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本《文子》的文本思想特征*
——以“帝道”为中心
裴健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帝道”是先秦两汉道家对理想政治状态的描述，简本《文子》的“帝道”特色，主要表现在文本特征、思想特征和文本思想特征的变迁三个方面。简本《文子》为平王与文子的对话体，是平王咨询文子，讨论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属于帝师类文献。简本《文子》的帝道思想包括“帝”“王”连用、体道、尚贤、尚功。从简本《文子》到今本《文子》，文本所体现的帝道特征减弱了，但思想上的帝道特征却有所加强。厘清简本《文子》帝道的文本与思想，对先秦两汉道家帝道思想、《文子》文本真伪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帝道；帝师；尚贤；治道
针对先秦社会的无序状态，诸子百家都试图从自身的理论出发，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要解决“礼坏乐崩”的现实困境，儒家认为需要恢复周代的礼乐规范，才能实现理想政治状态，他们称之为“王道”。法家则认为，儒家的做法无异于守株待兔，应该与时俱进，才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他们提出的理想政治模式被称为“霸道”。儒法王霸之争外，先秦两汉的道家也提出过类似的思想，我们称之为“帝道”。道家之所以提出帝道理念，可能与当时作者试图超越王霸之争，提出道家的政治策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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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先秦两汉道家帝道问题讨论越来越丰富，从不同层面谈论了黄老道家与帝道的关系，以及道家帝道的文本和思想特征。（1）这些研究对进一步研究帝道思想的形成背景、时代、内容及其特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研究多着眼于帝道的整体观念，对个案分析还远远不够。在道家文献中，多次出现“帝道”的表述，但各个文本对帝道内涵及特征的表述略有差异。《庄子》《鹖冠子》《黄帝四经》《管子》《商君书》《文子》等文本中存在很多帝道观念，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只有分析道家各个文本，才能理解道家帝道观念的形成背景、时代、内涵及其独特作用。简本《文子》作为先秦两汉道家的重要作品，在对话主体、文本、思想上，处处体现了帝道的特征。本文以简本《文子》为主要对象，从简本《文子》的问答主体、文本特征、思想倾向出发，讨论简本《文子》与帝道的关系，并探讨先秦两汉道家的帝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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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本《文子》“帝道”的文本特征
简本《文子》全为平王与文子的问答形式，具有模式化、固定化的文本特征。从问答的对象看，平王为贤明的帝王周平王，文子是教导平王如何治国理政的帝师。从问答的方式看，简本《文子》是一问一答的形式，文子与平王逐步问答，有一定的格式和套路。从简本《文子》的内容看，平王提出国家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文子从道的高度出发，讨论治国的策略，立论甚高。
（一）问答对象
据张丰乾统计，简本《文子》对话主体仅为平王与文子，存在80多处对话，没有发现其他对话者的痕迹。［1］28据向井哲夫统计，简本《文子》涉及的“文子曰”大概有 53 处，“平王曰”有 45 处。［2］平王与文子在简本《文子》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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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平王”其人。“平王”一词屡次出现于简本《文子》中，理解平王其人，对研究《文子》有莫大的帮助。简本《文子》并未明说“平王”具体指哪国国君，目前学界有周平王、楚平王、齐平公的说法。因为简本《文子》中的“平王”具有天王、天子、一人、王者、王等称号，这些都是天子的专称，因而，文子的对话者“平王”当为天子周平王，楚平王、齐平公无法担任这一角色。
简本《文子》中的周平王形象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简本《文子》刻画的平王形象，虽是理想帝王形象，也必须是历史上比较贤明的君主，不能与其历史形象完全相反、矛盾。相比较而言，周平王是比较贤明的君主，而楚平王、齐平公则相对比较平庸，不足以担任帝道代言人的角色。二是，周平王与文子相差二百多年，依托周平王塑造平王形象，既有一定的史实根据，同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使得平王形象的再塑造成为可能。如果“平王”的时代与文子同时，那么，人们心目中的平王形象与历史形象几无差别，重新塑造“平王”形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文子依托贤明的周平王的天子身份，而非当时的诸侯王进行问答，更加容易使人信服。
第二，与简本《文子》不同，今本《文子》多次指出帝、王与霸等级的差别。如“五帝贵德，三王用义，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文子·微明》），虽然仍然存在“帝”“王”连用的情况，但“帝”“王”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不同的等级序列，而非同一等级的关系。在这里，帝是最高的等级，王是低于帝的序列，霸是低于王的存在。为何这三者存在等级差别呢？今本《文子》指出，帝的行为特征是“贵德”。所谓贵德，不是有意要尊贵，而是通过“莫知其情”的无为方式，自然体现德，实现帝的统治。王的特征是“用义”，这里的义不同于儒家的仁义之义，而是决断之意。施行霸道是“迫于理”的结果，采取“任力”的方式。但这些仅仅是帝、王、霸具体的表现，它们的根本差别在哪呢？
最后，从文子与平王回答的内容、平王对文子谦恭的态度来看，文子也可以说是帝师级的人物。周平王作为身居高位的天子，却恭敬地向文子请教，既体现了平王的谦逊、贤明，也表明他尊重贤能的态度。平王与文子分别符合帝和帝师的身份，而且从问答方式看，简本《文子》中的平王与文子的问答显然符合帝师类文献的特征。（2）文子与平王的关系，是帝与师的关系，并不像后世以君主为主导的君臣关系，而是以贤臣为导师、君主为学生的师生关系。
（二）问答方式
文子与平王的问答形式为平王充当提问者的角色，文子则是帝师的角色，回答问题具有固定化、模式化特征。他们问答的方式为一问一答，问答的内容涉及治国理政和明君修养等重大问题，有时需多次问答才能结束。通过不断问答，平王的问题逐渐细化，文子的回答内容也循序渐进、逐渐深入。试举一例：“［平］王曰：‘吾闻古圣立天下以道，立天下……□何？’文子曰：‘执一无为’。平王曰：……文子曰：‘……地大器也，不可执，不可为，为者贩（败），执者失……是以圣王执一者，见小也；无为者……下正。’平王曰……”。（3）
在尚贤方面，今本《文子》引用“中黄子”之言，提出二十五种人的分类。《文子·微明》：“昔者，中黄子曰……故天地之间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五有众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这里二十五人的论述，固然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等级，指不同角色分类、等级制度，表示等级分明、分工明确的国家政治治理序列［14］；也可以从个人修养的角度考察，二十五种人指代的不是天生的差别，而是后天修养达到的不同境界。这样，今本《文子》不仅仅表现为政治层面上的君臣关系，也代表了个人心性修养层面达到的境界。今本 《文子》神人、真人、至人的表述，带有强烈的《庄子》色彩，不仅仅是指治国理政所要使用的人才，更多是指个人通过心性修养达到的境界。
（三）问答内容
简本《文子》的主要论题包括道、天道、道德仁义礼信圣智、政治治理、用兵等。平王与文子的对话内容大都与道相关，立意甚高。但简本《文子》中的道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与现实无关的，而是落实在政治实践中的治道。那么，本体之道是如何落实为政道的呢？简本《文子》以天道为媒介将道落实为具体的政道，经由道家之德吸收儒家的仁义礼，形成独特的“四经”说。简本《文子》尤其注重整合儒家思想，出现了仁义礼、教、信等极具儒家色彩的内容，这些内容同时也具有浓重的道家内涵。简本将“用”与“道德”“仁”“义”连用，出现“用道德”“用仁”“用义”这类词语（4），具体是指道德仁义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的运用。因此，简本《文子》将道家的道论进一步政治化了，落实为具体的政治操作、政治秩序的确立等现实问题，这与作为开国君主的周平王亟须治国的历史现实密切相关。
二、简本《文子》“帝道”的思想特征
□□，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行之，帝王之道也。……则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者，天住（往）也，天下不适不住（往），□□……矣。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得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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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王”连用
简本《文子》中“帝”出现4次，其中3次是“帝”“王”连用，另外 1 次是解释“帝”的含义。［5］简本不仅从正面指出商汤这样的“圣帝明王”，还举出了桀纣这样的反面示例，实际上是劝导平王修道、修德，使其如“圣帝明王”那样的人物创造光辉的功绩。虽然如此，简本并没有帝、王、霸分等的意识，突出的是道家之帝道而非儒家的王道。首先来看简本《文子》关于“帝”的描述。
在思想上，简本《文子》主要是针对君主而言，提出具体的治道思想，处处表现出帝道的思想痕迹，具体表现为“帝”“王”连用、体道、尚贤、尚功4个方面。
因此，从简本《文子》到今本《文子》，文本思想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文本上看，从简本的君臣问答到今本《文子》的师徒问答，使得言说内容进一步泛化。这一文本的变化，并不能证明今本《文子》是伪书，也不能说明今本的编辑者无法理解平王与文子的帝道类特征。从思想上看，今本《文子》仍然沿用简本以来对帝王的论述，但不同于简本的是，今本《文子》存在明确的帝、王、霸分等思想。除此之外，思想所体现的体道、尚贤、尚功三个角度，都经历了从君主个人到全天下修道者的转变，都将言说的内容进一步泛化。今本《文子》的视野，不再仅仅着眼于君主个人的修养以及国家治理的角度，而更多地开始以个人为中心，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体道。
“帝”“王”是否有等级的差别呢？朱弁认为：“适往一也，皆归德之辞，然适者，通谓性命之所安，往者，不得已就耳，取其会理，优劣乃殊。”［9］笔者认为，从“帝”“王”连用、互文解释的方面看，二者都是强调天下人归附，并无帝、王、霸的等级差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简本《文子》没有完整的帝道思想，而是提示我们简本《文子》的时代可能较早，属于早期帝道思想。
（二）体道
所谓帝王，是让天下百姓都能向天子 “适”“往”。然而，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人君不断“积德”的结果。简本《文子》在提出帝王概念之前，指出：“□□，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行之，帝王之道也。……则帝王之功成矣。”政治统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完全践行道。如果君主小施行它就得小福，大施行它就得大福；如果君主能够完全掌握大道，并全部施行于世的话，就能成就帝王之道。那么，简本《文子》是如何论述平王达到帝王之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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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本《文子》谈论本体之道较少，更多地是侧重政治之道，即道在政治方面的运用。如：“［天］子有道……公侯［有］道……士庶有［道］……强大有道……弱小有道……是以君臣之间有道……士庶间有道。”从平王与文子的问答来看，平王感兴趣的是如何成就帝王之业的治道。不仅平王，身处不同“分”“位”的政治主体，如天子、公侯、士庶等各个阶层都需得道，都要持守自身的道，这个道就是政治之道。然而，由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差距，各阶层不能超越自己的“分”“位”。唯有如此，各政治主体才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各司其职，获得最大的效用。今本《文子》将其概括为“道宜于人”。
在简本《文子》中，上位者、下位者，或天子、诸侯、士庶的地位不同，对国家政治统治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以天子为代表的在上位者对政治统治的影响无疑具有决定性。简本明确指出，天下治乱兴亡的关键在于一人，即在上位的天子。“王者盖匡邪民以为正，振乱世以为治，化淫败以为仆，□德……”根据今本，后文当为“天下安宁，要在一人”，突出了天子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平王的政治行为不仅仅关系个人，而且还关联着整个国家以及政治活动。这里暗含着，平王若想成就一番帝王之业，必须接受道家的理论指导，按照道家的标准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
（三）尚贤与尚功
其次，简本《文子》几乎没有法的内容，更不存在道法融合的迹象。简本《文子》主要体现为儒道融合，主要内容是从政治着手，讨论治道、德仁义礼“四经”、尚功等思想，将道家的理论进一步现实政治化了。由此看来，学者将帝道的核心概括为道法结合，可能并不全面，不足以概括帝道的全部内容。
除此之外，简本《文子》还指出尚功的功效。简本《文子》在论述帝道的过程中，强调君主通过“不争”“终不为大”的方式，不仅可以实现“长久”，还能达到与天地同功的境界。简文有“文子曰：臣闻传曰致功之道”“故功成名遂，与天地窅窅以致”“故王者以天地为功”“则帝王之功成矣”。平王的目标不仅在国家的长治久安，还在自身功名及帝王功业的实现。由此可见，相比《老子》，《文子》突出“功”“名”的作用，尤其强调事功的效果，即成就“帝王之功”。
三、简本《文子》“帝道”文本思想特征的变迁
从简本到今本《文子》，帝道特征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变化：
相关系数的计算必须要作显著性检验，因为是取的小样本数据，样本数据计算出来的相关系数能否推广到总体，即如果总体数据作相关性计算，结果是否还是一样的.此时只能用样本数据估计总体数据，估计就有犯错误的风险，于是用犯错误的概率来描述，这个过程就是显著性检验.
（一）文本特征的变迁
简本《文子》全为平王与文子的问答体，今本《文子》却只有16章内容为问答体，分别是《道原》篇第 5 章，《道德》篇第 1、3、5、7、9、11、13、15、20 章，《微明》 篇第 2、3 章，《上仁》篇第 3、5、12章，《上义》篇第6章。今本除《道原》第5章为“孔子问道，老子曰”、《道德》第20章为“平王问文子曰”外，其余问答体的章节均以“文子问老子曰”为主体。从简本与今本《文子》对应的内容看，除了今本《道德》第20章保留简本“平王问，文子曰”的问答外，简本作“平王问，文子曰”的部分，今本都变为“文子问，老子曰”的问答形式。
由于人为活动影响的水文序列与天然序列存在差异，因此可将两者作为两类水文序列。本研究基于流域水文模型，采用有序聚类分析方法，判定人为活动影响的水文序列与天然序列之间的突变点。运用有序聚类分析方法判定水文序列的显著突变点，其实质就是判定最优分割点。最优点分割的方法为：
关于简本《文子》到今本《文子》文本的变迁，李缙云指出至少有三点变化。“第一，使文字简练，以致口语化的地方都消失了。第二，把往复问答大为简化，使文字成为大段的论述体。第三，淡化原文作为治国之道的特点，使《道德篇》接近庄列，文子的身份似乎也变成隐逸了。”［10］笔者同意这种判断。与简本《文子》为君臣问答的口语模式相比，今本《文子》中“文子”提出问题后，其后大都变为“老子曰”的独语体，显得更加书面化、正式化、哲理化。简本与今本《文子》在问答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简本《文子》的问答体是逐步推进的，很多问题经过多次问答才能结束，而到今本《文子》则转变为“文子问……老子曰……”等简单、固定的一问一答，应该是故意为之，或是经过二次加工的结果。除此之外，今本《文子》的问答主体，从君臣问答变成师徒对话，不再体现为谦卑的君主向贤明臣下的问答，弱化了帝道的文本特征。
为何今本《文子》不再是平王与文子的君臣问答，而更多的是“老子曰”的独语体呢？白奚提出：“这种士人争当王者师友的情况在 《文子》中已不复存在了，而是代之以一种虚化的、抽象化的论说方式，君臣合作模式的问题被回避掉了。同样是在讲‘帝者’、‘王者’和‘霸者’的区别，《文子》已不再讨论他们是与师处、与友处还是与臣处、与徒处、与役处等，而是从‘道’、‘太一’、‘天地’、‘气’、‘阴阳’等抽象层面来论说。这种情况恐怕不是偶然出现的，背后应有时代的变化在起作用。战国晚期，特别是到了大一统专制王朝出现的前夜，随着君主高度集权的趋势，士人地位渐趋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子》论说方式的改变，反映的正是这样的时代变化。”［11］
针对简本《文子》与今本《文子》文本特征的不同，以往研究者主要从二者的文体、内容、篇章结构等的不同出发，认为简本《文子》优于今本《文子》，由此得出结论，今本《文子》是在简本《文子》的基础上，杂糅《淮南子》的内容而成。［1］59-122［12］23-98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不同很可能是早期文本从形成到定本过程中的特点。简本《文子》已经存在将问答体模式化的倾向，今本《文子》则将问答体更进一步模式化、固定化，而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论语》文本的演化过程中。（7）《文子》文本当是动态流动的结果，因此，断定今本《文子》为伪书的观点难以成立。简本《文子》是文本形成的早期形态，今本《文子》则是文本定型后的结果，文本的改变也不足以证明帝道思想消失了。
（二）思想特征的变迁
与简本相比，今本《文子》对帝的论述更加翔实，主要包括：“帝”“王”连用，帝、王、霸三者是否存在等级序列，体道、尚功、尚贤的发展。
第一，今本《文子》同样有“帝”“王”连用的情况。如：“夫法刻刑诛者，非帝王之业也。”（《文子·道原》）这里的帝王，含义同简本《文子》一样，是对古代君王的泛称，不存在帝、王、霸的区分。今本《文子》还出现了如三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贤明的帝王，并提出了帝王理想的政治模式。（8）有时，今本《文子》并没有直接指出历史上具体的帝王，而是模糊化为 “古之……”“上古……”以寄托理想政治诉求。
当前，我国很多电厂企业人员众多且工作分配模糊，导致企业人力成本过高，各个部门虽然员工较多，但是工作效率却难以提升，存在因人设岗的情况。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引进高技能以及高素质人才，进一步加剧了人力成本的提升，成为了电厂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阻碍。
其次，再来看文子其人。文子的踪迹并不清晰，学界有文子为计然、文种、田文等七种说法。［3］班固指出 “文子为老子弟子”，这一说法未必真实，但《文子》与《老子》存在密切的关联。简本《文子》的内容在用词、语句、段落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老子》的痕迹，继承、发展了《老子》学说，为老学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4］，简本《文子》受《老子》的影响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子是受《老子》影响极深的深明天道、洞察政治的道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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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下德》指出：“老子曰：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体太一者，……法阴阳者……则四时者……用六律者……帝者体阴阳即寝，王者法四时即削，霸者用六律即辱，君者失准绳即废。故小而行大即穷塞而不亲，大而行小即狭隘而不容。”帝是能够体察太一即道的圣王，他们只需无为，无须发施号令，日月、阴阳、四时都能合于自身的规律，万物都能自然地运作，全是符合道、德的存在方式。王、霸、君逐次递减，是次于帝的概念。如果帝王身处高位不能够体察太一，而是法则阴阳、四时或六律，就会导致“狭隘而不容”的严重后果。因此，今本《文子》依然有浓厚的帝道思想，但不再是具体的、当下的治道，而成为一种宏大的叙事和高远的情怀，或者说是对儒墨法等各家的兼容并包。
第三，与简本《文子》相比，今本《文子》在体道、尚贤、尚功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帝道的思想特征。在体道方面，简本《文子》对道的论述主要是政治之道，就君王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功能、作用而言，因而描述本体之道的内容较少。今本《文子》有《道原》一篇，如“夫道者，高不可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禀受无形……卷之不盈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柔而能刚，含阴吐阳”，专门论述道的神妙作用，突出了本体之道的内容。同时，今本《文子》中政治之道、个人体道的内容也进一步延伸。
简本《文子》对心性的论述极少，很少有通过个人心性修养而体道的内容。（9）今本《文子》则多次出现心性概念，详细论述了修养者体道的方式。《文子·道原》：“夫人从欲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国则乱，以治身则秽……水之性欲清，沙石秽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遗物反己。”今本《文子》对修道的论述，突出表现在性、欲之辨上。人性本身应当是清静无为的，不混有私欲的存在，当遇到外物诱惑时，便会随物而动，为嗜欲所侵扰，造成身亡国乱的惨状。人们必须“遗物反己”、复归本性，才能正确处理好性、欲关系，更加合理地治身治国。［13］
平王的问题相当简明扼要，而且问答模式有一定的套路，应该是故意为之，或是经过创作者的精心编排和处理。叶波指出：“定州《文子》……通篇只有 ‘平王曰’、‘文子曰’这样单调的陈述……平王这一角色特别受到限制……他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问题都是以下列四种标准形式提出：请问……？;何谓……?;……何如？……奈何？”在此基础上，叶波认为简本《文子》类似一部词典或百科全书，显示出古本《文子》与汉以前的学术团体有着共同的观点。［5］笔者认为，简本《文子》与帝师类文献的特征完全相符，具体表现为“大多有固定的格式和套路，即一问一答。例如帝王多用‘可得闻乎’，‘为之奈何？’之类谦逊的方式提问，然后用‘呜呼，若是’、‘受命矣’之类谦恭的方式作结”［6］。
功名在《老子》中是被否定的对象，简本《文子》则肯定功名，提倡“尚功”，以君主为核心，强调君主如何成就 “天地之功”“帝王之功”。今本《文子》同样肯定“功名”，《文子·道原》：“有功即有名，无功即无名。”名即名声、名誉。今本《文子》还有“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复归于道”，认为功、名是复归于道的重要一环，并提出了“德—功—名—道”的架构。这样的论述固然包含君主建立千秋功业的意味，也表示个人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何谓“帝”、“王”？ 简本《文子》指出，“帝王”是天下人的归往和朝向的地方，与人民息息相关，涉及民心所向的重大问题。（6）丁原植指出：“‘适’是从‘施及之处’来说，而‘往’是从‘发动之处’来说。因此，‘帝王’的观念一方面说明它是‘天下’的归止，另一方面也表明它是‘天下’的归往。这种归止的安憩与归往的顺服，具体地实现了‘道之宜人’的终极效用。”［7］李德山翻译为：“所以为帝者，就是天下的归往，为王者，就是天下的朝向，天下之人不归往、不朝向，就不能称作是帝王。所以帝王不得人就不能成功，得人却失去了道其位亦不可长久。 ”［8］118
简本《文子》的这一倾向，与当时黄老道家思潮密切相关，即“为了因应君主专制以及富国强兵的现实要求，把《老子》从哲学之‘道’转变成治国之术，动机、目的与手段的成分被大大强化有很大关系”［15］。 同时，简本《文子》无心性修养的内容，而在今本《文子》中，个人心性、养生等内容大大增加。这与战国中期以来的言心、言性思潮密切相关，也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君主集权、士人地位的下降有关，也可能与黄老道家思想的重心由治国理政到个人心性修养的转变以及老庄思想的抬升有很大关系。
四、结 论
简本《文子》的文本、思想，已经具有体道、尚贤、尚功等较为清晰的帝道思想内涵。以往研究主要将帝道的核心归纳为两点，其一是帝、王、霸的等级序列，其二是道法融合的结构。（10）然而，从简本《文子》帝道的特征看，这样的概括可能并不全面，不足以概括简本《文子》帝道的核心内容。
首先，从简本《文子》的帝道特征看，简本《文子》并未清晰地区分帝道、王道、霸道，尚未将帝道与王道、霸道对立起来，但是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帝道文本思想特征。因此，帝、王、霸的区分或许不是作为帝道概念界定的充分条件。只要是从道的高度，为具有天下意识的君主提出较为完整、系统的理想政治模式，就可以称为“帝道”。
简本《文子》提倡尚贤、尚功，是对君主而言的，君主要尊重贤能，时刻保持谦虚，不要自作聪明。 “大者，损有（又）损之；持高者，下有（又）下之。”这不同于《老子》减损自己的知识、欲望的修养功夫，而是统治者能时刻谦虚谨慎，不过分彰显自己的强大、张扬自己的武力。同时，君主要虚怀若谷，尊重贤能，对待贤者要取“下又下之”的态度。这样的分析可以补充平王谦卑态度的论述。
简本《文子》未区分帝道、王道，而今本《文子》清晰地区分帝道、王道、霸道，帝道色彩更加清晰。但如前所言，从文本特征看，今本《文子》帝道色彩反而减弱。这些现象非常有趣，值得深入研究。总之，通过简本、今本《文子》中帝道的文本及思想的比照，可以扩大帝道类文献的研究，也可以拓宽帝道思想研究的内涵。
注释：
（1）具体成果包括杨兆贵的《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曹胜高的《帝道的学理建构与学说形成》、郑开的《黄老的帝道：王霸之外的新思维》、叶树勋的《帝道理念的兴起及其思想特征》、曹峰的《道家“帝师”类文献初探》等。
（2）平王与文子之间表面上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是导师与学生间的关系，这也可从其他道家文献看出。参见曹峰：《哲学论集·帝师类文献初探》，台湾新北市：辅仁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期。
（3）本文对简本《文子》的引用，参考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文物》，1995年第12期。 后文不再一一出注；今本《文子》的内容，参考李定生，徐慧君：《文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4）简本《文子》“用道德”“用仁”“用义”的内容如下：“之。文子曰：用道德。平王曰：【2201】”“亦用德，用德则不【0723】”“平王曰“用仁何如？文子曰：君子【0917】”“是谓用仁【0920】” “耶。 平王曰：用义何如？文子曰：君子□ 【0869】”“□□是胃用义【2436】”。
（5）与今本《文子》相比，简本《文子》多“……则帝王之功成矣”，“尽行之。帝王之道也”。笔者认为，简本的内容可能更加合理。理由是，“尽行之，帝王之道也”与“帝王之功成矣”相对应，同时与后文对“帝”“王”两词的解释构成呼应。
（6）从对应的内容看，简本的“帝”“王”概念，略多于对应的今本《文子·道德》。考虑到“帝王”在《庄子》《管子》《吕氏春秋》等文献已经多次出现，“帝王”的解释很可能渊源已久，是当时共同的话语资源。简本《文子》和《吕氏春秋》只是借用，可能不存在谁先谁后、谁抄袭谁的问题。
（7）徐建委指出，《论语》的形成也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这可从“孔子曰”语录中看出。《论语》《孟子》《吕氏春秋》的种种差异，徐建委认为恰恰“显示了早期《论语》材料的特点”。参看：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9页。
第二，建立健全奖罚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建立这些制度时，国资委应加强对离任审计、利益考核、薪酬制度和职务消费等各项内控指标的考核与控制，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遏制企业高管人员的不良行为，而且还可以通过激励提高领导人积极主动完成各项内控管理条例的效率。
（8）如《文子·精诚》：“昔黄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明上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市不预贾，故于此时，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丰昌，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虙牺氏之王天下，枕方寝绳，杀秋约冬，负方州，抱员天，阴阳所拥沈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东，视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泛然，不知所本，罔养不知所如往，当此之时，禽兽虫蛇无不怀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黄帝要缪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扬其名，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2]被害人陈述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陈述，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陈述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方陈述。从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就可以得知被害人陈述属于言词证据，属于广义上的人证，而且是能够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然而人证具有其固有的主观倾向性，必然具有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引入证伪思维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
（9）类似的内容只有一处，“修德非一听，故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学在肌月（肉）；以□听者，……不深者知不远，而不能尽其功，不能……”这是针对人君的修养功夫，目的是实现帝王功业。
人工智能取代劳动者导致大规模失业，这是人工智能在劳动领域里引发的最大忧虑，有关人工智能影响的论述无不提及这一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带来就业结构的改变。机器取代人，这是人工智能进化发展的宿命，抑或只是理论上的臆想？对可能造成的劳动者失业劳动法上应如何应对？
（10）例如，郑开指出：“‘王道’之根本在于‘德礼’，‘帝道’则在‘道法’……我的看法是，黄老学想要论证的或者致力于推陈出新的一个东西就是 ‘帝道’。围绕着确立‘帝道’这样一个目标，黄老学者展开了其思想研究和理论论证。我们也因此认为，他们希望通过重构哲学思想世界里酝酿已久的刑名、刑德、无为等概念及其理论，重建早已崩坏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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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9XNH128）
作者简介： 裴健智（1990—），山西平遥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道家文本、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62X（2019）04-0100-007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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