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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2-0047-05
发达国家在高中等收入阶段①遭遇过“生态环境困境”。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都曾在较长时间内被公众生态环境观念转变、维权意识增强、福利诉求高涨，生态环境民主运动频发、环保与生态政治组织成长迅猛，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功能供需矛盾加剧，生态环境问题累积、保护建设任务繁重等困扰或制约。如何审视发达国家生态环境史上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并将中国现存的相关问题或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与之观照，尤其是置于刚刚跨入人均GDP3000美元门槛的界面去思考决策和创新跨越，以及回应当下西方盛行的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等，就变得十分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一、生态环境观发生剧变
总体上说，发达国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前是一个没有或者是重视不够的问题。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发达国家各国政府及其组织、团体和公众，直至联合国才真正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及其资源保护，才真正高度关注人的生存发展权、生态环境权益和生态环境福利，才催生了一批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成果，才催促了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全人类首次环境大会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才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欧美国家大规模的生态环境运动。事实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一个界点。这时的发达国家及其社会成员，对生态环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发生了重大变革，认识、观念、行为有了觉醒和反正，价值、权利、福利有了欲望和追求。尤其是当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及其危机，影响或威胁到人的生存与发展诉求时，人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希望从狭隘与盲目中解脱出来，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雷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不仅仅是对美国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危机的揭示，唤醒美国人的生态环境意识，而且是对西方国家增长模式进行批判，开启人类历史上新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时代。罗马俱乐部同年发布的《增长的极限》报告，既警告了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有限，过度使用会使人类自身陷入生存发展困境，必须尽快调整自己行为，又阐明了生态环境已变成为一个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紧密相关的迫切问题，一个影响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的进步的问题。佩切伊、汤恩比、舒马赫、拉塞尔、福雷斯特、萨克塞、约纳斯、罗尔斯顿等，在20世纪60-80年代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及其观念主张，既为政府、决策者和公众转变自然观、生态观、环境观、资源观、发展观等发挥了重大作用，又为发达国家生态政治运动蓬勃兴起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确立提供了强大动力。
二、GDP总值损失巨大
托宾和诺德豪斯1972年运用“净经济福利指标”对美国评估后得出结论，在扣除治理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支出后，美国1940-1968年GDP总量至少减少50%，1968-1976年GDP总量减少50%以上。美国商务部历年GDP数据显示，人均GDP1940年达到800美元，1942年超过1000美元，1962年突破3000美元，1968年达到4540美元。1940-1968年GDP总量表面虽然高达122604亿美元，但扣除治理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支出以后，GDP实际总量只有61302亿美元；1968-1976年GDP总量表面虽有107348亿美元，但扣除治理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支出后，GDP实际总量将低于53674亿美元。日本政府也采用“净国民福利指标”，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1973年进行了评估，并得出了扣除治理污染单项支出后，GDP增长率将从8.5%下降至5.8%的结论。即是说，依据世界银行统计1973年数据，日本GDP总量虽有4124.9亿美元，但当年污染单项损失却高达239.2-350.6亿美元。既可见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又充分验证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与透支大国，甚至是牺牲全人类生态环境及其资源而致富的道路。如果依据目前国际公认的由Robert Co stanza等人于1997年创建的“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即全球生态系统经济价值与全球GDP之间1∶1.8比例计算，美国1962-1978年期间（人均GDP3000-10000美元）GDP总量207092.0亿美元，就使用（透支）了本国或全球生态价值（成本）115051.3亿美元；日本1973-1984年期间（人均GDP3000-10000美元）GDP总量103371.7亿美元，就使用（透支）了本国或全球生态价值（成本）57428.8亿美元；原西德（联邦德国）1971-1981年期间（人均GDP3000-10000美元）GDP总量61710.2亿美元，就使用（透支）了本国或全球生态价值（成本）34283.4亿美元。
三、能源资源消耗量巨大
联合国统计数据和研究报告表明，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均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直到现在也是全世界人均能耗最高的国家。日本也同样如此。1973年，日本、原西德（联邦德国）人均GDP分别达到3000美元时，人均能耗分别是2.99、4.28吨标准煤，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人均能耗只有2.15吨标准煤。美国1973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人均能耗是8.19吨标准煤。如果依1973年美国人均GDP是日本、原西德的倍数和能源也呈倍数计算，美国人均能耗则远远高于日本，略低于原西德。美国1950-1970年间，人均GDP从1940美元上升至5069美元，增长2.61倍；人均能源消费也从7.57吨标准煤上升至11.14吨标准煤，增长1.47倍。日本1955-1975年间，人均GDP从269美元上升至4464美元，增长16.60倍，人均能源消费也从1.03吨标准煤上升至5.40吨标准煤，增长了5.24倍。资源消耗也同样如此。英国新经济基金会2007年底报告数据显示，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达到美国人的资源消耗水平，就需要5.3个地球所拥有的资源；达到法国和英国人的资源消耗水平，就需要3.1个地球所拥有的资源；达到西班牙人的资源消耗水平，就需要3个地球所拥有的资源；达到德国人的资源消耗水平，就需要2.5个地球所拥有的资源；达到日本人的资源消耗水平，就需要2.4个地球所拥有的资源；是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水平，只需要0.9个地球就能满足全人类的总消费②。
四、二氧化碳排放量巨大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8年显示，发达国家在1970-1990年期间，即人均GDP大致在3000-20000美元期间，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情况是：全世界3.3%，低收入国家1.8%，中等收入国家4.9%，高收入国家3.9%。就主要发达国家而言，除美国年均下降0.6%、日本年均下降1.0%以外，其余均呈增长趋势。英国年均增长4.6%，加拿大年均增长9.3%，澳大利亚、德国年均分别增长2.6%，法国年均增长0.7%。而同期中国年均增长只有0.2%，印度只有0.1%③。非政府组织“21世纪全球环境能源”（总部设在美国夏威夷）报告，1850-2005年期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比重是27%，俄罗斯、中国分别占8%，德国占7%，英国占6%，日本占4%，印度占2%。国际能源机构统计数据表明，1903-2003年期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球28.3%，中国同期只占7.6%；1950-2000年期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77%，中国约占9%。世界银行2006年11月5日发布报告显示，1992-2002年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加15%，其中80%是自发达国家排放。发达国家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的198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183.07亿吨，美国占到26.14%，总量是47.85亿吨；OECD成员国（包括美国）占到60.18%，是110.17亿吨。从人均排放看，1980年美国是20.1吨，加拿大是17.1吨，澳大利亚是13.8吨，英国是10.4吨，法国是9.0吨，日本是7.9吨④。
五、生态环境典型事件频发
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生态环境典型事件都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即人均GDP800-3000美元与3000-10000美元阶段。美国生态环境史记载，1940年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时，生态环境与过去相比已面目全非。1942年达到1000美元以后，生态环境稍有好转，但在向3000美元攀升过程中环境污染出现了严重恶化现象。如美国宾州多诺拉小镇1948年烟尘事件曾导致5000多人患病甚至死亡。1962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以致美国国鸟白头鹰都因滥用农药、化肥等濒临灭绝。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美国1969年通过了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关于把每年4月22号定为“地球日”议案。英国也不例外。1952年发生了伦敦4000多人因大雾和空气污染而患病甚至死亡事件，1956年制定颁布空气清洁法令也与此直接相关。20世纪60年代末期，空气污染、莱茵河与其他溪流污染和大面积酸雨成为全欧洲人关注的焦点，苏格兰1974年的雨水酸度已超过了正常水平的1500倍。1980年，瑞典干涸湖泊已达4000个，另有5000个面临干涸。德国黑森林地区1982年已有7%树木枯死或将要枯死，1985年时这一数字上升至50%。在发达国家中；先污染、后治理的典型是日本。低收入阶段曾发生过九州水俣汞污染、富山县神通川镉中毒、Okarche空气污染呼吸道、三重县四日市工业区亚硫酸污染、新舄县（新泻）甲基汞污染等重大生态环境事件。低中等收入阶段又发生过Kazanashi事件、米糠油事件、琵琶湖污染事件、Fumie Sakamoto女士与女儿Shinbone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控诉等重大生态环境事件。特别是1953-1960年期间发生的九州水俣汞污染事件，危害人口达到20万人之多，并通过遗传影响后代，被称之为仅次于广岛、长崎原子弹之后，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公害事件。在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间，日本与欧美国家一样，同样发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典型事件。
六、生态环境保护运动高涨
与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危机，特别是生态环境典型事件直接相关的是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作为发达国家的新社会运动，起始于19世纪末期美国和欧洲，兴盛于20世纪60-80年代。进入20世纪以后，针对本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问题，以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创造未来美好生存环境为主题，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一直呈波浪式前进。1970年，美国爆发了2000多万人参加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这次运动，还促使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工作，并成立了国家环保局，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动物保护法等系列法律法规，开展了具有长远意义的“环境十年”活动。伴随生态环境运动生成和演进，总体上表现为左倾的绿党自20世纪70年代初产生以后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具有典型时代特征和指导思想的绿党，与传统政党有着明显区别，它们都与生态环境紧密关联，且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甚至是10000美元左右所发生和发展。1972-1980年，美国、英国、西德、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瑞士、比利时等8个国家先后成立绿党组织。1981-1990年，法国、瑞典、爱尔兰、葡萄牙、卢森堡、荷兰、哥伦比亚、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芬兰、挪威、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马耳他、捷克、拉脱维亚、荷兰等20个国家先后成立绿党组织。1991年至今，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乔治亚、安道尔、希腊、波兰、西班牙、南非、土耳其、以色列等16个国家（地区）先后成立绿党组织⑤。世界上第一个绿党是澳大利亚绿党（1972年3月成立），第一个全国性绿色政党是新西兰绿党（1972年5月成立），第一个参加联邦选举的是加拿大绿党（1980年）。目前，德国绿党、芬兰绿党、捷克绿党为本国执政联盟党，加拿大绿党为本国最大在野党。美国绿党曾分别于1983年、2000年、2008年提名推举绿党成员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2001年，由非洲绿党联盟、美洲绿党联盟、亚太绿党联盟、欧洲绿党联盟（2004年2月22日改名为欧洲绿党）等四大绿党联盟组建了“全球绿党”。“欧洲绿党”是“全球绿党”最大成员，所辖绿党及其成员人数最为广大，影响和作用也最为突出，并形成了内部五大区域性组织⑥。1979-1989年，有11个绿党的成员分别进入了本国议会。1984-1994年期间，西德、比利时、荷兰、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卢森堡、爱尔兰绿党先后进入了欧洲议会。1999年时，欧洲各国绿党都有成员进入欧洲议会。其中，丹麦绿党于2008年被欧洲绿党除名，原因是该党在即将到来的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选择了与北欧绿色左派(European United Left-Nordic Green Left)所属的反欧盟人民运动(People's Movement against the EU)组织合作。“全球绿党”的第二大成员是2005年2月在日本京都成立的亚太绿党联盟。目前，亚太绿党联盟由日本、印度、韩国、蒙古、菲律宾、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斐济、汤加、尼泊尔、东帝汶、柬埔寨、瓦努阿图、萨摩亚群岛、所罗门群岛等23个国家（地区）和中国台湾绿党组成⑦。绿党之所以在欧洲产生和繁荣，与欧洲20世纪前半期政治状况和二战后政治趋势紧密相关。20世纪前半期，欧洲人尽管以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主，但其中不少人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影响，并接受了其政治思想和主张。二战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政治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东欧共产主义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主义逐渐与保守主义趋同，法西斯主义因二战失败处于边缘化状态。基于此，反对资本主义的左派与环境保护主义者合流共生，并很快形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欧洲成为世界绿色政治和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中心，以及在全球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环境保护组织异常活跃
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是美国1892年成立于旧金山的“山脉社”和同期的德国“生态法西斯主义”组织。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大大小小、名称不一、不计其数的政府与非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政府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组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门从事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工作。联盟有181个成员国、120多个政府组织、800多个非政府组织、10000多位科学家与专家，其使命是发布和制定合作性政策措施、管理规定、评估咨询报告，协调、指导、帮助、鼓励成员国，以及全球各区域开展生态环境工作，尤其是保护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正义与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工作。但生态环境保护组织中力量、作用和贡献最大的是非政府组织。以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绿色和平组织为先导，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全球绿色组织已多达4000多个。目前，仅美国民间生态环保组织就有10000多个，其成员之多、影响之广、力量之大为历史所罕见。美国的这些非政府生态环保组织可以参与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监督政府与企业制定和遵守环保标准，成员遍布参众两院，全美环保协会主席甚至是总统座上宾。美国绿色印章组织，可验证绿色产品，核发绿色认证书，对企业原料、生产、运输、废旧产品回收和再循环进行评估，甚至对酒店，包括其洁具、油漆、涂料、咖啡过滤器等进行评估，达标准者才被允许使用绿色印章的统一标志和广告。此外，非政府环保组织还拥有众多律师。如果政府、企业不按其要求行事，他们就启动法律程序对其起诉。对于绿色组织中的少数激进派，如非政府环保组织中的地球优先组织、地球行动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无政府高尔夫协会、地球解放阵线等，只应看着为非主流环保组织，不应对整个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及其运动加以排斥，其对策只能是加以科学引导和正确调控。反之，负效益会大于正效益。如美国曾将地球解放阵线和无政府高尔夫协会环境组织视为“恐怖组织”。
八、相关法律制度普遍滞后
处于高中等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普遍存在着滞后现象。观照美国、日本、欧盟等，可以说绝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甚至是超过10000美元后才逐步建立健全和修订完善的。美国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特别是对公害应对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在人均GDP近2000-3000美元期间只制定、修订颁布了5部，在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间制定、修订颁布了26部，在人均GDP10000-20000美元期间制定、修订颁布了8部，在人均GDP20000-30000美元期间制定、修订颁布了12部⑧。日本针对低收入和低中等收入阶段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事件，于1970年制定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空气污染防治法》、《噪音防治法》等14部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并进一步理顺和健全了相关体制、机制。在人均GDP3000-10000美元高中等收入时期，即联合国1972年斯德哥尔摩首次人类环境大会召开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重点是贯彻落实和修订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制度。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又制定颁布和修订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如日本现在执行的法律法规中，有14部就是1992年人均GDP30000美元至2002年期间才新颁布或修订的⑨。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政治组织，与美国、日本相比，在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与措施办法方面相对晚一些，包括欧共体环境行动系列计划等，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20世纪60年代后期甚至是70年代以后才出台的，但比较系统和完善，并取得了实质性效果，为其他区域性、跨国界组织或是一国内部从事相关工作也提供了许多经验。在生态环境审查(EPS)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估(EIA)或策略性评估(SEA)方面，同样存在滞后现象。
通过对发达国家高中等收入阶段生态环境困境及其主要特征分析，可以给我们四点启示：
第一，发达国家高中等收入阶段遭遇的“生态环境困境”，是一个不被关注甚至是被遮蔽的学术视域。对许多已然性结论或抽象性命题进行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研究和补正，既可以起到丰富发达国家生态环境史的作用，让发达国家重新回顾和认识自己高中等收入阶段，以及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所造成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又可以达到正确认识当下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之目的，特别是不能将刚刚迈入高中等收入阶段门槛的中国与目前的发达国家进行简单比较等有着现实重要意义。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高中等收入阶段，尽管遭遇了生态环境困境，但同时又产生了一大批相关且极具影响的现当代理论和研究成果，如自然观、生态观、环境观、发展观及其有关流派与思潮等。这些理论成果尽管有地域性、特质性、阶段性特点，但对处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因为其中有许多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及其资源的积极性成果，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却恰恰相对比较薄弱。
第三，生态环境是一个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主权、安全等紧密联系的命题。眼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警觉的新动向。如发达国家利用生态环境及其问题，约束、牵制、逼迫发展中国家遵循其主导的话语体系、运行规则及其机制，甚至遏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进行生态殖民、霸占世界资源，以及将其政治化对他国政治制度、体制机制进行指责、干涉和诋毁等问题。尤其是将生态环境与人权、经济贸易和国家主权挂钩，更是值得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四，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率先提出了生态文明命题。这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进行了新发展、新构建，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进行了新发现、新探索。生态文明既是理论命题，又是实践问题。理论层面，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观，文明体系中的组成，近几年中虽然产生了一大批成果，但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倾向。如译介国外的偏多，本土化的偏少，通论宏观偏多、定性定量偏少，解读文本偏多、回答现实偏少，甚至还出现了“生态文明是人类最高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等许多值得商榷的观点。实践层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建设什么，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长期任务。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规划，分步落实，整体推进，扎实有效，已是当前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工作。
注释：
①世界银行1995年标准：人均GDP是9386美元以上为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分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3036-9385美元）和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765-3035美元）；人均GDP76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2007年4月出版的《东亚经济半年报》中有所调整：人均GDP824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人均GDP825-3254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3255-10064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0065美元以上为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
②西方把废气排放“出口”到中国，德国之声（中文网），2007年10月6日报道，http://news.bbc.co.uk。
③④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998、200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网，2009年5月14日查阅。
⑤⑦http://www.wwfchina.org，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9年5月28日查阅；http://www.america.gov，美国参考，2009年6月10日查阅；http://www.guardian.co.uk，英国卫报（中文），2009年6月2日查阅；http://zh.wikipedia.org，维基百科，2009年6月14日查阅。
⑥绿色岛屿绿党区域(Green Islands Network)、波罗的海绿党区域(Baltic Sea Greens Network)、绿色地中海绿党区域(Green Mediterranean Network)、绿色亚得里亚海绿党区域(Green Adriatic Network)和北海绿党区域(North Sea Greens Network)。
⑧⑨http://www.wwfchina.org，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9年5月28日查阅；http://zh.wikipedia.org，维基百科，2009年6月14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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