根据同治十三年停止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藩臬及盐关织造等来京叩谒梓宫惯例，同样也禁止以上地方官员奏请来京，叩谒光绪梓宫，“致旷职守”④。
1908年11月15日午后1-3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未时），年届74岁的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死后不到20小时病殁。在慈禧太后病殁之前，清廷也曾降上谕，转达慈禧太后懿旨，将身后权力进一步托付给醇亲王载沣，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申令“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⑤。在同日发布的临终诰文中，慈禧太后除为自己歌功颂德外，同时也讲述自己得病经过，称在她听政过程中“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遂致弥留”；要求摄政王及内外诸臣，齐心翊赞嗣皇帝，“固我邦基”⑥。
在慈禧太后病殁后，清廷内阁则于当日发布上谕，通报慈禧太后于15日未刻仙逝及太后病殁经过，宣布为慈禧太后穿孝百日并素服二十七日，称：“朕以冲龄，仰蒙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顾复恩慈，情深罔极，特命入承大统，深冀慈躬康健，克享期颐，俾朕奉养承欢，恭聆训诲，以成郅治而固邦基，乃宵肝忧劳，渐致违和，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不意因二十一日大行皇帝龙驾上宾，哀戚过甚，病势陡重，遂至大渐，遽于本月二十二日未时仙驾升遐。呼抢哀号，曷其有极。”⑦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清朝宫廷关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及事后权力安排的上谕不但向国内臣民公布，并于次日大多由外务部分别全文照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公使，通报各国政府。11月14日，外务部将13日关于奉太后之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的上谕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⑧15日，外务部照会柔克义，通报光绪皇帝于十月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称：“本月二十一日酉刻大行皇帝龙驭上宾，薄海臣民悲哀感恋，谅贵大臣闻之，亦必同心哀恸，为此照会贵大臣，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另将光绪皇帝遗诏和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的懿旨，以及关于为光绪皇帝行三年之丧的上谕，也分别全文照会。⑨16日，除照会、通报慈禧太后去世外，另将慈禧太后遗诏和举办慈禧太后丧礼上谕全文照会柔克义，并通告因遭大丧，除紧要事件外，其它寻常事件均行缓商。⑩18日，摄政王载沣又以宣统皇帝名义，分别就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拟定国电两道，由外务部照会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转达美国政府。其第一道电文如下：“大清国嗣皇帝致电于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吴天不吊，遽降鞠凶，朕之兼祧皇考、大行皇帝于本月二十一日龙驾上宾，奉太皇太后懿旨，以朕入承大统。藐兹冲人，婴斯大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凡我友邦，理应讣告。贵国大伯玺天德与我大行皇帝睦谊久敦，自必同深哀悼。谨此哀电奉闻。”其第二道电文称：“大清国嗣皇帝敬致国电于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邦家不造，迭遭愍凶。本月二十二日，朕之圣祖母大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仙驾升遐，呼抢哀号，何其有极。伏念大行太皇太后慈德，薄海同钦，凡我友邦，理应讣告。中国与贵国睦谊夙敦，大伯理玺天德闻之，自必同深感悼。谨此哀电奉闻。”(11)11月29日（11月初六日），摄政王政府分别通过外务部和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照会柔克义和美国政府，通报朝廷择定十一月初九日辛卯午初初刻举行登基典礼。(12)
暂且撇开清朝官方关于光绪之死说法的真实性不谈，清朝宫廷将光绪和慈禧太后之死及权力的转移如此急切地不但向国内臣民公布，而且通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目的显然为了消除中外有关光绪之死的各种猜疑，争取新皇帝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清朝官方的做法也表明，清朝专制统治末年宫闱围绕皇帝生老病死而展开的政治权力斗争已与以往的历史有所不同，它不但受制于王朝体制，而且也受外国列强态度的制约。
二、美国政府的反应
对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以及溥仪继任皇位，美国政府刚开始时持谨慎态度。在接到有关清廷政情的最新消息后，美国政府虽然于11月16日复电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逝表示吊唁，称：“惊闻大行大皇帝龙驭上宾，复闻大行太皇后随于次日亦仙驭升遐，贵国迭遭大变，嗣皇帝与臣民共罹愍凶，本总统与本国臣民同深感悼。兹惟望嗣皇帝深信我两国休戚相关之意，俾彼此友睦情形较往昔更加敦笃。”(13)但对光绪皇帝病逝的原因还是有些猜疑，对清廷决定由3岁的溥仪继任皇位也有所保留，并没有立即予以承认。16日，国务卿罗脱在给伍廷芳当日的回复中，仅表示收到通报的内容，未做任何表态。(14)
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显示，当时美国政府对清廷因光绪帝之死而出现的权力变动未做表态，可能与康有为的电报有关。在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的同一天，在美洲的康有为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去一份电报，指责袁世凯谋害光绪帝，变换君主，扰乱中国，请求罗斯福总统致电北京，联合所有其他国家，不予承认。(15)由于康有为与罗斯福总统此前有过接触，1905年康有为访问美国期间，罗斯福总统曾两次（6月15日和24日）邀请康有为到白宫讨论美国排华法令问题。1906年1月30日，康有为又在墨西哥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共26页打印纸约6000字的长信，就美国对待华人问题提出建议。(16)因此，康有为11月14日的电报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就电报的内容分别征求国务院远东处和驻华公使柔克义的意见。11月17日，远东处就康有为电报内容给助理国务卿培根写了一份报告，在简要叙述自戊戌变法以来光绪帝和西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关系后，认为康有为电报的内容并非没有可能，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康有为电报指责袁世凯谋害皇上，表面来看是很有可能性的，因为一旦西太后死后光绪帝真正接掌权力，就意味袁世凯官宦生涯的完结。(17)
但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无意追究光绪皇帝的死因，从加强美国在清廷的影响力，反对美国政府与康有为接触。24日，柔克义电复国务院，对康有为其人完全做了否定性的评价，明确表示：“康有为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或势力，昨天袁世凯告诉我，康除了会冗长的演讲外，没有任何实际东西。我不希望再提到他，这会引起人们的误解。”(18)次日，柔克义又写信汇报调查情况，称：就康有为目前的地位和影响是否对中国政府有所作用问题，调查这里的官员和外国人，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相同的——康有为在中国没有追随者，他在1898年对光绪帝的影响现在被认为不利于真正的改革。人们承认他是一位高雅的、令人喜欢的演说家，但毫无实际价值。广东人也对他有强烈的反感，他们指控他从居住海外的同乡人中敛财。(19)受柔克义观点的影响，此后美国政府对康有为的意见就不再予以理会。11月30日，康有为再次致电罗斯福总统，称袁世凯正在利用皇太后破坏世界和平，请求罗斯福电令美国驻京公使与醇亲王举行私人会晤，用军队保护自己，并秘密移居美国使馆。(20)对此，国务院未做任何反应。
另外，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时国内形势虽然相对平静，但当时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些传言及11月9日安徽安庆发生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起义，也使美国政府对溥仪继任皇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持谨慎态度。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11月17日的报告中就根据有关来自北京的传言及南方发生的革命党人的反满活动，对中国政局感到担忧，称：据《前锋》通讯员说，他们的杂志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私人来电，预告将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另根据美国驻南京领事电报，南京的满族总督命令率30000名官兵前往北京，这种情况显然是可能的。(21)在收到安庆发生革命党人起义的报告后，11月23日，国务卿罗脱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在已有的安排之下，应随时准备派军舰到那些需要保护美国公民的中国港口或需要采取此类行动的内地。(22)24日在接到汉口领事官报告一些外国妇女和儿童到英国炮艇上避难的消息后，国务卿再次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指示在上海的美国海军官员安排两艘炮艇在安庆和汉口之间巡游，以应急需。(23)27日，海军部回复，已指示派两艘军舰前往执行使命。(24)
尽管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的死因有所怀疑，对清廷未来政局的稳定表示担忧，然而，随着安庆革命党人的起义很快就被平息，以及中国国内并没有出现外人想象和担忧的动荡现象，这就为美国政府承认新皇帝创造了条件。12月9日，柔克义照会外务部，代表美国政府对安徽巡抚在安庆革命党人起义中妥善保护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表示感谢。(25)
另外，由于摄政王载沣有过国外游历的经历，国外舆论除对他的能力有所担忧之外，一般都对载沣出任摄政王持肯定态度。11月15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就对载沣出任摄政王表示赞同和支持，认为这是清廷内部改革派的胜利，有助于改革进程，指出“这项任命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结果使那些改革者们感到满意，并且满足了人们对光绪皇帝的怀念之情。因为，这不但顾及了在皇位继承上最亲近的血缘关系，而且给这个帝国的新政引进了一种新鲜的、更富有现代观念的因素。这项任命是改革派一方所取得的明显胜利。”(26)并表示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去世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写道：“在清国人民中间，鲜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正发生着的事有什么情绪化的反应。皇帝的死以及皇太后在很短时间内也可能死去这件事对清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清国人所追求的是一条平稳、连贯的发展道路，根本不会为了这两人的死而悲伤”。11月22日，美国著名记者和报人密勒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对清廷权力实现平稳过渡表示赞赏，认为中国国内在慈禧太后死后没有发生人们先前预料的“政治大灾难”，“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其社会体制的稳定性，并且清国政治家们在面对紧急事态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显然，他们对这个紧急事态的出现绝对是早有预料”。同时，密勒对后西太后时代由摄政王行使清朝政府的最高权力也表示由衷的欢迎，写道：“由醇亲王担任摄政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火花立足于东方世界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其他大清国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眼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单单凭据这一事实，即能证明他对目前清国所面临的事态所采取的态度是可靠而正确的。”(27)
除舆论对摄政王载沣表示欢迎之外，有些列强也对清廷权力的转移明确表示认同和接受。11月1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电告国务院，称日本外务部从北京和各省获得确信，形势有望保持和平，对指定的继任人将予以接受，不提任何抗议。并且，外务部还坚持声明日本不会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或干预。(28)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在经过短暂的观望之后，很快也对溥仪继任皇位并由摄政王行使清朝政府的最高权力表示接受。1908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特意在溥仪举行登基典礼这一天接见清朝特使唐绍仪，对新皇帝溥仪登基当面表示祝贺，表示美国愿意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帮助促进中国的进步，声称：我们的愿望是，只要机会和权力许可，将援助中国国民改善中国的状况，引导中国跟上人类文明潮流，显示我们是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信任的朋友和支持者。我相信现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任何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以及维护自己边界的和平和强大到足以避免外来的入侵，对其他国家通常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并通过我们可能的和平和合法手段，将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进步方面尽我们所能。12月3日，国务卿又致电柔克义，指示他代表美国政府祝贺宣统皇帝接位，贺词云：“本总统及本国各大臣恭贺中国大皇帝登极，惟望福祚绵长，光荣照耀，并谓甚喜适于此日觐见贵国唐使，得以面祝登极贺词，实幸机缘巧遇也。”5日，柔将此一贺词转达外务部。(29)
12月3日，摄政王载沣在溥仪登基的第二天又颁布上谕，宣誓将继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遗志，继续奉行改革路线，按期于宣统八年颁布宪法，召集议员，“使宪政成立，朝野义安，以仰慰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在天之灵，而巩亿万年郅治之基”(30)。摄政王的这一行动进一步打消了美国对摄政王政府未来政策的顾虑。12月4日，柔克义在致国务院的报告中即予肯定，认为它“最终打消了任何对新的君主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忧虑”(31)。美国政府在接获报告后也对摄政王发布坚持宪政改革上谕表示欢迎和释然，认为上谕“表达了新政府贯彻已故皇帝和皇太后去年8月制订的宪政计划的决心”。(32)
综上所述，就美国政府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逝的反应来说，美国政府虽然怀疑光绪帝非正常死亡，系为他人谋害，但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以及受外交关系的制约，美国政府无意追究光绪死因，更关心清朝政局的稳定和中国未来政治走向。这也是当时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共同态度。美国《纽约时报》在11月15日的新闻专稿中报导驻京各国外交官的反应时就指出，当时各国驻华外交官除对清政府连续几周来有关光绪帝的报道自相矛盾，猜疑光绪皇帝并非自然死亡之外，他们更关心未来清廷朝政走向，担心载沣并非强权人物，他的摄政王位置是否会被反动势力占据，“倒退到她最初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情形”，再次引发列强的干涉，“重新出现导致彻底崩溃的危险”(33)。这也是美国政府在承认新皇帝之后不久，对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做出强烈反应的原因。(34)
三、光绪死因辨析
光绪之死，由于事涉宫闱，各种野史和笔记历来有各种不同传说。学术界围绕光绪死因问题，也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观点：一派倾向光绪帝系中毒死亡，即被人谋害；另一派认为光绪帝系正常病逝。(35)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进行反复的检测和分析，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36)光绪死因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检测方法本身仍然无法解答和说明光绪皇帝棺内砒霜来历；以及光绪皇帝被何人毒死和如何毒死等这样一些历史问题，一些学者以这一结论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仍然表示怀疑，或提出质疑。
笔者以为，以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否定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检测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姑且不谈宫中所藏光绪脉案、药方是否为光绪病情的真实记录，实际上一些学者用来证明光绪皇帝系正常病死的清朝官方公开或未公开的档案以及相关官员的笔记，也并非完全证明光绪皇帝是正常病逝，相反，比照这些资料，却暴露出光绪皇帝非正常死亡的蛛丝马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朝官方公开上谕中有关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死的经过与宫中所藏脉案、《起居注》和相关官员日记所载明显存在龃龉。根据前述清朝官方公开上谕说法，光绪皇帝的病情在一年之前就趋恶化，到病逝前，“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而慈禧太后病逝系因光绪帝之丧“哀戚过甚”，“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称慈禧太后在光绪大丧之前曾因“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但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则显示，慈禧病重并非清朝官方公开所说的那样在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之后，事实是慈禧太后在十月十日大寿前后身体就出现严重不适，不时征召御医诊病，脉案上出现“小水发赤”、“消渴”等记载(37)，并因此辍朝二日。恽毓鼎十二日日记云：“花农前辈恭阅宫门抄，两圣不御殿见枢臣。”十三日日记又云：“闻两圣仍未御殿，心甚忧虑，访于朝贵，知皇太后因腹泻而心绪拂逆，故辍常朝。”(38)许宝蘅在十四日的日记中亦云：“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殿，以太后感冒伤风。”(39)到阴历十月十四日，也即光绪皇帝病逝前七天，慈禧太后就已着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令庆亲王奕助前往东陵，为她查验陵寝。恽毓鼎在该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既退，即兼程赴菩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40)许宝蘅十五日日记中也有“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起程”的记载。(41)而光绪皇帝虽然长期体弱，患有各种慢性病，但至少在他病逝前的十多天，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要好于慈禧太后，正常参与了一些朝政活动，并曾数日未用药。根据宫中《起居注》记载，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于宫中接见达赖喇嘛；初九至十一连续三天参加了慈禧太后的祝寿活动。对此，许宝蘅、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也有记载，如许在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云：“五时入值，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42)总之，仔细研究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等权威资料的记载，光绪皇帝最后十多天病情急剧恶化系在慈禧太后病重之后。(43)
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情上采取两种迥然不同态度，对前者的病情大肆渲染，惟恐天下不知，对后者的病情则多加隐瞒，甚至说谎，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谎言和隐瞒真相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国外一些舆论和后来人们对光绪死因表示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这种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通过科学检测方法，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只是再次应验了谎言与阴谋共生的一般规律。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朝宫廷内部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存在谋害光绪皇帝的犯罪动机。尽管光绪皇帝当时是一个毫无实权的体弱多病的傀儡皇帝，但一旦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率先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新当政，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光绪皇帝的政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官僚必将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早在皇帝、太后死亡之前四年，就有清朝官员预见到朝廷中的后党势力为求自保，必会在太后病逝之前加害光绪皇帝。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外间多有太后病危传言，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就此询问外务部侍郎伍廷芳：太后驾崩后，皇上命运会如何？伍廷芳则婉转地向内田表示，太后驾崩便是皇上身上祸起之时，指出“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44)同样，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当时写给罗斯福总统有关光绪之死的分析报告中，也正是根据甲午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认为光绪皇帝存在被后党官僚如袁世凯等人谋害的可能性。1909年，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书中谈到袁世凯与光绪帝的关系时，虽然没有认为袁世凯害死光绪帝，但针对袁遭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的结果，他明确指出如慈禧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必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写道：“今光绪与西太后先后宾天，袁世凯已属大幸。设西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之不测风云，恐尚不止于此。此固专制政体下之大臣，应有之危险也。”(45)一言以敝之，鉴于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无上权力，以及清朝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后党官僚与帝党官僚长期交恶的历史，当时清朝宫中和府中都有在慈禧太后病逝之前谋害光绪皇帝的强烈犯罪动机。诚若黄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析所说：“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46)
有关谋害光绪皇帝的凶手，私家记载和各种野史有各种不同说法。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民国二年正月十七日所写的日记中，直言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谋害，写道：“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47)曾在宫中生活多年、陪侍慈禧太后的德龄认为光绪皇帝系在慈禧的的默许下，被清宫大太监李莲英谋害，她在《瀛台泣血记》一书中写道：“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让自己先下手的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那时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救他的，那就是太后，可惜太后到底不曾出来干涉。于是她就在无形中帮助李莲英达到了目的。”(48)末代皇帝溥仪则怀疑光绪为袁世凯谋害，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49)清末士人胡思敬则谓光绪系被庆亲王奕劻谋害，他在记述晚清掌故逸事的《国闻备乘》中写道：“陆润庠尝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尔，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迨奕劻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济，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当孝钦临危定策时，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为非。既立今上，称双祧，次日又诏各省疆臣保荐名医，其矛盾可笑如是。”(50)
笔者以为，以上诸说并不矛盾，参与害死光绪皇帝的不可能只有一人，应是一小撮能够进出宫中的后党官宦共同参与：元凶为慈禧太后；奕劻、袁世凯、李莲英等人很可能都为共犯，或为直接参与者，或为知情者。慈禧是一位残忍的嗜权如命的女人，自她1860年发动北京政变、垂帘听政以来，宫中即疑案不断。1874年同治皇帝暴死后，她不但气死22岁的嘉顺皇后，而且为达到继续垂帘听政的目的，不顾清代建储家法及朝野的反对，强行改立她的亲外甥、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继任皇位。七年后(1881)，也即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又暴死钟粹宫，慈禧太后更加独揽朝政，于光绪十年三月便以因循贻误，将妨碍她权力的恭亲王奕罢免，令其家居养疾。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皇帝虽然开始亲政，但慈禧又强行把自己亲弟弟桂祥的女儿指配给光绪皇帝做皇后，一直继续干预朝政。待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她便发动戊戌政变，将争取独立自主的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再度垂帘听政，并开始有废立和弑杀光绪之意。是月十日，慈禧太后在再度训政后四天，便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征召良医，向全国散布光绪患病消息，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51)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就将废立阴谋付诸行动，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声称“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因此，恳请慈禧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以绵统绪”。(52)此一阴谋只是因中外联合抵制，未能如愿实行。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残忍的慈禧太后又在逃离京城之前，令将光绪皇帝喜欢的珍妃投于井中毙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于寿辰之日，再次流露杀机，当光绪前往她的住处探病与请安时，她拒绝皇帝叩见，竟然下达懿旨，宣布“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对于有人传言光绪帝对她得病幸灾乐祸，慈禧太后发下毒誓：“我不能先尔死”。(53)总之，据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和相关官员宫中入值日记及各种野史、笔记所载，慈禧太后这位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无冕“女皇”，在她撒手人寰的最后一刻仍然牢牢掌握着百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光绪去世前后的有关权力安排都系遵照她的懿旨进行。
鉴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长期积怨，以及慈禧的毒辣和她在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过程中确立的绝对威权，慈禧无疑是最有可能下令毒死光绪的幕后元凶，其他与光绪有隙的后党官宦在慈禧太后的绝对淫威之下，似尚无擅自毒死光绪皇帝的胆量。正如戴逸先生在《论光绪之死》一文中所说：“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谁也不敢、不能下手杀害光绪。”(54)当然，作为年过七旬的无冕“女皇”，慈禧本人不会亲自动手杀害光绪皇帝，必然是授意、或暗示、或默许庆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人，具体加以实施。
总之，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和衣服中检测到大量砒霜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光绪死因问题，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收稿日期］2009-03-11
注释：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光绪3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②同上。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光绪34年），第248页。
④同上，第249页。
⑤同上，第251页。
⑥同上，第252页。
⑦同上，第252-253页。
⑧《外务部致美国公使柔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in China,1843-1945,microfilm,Roll No.11.
⑨《外务部致美国公使柔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Ibid.
⑩《外务部致美国公使柔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Ibid.
(11)《外务部致美国公使柔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Ibid.
(12)《美国公使柔致外务部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Ibid.
(13)《美国公使柔致外务部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Ibid.
(14)Root to Mr.Wu Ting-Fang,December 16,1908,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hereafter RDS),1906-1910,microfilm,Roll No.171.
(15)Kang Yuwei to President Roosevelt,November 14,1908,Ibid.
(16)Robert L.Wooren (an associate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Washington,D.C),"Letter From K'ang Yu-Wei to Theodore Roosevelt ",Bridge:An Asian American Perspective.Fall 1977 Vol.5,No.'3.
(17)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Mr.Bacon,November17,1908,RDS,1906-1910,microfilm,Roll No.171.
(18)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r.Rockhill,November 24,1908,Telegram; 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4,1908,Telegram,Ibid.
(19)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25,1908,Ibid.
(20)Kang Yuwei to President Roosevelt,November 30,1908,Telegram,Ibid.
(21)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Mr.Bacon,November17,1908,Ibid.
(22)E.Root to Secretary of Navy,November 23,1908,Ibid.
(23)E.Root to Secretary of Navy,November 24,1908,Ibid.
(24)the Secretary of Navy to Mr.Root,November 7,1908,Ibid.
(25)《美国公使柔致外务部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in China,1843-1945,microfilm,Roll No.11.
(26)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7页。
(27)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369-370、376页。
(28)Mr.O'Bri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18,1908,RDS,1906-1910,Roll No.171.
(29)Mr.Root to Mr.Rockhill,December 3,1908,Telegram; Rockhill to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12,1908; Rockhill to Prince of Ch'ing,December 5,1908,Ibid.;《柔克义致外务部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in China,1843-1945,microfilm,Roll No.11.
(3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页。
(31)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4,1908,Telegram; Mr.Rockhi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ember 4,1908,RDS,1906-1910,Roll No.171.
(32)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Mr.Rockhill,January 21,1909,Ibid.
(33)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148-149页。
(34)有关美国政府对罢黜袁世凯的反应，笔者拟另文撰述，兹不赘言。
(35)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
(36)详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7)转引自钟里满《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5页。
(38)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39)许恪儒整理：《〈巢云簃日记〉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第115号，第57页。
(40)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404页。
(41)许恪儒整理：《〈巢云簃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第115号，第57页。
(42)许恪儒整理：《〈巢云簃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第115号，第56页。
(43)有关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前的病情演变，请见钟里满的《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和马忠文的《时人日记中的光绪、慈禧之死》（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等文。
(44)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与伍廷芳的谈话内容，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编号1614-2，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2-13页。
(45)［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页。
(46)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47)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632页。
(48)德龄著、秦瘦鸥译述：《瀛台泣血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358页。
(49)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页。
(50)胡思敬：《国闻备乘》，中华书局2037年版，第111页。
(5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光绪2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424页。
(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5册（光绪25年），第397页。
(53)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54)《清史研究》2008年4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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