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兰亭的其他山脉之石--北美和欧洲“兰亭序”研究及其启示_王羲之论文

他山之石筑兰亭——北美、欧洲的《兰亭序》研究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亭论文,北美论文,他山之石论文,欧洲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术史论界国际交流的频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三联书店出版的“开放的美术史丛书”等系列丛书陆续引进了一些国外重要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著作，中国内地的美术史界也开始熟悉这些海外中国美术史学者及其著作。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逐渐为学界内外所重视，海外中国书法史研究也正在悄然成为书法研究中的显学。对海外汉学中的书法研究进行综述并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有许多身在其中的华裔学者已经很好地做过这方面的梳理工作①。本文拟从“《兰亭序》研究”这一专题入手，概述北美和欧洲的书法研究者在相关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并初步比较他们与中国本土书法学界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传统，从而进一步了解海外中国书法研究的总体范式与方法论特色。

      一、北美汉学中的《兰亭序》研究

      北美(主要指美国、加拿大)是海外中国书法收藏与研究的重镇，然而，从北美已出版的有限的书法研究专著和已提交的博士论文情况看，他们大多注重北宋以后的中国书法史，研究隋唐以前的书法的力量较为薄弱。而在北美学者对于早期中国书法史的关注中，早期文字和出土文献研究又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他们对于《兰亭序》和“二王”的研究从数量到质量都有局限。从笔者的检索情况看，北美的中国书法研究领域至今尚未出现以“兰亭序”为主题的研究专著或博士论文。在白谦慎、华人德于2000年合编的《兰亭论集》中，仅收入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韩文彬(Robert E.Harrist，Jr.)和白谦慎两篇北美学者关于《兰亭序》书法本身的文章，以及莱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钱南秀一篇文学史论文；十余年后，201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召开的“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只有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宋后楣一篇“外部研究”的论文。即便如此，韩文彬、白谦慎、宋后楣，乃至对中国书法素有研究的华裔学者方闻、傅申等人也都并非晋代书法史的研究专家。可以说，与日本学术界蔚成风气的《兰亭序》研究相比，北美这方面的研究力量显得非常薄弱。

      北美中国书法研究之重北宋以降，与北美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基本格局不无联系。众所周知，由于从业者的数量极其弱小，北美的书法研究从属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范畴。而中国美术史研究在国内素有所谓“分期”者，即从事前期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专家往往以器物、考古、墓葬等为中心，而从事后期研究的学者则往往主攻文人卷轴画。这种情形在北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中更为明显。除了一些早期从事资料性质研究的汉学家，如罗樾(Max Loehr)或欧洲的喜龙仁(Osvald Siren)等尚且能够打通“分期”进行一种通史性的把握外，北美新一代的汉学家(除巫鸿等个别华裔学者外)则基本上以某一领域的“专家”式学术训练为主，如杰西卡·罗森、杨晓能等主攻考古和青铜器研究，班宗华、高居翰、乔迅(Jonathan Hay)等主攻绘画史，不一而足。再者，从对于卷轴画的研究转向对于同时期书法的研究，也要远比跨越时代和领域研究王羲之相对容易得多。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恰如高居翰坦陈的那样：“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对于书法有鉴赏能力，我们只是从门外来仰慕它。所以，如果我们知趣的话，就不会去区别它们的优劣以及对真伪做出肯定的判断。”②高居翰用基于西方绘画所得的观赏经验来分析中国画的所谓“风格学”研究方法已经有众多追随者，但这种方法仍然不能自然地应用于书法研究，更遑论书法研究在西方学界形成规模了。或许，这也正是高居翰在他研究晚明绘画的巨著《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讨论董其昌，却只字未提其书法；或是乔迅在其研究石涛的专著《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中对石涛的书法只是“一带而过”的原因；而即便华裔学者李铸晋，在对于赵孟頫这位画名为书名所掩的元代大家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中，也对赵孟頫的书法束之高阁，未置一词，而专究其画艺。这其中有多少出于对西方读者接受能力的考量不得而知，但书法研究在北美之寂寞，由此也可见一斑。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北美学界在《兰亭序》的研究领域是完全空白，更不能得出北美在《兰亭序》研究方面对学界没有任何启发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尽管北美学者没有撰写出有关《兰亭序》研究的专著，但却在很多书法研究著作中提及《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性，充分注意到了后世书家对《兰亭序》的接受。从细微之处入手、对“通史”写作不屑一顾、避免“标题党”等学术主张，正是北美学界与国内学术研究的一些不同之处。可以说，《兰亭序》的意义体现在北美学者的中国书法史观之中，《兰亭序》研究也以一种隐性的方式为北美中国书法研究所触及。限于篇幅，笔者仅以美国为例，从两位美国学者的专著，即石慢(Peter Charles Sturman)的《米芾：中国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③和倪雅梅(Amy McNair)的《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④，来列举北美中国学视野中的《兰亭序》研究之特色。

      在石慢对于米芾的研究中，“二王”和“兰亭序”始终是关键词。石慢显然充分注意到号称“宝晋斋”的米芾与“二王”和“兰亭序”的紧密关系。众所周知，米芾收藏了很多“二王”法书，一些临本几可乱真。但由于生在宋代，他无法一睹《兰亭序》的真容。不过，《兰亭序》还是通过褚遂良这个中介，从而与米芾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现存托名褚遂良的《兰亭序》至少有三本，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纸本，传为褚摹本；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黄绢本，传为褚临本，亦称“岭字从山本”；另有一绢本藏于湖南省博物馆。以前两种流传更广的“褚系”《兰亭序》为例，虽对帖中字迹是否出于褚遂良诸多专家莫衷一是，但从两种版本的褚氏《兰亭序》卷后皆附有米芾题跋这一点看，米芾对褚遂良系统的《兰亭序》有过一种特殊的关注，甚至翁方纲怀疑前者即为米芾假托褚遂良所为。而在早于石慢著作约二十年，德国学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也曾就此问题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黄绢本的米芾题跋为南宋时作伪⑤。而作为一册系统研究米芾书法的专著，《米芾：中国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对于《兰亭序》予以关切并展开论述，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虽非华裔学者，石慢也肯定地看出了附着在传世各本《兰亭序》身上的唐人色彩。在第一章《“尚意”与北宋书法》中，石慢在论述“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这种清代以来书法史上的成见之时(石慢将其追溯至董其昌)，从风格上论及《兰亭序》对于宋人的影响，指出与其说《兰亭序》反映了王羲之所处的时代，不如说反映的是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临摹者所在的唐代对王羲之的理解：“各种版本的《兰亭序》提供给了11世纪一个含意丰富的模型，通过这些摹本，更好地反映出唐代对于王羲之风格的理解，而不是王羲之这位四世纪的大师本身。”⑥不得不说，与许多不能理解中国书法甚至不能精通中文的汉学家相比，石慢对作品本身具有较好的领悟和艺术感觉。

      在第二章《鉴赏家的风格》中，石慢则将米芾的《苕溪诗》和《兰亭序》从文学修辞上进行类比，这种研究也是以往书法史上很少见到的。只是毕竟由于书法识读能力欠佳，石慢把“载与谢公游”一句的“载”错误地辨识为“戴”，因而误译为“戴与谢公游”，从而把此句误释为“戴逵”和“谢安”，由此在米芾和晋人之间建立了关联。石慢接着指出：“沉浸在晋人书法中的米芾，以一种奇异的灵感使过去与现在联合在了一起。”在谈到“团金橘满洲”一句时，石慢又将其与王羲之的《奉橘帖》进行联系：“第六句中那些充满小岛的橘子，显然不是太湖边的秋色，而是指向王羲之的一件手札—在那件手札中，提到了他以三百枚橘子作为礼物馈赠。”⑦

      在接下来对《蜀素帖》的分析中，石慢进一步强调了米芾所受的晋人影响是直接来自于“兰亭”之雅集，在《重九会郡楼》中，米芾甚至还直接提到了《兰亭序》中那句有名的“群贤毕至”。在形式分析上，石慢以《苕溪诗》中有涂改现象的“友”字与《兰亭序》中最末处之由“作”改成的“文”字相对照，作为米芾刻意模仿《兰亭序》的例证。最后石慢指出：“在这里，米芾熟练地融入《兰亭序》的典故，是非常自然的，正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以感叹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脆弱为主题。”⑧在此基础上，石慢大胆地宣告“一个书法史上的新阶段，一个宋代的王羲之即将到来”⑨。尽管上述分析中不乏明显的论据错误或武断的联系，但笔者以为这仍然体现出作者的迁想妙得和大胆假设。这种联想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发达不无关联，但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特别是书法史研究中却是很难见到的。

      而对宋代信札法帖书法研究饶有心得的倪雅梅，在其对颜真卿的研究中也多处提到了“二王”书风特别是王羲之和《兰亭序》对唐宋之际书法的影响。倪雅梅研究颜真卿的著作以“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为副标题，显然也不是将视角对准颜真卿的作品风格与形式分析，而是通过先入为主的理论和概念，在书法与外部的社会接受乃至政治问题之间建立联系。与石慢注重作品本身的风格分析不同，倪雅梅的研究则先在假设了书法家地位的确立是受到后世文人政治集团的影响的“他律”行为。她首先提出，在中国通常不用“优雅”(graceful)或者“美”(beautiful)来形容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正直”(upright)或者“正确”(correct)。“可是，如果颜真卿的书法并不美，为什么他还可以在书法史上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正是我在本书中要去回答的问题。简单地说，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被宋代的文人集团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个集团包含了当时许多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精英人士。”⑩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倪雅梅开宗明义地解释“什么是书法风格的政治学”以及“书法如何能被用来进行政治表达”(11)。作者试图说明，是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宋代文人集团“制造”了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惜以贬低王羲之作品为代价。且不说倪雅梅的论点是否新颖，她对颜真卿书法艺术成就的判断实在是有失公允，显示出西方学者面对中国书法时“隔”的一面；而尤其令本文关注的是，她在叙述颜真卿是通过“巢倾卵覆”之悲情和“正直”才赢得书法史声望的同时，不忘把王羲之特别是《兰亭序》描述为“美”的代表——事实上也正是她所理解的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对立面，而有意忽视了另外一些宋人对于“王羲之”形象的建构过程。

      当然这种从“假设”开始的研究方法如果预设合理、应用得当，自然也有积极的一面，事实上这也是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经常能见到的方法。例如，韩文彬在对《兰亭序》与复制品的研究文章中，就提出“复制品”这个概念，将视角对准《兰亭序》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从而与西方艺术史上的某些现象(如音乐拷贝、电影胶片、雕塑翻模、通俗小说生产等)进行对比。他说：“最丰富成果的比较不应该仅限于艺术品本身，而应该着眼于艺术品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要揭示隐藏于艺术品构思与创作背后的规律性。……稍微不同的是，我要审视与讨论的所谓‘过程’并不是创作一件艺术品的过程，而是复制艺术品的过程。”(12)他还挑战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本雅明提出的作品中不可复制的“光环”(aura，或译为“光晕”)这个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复制而赋予作品新的内涵，是不同于原始创作本身的更强烈的“光环”。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的考证或鉴定文章，而是对艺术理论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这种“概念化”的研究倾向，已经成为在北美接受学术训练的中国书法史研究者的一种内在的问题意识(13)。如苏州大学版《兰亭论集》中所收录的女学者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的论文(14)，该文将对董其昌馈赠《兰亭序》行为的考察与性别研究结合在一起。作者从“董其昌对有魅力的女性一向敏感多情，但却从没有像这次这么殷勤”这一现象出发，进而完成对一个《兰亭序》写本的鉴别研究——尽管这一现象与书法作品本身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曾经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香港学者莫家良也在宋代推崇“二王”的书法史现象和政治学之间做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过度阐释”：“宋高宗由米芾转以二王为宗，在书统上可说是正统的继承，从政治的角度看则带有法统延续的象征意义。”(15)因此，尽管北美中国书法研究特别是关于《兰亭序》的研究数量极少，而且也多有由于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差异(如石慢对于米芾行书的错误释读，倪雅梅对于颜真卿书法艺术价值的草率判断等)，但其迥异于传统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仍然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发和思考。

      二、欧洲汉学中的《兰亭序》研究

      与北美的情形相类，当代欧洲中国学中的书法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学、美术史领域，而是有广泛与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其他学科相交叉的状况，如鲁惟一(Michael Loewe)对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简帛的整理和文献研究等，其中自然也涉及一部分书法研究。从根源上说，这种研究并非专门的书法研究，而是隶属于一般的人文学科，但书法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局面的形成，既得益于欧洲对于中国古代书法史料(如敦煌写本、西域文书等)的丰富收藏，也与前辈汉学家在解读、释读这些文本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基础性工作不无联系。

      另外，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也有一些欧洲学者，写出了类似北美中国美术史界体例和问题意识的个案研究专著，其中不乏在北美接受学术训练者。如方闻的弟子、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教于伦敦大学的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著有《赵孟頫：忽必烈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一书(16)。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在中国书法与西方绘画性质的比较之间建立了桥梁，如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

Billeter)所著的《中国的书法艺术》，把书法与书写行为和身体联系在一起，提出书法和现代艺术、书法理论和当代哲学之间相关性的新问题(17)。瑞典女学者劳悟达(Uta Lauer)作为元代书法史研究专家，在2011年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提交了一篇关于《远宦帖》在塑造王羲之“书圣”形象过程中的作用的论文(18)。只是以上这些著述，虽然属于专门的美术史或书法研究，但并未涉及本文所论述的《兰亭序》研究的主题。

      比较来看，在欧洲的中国书法研究领域，已故华裔学者熊秉明(1922-2002)由于与中国书法界的密切关系而最为国人所熟知。但国内书法理论界对于熊秉明的引用，更多是他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的言论以及早年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这本小册子，而对其在《兰亭序》研究方面所做的积累则很少提及。2000年，华人德、白谦慎在编辑《兰亭论集》这本文集时，遍寻海内外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兰亭论辩”之后所发表的重要成果，但或许由于熊秉明的“疑古”立场与该书编辑主旨不同，他1980年发表在《书谱》第33期上的《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一个假定》(以下简称“《假定》”)这篇重要文章并没有收录其中。其实，熊秉明是在欧美汉学领域更多把视角对准米芾以后的书家之时，少有的几位对王羲之特别是《兰亭序》问题进行过专门思考的汉学家之一。除了《假定》一文外，他还撰写了《智永千字文和冯摹兰亭》、《谈兰亭序》等系列文章或访谈(19)。熊秉明的基本观点是，唐太宗时期所见到的《兰亭序》并不是原作，而是智永的临本，是王羲之风格与智永风格的一个结合体，其中与王羲之其他传本墨迹大不相类的“媚态”正来自于智永，而冯承素忠实地复制了这个智永临本的面貌。但是，智永临写兰亭的初衷，并不是意在“作伪”，而只是一种纯粹的临摹，至于后人误将这个临本当作真迹，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结果。

      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这本书中，熊秉明已经把王羲之和《兰亭序》放在“纯造型的美”一节之中加以讨论，并说“我们在书法理论的流派上，把王羲之作为技术派的代表人物”。熊秉明之所以没有像美学家那样赋予晋人书法以至高无上的“神品”地位，而仅仅从造型角度给王羲之一个“技术派”的定义，固然与这本小册子意在用西方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书法有关，更与熊秉明接受西方现代造型艺术训练所获得的艺术感觉不可分离。众所周知，在60年代的“兰亭论辩”中，郭沫若首先向传世《兰亭序》发难，提出“神龙本《兰亭》作者为智永”的论断，但对智永为何要“作伪”，以及《兰亭序》与文献所载《临河叙》不同之处等问题的解释语焉未详。此后，由于人们对郭沫若从政治立场上“以势压人”的不满，以及出于对高二适的同情，已经很少有人注意或者敢于提到郭沫若这个“大胆假设”的合理之处。而郭沫若在研究中将“神龙本”与“王、谢墓志”和《智永真书千字文》对比中所体现出的重图像、重风格的方法，也与一般文献研究方法格格不入，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和良好的艺术素养。在这方面，可以说在法国接受现代视觉艺术训练、本人又是书法家的熊秉明，其思路正是对郭沫若研究的一种合理发展。

      图像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书法技法、风格等“内部问题”的比照，对文献研究所不能触及的一些方面进行大胆假设。但是，由于图像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因而对于很多问题并不能像文献研究一样“坐实”，因而长期以来这种研究方法既不能为一般文史学者所掌握和应用，又不为他们所认可和看重。这或许是熊秉明的学术研究不为海外中国美术史、书法史研究所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对于艺术学研究来说，这种方法又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在文献之外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应该在当代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得到充分发展。如同邱振中所指出的：“《兰亭序》是一件书法作品，对它的图像分析毕竟非常重要。但是，历史上，在所有的讨论中，对图像的分析却显得不够深入，不够严谨。”“可以从图形分析入手，深入书法史上一些从未解决，或者甚至是从未提出的问题，重新确立我们对书法史的认识。”(20)

      当然，熊秉明也意识到这种方法有可能带有主观的先入之见，他说：“这假定在未得到充分有力的证明之前，可说是一成见。而一成见往往使我们的目力发生很大的误差。……我在作这些比较表的时候，对于字形特点的确定，字的选取，当然很可能为一成见所蔽，其结果证明了一个谬误的假定。”(21)毕竟“审美”既有某些恒定的客观标准，也不免掺杂个人的偏好。因此，在《谈兰亭序》这篇访谈的最后，熊秉明也审慎地提出了对于光学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介入书法研究的期待，只是限于时代和视野，他对于这种研究现有以及可能达到的进展也未免有些高估罢了。

      雷德侯则是在欧洲和北美都有较高影响力的一位中国艺术史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即撰写出德语的博士论文《清代的篆书》，在当时能用西语撰写中国书法研究专论的非华裔学者并不多见。但与这篇迄今为止只有德语版、作者本人也未予以更多重视的博士论文相比，雷德侯1977年出版的著作《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则奠定了他在欧美甚至日本学术界书法史研究专家的地位。这部著作是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的博士后论文，同时也是他在德国大学申请教职的教授论文。但是，这部著作并没有完全受到北美学术界的影响，而是加入了自己在方法论上的新见，同时吸收了当时最新出土的文献、实物资料以及欧美汉学家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说这部著作的诞生对于西方的中国书法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为过。

      从表面上看，雷德侯与石慢的著作都是把研究焦点对准米芾这位11世纪后期的书法家，但与石慢那本《米芾：中国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把着眼点放在米芾本身相比，雷德侯这部比石著诞生早二十年的著作，似乎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雷德侯来说，米芾只是一个手段，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一个“望远镜”或“滤镜”(filter)，作者的目的是通过米芾来重新回望晋代这个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形成的时代。在本书出版之前的1972年，雷德侯曾用中文在台湾发表过一篇关于米芾与王献之关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这样定位自己的研究方法：

      我们不知道王献之作品的真实情形，我们也没有方法可以清楚地知道米芾对王献之的观念，是从什么资料中形成的。再用开始的例子来说：如果我们不用望远镜，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如果我们拿米芾当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王献之，但是这个王献之不是真的，不是本来面目的王献之，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一个否定的结论。(22)

      这样看来，雷德侯对米芾书法本身的解析并不是目的，“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才是作者立意的核心。他是通过米芾这个可以提供很多信息和资料的中介，来回望一个对我们来说已经遥远、不借助某种中介无法触及的古老传统。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晋代书法的基本信息、米芾在实践中对于晋人的临摹，以及他在理论上对于晋人的评价和记载等。作者意在揭示米芾在晋代书法经典流传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他对于晋代书法的评价，以及这种评价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后人对于晋代书法的看法。因此，与其说是研究米芾，不如说作者关心的是晋代书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兰亭序》自然也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也使得该著在《兰亭序》研究的学术史序列中占据了极其关键的一席之地。

      除了《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这部专著之外，雷德侯还在很多文章中专门提到《兰亭序》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如在1986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书法：其审美维度与社会功能》中指出：“尽管《兰亭序》本身不是诗，但它是一部诗集的序言。这样，书法第一次和诗歌这一艺术门类联系在了一起。而稍早于4世纪，诗歌已经成为一种受过教育的士大夫阶层渴望掌握的艺术门类……并且，在《兰亭》的故事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件书法作品是在园林中的一次文学雅集上完成的。鉴于园林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扮演了社会精英阶层雅集的重要角色，这就意味着《兰亭》在艺术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稍后形成的这个艺术系统包括了诗歌、书法和绘画，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园林里完成的。”(23)这些结论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相对于雷德侯对于《兰亭序》的看法和具体结论，笔者更看重的是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尽管在写作《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时雷德侯已经与美国、日本书法研究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与单一仰仗风格学的北美中国美术史界和易局限于考证细枝末节的日本中国书法研究相比，雷德侯的研究更体现为一种综合的方法，即所谓中国书法的“复合性风格结构”(complexity of the stylistic structure)研究(24)。在研究书法这一复杂文化艺术现象的过程中，雷德侯有时使用的是类似高居翰等学者的那种风格分析方法，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对单字进行比较，在一些细节之处他甚至也像日本学者那样，用高倍放大镜作极其精微的观察。与此同时，他又不同于后来的石慢那样对文本的文学性内容进行分析，而是集中于视觉艺术本身。可以说，不同于很多标榜“新艺术史”的英美研究者，雷德侯的研究方法并不易于归纳成某种“模式”进而套用于不同研究对象，他常常是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来处理带有“复合性风格结构”特征的中国书法的。当然，这也得益于雷德侯在书法之外，对其他许多中国艺术门类(如绘画、青铜器、摩崖石刻等)具有的渊博知识和开创性研究，这是很多中国本土学者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被问及自己的研究方法与日本书法史学者的区别时，雷德侯这样回答：“我很佩服日本学者的渊博和精确，细致具体，但我认为他们缺乏历史眼光。当时我发现《奉橘帖》中的双勾痕迹，包括题跋，日本人很佩服，但我不觉得这是我的突破，我的贡献是用米芾来理解二王。”(25)笔者认为这番“夫子自道”是切中肯綮的。或许雷德侯的贡献并不在于理解书法本身，而是告诉了我们书法传统和经典形成与建构的过程。这样，一切囿于经典书法史写作对于雷德侯的批评，比如割裂了米芾与同代人的联系，忽视了宋代其他的书法家，等等，都是无关宏旨的。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研究方法的难度，使其似乎很难被后来者所充分继承和发展。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李约瑟在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曾经提到西方学者撰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他必须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他必须很熟悉欧洲的科学史”、“他必须对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有所了解”、“他还必须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且有机会在中国各地旅行”、“他必须懂得中文”以及“他必须能够有幸地得到很多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指导”(26)。应该说，类似条件对于一位书法研究领域的汉学家来说也极为重要。近几十年来，在书法研究领域出现的这些由北美和欧洲的学者撰写的《兰亭序》研究著作，大多就是在具备了许多苛刻的综合条件的基础上诞生的。它们与中国本土学者在相关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共同构筑了当代书法研究，也成为中国书法研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这些成果面前，我们首先要学会倾听与对话，既不能居高临下、视若无睹，也不能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当前美术史界“海外汉学热”的学术风气中始终保持客观而清醒的自我意识与主体立场。

      ①如傅申《海外收藏及研究中国书法小史》(见《书史与书迹——博申书法论文集(一)》，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版)、白谦慎《美国的中国书法收藏和研究》(见《白谦慎书法论文选》，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祁小春《日本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综述》(见《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中国美术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等。

      ②转引自白谦慎《美国的中国书法收藏和研究》。

      ③Cf.Peter Charles Sturman,Mi Fu: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④Cf.Amy McNair,The Upright Brush: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8.

      ⑤有关米芾与《兰亭序》的关系和雷德侯对于黄绢本的看法，以及褚遂良系统《兰亭序》的流传与著录情况，参见白锐《唐宋〈兰亭序〉接受问题研究》(南方出版社2009年版)。

      ⑥⑦⑧⑨Peter Charles Sturman,Mi Fu: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p.28,p.78,p.79,p.82.

      ⑩(11)Amy McNair,The Upright Brush: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p.xiii,p.1.

      (12)韩文彬：《关于〈兰亭集序〉与复制品的问题》，华人德、白谦慎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中国学者杨念群对此概括为一种“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并指出“美国中国学诞生之初就与各种社会科学的思潮发生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几乎每一次命题的转换都与社会理论前沿错综复杂的变化有关……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频繁进行追踪式交叉，才能不断延伸历史解释的敏感度”(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4)李慧闻：《董其昌所见所评唐临摹本〈兰亭序〉及其1618年赠人的一本〈兰亭〉：关于鉴定学的一项个案研究》，华人德、白谦慎编《兰亭论集》。

      (15)莫家良：《〈兰亭序〉与宋高宗——南宋古典书风的复兴》，华人德、白谦慎编《兰亭论集》。

      (16)Cf.Shane McCausland,Zhao Mengfu: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or Khubilai's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17)Cf.Jean

Billeter,The Chinese Art of Writing,trans.Jean-Marie Clarke & Michael Taylor,New York:Rizzoli,1990.

      (18)劳悟达：《成就大师——一封羲之信札及其塑造权威书圣的作用》，故宫博物院编《兰亭论集》，故宫出版社即出。

      (19)以上各文均收录于《熊秉明文集·书法与中国文化》，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

      (20)邱振中：《语造精微——〈兰亭〉图像系统的重新审视》，上海博物馆编《兰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熊秉明：《智永千字文与冯摹兰亭》，《熊秉明文集·书法与中国文化》。

      (22)雷德侯：《米芾与王献之的关系》，载(台北)《故宫季刊》第7卷第2期，1972年。

      (23)Lothar Ledderose,"Chinese Calligraphy:Its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Social Function",Orientations,10(1986):35-50.

      (24)雷德侯：《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许亚民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xiii页。

      (25)张平：《雷德侯的中国艺术世界》，中国美术学院2011年博士论文，第12页。

      (2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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