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处境问题小说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处境论文,人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19世纪，爱弥儿·左拉深邃的目光就投向了法国北部幽暗的矿井，矿工的悲惨生活及奋起反抗的精神成为《萌芽》的主题。他不满足于用自然主义的笔触去再现工人生活的图景，而是满怀激情地去讴歌工人的斗争精神，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已经萌芽的反抗精神将会冲破黑暗势力的阻挡，茁壮成长。
到了20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思索“人类处境”问题。他们的作品不再以使读者得到消遣为目的，不再是暴露社会的某个黑暗方面、人性的某个弱点的写真，而成为一种深层次的哲学的思考，表现人类在世界上的处境和在特定处境下人类所采取的态度。他们的小说不仅仅是一幅社会的画卷，还是一次次行动，或是反抗、奋斗，或是逃避、迷茫。“人类处境文学”在法国的主要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人类处境》、《希望》；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的《现实世界四部曲》、《共产党员们》；圣－戴克絮佩里（Saint—Exupéry）的《夜航》、 《人和大地》；路易－菲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t Céline）的《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赊来的死亡》；弗朗索瓦· 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的《泰蕾丝·戴斯盖鲁》、《蝰蛇结》； 乔治·贝尔纳诺（Georges Bernanos）的《欺骗》、《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等等。根据他们各自的创作主旨、创作特色和思维方式，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类型的人类处境小说：英雄行为型、悲观生存型和依皈宗教型。
一、英雄行为型
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幻想被战争的炮火粉碎，对幸福生活的希望被贫困和灾难淹没。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类的处境是艰难的。但不屈从于命运的人，却试图用行动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马尔罗在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亲眼目睹的人类状况激起了他对命运、荒诞和痛苦的深思。他认为命运是人类难以逃避、难以企及、难以扭转的现实状况，既然人们的行为是为了反抗这不可避免的荒诞命运，那么这些行为本身也是荒诞的。但是人类正是通过这种以荒诞战胜荒诞的行动，体现人生价值的。他的几部作品，如《人类处境》、《希望》、《征服者》都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为了反抗人类生存的荒诞性，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恢复人的尊严，小说中的主人公采取了积极的行动——革命和死亡。对他们来说，革命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他们力图通过参与“伟大行动”来消除生存的空虚。至于人物形象塑造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对马尔罗来说并不重要，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部写实小说，何况事件和人物只是反映他的思想的一种依托物。如《人类处境》中的陈，明知暗杀蒋介石的行动的成功希望微乎其微，但仍然“怀着狂喜的心情”，带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汽车。当然行动没有成功，他英勇地自杀了。还有坦然面对死亡的清，壮烈就义的卡托夫等。不管这些行动是盲目的还是理智的，它们都需要勇气去完成。他们不是消极地坐等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到来，而是以其英勇的行为，战胜人类的命运。他的另一部小说《征服者》中的加林也是一个为了摆脱他称之为“荒诞”的东西而参加革命的人。他试图通过行动造就自己的历史，走出生存的荒诞。笔者认为《希望》比前两部作品成功。小说中体现的不再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盲目行动，而是一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中的集体英雄主义。马尔罗在人民的力量中看到了荒诞的人类命运中的曙光：只要正义的人们团结起来，卓有成效地战斗，人类就可能战胜荒诞，就有希望。
圣－戴克絮佩里作为飞行员有着独特的经历和视野，他对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的体会较之平常人更为深刻。从高空俯瞰，大城市闪烁的灯光像一把沙尘，忙碌劳作的人们像一群群蚂蚁在蠕动，而居民聚集区则像散落在小溪边饮水的羊群。在苍茫的宇宙间，人类显得多么微不足道。然而这些渺小的人却向大自然发起了挑战，要开辟“夜航”，要征服大自然，这其中的英雄气概令人赞叹不已。当飞行员法比安告别新婚的妻子整装待发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变得高大起来，心中满怀豪情，像一个披上铠甲的“神”，要出发去“征服”世界。圣－戴克絮佩里认为，面对严酷的大自然，人类应该克服自身的弱点，特别是内心情感的弱点，承担起责任，视死如归，同大自然作斗争。他的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孤独——团结”（solitaire—solidaire）。无论是空邮中心站的站长利维埃，还是小王子，都认为人不能绝对孤立地生活，个人需要和他人相互依存。“我毫不希望以个人的力量摆脱自身的孤独；石头只能是石头，毫无希望变成其它东西，但是齐心合力，砌在一起，石头就会变成庙堂。”（注：圣－戴克絮佩里：《夜航》第14章，伽里玛出版社1979年版。）圣－戴克絮佩里表现的是一种富有建设意义的人道主义，积极乐观，勇敢坚定。
30年代至50年代初的阿拉贡还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从《现实世界》四部曲到《共产党员们》，他向读者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们怎样在不同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例如《巴塞尔的钟声》的主题是女性的生存处境。书中描写了三个女性的不同命运：迪安娜是一个破产的贵族家庭的女儿，她沉溺于寄生虫的生活，靠情人们的施舍过活；卡特琳娜虽然是一个命运的叛逆者，但她的反抗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无效的。直到最后，在工会活动积极分子维克多的帮助下，她才认识到只有劳动才能使妇女得到尊严。书中的第三位女性克拉拉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家，觉醒妇女的典型。她参加了革命斗争，成为一个完美的女性。《富贵区》1936年6月完稿，几个月后即获得雷诺多奖。 埃德蒙和阿芒两兄弟从外省一同来到巴黎，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埃德蒙想征服世界，热衷于个人享乐，终于成为道德堕落的统治阶级中的暴发户。阿芒则想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他虽然不是平民百姓的后代，最终却与工人的世界融为一体。他加入了革命党，是《现实世界》中的正面人物。小说无情地鞭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指出金钱是践踏人的尊严、窒息人的感情、扼杀人的命运的万恶之源。
二、悲观生存型
“英雄行为型”的人们认识到人类命运的荒诞、社会的黑暗和生存的困苦，但他们奋起反抗，用自己的行动挑战荒诞，战胜命运。反之，“悲观生存型”的人们尽管也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面和人类处境的恶劣，但却无力去抗争，他们悲观失望，徘徊迷茫，逃避责任，只会发出报复性的诅咒或抱怨。这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塞利纳的《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
小说的主人公巴尔达木是一个胆小怕死、厌恶战争的人。小说描写了荒诞恐怖的战争，胆小厌战的士兵，以及后方军官纸醉金迷的生活。虽然小说关于战争部分的内容是反战的，但主人公只是一味渲染血腥的战争场面和士兵的厌战情绪，而没有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各国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是他们为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行的争夺战；而人民不过是他们进行这种争夺战的工具，因而人民应该奋起反抗，团结起来反对和制止非正义的战争。所以说，与巴比塞的小说《火线》相比，同样是写战争，同样是反战，塞利纳的观点是悲观消极的，而巴比塞的认识却是积极进步的。
悲观消极的态度必然会导致消极被动的行为。在黑非洲，巴尔达木虽然目睹了殖民主义者对非洲人民的残酷掠夺和剥削，但他采取的是消极的躲避态度，试图躲进森林小屋，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他病得奄奄一息时，是当地黑人把他抬出森林，救了他一命，而他的白人同胞却把他当作奴隶卖掉了。在金钱至上的冷漠的美国，巴尔达木差点迷失了自己，他像一个幽灵在黑暗中游荡，是善良的妓女莫莉养活着他。但最后他却不负责任地抛弃了莫莉，只身一人返回故乡。作为医生的巴尔达木生活在巴黎效区的贫民区，每日与贫困、堕落为伍。他没有积极地行使医生的职责，医治心灵或肉体的创伤，而是消极观望，甚至受金钱的支使，与罗宾逊同流合污。
的确，塞利纳的小说谴责了虚伪的社会，谴责了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中的人，指出人与人之间并不相爱，他们都生活在一片冷酷无情的沙漠之中：空虚，荒谬，自私，虚伪。但基于他所持的悲观失望的态度，似乎人类不可救药，这个世界漆黑一团，毫无出路，他于是才会徘徊、迷茫，无法摆脱无边的黑暗和孤独忧郁的心境，在茫茫黑夜里漫游。
三、依皈宗教型
如果说塞利纳的世界是一片爱的荒漠，莫里亚克及其他宗教作品中的世界则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这个世界死气沉沉，令人窒息，上帝的“羔羊们”苦苦地挣扎在善与恶、灵与肉的永恒斗争中，这是天国与地狱、升华与堕落的斗争。
莫里亚克的《泰蕾丝·戴斯盖鲁》正是这类作品的佼佼者。主人公泰蕾丝生活在一个自私的家庭、自私的氛围、自私的社会里。这种自私在所谓理性的伪装下，像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她身上。她的丈夫粗俗暴躁，文化修养甚低；而她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思想感情丰富的女性，她向往在巴黎过自己独立自主的生活。她为了摆脱传统习俗的桎梏，争取自由，产生毒死丈夫的念头。这似乎与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相似，这些妇女们为了追求自由、幸福和爱情不顾一切，哪怕身败名裂也再所不惜。不同的是，包法利夫人追求情感的浪漫，梦想着被一个“绅士”劫走；而泰雷丝渴望的是精神的完美和自身的独立。另一个根本的区别是莫里亚克的一幕幕人间悲剧里充满了宗教思想，他把复杂的内心世界归结为两种趋求：一边是牢笼般令人窒息的世界，人们心里充满强烈的欲望、自私、冷漠、绝望、仇恨，直至犯罪、堕落；另一边则是一个宗教的、形而上学的世界，人们在苦苦挣扎的同时，内心里则保留着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人们像需要阳光和空气一样需要上帝的指引。当泰蕾丝为了女儿，最终放弃了爱情和财产，作出了完全的牺牲时，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她找到了基督，走完了颠沛的人生道路，得到了天国的安宁。
在乔治·贝尔纳诺的作品里，上帝有了自己的“使者”——神父。《在撒旦的阳光下》里的少女穆谢特小小年纪便已经厌恶了人类的胆小怕事和生命的虚无，她决心做一个叛逆者。而多尼森神父的使命则是带给她拯救的希望。“多尼森神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穆谢特野性的、绝望的喊叫在呼唤他，使他必不可少。”（注：Michel Raimond,《Le roman depuis la Révolution》,Armand Colin,p.215.）于是，罪孽和神圣、死一般的绝望和灵魂的拯救在贝尔纳诺的笔下结合了起来。反之，《欺骗》中的神父却是一个受撒旦的诱惑、丧失了信仰的人，是圣洁的姑娘尚塔尔拯救了他的灵魂。《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里的主人公——昂布里古的教士更接近世俗的人。年轻且瘦弱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由于常常受到嘲弄，他害怕自己不能胜任职责。于是他用先知先觉般的睿智目光，借助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他的思想，他的努力，他的失败，他的病痛，以及有钱人的虚伪、狡诈和乡民的贫困、无知。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生命传达了上帝对子民的感召。
纵观以上三种生存类型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处境问题小说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思考，社会问题的见证。小说反映了价值观的危机，揭露了人性的恶和虚伪，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和西方社会的自私自利，感叹了命运的荒诞和世事的艰难。当然面对这些黑暗和艰难，不同类型的人采取的行动也是迥异的：塞利纳仇恨的宣泄和无奈的悲哀区别于热情向上的圣－戴克絮佩里的人道主义；而马尔罗的英雄们战胜荒诞命运的行动也有别于莫里亚克、贝尔纳诺的主人公奔向上帝的灵魂的解脱。
尽管这类小说不再以取悦读者、供他们消遣为目的，但小说家们才华横溢的大手笔仍然使这些作品成为20世纪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马尔罗的文笔洗炼简洁，战争的硝烟跃然纸上；圣－戴克絮佩里的语言平实朴素，娓娓的叙说像冬日和煦的阳光；莫里亚克更是代表着法国文学的精萃，他的文字千锤百炼，十分优美，心理剖析深刻细腻，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他是当之无愧的；塞利纳独创的“谵语”式的口语和不规范的构词法与他时而忧郁绝望、时而愤怒讥讽的笔调相辅相成，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