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刀客与“流氓批评学”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刀客论文,话语论文,流氓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产生不出巨人的时代，往往是一个对巨人充满敌意和恐惧之感的时代，因为，巨人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尺度，他的存在固然可以成为引领人前行的积极力量，但也通过比照，彰显着一些人精神上的残缺和人格上的病态，带给他们的是横竖左右的不自在。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衰颓之雾遍被华林的世纪末，会有那么多人义无返顾地加入到否定鲁迅的行列中。而新近登场的这一位，则是澳大利亚的话语刀客、“口水”批评家朱大可先生。
朱大可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两年前，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的一帮话语刀客一起搞了一本对十位中国作家声罪致讨的《十作家批判书》，“一脸坏笑”地在中国文坛上亮了一次相，给中国的读者赠送了一支印有"Austrilia"字样的“文化口红”，搞得几个中国的“刀客功”的痴迷者，也“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无奈，“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的“细小命运”，注定是久长不了的，因此，它虽然成功地绑架了不少读者的想象力，有效地扰乱了一些圈内人士的判断力，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于成了把聋子治成哑巴的“话语手术”事故。
其实早在《十作家批评书》中，朱大可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恶意攻击鲁迅的事业，他说，“……二十年以后，鲁迅竟变成了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之中。他的后期杂文（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成为中国文化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混和着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像鲁迅那样，对‘千夫’进行广泛而有效的话语杀戮，并在其身后制造了无数个‘冤狱’。这正是他获得毛泽东赞赏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年代，鲁迅是话语战争中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注：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57页。）
此后不久，人们就从网上，从著名的《书屋》杂志上，读到了他的题为《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的奇妙文章（注：见《书屋》2001年第五期，以下引文凡引自此文者，不再注明。）。这篇文章的每一个缝隙，都弥漫着谣诼与诬蔑混和而成的气味，氤氲着挖苦和冷嘲构成的阴险毒雾，透过这些缝隙，你会看到面部表情狞厉而古怪的话语刀客，把用“情欲”、“性感”、“风骚”、“仇恨”、“劣质”、“欺诈”和“殖民地”等材料调制的外国口水，疯狂地吐到鲁迅的名字上，其情形有如一只蜻蜓向一架光荣退役的战斗机发起进攻，虽然显得勇敢而且无所畏惧，但是，让人可怜它的渺小和无力。
一般说来，话语刀客的“口水”批评与正常的批评的最大的不同，在于正常的批评是人的批评，就是说，它把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当作人，把批评理解为人与人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对话，既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而且，因为批评者需要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而，也就怀了一颗富有同情的心，先来理解别人。话语刀客的批评就不同了：他把批评变成诅咒，变成审判，把一切都变成冷冰冰的“话语”，他所批评的人，因而也就不再是一个有个性、有忧伤、有爱憎的复杂的生命体，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一种手段，借助它，话语刀客便可以创造出“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后资讯时代”的“放荡”和“风骚”，才得以表现出来。
话语刀客是喜欢谈“肉感”的。他们讨厌羞答答的遮掩和文绉绉的表达。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的文字赤身裸体地在白纸上狂舞。他们的笔下频繁出现的是“情欲”、“性感”、“风骚”、“放荡”、“风情”、“爱欲”、“爱语”及“阳痿”之类的具有肉感性质的词汇。在灵与肉之间，话语刀客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后者。他们不惜学习流言家的手段和长舌妇的做派，虚构出一个被温香软语缭绕着的“情欲”场景和“风情”故事。所以，虽然“中年鲁迅”对“迷人的殖民地情欲”，“表现出来罕见的冷漠”，但这不是问题，这正好为朱大可提供了“惊骇地发现”的巨大的想象空间。他“仔细探究”，却从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中，“找不到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注：无独有偶，有一个叫老侠的“刀客”，在同王朔对话的时候，也曾就这一点嘲笑鲁迅：“……《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口吻。这太可怕，从文坛上当导师当到了家里的床上。”（王朔，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而话语刀客“探究”到的秘密是“鲁迅最欣赏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刻。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一声凄厉的狂哭。”纯洁的师生感情，对被杀者的“记念”，对杀人者的“出离的愤怒”，都被话语刀客用“欣赏”这样一个含混的词置换成了暖昧的“爱欲”表达，对黑暗和暴政的愤怒抗议，被置换成了基于一己私情的“凄厉的狂哭”。这正应了《记念刘和珍君》中的那段著名的文字：“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算不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尽管鲁迅说过，他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他未必会想到，“流言家”的种子竟会如此绵延不绝，竟会下作到如此地步，竟会从死亡和鲜血中，找寻“情欲”的根苗，编织“爱欲”的故事。而被“肉欲”主宰着的话语刀客是不会放过许广平被日本宪兵“剥光全身进行羞辱”这一细节的，虽然她“始终守口如瓶”，但这并不能赢得“话语刀客”的敬意，相反，话语刀客视之为“极其强悍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必然是“不谙风情的女人”，鲁迅与这样的女人的书信，也必然会“乏味得像一堆八股文章”。话语刀客在寻找别人的“生活激情的迹象”上，具有猎狗一样灵敏的嗅觉，他终于找到了鲁迅“惟一的情感线索”，这条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遗憾的是这条线索并没有事实的支撑，因此，它也就没有办法满足把“肉感”和“情欲”等同于“内在激情的动力”的“口水”批评家的需要，没法让他利用“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他要让鲁迅万劫不复地“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
为了把鲁迅说成“远离爱语”的疯狂的“政治仇恨和暴力的化身”，朱大可是不怕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他把鲁迅《死》中的“写给亲属”的几句话，断章取义，深文周纳，上升为“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毫无疑问，这“七项基本原则”，体现着鲁迅先生的气质、人格和生死观等重要价值观念的。但我从中看到的不是所谓的“仇恨”，而是一个自尊、清醒、深刻、毫不妥协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懂得真爱的丈夫，一个语重心长的父亲。
鲁迅“七项基本原则”中第一条说：“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第三条说：“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话语刀客朱大可即据此评判道：“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并将此列为鲁迅“彻底否定建构‘亲善政治学’的全部可能性”的大罪状之一。诚然，如果按照物质主义时代和腐败社会的尺度来衡量，鲁迅的这一原则似乎属于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但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附记”中说过，“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据此我们不难理解先生傲然“坚拒”的充分理由，而这，却是话语刀客们所不以为然的。“原则”中的第四条是讲给妻子许广平的：“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湖涂虫。”朱大批评家斥之为“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其实朱大可显然对鲁迅的思想知之未详、理解不深，早在1981年，鲁迅就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强烈反对要求女性“守志殉死”的节烈观，呼吁人们“要除去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鲁迅在这里，只不过将所提倡的道德原则身体力行，落到实处，不存偏见的读者，从中见到的，是先生对妻子理性而深沉的爱的情感，而那位披着慈善家外衣的批评家，却显得无知而伪善，荒唐而可笑，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可悲也夫，可叹也夫！
第六条，“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这是鲁迅讲给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也许还包括所有那些善良而轻信的人。这实在是千古清醒人语，是看透了人间的伪诈，深味了人间的欺罔之后的无奈的慨叹。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但现实的情况是，一诺千金的季布少，而轻诺寡信的刘邦多。鲁迅早在写于1927年9月24日的《小杂感》中就说过“防被欺”的话，他举的历史上的例子是：“刘邦除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因此，到终了庄严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法三章者，话一句耳。”（注：《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1页，第533页。）岂只刘邦，他的精神遗产的继承者无不如此。这一条，实在是鲁迅吃了多少次亏以后总结出来的教训。朱大批评家说这是“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原素”，实在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世外人的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第七条，“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朱大可批道：这是“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鲁迅这句话的核心动词是“接近”，而它关涉的宾语是那些损人而又要人默无声息的人。鲁迅在题为《女吊》的文章中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食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注：《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9页。）鲁迅提醒“被压迫”者警惕那些言清行浊的人，免得受了他们的伤害，再受他们的欺骗。朱大可不分是非曲直，不看鲁迅所指涉的对象，是些什么样的人，而是将对象主体模糊化，似乎鲁迅无原则地恨一切人，主张“以牙还牙”地报复一切人。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厉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注：《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9页。）第三种人往矣，但在“殖民地”摇篮里成长，在异国他乡“崛起”的话语刀客登场了。他适彼乐土，远离了“这一世界”，也遗忘了“这一世界”，只有对“这一世界”的难以消释的幽怨，被化作仇恨的火焰和诬蔑的利器，从遥远的澳大利亚，不断地射向另一世界之外的这一世界。然而，如此行径，无非“捣鬼”。遗憾的是，朱大批评家虽有“捣鬼”的勇气，但却乏术，“因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糊了。”（注：《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6页。）不过，朱氏虽“捣鬼”乏术，但并不是没有老师和同志，只怪他智术短浅，没有学习和借鉴的能耐。事实上，陈西滢早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致志摩》中，就攻击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枝冷箭”，“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这就是那种道术甚高的“捣鬼”。他并不明言确指，更不议论发挥，点到为止，恰到好处，远比朱大可式的赤膊上阵妄下雌黄要高明。针对陈西滢的诬枉之论，鲁迅先生在《无花的蔷薇》中替自己辩护说：“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注：《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59页。）这实在是无所遮掩的老实话，也许有违托尔斯泰式的隐忍和恕道精神，但心肠实在比朱大可一类的“句句落空，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注：李健吾：《咀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的话语刀客要仁慈、善良。
无疑的，鲁迅的性格中，确有坚硬、尖锐的一面，有时，在政府的审查、迫压与恶意的诽谤、中伤的双重攻击下，它往往会变得更加坚不可摧、锐不可当，但是，从整体上看，绝对不可用“仇恨”或“暴力”这样的词语，来简单地概括和评价鲁迅。无论是鲁迅的精神世界，还是他的杂文创作，都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正像李欧梵指出的那样：“爱、死、牺牲、希望、失望、时间、历史、人的状况、生命的意义等主题，成为他的杂文中的‘内在的声音’，不仅揭示了他作为创作者的内省的方面，也揭示了他在思想理性方面‘多方位’的复杂性。”（注：李殴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135页。）而无论多么“复杂”，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于国民性改造的热望，对于社会痛苦的关注，对于这个世界的深沉的爱，始终是鲁迅精神的底色和鲁迅杂文创作的灵魂。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注：《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2页。）而他的“恨”是他的“爱”的另一面，是是非分明的，是有着稳定的道德基础和人格支撑的，他说“文人是不应该随和”的，“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注：《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林毓生说，鲁迅对军阀政客的憎恨，对逮捕并屠杀青年学生的国民党的憎恨，对左翼阵营的“奴隶总管”的不满，都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正直的道德感”，而“他的正直的精神”，“仍然是人们至今尚熟悉的‘标准’”。（注：李殴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170页。）这才是对鲁迅的“仇恨”的正确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
朱大可的这篇奇文，与其说揭示了鲁迅“仇恨政治学”的性质与内涵，毋宁说标志着“流氓批评学”的“崛起”和形成。“流氓”是朱大可批评话语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关键词。他在一篇题为《流氓的生命周期》的长文中，语无伦次地把从大禹开始，到徐渭止的中国神话、小说和历史中的多位长期受到称颂的人物，都谥之为“流氓”。朱大可对“流氓”的使命的界说是：“从一个沉重的本质里逃开，并用那种游戏的、平面的、没有深度的存在取代这个本质——流氓的使命就是如此。”（注：洪子诚编：《冷漠的证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话说得玄了一些，但大体意思无非如此：“流氓”也者，就是那些把一切都“游戏化”的“没有灵魂栖所的异乡人”。“流氓”是什么都不相信的，在他的眼中，没有可以依本的传统，没有可靠的价值观念，没有值得尊敬的人物。他的态度永远是拒绝，永远是嘲弄和挖苦。“流氓”是信仰和道德的敌人，尊严和正义的对头。他乐于把庄严和神圣化为一句笑谈。他因为仇恨一切，所以看一切都不过是“仇恨”。他蔑视内在的精神世界，把一切都看作“情欲”的奴隶。豪克说：“人能够忍受身体的饥饿感，却不能忍受无意义感。”（注：豪克：《绝望与信心》，李永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8页。）但对文学上的“流氓”来讲，这句话是无效的，他们能忍受“无意义感”，但不能忍受“身体的饥饿感”。他们的文学事业的基石，只有“情欲”。
依据“流氓”的精神语法展开的“批评学”，谓之“流氓批评学”，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偏执的“主观主义”。在展开批评的时候，“流氓”批评家的语气是独断的。他喜欢用“无疑”或“毫无疑问”，爱用“最”和“无比”，爱用“普遍”和“彻底”。他只下判断，不作分析。他更依赖随意的联想，而不是可靠的事实。例如，朱大可认为，“鲁氏‘仇恨政治学’的建立，还有赖于一种文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陡峭的楼梯，光线黯淡的走道、狭窄的空间、巴掌大的顶楼的晒台，遍布着油腻和房客的争吵声的厨房，每一个缝隙都弥漫着罪恶和亲情的混和气味”，总之，“阴暗的建筑成为各种势力孕育仇恨的温床”。这实在是别出心裁的分析视角。我不知道朱氏的分析套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巴赫金的启发，但我知道巴氏的“文化建筑学”是基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事象的考察与分析之上的，而朱大可的判断则是任意的，结果和原因之间，缺乏起码的因果关联。退一步讲，即使朱大可的理论成立，即上海的“石库门”和“亭子间”果然能“古怪”地“支持”鲁迅及“各种势力”形成“仇恨政治学”，那么，人们想知道，另一些同样居住在“水性杨花”的上海的人（如朱大可先生），是否也曾在劫难逃地“陷入了上海的圈套”？是否也被这“绞索”“扭曲成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话语刀客，独自开辟着‘仇恨政治学’的险恶道路”？人们还想进一步弄清楚，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的“野心勃勃”的“口水”批评家的病态的偏执狂倾向，是否与澳大利亚的“文化建筑学”和“文化生态学”有关？难道生活在毒虫颇多的环境里，整日提防着毒蝎、毒蛇、毒蜂、毒蚁、毒蜘蛛、毒蜥蜴和带病毒的蝉螂的侵袭，不是更有助于形成更极端的“仇恨政治学”吗？不是更容易让一个人对远隔重洋的中国“充满乡怨与疑惧”吗？
在“流氓”批评家看来，既然“仇恨政治学”从鲁迅开始“崛起”，“鲁迅无疑是它的主要缔造者”，那么，此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暴力”现象，都与鲁迅脱不了干系。鲁迅的“仇恨政治学”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寒冷的北方窗洞里，毛泽东无比喜悦地注视着这一上海石库门的话语革命”，他在期待“毛语”与“鲁语”的“胜利会师”。朱大可说，毛和鲁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的爱意；而鲁迅自从抵达上海以后，便日益陷入疑惧、仇恨和绝望之中”，但这并不妨碍“毛和鲁的‘仇恨政治学’同盟，……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兵话语的共同摇篮”，不过，“鲁迅党人胡风”等人的遭到“严厉整肃或‘报复’”，却与“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爱意”的他人无关，而要由鲁迅来负全责，因为，“正是鲁迅亲手创建的‘仇恨政治学’，结束了鲁迅党人的文化生涯”。——“流氓批评学”的流氓逻辑于此可见一斑。
“流氓批评学”的文体特征，是没有节制地运用夸张、比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段。“流氓”批评家的语言是高度意象化的，华丽性的。他赋予自己的语言以含混的隐喻性和强烈的肉欲色彩，借以刺激并征服读者的想象力。例如，朱大可的批评文字的文体特征，就是轻浮、虚饰、俗艳、做作。它并不引人进入深在的意义空间，而是让你滞留在外在的形式层面：一方面让你欣赏“流氓”批评家炫奇弄巧的才华，一方面又让你佩服他披坚执锐的凌厉锋芒。他的语言在“轻快、轻浮、轻松、轻贱”方面绝不亚于为他所不齿的余秋雨。看看他的《书架上的战争》一文中的这些句子吧：“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段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今天，他（马克思）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的缄默的信徒”；“女孩死亡的场面变成了一场恶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我们生命的血的联盟”（注：朱大可：《书架上的战争》，《南方周末》，2001年2月1日。）。“满含泪水”的“煽情主义话语策略”，比起余秋雨的《道士塔》里的“大哭一场”，不是更“轻浮”，更矫情吗？“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自己的神性”，比余秋雨《苏东坡突围》中的“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不是更“甜蜜”，更“轻快”吗？“热烈的意义”、“缄默的信徒”云云，不是比余氏的《千年庭院》中的“我是个文化人，我的生命主干属于文化”更“轻贱”，更接近“软体哲学”吗？最后，朱氏的“书比刀子更危险”的高论，不是比余氏的《雨夜诗意》中关于“雨夜”的议论更“轻松”，更随意吗？这说明，“流氓”批评家所反对的话语和文体，往往正是“流氓”批评家自己“行凶”的利器，“煽情”的工具。
总之，“流氓批评学”乃是“欺诈性”、“劣质性”、“诽谤性”语境的产物，是一种其性质、特征及内部样相依然有待进一步认清和揭示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流派。“流氓”批评家的武器是“口水”。他“仇恨”一切。他通过诅咒“放荡”，“体验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他透过“情欲”的孔道观察世界，把一切纯洁与高尚的东西，都变成了长舌妇的谈资和流言家的消费性话题。他的事业一时还不会寂寞，因为这个时代用以区别真实与虚假、高雅与卑俗的尺度与标准已经非常模糊，留待“流氓”“崛起”的空间和舞台依然很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