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改元，主要得讲政治
文/枕星子
年号是由汉武帝刘彻发明的。
年号，在过去的封建帝制社会中一直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随着清王朝的崩溃与终结，人们与这纪年的符号渐行渐远。但最近，邻国日本的改元，又将年号带回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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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首创年号“建元”，唐初颜师古对《汉书·武帝纪》中“建元元年”的描述做注，称“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由“建元”开端，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宣统”成为最后一个年号，共两千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历史上共有多少个年号，至今尚无定论。据梁启超的统计，为316个。而根据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来看，则有500多个，不过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加上割据政权的年号，总数应当在千个左右。
改元是件大事
年号的使用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改元或是沿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统治者说了算。在明清以前，一个皇帝主政期间有可能会有多个年号。比如创设年号的汉武帝，一开始每六年一改年号，到后来每四年一改，他在位69年，共有11个年号。不过汉武帝毕竟是首创者，此时没有统一的制式，六年一改或是四年一改都还算有规律。到了唐朝，年号更改就较为频繁了，尤其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堪称“改元达人”。
新君即位是改元的最重要原因，尽管没有
南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有个性的他不愿与古人共用一个年号，觉得既往年号都代表消逝的政权，不吉利，尤其还要避免前朝亡国之君的年号，遂命宰相赵普想一个前无来者的词语作为年号，“先谕宰相曰：‘年号须择前代所未有者。’”赵普一番头脑风暴后，提交了“乾德”二字，赵明文规定称继任者必须在何时改元、如何改元，但长期以来，新旧君主更替情况下的改元有一些“规则”是约定俗成的。
尽管武则天改元频繁，多数年号的使用时间甚至没有超过一年，但梳理这些年号可以看出，每一个年号应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算是比较极端的晋惠帝司马衷一年四改年号，从永安到建武再到永安、永兴，也是有深层原因的。因为除了方便纪年，年号在更大程度上代表一种统治阶级的声音，或是总结以往的功绩，或是祈福消灾，或是宣告施政方针，都有针对性较强的政治信号。另外，改元的同时，一些年号成为了地方的新名字，表达同样的政治含义，比如东汉献帝建安元年置建安县，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升越州为绍兴府，南宋孝宗隆兴元年改洪州为隆兴府。还有先改地名，再改元的，如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八年将普宁县改为仁寿县，后又将仁寿作为第二个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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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元也要尊重前任
唐高宗649-683年在位，共有14个年号，使用时间最长的是永徽，仅6年。接下来更夸张的是武则天，她摄政包括正式称帝在位不过21年，就有17次更易年号，平均一年多就改元一次。有研究表明，这两位皇帝一下将唐朝皇帝使用年号数量的平均数拉到了3.41个，每个年号的使用时间拉低到3.87年。
所以改元理应是一件必须慎重的大事，并非如柏杨先生所说，古代皇帝“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就弄出一个新年号出来。
谁也不想“撞年号”
新旧君主更替有两种情况，一是政权变化下的更替，二是同一政权内的权力更迭。在第一种情况下，改元基本是即刻进行，很少出现新政权将前一年号用到第二年年初再改的情况。不过同一朝代内君主正常交接班的改元，出于尊重前一任，基本都是逾年更改，即“翌年改元制”，因为“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刘禅就是因为没有按照惯例逾年更改，遭到了批评。尽管有不少人打圆场，称刘禅当时即位背景复杂，急需通过释放政治信号，用“建兴”的字眼稳定政权，但仍被陈寿等人指责为“不守礼法”，且认为诸葛亮在教导刘禅方面出了纰漏。而后来的宋太宗，也是在哥哥宋太祖去世后，登基即改元太平兴国，颇受后人指摘。
就改元最频繁的武则天来说，从选择的年号看，她想表达的意思不过三层。一是强调权力的正当性，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点。如690年将国号改为周后，武则天改元“天授”，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表明自己顺承天意。695年的“证圣”则是将出家为尼的经历神圣化，用“证圣”这一佛教用语表明自己“出家为尼，证得圣果”。后又有“天册万岁”“神龙”等年号，都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二是记载功绩，如万岁通天二年九月，为了纪念“契丹李尽灭等平”，不仅“大赦天下”，还“大酺七日”，改元“神功”。三是表达美好愿望，这类也是武则天年号中数量较多的，如如意、长寿、延载、万岁登封、万岁登天、长安等，都是含义直白的词汇，无需赘言。
中国的年号绝大多数都是两个字，又基本选用含义吉祥的字，难免会“撞年号”，像“太平”“中兴”“永兴”这类意义明确的年号都被用了三次以上。不可否认有的统治者有意使用曾被用过的年号，但也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负责选定年号的官员业务不够精通，对前人年号研究不够透彻。
但中国古代这么多年的历史，就算有心维持惯例，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况。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将改元为泰昌。可惜朱常洛是个短命的天子，即位才一个月，就死于“红丸案”，其长子朱由校即位，次年将改元为天启。这么一来，泰昌年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严格按照“翌年改元制”，“泰昌”将被“天启”挤走，后世年谱上朱常洛这个“一月天子”可就没有一席之地了。
为了让“泰昌”有一定的存在感，当时的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采纳御史左光斗的意见，将万历四十八年一分为二，八月以前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是泰昌元年，次年为天启元年。也算是对朱常洛的尊重了。匡胤美滋滋地接受了，赵普也很得意，自以为完美完成了任务。但好景不长，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灭后蜀，一名部下从后蜀宫女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搜出一面铜镜，铜镜背后刻有“乾德四年铸”的字样。赵匡胤产生了疑问：“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学士窦仪回答道：“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赵匡胤恍然大悟，原来“乾德”也是别人用过的年号，他将“没文化”的赵普好一顿嘲讽：“宰相须用读书人！”没过几年，就改元为开宝了。
春暖花开，春回燕来。京师气候不比江南，春脖子短，暮春如夏，到处生机盎然。像往年一样，李武岗不踏青，不郊游，只顾关起门来享受。那天，在拔火罐时，赤条条的他居然成为火人。比之已被烧死的李驷峋、李陆峰，李武岗烧得更彻底。据当时在场的仆人说，烧到半途，李武岗早就死去，火苗也已经弱下去，谁知躯干中间部位居然“突突”地喷出烈焰，将胸腹全部点燃，最终整个中段都烧没了，仅剩头颈和四肢。更诡异的是，就连易燃的丝质床单都未全部烧光，卧榻几乎完好无损。
选年号是门技术活，负责此事的官员必须翻阅大量的典籍才能保证挑出的字、组合出的词没被人用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自645年孝德天皇即位,便以“大化”为日本的第一个年号，开始效仿中国的年号纪年制度，至今也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如今，明仁天皇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新一任天皇改元“令和”，日本内阁大臣们与参与此事的专家想必也是颇费脑筋。
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有个性的他不愿与古人共用一个年号。